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Odyssey1956

    小时候的玩伴变得认不得了。他们认为他很奇怪，他也很难理解他们的想法，觉得他们真的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岛上，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哪怕这个岛很大很大。

    吴沁点点头，还是没说话。

    最终，当他说出自己的打算，父母并不算太意外，他们一直都很懂他。

    汽车喇叭响了两声，是在催他。

    他转身回去坐好，装作望着窗外，避开母亲的目光，无声地落泪。他已经大到不合适再哭了，他知道。

    “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还在外边跑？”

    而且，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根据 1943 年中美双方签署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的规定，归美国军事法庭裁判，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进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

    她就是不想听见他说这句话。

    但是，那些信寄出去很久，始终没有收到回音。

    但他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忘记。身边的同学们照旧念书，运动，社交，而他无法欢乐着他们的欢乐，享受着他们的享受。无论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冷眼旁观，就如同一个局外者。尽管他生在此地，说一口无可挑剔的英文，尽管伯克利是出了名的左派大学，Free speech movement 在当时的校园里已有萌芽。但他还是觉得身边人的所说所为，跟他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不在一个时间轴上。当他的同学对世界时事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只想对他们说，你们连这个岛都没出过，你们根本不知道彼岸发生了什么。

    编辑告诉他，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甚至认为会像三十年代的赛珍珠一样畅销一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也是个卖点。

    他理解父母的决定，此刻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离开。他们买了船票，先去香港，再去旧金山。走得匆忙，就像当初来的时候一样。

    他忽然想起吴沁，这时候的她应该有十五岁了。六年过去，不知变了多少。他觉得肯定认不得她了，也很怀疑她会不会还认得他。

    船上的归侨越来越多，绝大多数都是像他这样的年轻学生。夜里船舱闷热，只要天气晴朗，大家都喜欢睡在甲板上。远远近近，有人打乡谈聊天，或者唱着他听不懂的歌谣，他望着星空倒是又想起那座面朝海滩与松林的房子来，以及房子里他的双亲。

    比如一名美军士兵雇车，车夫不懂英语，动作稍慢，士兵竟拔出军刀割掉车夫五根手指。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被打美军士兵殴打致残。

    “我会回来的。”他向她保证。

    “我知道，”他点头，“我已经成年，可以一个人走。”

    但校长却答非所问，说唐延只是个孩子，只要他停止杂志上的连载，并且申明文章所写有误，对读者致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不涉及任何惩罚，也不会对他的学业产生影响。

    他看着她说：“我回来了。”

    比如战后的上海，仅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

    冬雨下了一夜又一天，外面又湿又冷，她却还在那里玩。

    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录音设备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

    吴沁点点头，对他一笑，又伏案写字。

    “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还未等父母说什么，唐延已经开口，平静而又坚决。

    船到码头，有一位鲍德温先生来接他，是父亲从前合伙人的儿子，已经混得如当地人一样。鲍德温为他联系了一个华侨团体，他将会跟着他们一起返回中国大陆。

    “为什么不回家？”他有些动气了，搞不懂她为什么是这种态度。他马上就要走了，去万里之外，远隔重洋。

    在书稿的后半部分，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

    他知道父亲不是恶人，母亲知道，吴先生也知道。但有些事，众口铄金，恐怕永远都不能像那张门生帖一样，只需划一根火柴，便可灰飞烟灭。

    他不甘心，跑出弄堂，一路往学校那个方向找过去，总算在街心花园找到她。

    他在路口停下脚步，旁边恰好有一辆公共汽车经过，车门玻璃上映出他的影子。他简直认不得自己了，头发在华侨农场里剪得极短，个子又高了些，皮肤晒黑了，面孔与身型都有了男人的轮廓。

    听说这件事之后，他的父母当即到学校要求见校长，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怎么可以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接受传讯？

    在海上漂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回到旧金山。

    早两年，他们总是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他安慰吴沁，吴沁也安慰他。比如考坏了一门考试，弄丢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或者在外面玩得忘记时间回家，等到想起来，天都已经黑了。每到那种时候，他总是会对吴沁说，没有事的。而吴沁总是点头，哥哥说的对，一定没有事的。

    一阵沉默之后，母亲才开口：“从前有人对我说过，战争是过眼烟云，只有他写的东西才是永恒。”

    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后，事情开始变了。

    1956年的夏天，他上了从旧金山开往夏威夷的邮轮，到了那里之后，再搭船去新加坡。他旅费充足，却还是找了个随船的工作，一路打着工下了南洋。他给母亲拍去电报，母亲回电说，自己也曾在货轮上帮过厨，那时也是跟他一样的年纪。

    只是这一次，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他被停学了。

    新的建筑，新的街道，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在那个半岛上洋洋洒洒地铺张开来。

    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我只有十六岁，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

    最初的两期印出来，一片好评。

    那段时间，他一直给吴沁写信，跟着母亲的邮包一起寄出去。

    直到有一天，母亲给他一个纸盒，他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最近的几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早就放学了，你为什么躲在这里？”他埋怨。

    她也看着他，点头笑了，叫了声：“哥哥。”

    但当他揿响电铃，那道黑色的铁门打开，门后面已经长成少女的吴沁分明还是他心里的样子。

    比如他进了新学校，刚开始不太习惯，但他的成绩还是很好，就连最难的拉丁文都能考到优秀，这多亏了吴先生一直教他。

    他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功课很多，又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文章，写得很慢。但他不急，反正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以及在等待的同时，为回忆添上了越来越多的细节。

    吴先生自法院回来，身后还跟着陈佐鸣先生。两个人直接进了他家门，与他父母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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