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库什卡

    一

    “太太，就凭您吩咐了！不过杜特洛夫家也怪可怜的。他们家个个都是好样的；要是一个家奴也不派，那他们就非得有个人去不可了，”管家说，“本来现在大家就指着要他们去。不过，就看您的意思了。”

    于是他把右手倒换过来搭在左手上，两手放在肚子前面，把脑袋侧向另一边，两片薄嘴唇往里一吸，差点儿嘬出声来，眼睛翻了翻，就不言语了。显然他是想保持长久的沉默，不表示异议地静听女主人一定要对他说的关于这事的种种废话。

    这是一个家奴出身的管家，脸刮得光光的，穿着一件长长的常礼服（一种特制的管家式样），在这个秋天的晚上，站在他女主人面前回话。照女主人的理解，这类回禀就在于听取有关过去的事务总结，并对未来的事务作出指示。照管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理解，这类回话不过是一种仪式罢了：他要站在旮旯里，面对着沙发，两脚向外分开，端端正正地站着，听取各式各样的与正事无关的废话，并且要想方设法使女主人听了他的一切建议立刻不耐烦地说声：“好吧，好吧。”

    现在正在谈征兵的事。波克罗夫斯科耶应当出三名壮丁。有两名由于家庭、道德品质和经济情况都符合，毫无疑义，已经由命运本身选定了。关于他们，无论从村社方面、无论从女主人方面、无论从公众舆论方面，都不会有犹疑和争论。可是对于第三名却有不同的意见。管家想庇护杜特洛夫家的三兄弟，而把已经成家的家奴波利库什卡派去，这个家奴的名声很坏，他曾因偷窃麻袋、缰绳和干草被人逮住过不止一次；可是太太却一直很疼爱波利库什卡的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想用《福音书》上的教诲来改正他的道德品质，所以她不愿意把他送去当兵。同时，她又不愿意加害于她不认识的、从来也没见过面的杜特洛夫一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怎么也想不明白，管家又不敢对她明说：如果波利库什卡不去，那么杜特洛夫家就非去一个人不可。“可我又不愿意杜特洛夫家遭到不幸。”她带着感情说。“如果您不愿意，那您就出三百卢布买个新兵得了。”——管家本想这样来回禀她。可是策略不允许他这样做。

    于是，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安安稳稳地站好了，甚至悄悄地把背靠在门框上，可是脸上却保持着毕恭毕敬的神态，他开始看女主人的嘴唇怎样动，看她帽子上的荷叶边，以及荷叶边映在墙上一幅画儿下面的影子在怎样跳动。他认为大可不必去注意她说话的意思。女主人的话又多又长。他想打呵欠，因而感到耳朵后面直发麻；可是他却巧妙地把这种发麻变成了咳嗽，用手捂着嘴，假咳了两声。我不久以前就曾看见帕默斯顿[1]勋爵用帽子遮着脸坐着，那时反对党的一个成员正在猛烈地抨击内阁，后来，这位勋爵猛地站起来，发表了三个钟头的演说，以回击对方的所有论点；我看到这种情景，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曾经上千次地在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的女主人之间看见过类似的情形。他是怕自己睡着了呢，还是他觉得女主人的谈话令人神往呢，总之，他把自己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了右脚，然后，像惯常那样，开始了漂亮动听的开场白：

    “就看您的意思了，太太，不过……不过这会儿正在我的账房前面开会，所以非得有个结果不可。命令上说，圣母节[2]前必须把新兵送进城去。在农民里面，大家都指着非要杜特洛夫家出人不可。村社并不关心您的利益，我们把杜特洛夫家毁了，他们才不在乎呢。我可知道这一家子人是怎么熬过来的。从我管事的那天起，他们就一直过着穷日子。老头好不容易才等到最小的侄儿长大，现在又要把他们毁了。我呢，您老人家是知道的，我关心您的财产就跟关心自己的一样。照您的主意去办，太太，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和他们非亲非故，我也没有拿过他们一文钱……”

    “我也没有这样想呀，叶戈尔。”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可是她马上想到他准受了杜特洛夫家的好处。

    “……不过，全波克罗夫斯科耶就数他们家最好。都是一些敬畏上帝的勤劳的庄稼汉。老头当教堂的管事当了三十年；他既不喝酒，也不爱用脏话骂人，还经常上教堂。（管家知道用什么方法讨好女主人。）最重要的，我要禀告您老人家的是他只有两个儿子，其余的是侄子。村社指名要他出人，其实他应该抽两次签。另外还有些有三个儿子的人，冒冒失失地分了家，可是现在他们倒做对了，而那些老实本分的人却要遭罪。”

