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败告终。但因为火药的成熟，这些年来不断被应用于修路与开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过去无法挖开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药来炸开，于是又重提此项工程。这件事最终因为杨琰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但也因为有了这些渊源，石越虽然以前从未来过这宝相寺，却也知道了这座感慈塔。

    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他脑海里，这两幅画面，不断地交替浮现。

    绍圣以后，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在名号上加以尊重，但实际上绍圣朝的左右丞相，与西汉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语，根本没有开府辟官的权力。

    可惜的是，吕惠卿自己却未必甘心在太原养老。

    宝相寺位于瓮市子的西边，始建于后唐长兴元年，因为寺内的慈尊阁内有一尊弥勒佛大像，因此开封府的老百姓便称它“大佛寺”。在这寺内，还有五百罗汉像，以及始建于仁宗时，至熙宁年间才竣工的高达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两处闻名遐迩的名胜。

    而这宝相寺在开封府，大约也就是比分别为左右街僧寺首领的大相国寺与开宝寺，以及建国初重建的太平兴国寺要稍逊一些。其形势制度、剞劂丹青，亦可称得上是壮丽梵宫。

    王安石于前一天晚上逝世！

    石越绝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宁最后那几年的阴影，眼见着这个国家财政开始充裕，边境安宁，朝野各种政治势力难得的相安无事，甚至有点齐心协力的意思——这二十年来的努力渐渐都有了好的结果，心理上刚刚感觉松了口气，正待大展拳脚，继续做一些以后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绍圣七年，却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那么，石越能够给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个了。

    不管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让自己接受了这个解释。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尽管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作为治丧之用，又特别吩咐不遣内侍监护葬事<span class="notetext" data-note="宋时风气，大臣近戚死后，例遣内侍监护葬事，称为“敕葬”。敕葬最初为一种荣耀，但是因为丧葬之事全部听监护官处置，结果虽然有皇帝的敕葬财物，但监护官往往不计费用，最终仍然导致死者家属无力承受，甚至多有破产者。当时有谚语说：“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大臣近戚对此无不避之惟恐不及。"></span>。此外，议谥、追赠、陪祀高宗，还有王安石子侄的荫封……无一不是极尽荣宠。甚至太常寺与礼部已经开始在议论，要将王安石配享孔庙——此事或者还将会争论，但是最起码会入祀先贤祠。

    虽然这给人联想，但石越倒并不介意。也许高太后别有用意，但这的确也是一种恩宠。因为宰执们的护卫，原本就应该是禁兵厢军，升到班直侍卫，没有什么不妥，以宋朝宰执的威严，差使班直侍卫与差使禁军厢军，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兵部尚书章惇的侍卫不过顶撞了他一句，当场便被章惇援引军中“阶级之法”给斩了，连卫尉寺都不送，事后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扬章惇，被他杀了的侍卫的家属不仅没有抚恤，还成了罪人家属。此事之后，好长一段时间，石越的十几名护卫见着他就战战兢兢，说话声音也不敢太大。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以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佣，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在军事与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论色彩太强烈了，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可就在石越开始这样以为时，王安石却突然死了。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石越远远地便听到洪亮整齐的梵音从宝相寺方向传来，他知道这是高太后调集了上千僧人到宝相寺做道场，此事司马光虽然不以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实际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无法多说什么。石越原本对此无可无不可，但此时听到这声彻数里的梵音在耳边缭绕，开始尚不觉得什么，然而听得一阵后，虽然他全然听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么，但是渐渐竟也能感觉到那声音里的悲悯与抚慰，心情竟奇妙地变得平静。

    是因为他觉得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有这样平凡得到极点的死法？

    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萧佑丹坏事后，还曾经建议司马光与王安石，要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宣称大宋最惧怕的就是萧佑丹，以此来帮萧佑丹一把。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还在犹豫，萧佑丹就已经变成了刀下冤魂。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原本，石越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有萧佑丹在！

    从韩维、韩忠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取决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那逻卒没有提太皇太后，他说是皇上来了，护驾的是武城侯与阳信侯。”

    而遵照王安石的遗嘱，他的灵柩，将运往金陵，与他的长子王雱葬在一处。船只车马，皆已经准备就绪，王安石的灵柩，将只在宝相寺停放七天，然后，就会永远地离开这座城市。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但这种平静却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宝相寺附近，石越惊讶地发现，整个寺庙周围，隔着两条街起，便已经戒了严，街面上到处都是禁军与开封府的逻卒。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地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惟一不便的是轮换制度，虽然石越大可对这些侍卫不闻不问，但隔两年就要与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个制度高太后看起来也没有认真执行的意思，韩维、司马光在议事时提了一句，他们两人的侍卫就一直没有换过。所以，石越甚至都觉得自己的那一点点怀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潘照临对此嗤之以鼻。但不论如何，石越并不想试着去请求自己的护卫也不要轮换。

    石越张了张嘴，但是终于没有“啊”出来。

    对石越来说，这件事可以说突然，也可以说不突然。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判太原府吕惠卿，已经在河东路那个“穷乡僻壤”待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经希望将他调到一个好点的地方，但被司马光一口拒绝——能够符合吕惠卿的身份，离汴京又够远，还要偏僻穷困，同时还能保证吕惠卿生不了什么事，这样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吕惠卿这样的人，丢在边境，他能立军功，赶到南方，他能剿蛮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绩都不行的程度。若给了他这样的机会，到时候顾念旧情的王安石再说说情，司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绝——既然是合作，总不能老顾念旧嫌，但这个旧嫌，却又的的确确是拔不掉的心头刺。

    因此，石越的担心绝非是空穴来风——如若王安石一死，新党中的一些官员转而支持吕惠卿，那么绍圣以来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新党掀不起什么大风浪，在高太后垂帘的情况下，两府六部学士院各寺监的主官中，新党可以说屈指可数，几乎已经完全无法影响朝廷的决策。但石越心里却是清楚实情的——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地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这样，他就必须忍受些许的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