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屋子里的野蛮人

    有一年，雨季没有来。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体验。熬过这场大旱的农夫绝对一辈子忘不了这一年。即使是离开非洲很多年，住在一个气候温和湿润的北方国家里，当夜里听到大雨倾盆的声音，他也会突然惊醒，然后大喊：“终于下雨了，终于下雨了。”

    一般情况下，在每年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长雨季就开始了。雨季会持续到六月中旬。雨季来临前夕，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一天比一天干旱，就像欧洲的暴风雨来临前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一群马赛人住在我农场的河对岸。为了雨季过后平原上能长出嫩草供牛羊享用，马赛人会在雨季来临前在干燥的平原上放火。大火很快就会熊熊燃烧，平原上空的空气随之翩翩起舞；边缘镶嵌着层叠彩虹的烟雾沿着河岸滚滚向前蔓延；燃烧产生的热气和味道像是要从熔炉里逃窜一样，慢慢地飘进农田。

    雨季来临前，会有大朵大朵白云不断在灰色的草场上空聚集，然后再消散；远处倾盆而下的大雨给地平线镶嵌上一条蓝色的斜纹。此时此刻，整个世界似乎都只在想一件事情。

    在日落之前的傍晚，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向你靠近。被清澈的靛蓝和深绿色包围的群山慢慢地向你走来，它们生机勃勃而又充满禅意。再过上几个小时，如果从屋子里走出去，你就会发现，群星已然落幕，晚风轻柔而深沉，孕育着无尽的恩惠德泽。

    当急促的奔跑声在你的头顶响起，而且声音越来越大，那是风在森林里的大树顶上奔跑，不是雨来了；当这个声音开始贴着地面奔跑，那是风正在灌木丛和长草中穿行，也不是雨来了；当这个声音变成了地上的沙沙声或嘎嘎声，那是风跑进了玉米田里。这种声音听起来特别像雨，以至于你不断上当受骗，甚至好像感受到了雨滴的存在，好像你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你期待许久的戏剧马上要在舞台上上演了。但同样地，雨依然没有来。

    终于，大地开始嘶吼，声音深沉浑厚，就好像从共鸣板上弹回一样；周围的整个世界也开始歌唱，歌声环绕在上空，盘旋在大地上。这才是雨来了！这种感觉就好像你与大海分离已久，终于又回到了她的怀抱，回到了爱人的怀抱一样。

    有一年，雨季始终没有到来，好像是宇宙都把你抛弃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爽，有些日子甚至会感到一丝寒冷，但空气并不湿润。万物一天比一天干燥，一天比一天硬实，就好像所有的自然力量和优美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样的天气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确实是对季节更替的否定，就好像这种更替被无限期延长了。萧瑟的冷风像是气流般盘旋在你的头顶，周围所有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变得黯淡无光；田里和森林里再也没有燃烧的味道；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大自然的各种强大的力量并不喜欢我们。在南边，被焚烧过的平原上有白色和灰色的灰烬，呈现出灰白相间的条纹，但整体是黑色的。它躺在大地上，变成了荒野。

    每天，我们都在等待雨季的到来，但每天都在失望。对农场的期望和期待也逐渐地淡化、消失。最后几个月的犁地、播种和剪枝完全就是傻子所做的无用功。农场上的工作进度逐渐慢了下来，最后终于停止。平原和山谷里的泉眼干涸了，有很多陌生的野鸭和野鹅跑到农场上的池塘里。这座池塘位于农场的边缘。有时，会有两三百头斑马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清晨到这儿散步，在日落时到这儿饮水。小马驹们也会跟着妈妈来到这儿，当我骑着马走到它们中间，它们竟然丝毫都不害怕。我们每次都要把这些动物赶走，因为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少，要留给农场上的牲畜喝。不管怎样，来到这里总是让人心情很愉快。池塘的泥里长着灯芯草，棕褐色的大地上就多出了一个绿色的小斑块。

