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

我的脑子里一直浮现出一个基库尤女人的画像，她没有名字，我也不认识她。她生活在卡塞古的村子里，是他的某个妻子，或是他某个死去的儿子的妻子。她沿着大平原上的一条路朝我走来，背上背着很多细长的杆子。这些杆子是用来搭建房屋屋顶的，在基库尤村子里，这种活儿都是女人们做的。这些杆子大概有十五英尺长，女人把杆子的两头绑在一起背在身上，在非洲大地上行走。我看着她，看着她背上呈现圆锥形的高高的杆子，觉得压在下面的她很像某个史前动物，或者一个长颈鹿的剪影。这些杆子被烧焦了，通体黑色，显然是经过棚屋烟雾的常年熏烤。也就是说，她刚刚拆掉了自己的房子，要把旧日的建材背到新的地方去。我们相遇，她站住不动，挡住了我的去路。她紧紧地盯着我看，就像我在旷野中遇到的长颈鹿群中的某只长颈鹿，它就这样盯着我看。而我根本不清楚它们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它们此时是什么感受，心里会有什么想法。过了一会儿，她大哭起来，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像是旷野中的一头母牛在你面前流泪。但我们谁都没有说话。过了几分钟，她给我让路。然后，我们分开，朝着不同的方向往前走去。我想，她好歹还有材料可以建造新房子。于是心里就开始想象她怎么开始工作，如何把所有的棍子都捆绑在一起，如何为她自己搭起屋顶。

    农场上的小牧童还没有感受过我不在农场生活的日子，所以因为我要离开这件事整日非常兴奋和紧张。他们很难想象，或者说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我的世界，对于他们而言，我的离开就是上帝的退位。每当我经过他们身边，他们就会从长长的草地里站起身，大喊着问我：“姆萨布，你什么时候离开呀？姆萨布，还有几天你就走了？”

    终于，我要离开的日子到了。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了一个看似很怪异的道理：事情的发生总是会超乎我们的想象，不管是事情发生前，事情发生的过程中，还是事后我们回忆起来，都是如此。总有一种原动力，可以不依赖人类的想象力或理解力，而触发某个事件，并使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人要时时刻刻、全神贯注地跟随着事件的发展，就像被领着向前走的盲人，虽然什么都看不见，却始终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前走。事情终于发生的时候，你也只能感觉到它的发生，除此之外，你与它没有任何联系，也根本不会知道它发生的原因或意义。我想，在马戏团里表演的野生动物应该就活在这种状态中。在某种意义上讲，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已经算是死过一次了。死亡，从来不会在想象的世界内延伸，而只会在人的经验和体验的世界中存在。

    古斯塔夫·莫尔一大早就开车来到农场，送我去火车站。那天早上非常寒冷，天空和大地没有任何颜色。他从车里钻出来，脸色苍白，看着我不断地眨眼睛。那一刻，我想到了在非洲南部的德班遇到过的一位捕鲸船老船长。老船长是挪威人，他曾对我说过，面对着暴风雨，挪威人从来不会气馁，但如果面对绝对的寂静，他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受不了。我们坐在磨石桌边喝茶。以前他来过农场很多次，我们都是这样坐着喝茶的。群山就在我们面前，山间河流的上空飘浮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群山庄严肃穆。此时不过是它们矗立在大地上千万年岁月的一个瞬间。我浑身冰冷，就像坐在山顶上。

    仆人们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他们的生活已经移到了别的地方。他们的家庭和行李已经搬了过去；法拉的女人们和儿子索费前一天已经坐着卡车去了内罗毕的索马里村。法拉自己要把我送到蒙巴萨岛，朱马的小儿子通博也要跟着一起去。这个孩子在世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蒙巴萨岛。我送他的离别礼物是一头牛，或者去蒙巴萨岛旅行，他选择了后者。

    我向每个仆人道别，并嘱咐他们把门关好。但当我走出房子后，他们仍然把门敞开着，就好像在说我还会回来，或者因为屋子已经空了，没有必要再关门了，就让它们开着，任由四面八方的风儿吹进来。这是典型的土著人的做事方式。法拉开着车，车速很慢，感觉我们是在骑着骆驼向前走。最后，车绕过车道，消失在房子的视线里。

    经过池塘的时候，我问莫尔能不能下车待一会儿。我们一起下车，站在池塘边抽了一支烟。池塘里有几尾鱼，马上就要被人捉住吃掉，这些人不会知道老克努森的存在，也不会明白这些鱼儿的重要。西朗加突然在这里冒出来跟我说再见，在我离开的最后几天里，他不停地在房子周围出现，跟我道别。他是非法棚户卡尼纽的小孙子，患有癫痫病。我们坐上车继续向前开，他却跟在车后面死命地追，他是那么的微小，像是我燃起的火堆里的最后一颗小火星，被风裹在车后的尘土中不断地旋转。他就这么一直跑呀跑，一直跑到了农场的道路和高速公路交汇处，我担心他会跟着我们跑上高速公路，那种感觉就像是整个农场已经完全破碎，筛糠般到处乱飞了。还好，他在路的转角停了下来，他毕竟还是属于农场的。他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在后面看着我们，直到我看不到农场道路和高速路的交汇处。

    在开车去内罗毕的途中，草丛和路上出现了一些蝗虫，有几只还呼呼地飞进了车里。看来，它们要再次回到农场了。

    很多朋友来到车站为我送行。休·马丁也来了。他拖着胖胖的身体，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就在他走过来和我说再见的时候，我看到了农场上的潘格洛斯医生，这个孤零零的人，这个英雄，用他所有的一切换来了遗世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了非洲的象征。他和我友好地道别。我们曾经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也聊过很多充满智慧的话题。德拉米尔勋爵看起来比以前苍老了一些，皮肤也白了一些，头发要比我上次见到他时短一些。上次见他还是战争刚开始时的事。当时，我带着牛车经过马赛保留区，和他一起喝过茶。但他还像那时一样风度翩翩，非常礼貌。内罗毕的大多数索马里土著都站在站台上。牛贩子老阿卜杜拉走过来，递给我一枚银色的戒指，上面镶嵌着一颗绿松石，说是会带给我好运气。丹尼斯的仆人比莱亚走过来，很庄重地请求我向主人在英国的兄弟问好，他曾经在他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上了火车之后，法拉才告诉我，索马里女人们也坐着人力车来到了车站，但看到车站有那么多索马里男人后，她们丧失了勇气，又坐着车回去了。

    上火车后，古斯塔夫·莫尔和我握手告别。火车开了，已经向前动了，他才终于恢复了平静。他是那么地渴望把自己的勇气分给我一些，以至于脸涨得通红，脸颊上好像有火焰在燃烧，盯着我的眼睛也亮晶晶地闪耀着光芒。

    火车行驶到桑布鲁站时，停下来加水。我和法拉一起走到站台上散步。站在站台上向西南方向望去，我们能看到恩贡群山。连绵、高贵的山峰耸立在平坦的大地上，因为距离太远，四座主峰看起来非常小，几乎很难分辨，与我在农场上看到的样子完全不同。这是因为“距离”之手正在缓缓地抚平群山的轮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