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r />     折可适早知和诜的性子，倒也不以为怪，只是笑着抱了抱拳，道：“还要请教？”

    折可适与和诜原是故交。熙宁西讨后期，折可适曾与章楶往河套经营，直到吴安国前来河套，他便回了府州，朝廷正待大用，不料天不遂人意，他竟突然大病一场，几乎要了性命。虽然最终勉强逃过此劫，然而曾经被视为“将种”的他，身体却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休说打仗，便是骑马，也不能耐久。便连此番前来大名赴任，也只好乘马车。后来他又在河东路做过一两年地方官，直至几年前，石越举荐他出任讲武学堂第五任大祭酒。原本心灰意冷，竟开始改学诗词歌赋，与士大夫往来唱和，逃避命运的折可适，在到了朱仙镇后，终于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气度。也是在朱仙镇，他与和家有了许多的来往。和诜之父和斌，参与了仁宗时代的许多重大战役，如定川之役、狄青南征等等，功勋卓著，为将清廉、勇武多智，即使在西军中，也素有恩信，熙宁时和斌便为河朔名将，绍圣之时，和氏一门，已是河朔禁军中数得着的将门。熙宁、绍圣以来风气，这等将门世家，无不是要将子侄送往朱仙镇讲武学堂，以谋取一个前程。和家亦不能免俗，他家子侄辈在朱仙镇读书者，多达二十余人，对于大祭酒的折可适，自然不免要着意结交。

    姚兕展现出了一个老辣的将领所能拥有的一切。他早已知道定州知州段子介所部的活动范围已深入到深州一带，于是利用在深州城南与辽军的战斗，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他主管情报的参军带着一个指挥的兵力出了城，而辽军毫无察觉。然后，他的这名参军与段子介部取得了联系，又让部下假扮樵夫，将这个消息带回了深州。于是，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段子介的牙队指挥使、北平寨主李浑，已经率领着三百精锐战士与一千余名段子介在定州招募的勇壮，悄悄从深州西边而来，但原本两军是约定在十日晚子时同时夹击辽军在深州西面的大营，不料辽军却在九日就猛攻深州。李浑遂当机立断，待辽军倾巢而出之时，率三百精锐轻骑直入，夺了辽军营寨，插上宋军军旗，又令拱圣军的那名参军与千余勇壮在后面大布疑兵，辽军瞬间军心大乱，连韩宝亦以为是宋军援军大至，仓皇撤兵。姚兕遂与李浑合兵一处，纵兵追击，与辽军断后之军鏖战竟日，大胜而归。

    参议官：游击将军、讲武学堂大祭酒折可适，朝奉郎、大名府通判游师雄，昭武校尉何畏之，昭武副尉、雄武一军副都指挥使和诜；

    折可适下意识地点点头，方欲回答，却见一个随从急匆匆地进来通报：“宣台有官人求见。”

    “可不是，一战之功，直晋三秩。”和诜讥讽地笑道，“这才是会做官的天才！祭酒有所不知，如今这已经不是传闻了——枢府的敕令，已经快马送到宣台。恕我直言，姚武之这位前军都总管，不仅是自己轻兵冒进，连带着将吾等全都拖了进去。古语云，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可如今却是世道不古，若只是皇上、朝廷，咱们或还可以详加解释，晓析利害，大不了拼着抗旨。但此物……”和诜指了指折可适手中的报纸，苦笑道：“你却要如何解释？”

    而到这一天为止，在宣抚使司的命令下，由冀州提供给深州的援助，不过千余斤火药、几万枝箭矢，以及接回了一部分拱圣军伤兵而已，石越没来得及派出一兵一卒进入深州城，增援拱圣军。

    石越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如此大规模的赈济行动，远远超出了宋朝的组织能力。

    可惜的是，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

    收回南撤军民之诏是不可想象之事。而石越也不能指望诸州皆如刑州一般拒命。既然如此，既能保全脸面，又能保护百姓，还能避开难民问题的惟一办法，便顺理成章地只余一途，便是坚守深州，拒辽军于深州以北。