    我总觉得土著人要比我了解更多雨季来临的预兆，但当我向他们询问时，他们总是一语不发。在这样的大旱天气里，虽然他们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他们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应该很清楚，在大旱年间，有九成牲畜都会死去，他们的祖先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的香巴田干巴巴的，剩下了不多的红薯和玉米，还都蔫头耷脑的，马上要枯萎了。后来，我也学会了他们的这种态度，不再令人厌烦地到处谈论这艰难的季节，也不再抱怨。但我毕竟是从欧洲来的，在这片土地上还没有生活多长时间，不像在非洲生活了几十年的欧洲人，已经学会了土著人的这种彻底的被动。况且，我那时还很年轻，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觉得自己必须铆足劲头去做些事情，否则很可能就会和农场小路上的尘土或是平原上的烟雾一样，被大风卷走。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的爱情故事。这样的写作把我的思绪带到很远的地方，带到其他国家，以及其他时代。

    如果有朋友来农场拜访，我就会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们听。

    夜晚，当我起身走到门外，就能感觉到凛冽刺骨的风呼呼地吹。天空清澈明朗，点缀着成千上万颗明亮的星星。所有的一切都是干燥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在晚上写作，后来在早上也会写。其实在早上我是习惯去农场干活的，但在大旱季节里，我总是没有办法决定，是先爬到高处的玉米地里再次翻地和播种，还是到咖啡园里把已经干了的咖啡豆从树上摘下来，只把咖啡树保留下来。我就这样犹豫着，每天都无法做决定，于是就一日一日地往后推迟。

    那时，我常常坐在餐厅里写作，稿纸会铺满整个餐桌，因为我在写故事的间歇里，还要算账，要为农场做预算，要回复农场经理饱含凄凉的便条。仆人们问我在做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在写书。他们就把这项工作当成了拯救农场的最后一次尝试，所以对我的写作抱着极大的兴趣。后来，他们会问我的写作进展，还会走进我的房间，长时间地站着，监督我的写作。房间的墙壁镶嵌有黑色的护墙板，他们的头发颜色和护墙板的颜色很像。到了晚上，靠墙站着的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件件白袍子陪伴着我。

    我的餐厅面西而坐，开着三扇窗户，外面是石铺的阳台、草坪和森林，有一个斜坡直通到小河边。河水是农庄和马赛族人领地的边界线。站在餐厅里虽然看不到小河，但能看到它蜿蜒的河道————河边有暗绿色的阿拉伯大橡胶树沿着河道向前延伸。站在餐厅里，可以看见它们。河水的对岸是一片树林，地势要高出河岸许多。树林上方就是绿色的大平原，它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下。

    “倘若我的信念能够移动大山，我希望能把这座山移到我的身边。”

    风一般从东边吹来，餐厅的门面向西面，而且总是开着，所以农场上的土著人都喜欢在房子的西侧活动。他们在周围转悠着，时刻注意着餐厅里我的动向。土著牧童们也不例外，他们把山羊赶到附近，让它们在这里吃草。

    这些牧童整日赶着父辈的羊群在农场上游逛，为羊群寻找草源。他们把房子里的文明生活与“野蛮人”的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我的仆人们并不信任他们，所以不喜欢让他们进屋，但他们偏偏极其热爱屋子里的文明世界，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危险，即便是有危险，他们也可以随时离开。餐厅里挂着一座古老的德国布谷鸟钟，对于他们而言，它就是我们这个文明世界的核心。在非洲高原上，钟表完全就是一件奢侈品。在这儿，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过太阳的位置判断时间。这儿没有铁路，所以根本不用按照火车的时间安排生活，想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全凭你自己的意愿。所以，有没有钟表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只是这座钟表确实很有意思。钟表里有一只布谷鸟，它站在一簇粉红色的玫瑰花中，每到整点，它就撞开前面的小门，把自己扔出来，再用清晰、傲慢的声音为我们报时。每次这个古怪的小东西出现时，都能给农场上这些小男孩们带来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悦。这些男孩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准确判断时间。每到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左右，我就能看到他们跟在羊群的后面，从房子周围慢慢走过来，他们是不敢把羊群扔下不管的。他们和羊群在灌木丛和森林的长草里移动着，露在外面的脑袋颇似池塘里青蛙的头。

    然后，他们会把羊群留在外面的草场上，光着脚无声无息地走进来。他们中最大的十岁，最小的才两岁，但都非常礼貌，保持着一种他们自认为得体的礼节：可以在屋子里自由活动，但不能触摸任何东西，也不能坐下，不能说话，除非我和他们讲话。当钟表里的布谷鸟跳出来向他们冲去，他们脸上立刻露出狂喜的神情，然后就低声地笑了起来。有时候会有年纪特别小，对羊群不怎么上心的男孩在大清早一个人跑过来，一言不发地在钟表前站很久，然后用基库尤语对着钟表唱赞歌，表达自己对它的爱，之后再庄重严肃地离开。仆人们总是笑话这些孩子，他们对我说，这些孩子真是无知，居然相信那只布谷鸟是活的。

