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坟墓

    丹尼斯·芬奇-哈顿每次长途旅行之后，都会来农场住上一段时间。在我解散仆人，要打包走人的时候，他就没法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于是就住在了内罗毕的休·马丁家。他每天都从那儿开车来农场和我一起吃饭。我把所有家具都卖掉之后，我们就坐在打好包的箱子上一起吃饭。我们会坐在那儿，一直坐到深夜。

    有好几次，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表现得像是我真的马上就要离开了。他把非洲看作是自己的家，但也很理解我，和我一起伤心难过，不过他还是嘲笑了我和仆人们分别时的离愁别绪。

    他问我：“你真觉得离开西朗加就活不下去了？”

    “是啊。”我回答说。

    大多数时间，我们就像平常一样聊天，做各种事情，好像未来并不存在似的。担心未来不是他的做事风格。他自己很清楚，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利用未知的力量。因此，他很自然地支持我过一天日子撞一天钟的生活方式。别人爱怎么想，爱怎么说，都随他们去吧。坐在一间空房子的包装箱上吃饭聊天，这种行为对我们来说很正常，也很符合我们的生活品味。他曾经引用一首小诗送给我：

    你要用愉快的方式，

    吟唱悲伤的歌曲，

    我永远不会为怜悯而来，

    而是为快乐而至。

    在离开前的那几个星期，我们常常会在恩贡山或保护区上空飞短途路线。一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丹尼斯就来到农场接我。然后我们就在恩贡山的南边看到了一头狮子。

    他曾经提过要把放在我家里的书打包带走，但一直都没有动手。

    他说：“你留着吧，我现在没地方放这些书。”

    我马上要处理房子了，他还没有决定好要搬到哪里去。一个朋友坚持让他去内罗毕看看。耐不住这位朋友的劝说，他开车去了内罗毕，那里有一栋小别墅要出租。从内罗毕回到农场后，他心情一直不太好，就是因为在内罗毕经历的一切，他甚至都不愿意跟我提。吃饭的时候，他本来正在跟我描述那些房子和家具，却突然停下来不说话了，脸上浮现出了不常见的厌恶和悲伤。显然，他接触到了一个他无法忍受的世界。

    但我知道，他这次无非就是遭人刁难，而这种刁难也是很客观的，并没有掺杂什么个人的感情。他忘记了，他本来是应该参与这个世界的。我就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哦，至于我，就算住在马赛保留区的帐篷，我也会很开心。或者，我会在索马里的村子里找一座房子住。”

    这次，他终于谈起了我在欧洲的未来。他说，我在欧洲会比在农场上开心，不会经历到我们将在非洲经历的文明世界。他说：“你也知道，在这片非洲大陆上，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讽刺感。”

    丹尼斯在南方沿海有一片土地，位于蒙巴萨岛北部三十英里的塔卡普纳大溪湾。那里是一片阿拉伯殖民地的遗迹，还保留着一座很庄严的尖塔和一口井。这是一片盐碱地，有被岁月风化的灰色石头，还有几棵古老的杧果树。丹尼斯在这里有座房子，我还在里面住过。房子前面是蓝色的印度洋，海面清澈，海景宏大而神圣，同时也沉闷无趣，视线所及只有又长又陡峭的浅灰色海岸线和黄色的珊瑚石。

    退潮之后，可以走到离房子好几英里的海边。此时的海边，看起来很像是一座宽阔但又不平整的露天广场。还可以捡到很多又长又尖、奇形怪状的贝壳和海星。腰里裹着布、头上戴着红色或蓝色头巾的斯瓦希里渔夫在周围晃悠，看起来好像是水手辛巴达来到了人间。他们会卖各种颜色的尖刺鱼，有些还相当好吃。在房子下面，有一排凹进去的深洞和岩穴，里面非常凉爽，你可以坐在里面眺望远方亮晶晶的蓝色海水。涨潮时，海水就会淹没这些洞穴，然后漫到地面。大海在充满洞孔的珊瑚石里唱歌、叹息，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好像你脚下的地面有了生命似的。长长的海浪奔跑着，像大批军队一样，涌进塔卡普纳溪水里。

    我在塔卡普纳住的时候，刚好遇到满月。满月之夜的塔卡普纳光芒四射，静谧至极，简直是美到极致，你的心不由得就被它征服。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打开面朝银色大海的大门。温暖的微风嬉闹着，低语着，把细软的沙子带进房间，让它们落在屋里的石头地板上。一天晚上，一排阿拉伯帆船驶近海岸线，在季风的推动下默默地在海上向前漂，于是月下就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棕色帆影。