    听到这里，太太简直什么也不明白了——她不明白这儿所说的“抽两次签”和“老实本分”是什么意思；她听见的只是管家说话的声音。她端详着他那常礼服上的黄色土布钮扣：上面的那一颗，大概他不常扣，钉得还很结实，可是中间那一颗却完全松动了，耷拉着，早就应该钉一钉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谈话，尤其是在谈事务时，根本用不着了解别人对你说什么，只要记住你自己想说什么就成了。太太就是这样做的。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你怎么会不明白呢，”她说，“我丝毫无意让杜特洛夫家的人去当兵。我觉得你多少是知道我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我的农民们不让他们遭到不幸。你知道，为了避免这种叫人难受的迫不得已的事，我情愿牺牲我的一切，既不让杜特洛夫家去人，也不让霍留什金[3]去。（我不知道管家是否会想到，为了避免这种叫人难受的迫不得已的事，用不着牺牲一切，只要三百卢布就够了；不过，这种想法是很容易在他脑子里出现的。）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无论如何也不让波利凯去。偷钟的事发生以后，他亲口对我认错，他哭着发誓说，他一定痛改前非，我跟他谈了很久，我看出他是受了感动，而且是真心悔过。（‘嘿，她又唠叨开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想道，于是他开始端详放在她那杯水里的果子酱：是橘子的呢，还是柠檬的？‘大概有点苦。’他想道。）从那时候起已经有七个月了，他一次也没喝醉过，而且表现很好。他老婆告诉我，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他既然已经改过自新了，你怎么倒要我现在去惩罚他呢？他有五个孩子，全家靠他一个人养活，把他送去当兵，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不，这事你最好别说了，叶戈尔……”

    太太说罢，端起杯子来呷了一口。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注视着水经过她的喉咙流了下去，然后便简短生涩地反驳道：

    “那么您是决定让杜特洛夫家的人去了？”

    太太把两手一拍。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呢？难道我希望杜特洛夫家遭殃吗？难道我跟他们有什么事过不去吗？上帝给我作证，为了他们，我情愿尽一切力量。（她看了一眼屋角上的那幅画，可是她想起了那并不是圣像：‘反正一样，问题不在这儿。’她想道。然而奇怪的是，她竟没有往三百卢布上想。）可是我有什么法子呢？难道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种事我可没法知道。好吧，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你知道我的心意。你要依法办事，还得让大家都满意。有什么法子呢？不光是他们，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过决不能把波利凯送去。你要明白，在我说来，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她还要接着往下说，——她太激动了；但这时有一个使女走进了房间。

    “杜尼亚莎，你有什么事？”

    “有一个庄稼人来问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要不要等他去开会？”杜尼亚莎说着忿忿地看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眼。（“瞧这个管家！”她想，“他又把太太弄得心神不宁了；今儿个不到一点多钟她又不会让我睡觉了……”）

    “那你去吧，叶戈尔，”太太说，“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是，太太。（他已经只字不提杜特洛夫的事了。）那么派谁到花匠那儿去取钱呢？”

    “难道彼得鲁沙还没从城里回来吗？”

    “没有，太太。”

    “那么尼古拉不能去吗？”

    “我爹腰疼，躺着哪。”杜尼亚莎说。

    “明天我自己去好吗？”管家问道。

    “不，叶戈尔，你这儿还有事。（太太沉吟了片刻。）取多少钱？”

    “四百六十二卢布，太太。”

    “派波利凯去吧。”太太说时用果断的目光向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瞥了一眼。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没有张开牙齿，好像微笑似的咧了咧嘴，脸上依旧不动声色。

    “是，太太。”

    “叫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太太。”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罢便回账房去了。

    二

    波利凯是个微不足道的、名声狼藉的人，而且又是从别的村子里迁来的，他没有靠山，无论是女管家也好，侍候开饭的也好，男管家也好，女仆也好，他都靠不上；他住的小屋是最糟糕的，虽然他和老婆孩子共有七口人之多。这些小屋还是老爷生前盖的：在一个十俄尺见方的石头房子的正中间，有座俄国式的火炕，四周是走廊（家奴们都这样称呼），而在每个屋犄角上用木板隔出一间小屋，所以地方都不大，尤其是波利凯的那间紧挨着门的小屋。一张结婚时用的床，床上放着绗过的棉被和印花布枕头；摇篮里睡着一个娃娃；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用来做饭、洗刷、放置各种家用什物，而且波利凯自己（他是个马医）也在那上面干活；几只小木桶，几件衣服，几只母鸡，一头牛犊以及大小七口人，把这整个小屋塞得满满的，假如他们没有四分之一公用的火炕，在那上面放东西和睡人，假如他们不能到台阶上去，那他们简直就转不开身了。这似乎是办不到的：十月里天气很冷，全家七口人只有一件羊皮袄御寒；不过，孩子们可以用奔跑来取暖，大人可以干活，而且他们都可以爬到温度高达四十度的火炕上去。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是很可怕的，可是他们倒不在乎：日子总还过得下去。阿库林娜给孩子们和丈夫缝缝洗洗，纺纱织布，漂白自己织的粗麻布，在公用的火坑上做饭，跟邻居们吵嘴、说长道短。每月的口粮不但够孩子们吃，而且还能喂头奶牛。劈柴随便拿，给牲口的饲料也是如此。有时候还可以从马厩里弄到点干草。他们有一小块菜园子。母牛还下了头牛犊；他们还养了些母鸡。波利凯在马厩里干活，照管两匹种马；给马和别的牲口放血，清理马蹄，消除马口盖肿，敷上他自己发明的药膏，因此得到点儿钱和食品。主人家的燕麦也可以留点儿下来。村里有个农民按月拿二十俄磅羊肉来换两俄斗[4]燕麦。如果没有精神上的痛苦，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去的。可是这一家子有件极其不幸的事。波利凯打年轻时候起曾在另一个村子的养马场里干活。碰巧他遇见的那个马夫，是附近一带最大的贼：这人遭到了流放。波利凯最初就是在这个马夫手下当学徒，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习惯于小偷小摸，以至于到了后来想洗手不干，也戒不掉了。他是个意志薄弱的年轻人；没有爹妈，也没人去开导他。波利凯喜欢喝酒，可是他不喜欢东西放得不是地方。无论是皮环，无论是辕枕，无论是锁，无论是轮轴，或者是更值钱的东西，——在波利凯·伊利奇那儿都能找到放的地方。到处都有人接受这些东西，讲好以后就用钱买或者用酒来换。这种钱最容易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既不要学艺，也不用费力气，什么都不要，而且只要你试过一次，别的活儿就不想干了。不过挣这钱也有一点不好：虽然什么东西都来得容易，不费劲，日子也过得满自在，可是万一碰上了厉害人，这买卖就不灵了，甚至得一下子把什么都赔出去，生活也不那么自在了。