    但当我开始用打字机之后，这帮仆人们就像这些牧童一样，蜂拥来到我的房间里观看打字机怎么工作。有时，卡曼特会在晚上来到房间，靠着墙站在那儿，一站就是一个小时。他的眼睛在睫毛下像黑色水滴一样，绕着打字机前后左右滴溜溜地转着，仿佛要把它彻底弄个明白，好把它拆成碎片，再重新组装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抬头看到了他满是专注和意味深长的眼神。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道：“姆萨布，你相信自己能写书？”

    我说我也不知道。

    和人聊天时，卡曼特习惯在每说一个词组之前，都留下一个长长的、意味深远的停顿，好像是为了对对方负责似的。因此和他聊天时，每说一个词，我在心里就要想象出有这样一个停顿。所有土著人都是停顿大师，他们习惯了在说话前停顿一会儿，然后再对某个谈话发表自己的看法。

    果然，听到我的话后，卡曼特停顿了很久才说：“我不相信。”

    说实话，我和别人还没有讨论过自己的书。听他这么说，我就把稿纸推到一边，问他为什么这么想。这时我才发现，他其实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了，而且这次还是有备而来的。

    他把一本书从背后拿出来，是《奥德赛》（The Odyssey），然后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说：“姆萨布，你看，这才是一本好书。每页纸和其他页都牢牢地粘着，你使劲摇，也不会散开，变成一页一页的。写这本书的人一定很聪明。但你看你，”他说着，语气里开始有了嘲笑，并且还带有朋友般的怜悯，“你写的书都是这儿一页那儿一页的，如果忘了关门，它们肯定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还会被吹到地上，你那时候肯定会很生气。所以，你写的肯定不会是好书。”

    我跟他说，在欧洲会有人把这些稿纸钉在一起。

    “那你的书会像这本书这么厚吗？”他用手掂了掂《奥德赛》，又问。看到我有点犹豫后，他就把这本书递给我，让我自己判断。

    我说：“不会，我写的书没这么厚。不过你也知道的，图书馆里很多书都很轻，而且也没这么厚。”

    “那你的书会像这本一样这么硬么？”他又问。

    我回答说，要是把书做得这么硬，书会很贵的。

    他不说话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表达了他对这本书的期待。之后，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的质疑感到后悔，他把散落在地上的稿纸一张一张捡起来放在桌子上。做完这一切后，他还是没走，而是站在桌子旁，等了一会儿，才郑重其事地问我：“姆萨布，这些书里都写了什么？”

    我从《奥德赛》中挑出英雄奥德修斯和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故事给他讲解。我告诉他，奥德修斯说自己叫“没有人”，他把波吕斐摩斯的独眼戳瞎，然后躲在公羊的肚子下面逃走了。

    卡曼特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一边表达着他的看法。他认为那只公羊和他在内罗毕家畜展览会上见到的埃尔门泰塔的朗先生的羊是一个品种。然后他又把话题转移到波吕斐摩斯身上。他问我，这个巨人是不是像基库尤人那么黑。我说“不是”之后，他又想知道奥德修斯是不是来自我的宗族或家族。

    然后又问我：“他是怎么说‘没有人’这个词的？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吗？你说一下我听听。”

    “他说的是‘乌提斯’”，我告诉他，“他把自己叫‘乌提斯’，在他的语言里，意思就是‘没有人’的意思。”

    “你也要写这些吗？”他接着问我。

    “不是，”我说，“你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我可能会写你。”

    卡曼特本来是很自由自在地在说话，听到我这么一说，突然就变得扭捏起来。他低下头小声问我，我会写关于他的什么事情。

    “我可能会写你以前生病时出去放羊的事情，”我说，“你那时候在想些什么？”

    他抬起头，双眼在屋子里上上下下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很含糊地说：“塞朱利。”意思是“我不知道”。

    “你那时候害怕吗？”我问他。

    他没有立即回答，停顿一会儿才肯定地说：“是的，大平原上的孩子都会有感觉害怕的时候。”

