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之围

    我们和V医生一起沿香榭丽舍大街走着，向被炮弹炸得千疮百孔的墙壁、被机枪扫得坑坑洼洼的人行道询问巴黎被围困时发生的故事。在快要到达圆形的星形广场〔1〕时，医生停下脚步，指着拱卫在凯旋门周围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中的一幢，对我说：

    “您看见上面这阳台上关着的四扇窗户了吗？去年八月的头几天——那个暴雨肆虐、灾难横行的可怕的八月——我被叫到那里去看一个急性中风的病人。那是茹福上校的家，他曾是一名第一帝国的重骑兵，一个对荣誉执着而固执的爱国老人。战争一开始，他就搬到了香榭丽舍大街，找了一套带阳台的公寓居住……猜猜看这是为什么？为了亲眼目睹法国军队凯旋归来的盛况……可怜的老人！维桑堡〔2〕惨败的消息传来时，他刚吃完饭离开餐桌。当他在失败战报的下面读到拿破仑的名字时，顿时就摔倒中风了。

    “我看到这位老重骑兵时，他直挺挺地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满脸是血，一动不动，仿佛头上挨了一棒似的。他站着的时候一定非常高大；即使躺着，也显得十分魁梧。他的容貌俊美，牙齿整洁，雪白的头发拳曲着，八十岁的人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他的孙女跪在他身边，哭成了泪人。她长得很像她爷爷。看到两人在一起，您会说他们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的两枚漂亮的希腊钱币，只不过一枚年代久远一些，颜色比较灰暗，边沿稍有磨损，而另一枚则光彩夺目，干净清晰，带着新硬币的光泽和平滑。

    “那孩子的悲痛打动了我。她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军人，父亲在麦克马洪〔3〕的参谋部任职。躺在她面前的这位身材魁梧的老人，不禁使她想到另一幅同样可怕的画面。我尽量安慰她，但其实我并不抱多大希望。我们的病人得的是典型的偏瘫症，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得了这种病是很难治愈的。事实上，在接连三天的时间里，病人一直处在一动不动的痴呆状态中……就在这个时候，有关雷舍芬〔4〕的战况传到了巴黎。您是否还记得，这消息来得有多么奇怪。直到晚上，我们所有人都还以为打了胜仗，两万普鲁士人被歼灭，王储被俘……我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的奇迹、什么样的电流，使举国欢腾的回声径直传到瘫痪病人的炼狱、传到了这位可怜的聋哑老人的耳朵里；总而言之，那天晚上，我来到他的床头时，看到的完全是另一个人。他的目光几乎是明亮的，舌头也不再沉重。他甚至有力气朝我微笑，并结结巴巴地说了两次：

    “‘胜——利——了！’

    “‘是的，上校，一个大胜仗！……’

    “我把麦克马洪打的这个胜仗详细地讲给他听，渐渐地，我发现他的神态放松了，脸上也放出了光芒……

    “我走出房间时，那姑娘正在门外等我，她脸色苍白，不断地抽泣着。

    “‘可是他得救了！’我握住她的手说。

    “可怜的姑娘几乎没有勇气回答。人们刚刚得到雷舍芬的真实战况：麦克马洪落荒而逃，法国军队全军覆没……我俩面面相觑，沮丧万分。她想到父亲，悲痛不已。而我则想到了老人，不禁浑身颤抖起来。他肯定是经受不了这新的打击的。可是，怎么办呢？让他继续高兴下去，相信那使他死而复生的幻觉！……但这意味着要对他撒谎……

