第三节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他事好说，此事孤却不能许他。折氏世代忠义，于国家是特例。似仁多家，若纵其回灵夏坐大，焉知不是第二个河西李氏？”赵颢断然拒绝。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赵颢在心里将此视为腹心之患。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但看来自己真是天命所归！契丹人帮自己，连天也在帮自己！

    众人也纷纷跟着同意，王珪心中大恨，却又不敢出言得罪太后，留下后患，只得勉强同意。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石越知道王珪行事素来玲珑，这时候他不惜公然与王、马唱反调，无非是为了借机向皇帝表忠心。吕惠卿罢相后，王珪既无法依附王、马、石任何一方，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众人抗衡，他固位生存的惟一法门，便只有更加卖力地做好“三旨相公”。这时候他要借机大做文章，亦是理所当然。而他毕竟亦是仅次于王、马、石的吏部尚书，他若坚决反对，众人也不能置之不理。

    众人顿时也低声议论起来。范纯仁却只是望着石越，并不多说。石越越发觉得范纯仁聪明过人，不由轻轻叹了口气，道：“还是先按君实相公所说，上奏太后施行。其他的，待我见了韩拖古烈再说。”

    “此事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三天，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话虽如此，但辽国是虎狼之邦，只怕……”郭逵摇了摇头，他显然不愿意对辽国抱有幻想。

    李昌济在心里叹了口气，他已猜到吕渊的心思——雍王虽不答应，但诳一诳仁多保忠，又有何妨？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他想出一石二鸟之计，政事堂诸相既然将契丹将南侵之事瞒着皇帝，却去奏禀太后，那他也可以叫石得一将这些事悄悄禀报给皇帝知道，如此一来，既可离间皇帝与太后、两府之关系；以皇帝的性格，得知这个消息，说不定就此一命呜呼亦未可知。但这样的事情，似也没必要再烦扰雍王了。

    这让赵颢欣喜若狂。

    此时的赵颢，已看不到李昌济与吕渊的苦笑。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徴，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作为一个传统的探事机构，皇城司向来都有它一些秘密的渠道；而赵颢无论在宫中朝中，也有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人脉。一直密切注意着宫中与两府动静的赵颢，在得知两府宰执们忽然停止休假，齐聚政事堂会议时，马上便料到发生了大事。在司马光与石越离开太后所居的保慈宫后不到一个时辰，赵颢便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地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这……贫道以为，要说动仁多，除非许他做第二个折家，世世方镇……”

    他真正担心的，反倒是士民间舆论的转向。突然之间，六哥的风评变好了，这令得赵颢坐立不安。赵颢是靠着经营自己的声誉，一步步才有了今日的实力，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格外看重清议的力量。他担忧着，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赵佣的声望，会提高到令他丧失斗争的勇气的地步。

    李昌济是个道士，石得一是个宦官，自然不懂得女人与家庭。而吕渊一生飘浮浪荡，虽然是宰相府的衙内，却喜爱到处结交豪杰，喜欢谈仙论道，阴阳纵横之术，他与他的母亲方氏关系并不亲密，也不曾娶妻生子，或者去认真地理解一个女人，女人对他而言，仅仅只是一种需要，再无其他——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明白女人。

    所以，在李昌济与吕渊看来，这的确也是个好消息，但意义却完全不是赵颢所想的。二人只知道，辽人聚集兵马意图南侵，这种大事，自然会吸引两府诸公的注意力，令他们一时无暇他顾；而皇帝早一天死，那些犹犹豫豫想要背叛、告密的人，就会不敢轻举妄动，而他们也能抢在众叛亲离之前，发动兵变。

    在赵颢看来，谁真正了解高太后，这是不必多说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诸镇、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恙，为人臣者，岂可遂此欺君？”

    韩维被他骂得满脸通红，亦不反驳。但王珪却不认账，辩道：“荆公此言，某不敢苟同。这等军国大事独断专行，要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又有何难？只是这般做法，与古之权臣又有何异？诸公纵是舌灿莲花，若不请旨而行，终非正理。”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在他们眼里，高太后是高高在上、母仪天下的太后。而在赵颢眼里，高太后却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母亲。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对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此乃天意！此乃天意！”他对李昌济与吕渊再三说道。元旦朝会后，二人都出现了动摇。高太后的举动，让他们感到沮丧。只有赵颢不当回事，他始终坚信高太后会站在自己这边，他坚信几十年的母子之情，绝不会一朝而改。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不过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计划，那只是很自然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感情的天平上，那个不到十岁的侄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而赵颢坚信，高太后再怎么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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