    六月二十日的早晨。

    如石越的宣抚使司，下面还需要任命宣抚判官、提举一行事务、参谋官、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书写机宜文字、勾当公事以及随军转运使等等幕僚与属官。所有这些僚属，都是高级官员，一方面他们多由宣抚使来荐举，一方面也需要朝廷认可除拜，每个人事任命都牵涉宽广。便以宣抚使司参谋官这一职位来说，其官位与诸路提刑使相当，平时参赞军务，协助处理本司事务，若遇主帅病假，甚至可以代行主帅之职，遇到有事，还可以统军作战。因此这宣抚使司下属的官员，每一个都必须仔细斟酌。

    如今两人同在宣司，和诜又是地主，前来拜会问候，本也是礼数之内的事。只是当时之人往来拜会，都要先递名帖、札子，约定日期，折可适与和诜还未亲好到熟不拘礼的地步，照平常礼节，和诜着人送份札子过来问候，便算是尽到礼数了，他本人如此突然而来，反倒不同寻常。但他既然来了，无论如何，折可适亦不能将之拒之门外，当下连忙让人请了和诜进来，至接客厅相见。

    拱圣军这九天之内，伤亡总计超过两千余人，折损战马一千余匹，但是却成功击退了韩宝，深州战报辽军死伤两万余人，自然是不足为信，但是斩首五百级、俘虏三百余人，却是不易造假的数字。因此，石越相信韩宝的伤亡应当在四五千左右。

    “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唐康时若是想带骁胜军、神射军北上增援，下官虽不敢苟同，亦不至于如此着急。”和诜倒是十分坦白，“但他自知难以驾驭这些殿前司的骄兵悍将，反与孙正甫商议，要领着环州义勇与我的雄武一军北上——便这点兵力，贸然北进，岂非以卵击石？若平心而论，下官是赞同游景叔持重之法的，不过，我亦看得清楚，如今之情势，必不可能容得下咱们在此持重不发。救是非救不可，但断不能如唐康时、孙正甫的那般救法！

    一直到六月十九、二十日，他的僚属们，仁多保忠、李祥、折可适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大名府。每个人到了大名府后，前脚刚踏进驿馆，立即便会接到一份详尽的战报抄本——石越早派了人守在驿馆，告诉仁多保忠众人，战事紧急，若无要事，不必急着参见他，只管在驿馆先看战报，待众人到齐，自会召见会议。

    “这些话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天下便是翘首相盼，若然不诺，于军心民心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况如今大名府屯兵近十万，深州近在咫尺，若有万一，吾辈必成过街之鼠。但如今宣司内的意见，游景叔力主持重，只知道劝丞相不可因一城一军之得失，而乱大计，失分寸，只欲诸道大军聚齐，再与契丹决战。他倒是不怕深州丢，他恨不能契丹大胜拱圣军之后，志得意满，我们再示敌以弱，引着契丹前来大名府送死。唐康时与孙正甫原本主张御敌于深州以北，此前虽然失策，致拱圣军再度被围，但现今却愈加坚持己见，唐康时已是几度请战，想要亲领一两万人马，北上增援……

    “下官确是有一点点愚见。”和诜倒是一点也不谦虚。

    和诜也知道宣抚使司虽然初立，但规矩甚严，两天之前，便有一个小吏只因为嘴快泄露了宣司之内石越的两句无关轻重的话语，便被斩首示众，因此也不再多问，只转头望了折可适一眼，道：“祭酒的车马只恐仓促未备，不如便乘下官之车同往？”

    二十日一早起来，随他而来的亲从服侍着他穿好衣服，洗漱完毕，折可适正准备到院子里散散步——他独占着驿馆的一座院子——便有驿馆的小吏进来通报：和诜一大早便来拜会他了。

    折可适本是豪侠爽直之人，他被石越荐为谟臣，心中自然有他的抱负自诩，但他也毕竟不比当年，人生受过如此巨大的挫折，便不消沉，亦不免更加沉稳，不愿如年轻时那么张扬，但他又确实不太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这时见和诜不再提这个话题，真是松了一口大气，忙道：“看来昭武胸中已有成算？”