    丹尼斯偶尔会说，要把这里变成他在非洲的家，以后出去游猎的时候可以从这里出发。当我刚开始计划离开农场的时候，他就把这栋房子贡献出来供我居住，就像我把我在非洲高原上的房子给他住一样。但我觉得，如果没有舒适的设施，白人无法在这样的海岸线附近住太久。这里海拔太低，太热了。

    我在五月份要离开非洲的时候，丹尼斯计划南下到这里住上一星期。他计划再建一座更大的房子，再种些杧果树。他开着飞机离开，打算先飞到沃伊附近看看有没有可以猎杀的大象，因为当地的土著常常提到有一群大象从西边迁徙过来，在沃伊附近生活。其中有一头非常高大，至少是普通大象的两倍，常常独自在沃伊的林子里出没。

    丹尼斯自称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但他常常会被某种特殊的情绪或预感左右，然后持续沉默好多天，甚至好几周。只是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状态，我问他怎么了，他反而还表现出一副惊讶的模样。这次出发前他就是如此，一直恍恍惚惚的，好像沉浸在某种思绪中。当我告诉他我的这些感觉时，他还反过来嘲笑我。

    我想如果能再次看到大海，我一定会很开心，所以就要求跟他一起去。他答应了，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不同意我去。他说这次的航线很复杂，要绕过沃伊附近，很可能会在林子里降落，还要在里面过夜，所以他最好是带个土著仆人一起跟他去。我提醒他，他以前说过要带着我飞遍非洲的。是的，他说他确实说过。如果沃伊附近真的有大象，他会在选好降落地点和野营的地方后，再回来接我一起去看大象。这是唯一一次在我要求他带上我，却被他拒绝的一次飞行。

    他在八号离开，那天是星期五。离开之前他说：“下周四到门外等我。到时候和你一起吃午饭。”

    他都已经发动汽车，准备去内罗毕的机场了，却又关掉了汽车的引擎，跑回来找一本送给我的诗集，说是要带着它上路。他脚踩着汽车的脚踏板，手指着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一首诗。“听着，这是你的‘灰雁’。”他说。

    我看到，灰雁飞过平原，

    在高空中，拍动着翅膀，

    笔直地，从一个天际飞向另外一个天际。

    灵魂蹿至咽喉，坚硬如石，

    天空浩瀚，腰间系上了一条灰白的缎带，

    太阳的轮辐，碾压过层层褶皱的山峦。

    然后，他朝我挥了挥手，永远地离开了。在蒙巴萨岛降落的时候，他把飞机的一只螺旋桨折断了，于是就发电报到内罗毕的东非航空公司，索要备用螺旋桨。航空公司派了一个小伙子把螺旋桨带给他。飞机修好之后，他准备继续起航，还让这个小伙子跟他一起。但这个年轻人却不愿意跟他去。这个男孩以前经常飞行，也跟其他人一起飞过，还坐过丹尼斯的飞机跟他一起飞行。而丹尼斯又是一个很优秀的飞行员，飞行的技术和他的其他能力一样，在土著人中间相当有名气。但这次，这个男孩死活不愿意跟他一起飞。

    很久之后，他在内罗毕遇到法拉时聊起了这件事情。他是这样跟法拉说的：“那次即使给我一百卢比，我也不会跟贝达先生去飞的。”那次飞行之前的几天，丹尼斯可能也觉察到了命运的阴影，但这个土著男孩的感觉要比他强烈得多。

    最后，丹尼斯只好带着自己的仆人卡马莫向沃伊飞去。可怜的卡马莫特别害怕飞行，他跟我说过，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地面后，他就会一直盯着自己的脚，直到再次落到地上。只要抬头瞟一眼飞机外面的天空，或从这么高的地方向下看一看地面，他都会被吓个半死。

    周四的时候，我走到屋外等待丹尼斯。我估计他会在日出的时候飞到沃伊，然后两个小时后就飞到恩贡。但他还没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在内罗毕还有事情要办，所以就开车进城去了。

    在非洲，一旦我生病，或者特别忧心的时候，就会被一种类似强迫症似的想法所折磨。我会感觉自己的周围非常危险，所有的人都处于不幸之中。在这样的灾难中，我好像站错了地方，大家都不再信任我，甚至还会害怕我。

