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警告

    “如果悌也尔〔1〕老爹认为他刚刚给予我们的教训能起什么作用的话，那他就太不了解巴黎人民了，这一点就跟我的名字叫贝利塞尔、现在手里拿着一把刨子一样千真万确。您瞧，先生，他们成批地枪杀我们、流放我们、驱逐我们，在萨托里兵营〔2〕审判我们之后再把我们流放到卡延岛〔3〕，将我们满满地塞进沙丁鱼桶般的船底，可这一切都没有用，巴黎人天生喜欢闹事，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他们这种爱好！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叛逆的性格。您还能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感到有趣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有政治带来的生活方式：工厂关门、集会、闲逛，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事情。

    “要理解这些，就必须像我一样，出生在奥利翁街的一个木匠作坊里，从八岁到十五岁在那里当学徒，并且坐在装满刨花的手推车里走遍整个市郊。啊！当然啦！可以说，在那些年里，我得到的报酬就是革命。我小的时候，个子还没有一只靴子高，可是只要巴黎有什么风吹草动，您肯定能在造反的人群中看到我矮小的身影。几乎每次闹事，我都能事先得到消息。当我看到工人们手挽手前往市郊、将人行道占得满满的，女人们站在门前一边说话、一边手舞足蹈，大批的人从禁止通行的栅栏上下来时，我便一边推着我的刨花，一边在心里说：‘好家伙！又要发生什么事了……’

    “事实上，这种事从来就不曾少过。晚上回家时，我经常看到小店里挤满了人；父亲的朋友们围着工作台谈论着政治，几个邻居给他送来了报纸；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有一文钱就能买得到的报纸。若想看报，好几个同楼的人得凑钱才能订一份，然后一层楼一层楼地相互传阅……不管发生什么事，贝利塞尔老伯总是不停下手中的活儿，他一边愤怒地推着木刨，一边听着新闻；我记得那几天，每当坐下来吃饭时，妈妈总是对我们说：

    “‘安静点，孩子们……爸爸在不高兴，因为政治上的事情。’

    “我嘛，您想，我对这些该死的事情也懂得不多。不过，有些词听多了，也就慢慢记住了，比如：

    “‘基佐〔4〕这个浑蛋，他去根特〔5〕了！’

    “我不认识这个基佐是谁，也不知道去根特意味着什么；可这没有关系！我只是学着别人的样子说：‘基佐这个浑蛋……基佐这个浑蛋……’

    “我非常乐意把这个可怜的基佐称为浑蛋，更何况我在脑子里把他和城里的一个流氓警察混为一谈，那家伙总是站在奥利翁街的拐角处，看到我装满刨花的车子就招惹我……街区里没有人喜欢这个浑蛋！甚至连狗和孩子都离他远远的；只有酒店老板为了逗弄他，才常常从虚掩的店门里塞给他一杯葡萄酒喝。那流氓警察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门前，左顾右盼一番，确认没有长官在场之后，便迅速接过酒杯，一饮而尽……我从来不会像他那样身手敏捷地喝完一杯酒。最为恶毒的做法，是瞅准他仰头举杯的时刻，跑到他身后大喝一声：

    “‘小心，警察！……长官来了。’

    “巴黎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因为警察动不动就处罚人。大家已经习惯痛恨这些可怜的恶棍，并把他们视作恶狗。部长们干了蠢事，付出代价的总是警察；而一旦发生革命，部长们都逃到凡尔赛去，被打入水沟的却又是警察……

    “我还是接着我的话题说：只要巴黎有什么风吹草动，我总是第一批知道消息的人。在那些天，街区所有的孩子们都会约好一起去市郊。有人高声叫道：

    “‘去蒙马特高地……不！……去圣德尼门。’

    “人们便朝那里跑去，不一会儿他们怒气冲冲地折返回来，因为没能过得去。女人们跑着去面包店。那些平时进出马车的大门都被关得紧紧的。这一切使我们热血上涌。我们唱着歌，一路上挤撞着那些街头小贩，吓得他们像大风来临的日子那样，慌不择迭地收摊。有时，当我们来到运河时，闸桥已经被拉起来了。出租马车和货车都停在那里。车夫们咒骂着，乘客们则焦急万分。步行天桥满是阶梯，将市郊和寺庙街隔开；我们奔跑着翻过这座天桥，来到大街上。

    “大街最有趣的时候，莫过于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和暴动的那些日子。那时候几乎没有马车；人们可以在宽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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