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留区里骑马

    我骑马向马赛保留区内走去。途中要穿过一条河，过河之后，十五分钟就到了。在农场上生活的时候，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能骑马过河的地方。因为在河的这岸，下坡时有很多石头，而到了河对岸，上坡的地方又非常陡。但“一旦进入保留区，愉悦的心灵就特别渴望骑马的快乐”。

    在你面前，是广阔的草原和起伏不平的旷野，你可以不停歇地策马飞奔上百英里。没有栅栏，没有沟渠，也没有任何人工道路。

    除了马赛人的村子，这里没有任何人类居住区。而这支厉害的游牧民族也已经赶着牛羊群去了其他草场，因此这儿已经荒废半年了。这里有低矮的荆棘树，它们有规律地散布在平原上；有长长的深谷，有干裂的河床，河床上躺着巨大的平石，还有小鹿走过的路，你可以沿着它们穿过河床。没过多久，你就会意识到这儿有多安静。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描述这里：

    疾风尽吹，

    长长的草儿在旷野中奔跑。

    在孤独和寂寞中，

    旷野、大风和我的心一起嬉闹。

    现在，当我回忆起非洲的岁月时，我可以这样形容它：一个人，从嘈杂喧嚣的世界走进一座安静的村落，然后就成为一个安静的存在。

    雨季来临前，马赛人要把草原上的枯草烧掉，那时整个草原变成了黑色，完全荒芜下来。如果这时来这儿旅行，感觉就不太好了。马蹄走过，会把地上那些烧焦了的灰尘扬到你身上，它们会包围你，会钻进你的眼睛里，燃烧过的草茎像玻璃一样锋利，猎犬们的脚会被它们割破。一旦雨季来临，草原上长出新的嫩草，你就会感觉是在春日里骑行，马儿也因为高兴变得有点发狂。各种各样的瞪羚会来到绿色的草地上吃草。远远看去，它们就像是一张台球桌上站着的动物玩具。你可能会闯入大羚羊群里。在奔跑之前，这些温顺而有力的动物是允许你靠近的。它们奔跑起来，会伸长脖颈，长长的角就在脖颈上方向后流动延展。它们的胸膛上松软地垂下大块皮肤，看起来像是长方形，随着奔跑而左右摇晃。它们好像是从古老的埃及碑文里走出来的。在这些碑文里，它们曾和农人一起参与耕田犁地，这就给它们平添了一种亲切的家养气息。长颈鹿生活在保留区的深处。

    雨季来临的第一个月，有时会有一种香气扑鼻的野生白石竹花开遍整个保留区。远远望去，大地宛如被白雪覆盖。

    我从人的世界来到了动物的世界，心里还因为昨晚的悲剧沉甸甸的。那些围坐在我房子旁的老人们让我心神不宁。在古代，如果哪个人认为邻居女巫盯上了自己，或者恰恰就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女巫在衣服里藏了小蜡人，给它洗礼起名，而名字就是他们的名字，那他们一定能感受到我此时的心情。

    在法律事务上，我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怪的。对于我而言，在农场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维持平和的氛围，没有了土著人，我会撑不下去。一旦这些非法棚户们争吵起来，你又不认真地解决，那这件事可能就会变成非洲人身上的脓疮，他们把它叫作“草原疮”，就是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愈合了，但一旦你放任它下去，就会化脓溃烂，一直烂到最里面。除非你把它连根剜出，彻底清洗，它才会愈合。土著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他们希望解决某个纠纷时，就会请我去做裁判。

    我并不是很清楚他们的规章制度，所以在他们那神圣的法庭上，我常常像是记不住台词的歌剧女主角，总是需要其他演员的提醒。农场上的老人们就承担了提醒我的任务，他们机智圆滑，且颇有耐心。有时，女主角会因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感觉震惊，感觉受到冒犯，然后走下舞台，拒绝继续表演下去。此时，这些老年观众就会感觉命运女神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女神的这一行为，只好安静地坐着，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然后朝地上吐口水。

    欧洲和非洲对公平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又都无法忍受对方的观念。对于非洲人而言，灾祸发生后，唯一的赔偿方式就是更换与代替。他们根本不会去关心事件的动机，不管你是躺在那儿，故意等着仇人来后切断他的喉咙，还是你从树上不小心掉下来，砸死了一个正在沉思中的陌生人，在土著人的心里，对你的惩罚方式是一样的。如果某个群体失去了什么，那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从哪儿找点什么东西补偿。他们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定罪或赏罚，也可能是害怕一旦这样做，整件事就会走入歧途，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事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但他们会铆足劲头，无休止地议论猜测某个罪行或某次灾祸能值多少绵羊和山羊。时间对他们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他们非常庄重严肃地把你带进了一个神圣肃穆的诡辩迷宫。这种做事风格完全与我当时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不符。

