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挚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浪，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掺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不，石越心里知道，这样的死去，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种奢侈。

    便如担心萧佑丹死去辽国会失去控制一样，他也直觉地意识到，王安石一死，新党也会失去控制。

    “太皇太后与皇上来了？”石越忍不住又问了一句，这几年，凡是要面见外臣之时，高太后与小皇帝总是寸步不离的，连经筵高太后也会在旁边旁听。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后会亲自来吊唁。

    他的侍卫对他尊重有加，绝不会违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亲近信任的感觉。而那些亲随做事也不够机灵，没有谁能如侍剑一样，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汴京一带的人，虽然聪明机灵，但却不太老实，让人无法放心，从桑家蜀中老家找来的人，却往往连言语都不太通。

    “相公，那个逻卒说，是皇上来了……”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石府的下人，实际上却比石越想的要能干得多。马匹很快就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换上了更加合适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当当，没任何毛病可挑。

    “是。”一个亲随应了一声，翻身下马，小跑着过去，拉住一个逻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地打听着。没多久，这个亲随便又跑了回来，到石越马前，低声禀道：“禀相公，圣驾在此。”

    尽管萧佑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自从经过上一次辽宋之间的危机后，石越心里就很清楚，只要有萧佑丹在，辽国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石越心里清楚，他相信司马光也肯定知道，这八年，吕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条。换了别人，早就美誉如潮，荐章迭上，召到京师重用了——事实上，太原府也已经接连有两任通判考绩卓异升迁了。这是司马光用另一种方法宣称，太原府的政绩，是那两位通判的，建国公只是在太原府养老的。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札，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的，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即使到现在，时间已经又过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应。

    这让石越再也没有拖延的理由。

    没有任何预兆，上午，王安石还参与了小东门召见唐康的会见。回府之后，一切如常，按时就寝，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到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磨磨蹭蹭地拖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吩咐亲随准备马匹。自从让侍剑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边的亲随、护卫就不断地更换，很少有能追随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没有他特别信任的人。亲随现在都是侍剑帮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户佃农的子弟，护卫则是高太后派来的班直侍卫。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马，皱了皱眉头：“去问问，怎么回事？”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地视为“新党”，在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得到王安石的丧报之后，石越有好一阵子不肯相信。范纯仁拉着他一道禀告高太后时，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亲眼看见王安石的遗体，他才意识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你说什么？”石越惊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

    以他所“知道”的来说，王安石早就“应该”死了六七年了，司马光也是如此。但是，当这两个人在“应该”死的那一年没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后，石越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谁说他们就不能和几年前去世的文彦博一样，活上个九十多岁？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从殿前侍卫班中，派出班直侍卫，给两府宰执充当护卫随从，这些班直侍卫两年一轮换，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蒲宗孟、曾孝宽这些新党名臣一个接一个地去世，章惇、曾布们又俨然与新党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视为新党，而自己也承认是新党的宰臣，实际只有枢密副使许将一人而已。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的，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也许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尔也会这样反省，但那种别扭始终存在，无法消散。

    但是，这个时刻维持着辽主与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将军们的理智，引导着契丹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智者，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随着唐康带回来的消息，综合职方馆的秘密报告，辽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

    从本质上来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地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因为他与王安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相反，两人在很多时候，还是政治上的对手。

    但许将的个人魅力，完全无法与吕惠卿相提并论。而在“和衷共济”的大策下，被调任回本土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另一位新党名臣蔡确，因为长期在海外，回国后又没能进入中枢，影响力也非昔日可比……

    他在心里认同了高太后的这种安排。在这样的环境中，与王安石道别，的确能让人多出一些从容。这对许多人都是必要的。

    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石越并不是很想去面对王安石的灵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须去那里的。就像是演戏一样，他去那里，不是给王安石看，也不是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给更多的人看。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的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了。

    他也还能清楚地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怕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中，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仿佛是嫌这一盆冷水还不够冰，绍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对时宣称辽国必将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个噩耗。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首先是作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他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反常。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石越知道宝相寺，也是因为这感慈塔，当年司马光曾经写过札子，请求罢修此塔。而主持修筑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宁年间将作监最著名的木匠之一杨琰，此人是大宋朝许多水利工程的实际主持者，石越还曾经咨询过他的意见。当年曾经有人献策，请求重新考虑太宗年间的一项运河修筑工程，那项工程的目的旨在沟通惠民河与白河，从而通过襄阳水路，使得从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陆路，直接南下，抵达长江！这条运河的长度不过区区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费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却有无法攻克的技术困难，最终以失败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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