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Odyssey1956

母在书房里谈话。

    “那人写的什么？”他问。

    有句俗话，全世界都下雨，只漏了加州。分明就是三面环海的一个半岛，但旧金山却总是很干燥。但记忆里的上海却与此地截然相反，梅雨季会下绵绵一个月的雨，街道积起水来，底楼浴室的墙角只要几天不刷洗，就会长出霉迹，渐渐蔓延成瑰奇的图案。

    在那些信里，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

    唐延无语了，却也知道不是任性的时候，转身跑回去上了车。

    吴沁不说话，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看到她在哭，忽然就明白了。许多年以前，另一个哥哥也对她说过，你等我回来，但最后却没有回来。

    唐延一直记得那一夜。

    “我们得走了。”母亲对他说。

    那一年，他大学入学考试得了高分，尤其是写作部分，他给伯克利寄去申请，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只等次年中学毕业，便可进入文理学院学习。

    那一幅铁幕不会永远横亘在大洋上。

    “我这就要走了。”他开口。

    连载到此处，唐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

    或许用“回”这个字并不合适。时隔五年，他已经觉得这里很陌生了。

    母亲一笑，没有回答。

    但这一夜却不一样。

    那天晚上，母亲与他长谈。有些事，他似懂非懂，只记住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一幅铁幕正在海面上方缓缓地落下，所有人都只能做出选择，这一边或者那一边。

    “为什么？”他诧异地看着母亲。别的孩子可能常被敷衍欺哄，但自他记事以来，从没有被这样对待过。

    而后，又是 49 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军纪的整肃，城市里的新气象。

    “没有事的。”他对吴沁道。

    那是 1950 年的年底，他十二岁，吴沁九岁。

    那时的他，个子就像按不住似地蹿得比母亲还要高，却又长着一张小孩子的面孔，看起来有些滑稽。

    比如他们搬了新家，位置比从前偏僻一点，但是房子后面对着海和松林，每天夜里都能听着海浪的声音入眠，再听着海鸟的鸣叫声醒来。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他记得外面很冷，天黑得很早，屋檐上传来轻微的哔剥声，也许是开始落雪子了。

    但也有些时候，他与其他的孩子不同。他开始写一段回忆录，有关他们在上海的那五年时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细细碎碎，什么都有。比如飞涨的物价，加油站门口汽车的长龙，排队买户口米的人群。

    就是这么不巧，他在此岸，吴沁在彼岸。他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美军卡其裤，遭到美国宪兵的枪击。

    听母亲解释，他才知道是镇反开始了。父亲的一个旧相识被捕，恐怕要被判刑。而根据这人一贯的做派，一定会咬出其他人来，管它事情是真是假。而且，就算不是这个人，还有别的人。

    随后的那几年，他就像其他孩子那样长大，念书，运动，社交。城市变成更大，更繁荣，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下了船之后，他向侨办申请原籍安置，又给吴先生写去一封信。等一连串手续走下来，回到上海，已经是那一年的深秋。侨办干部送他到毕勋路，这时已经改了名字，叫汾阳路，但那两座并立的小楼还在原处，院子里母亲种下的紫玉兰已经长到了二楼的窗口。

    她一震，还是像从前那样点头，对他一笑，又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临上船之前，他没能去学校。一整夜都睡得不安稳，天一亮就去敲十七号的门，但娘姨告诉他，吴沁已经上学去了。到了午后，汽车已经等在弄堂口，吴沁却迟迟没有回来。

    然后，父亲又道：“如果那一边也只想听到故事里的一部分，你怎么办？”

    汽车发动，沿着那条林荫小路开出去。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回头望，看到吴沁走出街心花园，站在上街沿，也正朝他这里看过来。

    起初，母亲告诉他，信需要通过香港的朋友转寄，所以路上的时间或许会比从前长一点。

    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他还是没有收到上海来的回信。

    后来年纪渐长，他开始不大好意思带着吴沁玩儿，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同学圈子，这个习惯却没变。一来一去，一问一答，两个人都不怕了。

    文章并不太长，不过薄薄一叠稿纸。但等到他全部誊写完毕，已经是 1954 年。

    就像十年前，刚刚上小学的他对包班女教师说：“No，thanks.”我不适合做这份作业。

    母亲只是说：“你知道你父亲没办法回去。”

    那一年的八月末，他在新加坡登上了一艘名叫芝莲嘉的荷兰邮轮，船上几乎都是归国的马来西亚华侨。起航之后，船继续往南，穿越赤道，先朝西走，经停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加里曼丹，再北上到菲律宾的棉兰和吕宋岛。

    听到这个消息，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羡慕，觉得父母教养有方，孩子前途无量。而他大概也是百无聊赖，得意忘形，把那一叠书稿寄给了纽约的一家杂志社。于他意料之外，他的中国故事真的发表了，分了五期刊载在那本杂志上。

    “你挣了多少美元？”

    那时，他和吴沁正在餐桌上做功课。两人同时抬头，眼看着书房的门关起来。隔着门，听不到一点声音。他回过头，见吴沁正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探寻。

    到了第二年，风向又变，事情不了了之。他只需要忘了这件事，就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子，念书，运动，社交，拿到毕业证书，去伯克利上大学。

    在南洋各大港口之间穿行了半个月之后，船在马尼拉停了最后一站，他在那里给旧金山寄去一封信报平安，而后直航广州。

    那时的他，已经知道父亲的过去。家里的事，母亲从来不瞒他，拿他当一个大人那样对待，问他的想法，也愿意接受他的意见。

    在天津，美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驻津美军当局甚至规定，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而轧死一头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

    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美军士兵强|奸，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问题诸如——

    他顿了顿才答：“不管怎么说，我想看看那边的事。而且，我相信世界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

    比如他到上海的第一天，那个认错了他，叫他“哥哥”的女孩。还有那个雪天，女孩脱下棉鞋，送给乞讨孩子的那一幕。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