    这实际上是战争带给我的一种白日梦魇。当时，有好多年，殖民地的人们都怀疑我是个亲德派，一直都不怎么信任我，他们一直怀疑我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曾在奈瓦沙为德属东非的冯·莱特托将军买过马匹，其实我是无辜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战争爆发前的六个月，我和他乘坐同一艘船来非洲，他请求我帮他买十匹阿比西尼亚母马。那时我还是第一次来非洲，心里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所以很快就把他的请求忘记了。后来，他写信提醒我这件事，我才跑到奈瓦沙区去给他买了马。但战争很快爆发了，这些母马也就没有被运出肯尼亚。即使如此，“在战争初期，曾经为德国军队买过马”这个所谓的事实，我再也无法摆脱掉。后来，我哥哥自愿参加英国军队，在法国鲁瓦南部的亚眠战役中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人们对我的怀疑这才逐渐消散。那时，战争还没有结束。哥哥获得勋章这件事还上了《东非标准报》，大标题是：一枚东非十字勋章。

    那时的我其实把自己被孤立这件事看得并不严重，因为我清楚自己一点儿都不亲德，在必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自己澄清这件事。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却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因为在好多年后，每当我异常疲惫，或者发高烧时，那时的感受就会回来。在我离开非洲前的几个月里，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我就感觉好像有一片黑云突然从头而降。我有些害怕这种感觉，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错乱了。

    周四到内罗毕后，这种噩梦感又袭击了我，但没有任何征兆却又异常猛烈，都快把我给逼疯了。莫名其妙地，我觉得整座城市和遇到的所有人都非常悲伤，而且所有人好像都在故意避开我似的。谁都不愿意停下来和我说话，朋友们看到我之后也立刻开车走了，就连来自苏格兰的杂货商老邓肯在店里看到我后，也立刻离开了铺子，脸上还带着一种惊骇的表情。我可是在他的铺子里买了好多年生活用品，甚至还在政府办公楼的舞会上跟他跳过舞。我开始觉得，这次到了内罗毕，我好像是来到了一座荒岛上，孤单得厉害。

    来之前，我让法拉留在农场去接丹尼斯，所以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基库尤人不擅长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包括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都与我们不同。我还要去奇罗莫和麦克米伦女士一起吃午餐，所以就想，到那儿之后就可以和一些白人聊聊，也恢复一下理智。

    我开车去了位于奇罗莫的那栋可爱的老房子，驶过竹林大道之后，就发现了午餐会。但这里的情景和内罗毕一模一样。所有人看起来都很伤心，我走进去后，他们突然闭口不语。我走到老朋友布尔佩特的身边坐下来，他眼睑低垂，嘟哝了几个字。我感到身上压着一个沉重的黑影，很想把它甩下来，于是就和他提起了他在墨西哥的登山活动，但他好像完全忘记了。

    于是我就想，这些人也帮不了我了，我得回农场去，丹尼斯应该已经回来了。我们在一起可以理智地聊聊天，做一点儿事，那样我就正常了，就能继续理解所有事情了。

    吃完午餐之后，麦克米伦女士请我和她一起去小客厅坐坐。坐在客厅后，她告诉我沃伊发生了一场事故。丹尼斯的飞机在那儿坠毁了，他当场身亡。

    在她说完之前，我刚听到丹尼斯的名字，就知道了真相，立刻就理解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之后，沃伊的地区委员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描述了坠机事件的所有细节。飞到沃伊之后，丹尼斯和地区委员一起过了一夜，早上和仆人一起走到机场，然后开着飞机朝我的农场飞去。但他很快就又飞了回来，而且飞得很低，大概只有两百英尺。突然，飞机开始摇摆，然后开始旋转，最后像一只鸟一样俯冲下来，一头栽到了地上，然后就起火了。人们飞奔过去，但却被热浪阻挡着不能靠近，只能拿起树枝扑火，把沙土扔到火里。火被扑灭之后，大家才发现，飞机早已经撞毁了，机上的两人在落地之前就已经死去了。

    丹尼斯坠机后的很多年，殖民地的人们都认为他的死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出自对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价值观的敬畏，普通的殖民者对他的态度开始好转。提到他时，他们经常把他称为“运动员”，会提到他在做板球手和高尔夫球手时的辉煌成绩。丹尼斯从来没有跟我提到过他的这些经历，所以我也是到了这时才了解到他在这么多的运动中的声誉。人们在称赞他的运动生涯的同时，也会顺便提一句：当然啦，他也是很有才华的。但他们真正记得的，是他身上的那种绝对的大公无私，或者说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任何人都会无条件地真诚。除了白痴和他，我再也没见到过这样的人。在一个殖民地里，这些品质通常不会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只有在一个人死去之后，它们才会被真心地赞美和欣赏。殖民地的人要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擅长这样做。

    土著人比白人们更了解丹尼斯，对他们而言，他的死就像是朋友或亲人的死。

    得到丹尼斯的死讯后，我准备去沃伊。航空公司要派汤姆·布莱克到沃伊做一份关于这起坠机事件的报告，我就开车去机场，想请求他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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