    “那你害怕什么？”我问。

    他静静地站在那儿，表情慢慢变得镇定深沉，双眼凝视着前方。

    然后，他说：“乌提斯，这儿的男孩们都害怕乌提斯。”

    几天后，我看到他在跟其他仆人们聊天。他告诉仆人们，我写的书到了欧洲会被粘在一起，而且也可以做得像《奥德赛》那么厚，不过要花费一大笔可怕的费用。说完，他还把那本《奥德赛》拿给小伙伴们看。他表示他不相信这本书会卖得好。

    卡曼特有一种独特的才能，这在我的房间里对他特别有用。那就是，他只要想哭，就立刻能哭出来。

    每次我认真地批评他的时候，他就会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双眼直直地看着我的脸，脸上一副伤痛欲绝的表情，里面还夹杂着一丝警惕和警醒，这种表情土著人随时都能做出来。随后，他的双眼会慢慢蓄满泪水，然后大颗大颗地流出来，顺着脸颊滚落。我心里很清楚，这绝对是鳄鱼的眼泪，如果是别人，绝对一点儿都影响不到我。但看到卡曼特这样，我就会受不了。因为此时此刻，他那木刻般毫无表情的扁平脸庞，会重新陷入黑暗和无止境的孤独世界中，而他已经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了很多年了。在他幼年被羊群环绕时，脸上很可能就挂满了这种无声的、沉重的泪滴。看着它们，我感到很不安，就会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他的错误。而一旦我这么做，他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会降低很多，于是我也就懒得再追究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眼泪很容易让我放松警惕，让我丧失斗志。但不管怎样，我坚信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默契。他一定很清楚，我完全能看出他泪水中的悔恨，除此之外，我不会再想别的。而他其实也并不是想拿这些眼泪来欺骗我，他应该是把它们看作是面对更高权威时的一种仪式。

    他总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他为这个称呼赋予了什么含义，所以就总是去问他。但问了好多次，他就只是说，我信仰什么，他就也信仰什么。当然，我自己很清楚我在信仰什么，所以也就没必要再去问他了。后来我发现，他这么说完全不是借口，而是他自己乐观向上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信仰声明。他把自己交给了白人们的上帝，并随时准备执行上帝的命令，但他不会主动去寻找某套工作制度背后的原因，因为这些工作制度很可能会和白人自己的一些制度一样，既不合理又不可理喻。

    有时，我的某些行为会与苏格兰教会的教诲冲突。卡曼特是属于苏格兰教会的，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问我谁的才是对的。

    土著人很少会有偏见，这一点很令人吃惊，因为人们总觉得原始部落里会有许多严格的禁忌。我想这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他们与许多不同的种族和部落已经非常熟悉，二是因为非洲东部的人际交往活动比较活跃。这种交往活动的大门，首先是由旧时代的象牙商和奴隶贩子打开的。到了现代，欧洲的移民和大型野兽狩猎者再次打开了这道门。从高原上的牧童到成年人，几乎每个土著人都面对面地见过许多自己种族外的人。他们见过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卡维朗多人。这些人对于他们，就相当于西西里岛人对于爱斯基摩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而不是通常人所认为的土气的乡下人、粗野的居民或传教者，后者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群体内，脑袋里有一套固定的观念。白人和土著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很多误解或误会，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如果土著人把你当作是基督的代表，那你做事就要小心谨慎了。

    农场上有个从基库尤保留区过来的土著小孩，名字叫基塔乌。他喜欢思考，喜欢观察，做事情也很专注。我很喜欢他。刚来农场三个月，他就跑过来问我要推荐信，说想要跟着我的老朋友阿里·比·萨利姆工作。阿里·比·萨利姆是一位酋长，同时也是蒙巴萨沿海地区的一名官员。他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基塔乌见过他。但那时，他还刚到农庄不久，对这儿的一切才刚刚熟悉，所以我不太想让他离开。我说可以给他涨薪水。但他拒绝了，说自己想离开并不是想要高薪水，而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他告诉我，在保留区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好了，以后一定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或者伊斯兰教徒，但具体是哪种教徒，他还不确定。他从保留区来到我这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他在农场生活了三个月，已经见识到了基督徒的“特斯特德”，即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现在他想通过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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