    他因笑着点点头，敷衍道：“昭武所言，确有几分道理。”

    和诜瞅了来人一眼，却是眼熟的，只是一时却想不起名姓来，因问道：“可知是何事如此着急？”

    如此大捷，足以让石越不再去追究姚兕不听调遣之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石越以文臣领军，素来重视给将领相当的自主权——这是他自在陕西领兵以来便坚持的原则。战争之法，便是以胜败论英雄，姚兕若然失败，自然其罪难逃，但若得胜，既往不咎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宣抚使司建牙第一事，便是准了拱圣军的议功之请，石越特别以宣抚使司的名义，上报宋廷，重赏深州之战的有功将领，尤其以李浑、姚古、刘延庆、田宗铠、荆离数人，论功最大。

    而西线镇、定的形势也出人意料的好。如今段子介俘虏萧继忠之事，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事。他又在定州附近招兵买马，仅仅一个多月，所募之兵，已经超过一万，号称“定州兵”。并和诸州忠义社合作，与萧阿鲁带几次交锋，虽然互有胜败，但他声势既盛，反而牵制了萧阿鲁带不能轻易南下。

    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石越口里绝不会承认他的南撤百姓之令，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但他的确已经开始暗自庆幸如刑州这样的抗命不从之事了。

    而自六月十日前后的战报来看，这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完成的目标。

    “下官是为了这两日间，子明丞相便要会议决定之事而来。”和诜说话直言无讳，不过却很难说这种直爽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他世家子弟的那种肆无忌惮。

    和诜却以为折可适赞同他的意见，喜道：“既是如此，待丞相在宣司会议，还望祭酒能据理直言。下官人微言轻，但若是祭酒所言，丞相必然采纳。”

    石越既不知道拱圣军的死活，也拿不准主意究竟是否要救援深州，亦不知道要如何救援深州……

    即使是在宋廷事先准备的安置难民的地方，也绝不可能保证没有人饿死，不可能保证不受人欺侮，甚至不可能保证人人都有地方睡觉……

    折可适是在十九日的傍晚，便在大名府城门关上之前，抵达大名的。宣抚使司早已派了几个羽林孤儿在城门候着，待他到达，便引至驿馆。他更衣未毕，便有范翔带着一大堆的战报抄本，亲自送至他的房间，他只是与先他而至的仁多保忠等人草草打过招呼，便燃烛阅读战报，直读到二更时分，方才睡下。

    东线，虽然辽军攻破了沧州两处城寨，但六月初，虎翼三军就有数十艘三百料的战船，已经奇迹般地进入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协助防守——原来枢密院命令下达之时，虎翼三军的几十艘战船，恰巧正在沧州以东的海面进行一次演习，虎翼三军接到命令后，除了千料级以上大战船不敢冒险进河道外，所有的小船，立即转向，西入沧州。而且天时也在宋朝一边，黄河与北方各大河流皆进入汛期，在发觉沧州出现宋朝水军之后，深入沧州的辽军也开始撤退。

    而事实上，他们所想的也未必没有道理。

    原本，自到了大名府后，石越便发觉许多情况，并不如公文报告中说的那么乐观。尤其是难民的人数——仅仅在大名府，便聚集了不下十万的难民。北京都总管府的解释是，这是六月以来陆续增加的逃难百姓。这十万难民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听指挥，尽管有官吏宣导，试图让他们离开大名府，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轻易离开。大名府屯集的重兵，还有坚固的城墙，给了他们安全感；而在唐康与陈元凤的主持下，赈济之事也做得有条不紊，虽然仍有不少逃难百姓饿肚子，粥厂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喝上粥，甚至每天总有人饿死，但即便如此，这些逃难百姓也不相信还有更好的去处，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好官”并不是到处都有的，能够碰上，便是运气，就算是饥一顿饱一顿，他们也愿意忍受，而不肯再冒险去一个未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