    所有非洲人都是如此，即使是智商远超基库尤人，极度鄙视基库尤人的索马里人也不例外。在他们的家乡索马里兰，一旦有凶杀、强奸和诈骗发生，他们也会坐下来，以相同的方式评判这些案件能换回多少牲畜，比如令人垂涎的昂贵母骆驼和马匹，他们对这些牲畜的名字和血统非常清楚。

    法拉有一个十岁的弟弟。有一次，在布拉穆尔，他拎起一块石头朝一个小男孩扔去，打掉人家两颗牙齿。这个男孩是另外一个部落里的人。这件事情传到内罗毕后，两个部落的代表就来到我的农场，在法拉家的地板上坐了一夜又一夜，不停地讨论和商量。这里面有一位瘦弱的、戴着绿色穆斯林头巾的老人，他曾经去麦加朝圣过。还有傲慢的索马里年轻男人，不参加如此肃穆的场合时，他们就为某位出色的欧洲旅行者或猎人扛枪；还有长着圆脸、有着黑眼睛的小男孩们，他们代表各自的家庭，在整个讨论过程中非常腼腆地一言不发，但是会很专心地聆听和学习。法拉告诉我这件事很严重，因为那个男孩毁容了，到了适婚年龄会很难找到女子结婚。所以，他们向法拉索要赔偿的理由是，新娘可能会嫌弃他不会生育或长得丑不嫁给他。最终，大家决定以五十头骆驼作为“忏悔金”。也就是半个驼群，整个驼群是一百头骆驼。法拉就从遥远的索马里买了五十头骆驼。十年后，这些骆驼会成为某位索马里少女的身价，她就不会在意新郎那两颗掉了的牙齿了，当然这或许也是另外一出悲剧的开始。但法拉觉得这不算是很严厉的惩罚，他弟弟算是被从轻发落了。

    农场上的土著人完全无视我对他们法律的看法，只要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就会来找我，为他们寻求赔偿。

    有一次，正是采摘咖啡豆的季节，有一个基库尤女孩就在我的房子外面被牛车轧死了。女孩的名字叫万博伊。当时，牛车正从咖啡地往工厂运咖啡豆。我一直规定，农场上所有人都不能乘坐牛车。否则，每一趟牛车上会坐上一堆采咖啡的小姑娘和孩子，他们有说有笑地坐在牛车上，一路兜着风，慢慢地穿过农场，其实所有人都走得比牛快。如此一来，牛的负担就太重了。当某个年轻的车夫驾着牛车经过，这些小姑娘就会睁着梦幻般的眼睛，一边跟在牛车的旁边跑，一边央求车夫让她们坐上去开心一下。车夫们总是不忍心把她们赶走，所以就只好跟她们说，走到我的房子时就要赶紧跳下去。万博伊往下跳的时候摔倒了，紧跟而来的牛车车轮从她小小的黑色头颅上碾压过去，碾碎了她的头骨，车辙里留下了一条细细的血印。

    我派人去叫来了她年迈的父母，他们从咖啡园里过来，看到女儿就扑在她的身上嚎啕大哭。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因为这个女孩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会在结婚的时候给他们带来山羊、绵羊和一两头小母牛。从她出生后，他们就梦想着这一切了。当我还在考虑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时，他们却先发制人，直接和我翻脸，理直气壮地要求我全部赔偿他们。

    不可能，我说，我不会赔偿。我早就告诉过农场上的女孩，不允许她们乘坐牛车，这农场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两位老人点了点头，但并不是说同意了什么，他们只是冷静地坚持着自己的要求。他们辩驳我，说肯定要有人赔偿他们。他们的头脑中有着固定的原则，如果想让他们接受不同的想法，那就像是要让他们接受相对论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结束了谈话，直接离开。他们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就好像我身上有磁力这种天然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贪婪，或刁难，或怨恨。

    最后，他们在我房子外的地上坐了下来。他们都是穷人，都很瘦小，一直都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中，看起来就像是在草坪上坐着的一对小獾。太阳下山了，他们还在那儿坐着，和草坪融为了一体，很难分辨开。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中。他们可是在丧失亲人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两者加起来，他们就被极度的悲痛淹没了。法拉那天不在农场。天黑以后，我们屋里的灯亮了，他还没有回来，我只好自己走出去，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买羊肉吃。但这真是一个错误的行动，他们竟然觉得，我开始在他们的围城里感到疲惫了，而这个举动就是第一个迹象。于是，他们就接着又坐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们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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