    “‘好吧，我来对他撒谎！’这位英雄姑娘迅速地擦干眼泪，对我说。

    “接着，她神采飞扬地走进爷爷的房间。

    “她要完成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初的几天还能对付得过去。老人的脑子糊涂，像孩子一样容易哄骗。可是随着身体的康复，他的思维越来越清晰。女孩必须让他知道双方军队的动向，为他编造战况的报告。这美丽的姑娘真让人可怜，她不分昼夜地伏在德国地图前，在上面插小旗子，竭力杜撰一次次辉煌的战役：巴赞〔5〕在向柏林挺进，弗罗萨尔〔6〕在向巴伐利亚挺进，麦克马洪在向波罗的海挺进。她的所有这些谎言都征询过我的意见，而我则尽力帮助她。不过，在这虚构的进军过程中，给我们最大帮助的还是爷爷他本人。他在第一帝国期间曾经无数次征战德国！他对所有的进攻都了如指掌：‘现在他们要攻打这里……他们要这样行动……’他的每一个预言都会实现，这不免使他倍感骄傲。

    “不幸的是，纵然我们攻城掠地，战无不胜，但都无济于事。这个老人简直是贪得无厌！每天我到他家的时候，总能听到一个新的战果：

    “‘医生，我们占领了美因茨〔7〕。’姑娘伤心地笑着跑来迎接我。

    “我听见一个欢快的声音隔着门叫道：

    “‘太好了！太好了！……再过八天，我们就要打进柏林了。’

    “而此时，普鲁士人离巴黎只有八天的路程……起先，我们想是否把他送到外省去会更好一些；可是，一旦他出了门，就会知道法国的所有现状，我认为他还太虚弱，上一次的巨大打击给他造成了太严重的瘫痪后果，所以不能让他得知真相。于是我们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巴黎。

    “我还记得，巴黎被围的第一天，我去他家。巴黎的所有城门都紧闭着，战斗就在城墙下进行，郊区成了我们的国界，这一切都使我焦虑不安。可是我看到老人坐在床上，既兴奋，又自豪。

    “‘你瞧，’他对我说，‘围城终于开始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

    “‘怎么，上校，您知道了？……’

    “他的孙女朝我转过身子：

    “‘是呀，医生……这可是一条特大新闻……柏林之围开始了。’

    “她一边说，一边做着针线活，态度是那么从容、那么安详……

    “他怎么可能产生怀疑呢？杀人的炮声，他听不见；不幸之中的巴黎阴森可怖、动荡不安，可他也看不见。他能从床上看见的，只是凯旋门的一个侧面；在他的卧室里，周围尽是第一帝国时代的旧玩意儿，那些东西维持着他的幻想：元帅的画像、战斗场面的版画、身穿婴儿长袍的罗马王〔8〕；粗直的大托架，上面装饰着带有战利品的铜饰，放着帝国时期的纪念品；还有勋章、青铜器、一块被精心罩在玻璃罩下的圣赫勒拿岛〔9〕上的石头；画着同一个女子的细密画，她头发微鬈，眼睛明亮，身穿黄色裙子和灯笼袖的舞会盛装。所有这一切——大托架、罗马王、元帅和身穿高腰黄裙、腰带高束的女子，以及在1806年被看做是优雅风尚的耸肩缩颈的呆板服饰……善良的上校呀！这种胜利和征服的气氛，比我们的话更有说服力，让他如此天真地相信了柏林被围的谎言。

    “从现在起，我们的军事行动就简单得多了。攻克柏林只是耐心的问题。有时，当老人感到无聊时，我们就给他念一封儿子的来信，当然这信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因为现在任何东西都进不了巴黎了；再说，色当战役结束后，麦克马洪的副官——也就是他的儿子——已经被押到了德国的监狱。您可以想象一下，可怜的女孩没有父亲的音讯，是多么绝望；她知道父亲被俘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也许还在生病，却不得不让他在这些愉快的信中说话。信都很短，就像驰骋战场、趁胜追击的士兵所写的短信一样。有时，她再也无力写信，老人便几个星期没有儿子的消息。于是他开始焦急，夜不能寐。这时，很快就会有一封信从德国寄来，她来到老人的床边，强忍着眼泪，兴高采烈地把信读给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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