    波利凯的情形就是这样。后来波利凯娶了亲，上帝赐给了他幸福：他的老婆，一个喂牲口人的女儿，碰巧是个健康、聪明而又勤劳的娘儿们；给他生了好几个孩子，而且一个比一个好。可是波利凯却始终没有放弃那行当，而且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忽然间有一次他倒了霉，叫人逮住了。而且是为了一件小事儿叫人给逮住的：他把一个农民的几条皮缰绳给藏了起来。人家发现了，揍了他一顿，并且报告了女主人，从此就对他留了神。他接连叫人家逮住了两三次。人们开始责骂他，管家威胁他，要送他去当兵，女主人申斥他，他老婆也痛哭流涕，非常伤心；于是一切事情都翻了个过儿。他本是个好人，并不坏，只是意志薄弱，爱喝酒，深深地染上了这种坏习惯，怎么也戒不掉。通常，他喝醉了酒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妻子就骂他，甚至打他，他便哭着说：“我是个不幸的人，我怎么办呢？我戒酒，不喝了，要不就让我的眼睛瞎掉。”可是过了一个月，他又出去喝酒了，甚至两三天都见不着他。“他准是在哪儿弄到了钱，又去大吃大喝了。”人们都这么议论他。他最近的一件事是偷了账房的一座挂钟。账房里有座旧挂钟，早就不走了。有一次他独自走进门开着的账房，看上了这座钟，就把它拿进城去卖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买他钟的那个小铺老板碰巧是一个女仆的亲家，他到村子里来过节，提起了这座钟的事，大家便正经八百地追问起来。尤其是那位管家不喜欢波利凯。后来终于找到了，禀报了女主人。女主人就把波利凯叫了去。他立刻跪在她的脚下，像他妻子教给他的那样，真切感人地招认了一切。这一切他做得非常好。女主人开始规劝他，痛心地说了又说，数落了又数落，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为人的品德，谈到了将来的生活，又谈到了他的老婆孩子，终于把他说得流下了眼泪。女主人说：

    “我可以原谅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从今以后永远不干这种事。”

    “这辈子我不干了！不然就叫我下地狱，不得好死！”波利凯一边说，一边令人感动地哭着。

    波利凯回到家后，躺在炕上，像头牛犊似的在家里嚎了一整天。从那时候起，一次也没发现波利凯出过什么事儿。只是他的日子过得不愉快了；人们把他看作小偷，而且，一到征兵的时候，大家就指着要他去。

    前面已经说过，波利凯是个马医。他是怎样突然成为马医的呢，这事谁也说不清，他自己更是莫名其妙。在养马场，当他给那个被流放的马夫当下手时，他除了打扫马棚里的马粪，有时候刷刷马和运运水以外，再没有干过别的活儿。在那儿他不可能学会给马治病。后来他当了织布工；以后又在一个花园里干活，清扫花径；后来又被罚去砸砖头；以后为了偿付代役租，又雇给一个商人扫院子。可见，这里他也没有实践的机会。然而，在他最后一次待在家里的时候，不知怎么他那不平常的，甚至有点神奇的医马术的名声便开始逐渐传播开了。他给马放一两次血，然后把它放倒，从它的大腿上剔出一点什么东西来，然后让人把马捆在马架子上，接着就切开它的蹄叉，直到流血为止，不管马怎么挣扎，甚至尖声嘶叫，他却说这就是“放蹄下血”。然后，他对庄稼人说明，“为了让马更松快起见”，必须从两处血管里放血，接着他就用木槌往里敲那把钝柳叶刀；然后，他在马肚子下面拿一块从他老婆的头巾上扯下来的布边给那个管院子的人的马绑扎上。最后他把矾洒在所有的伤口上，从玻璃瓶里倒出点药水洒在伤口上，有时候他还灵机一动给马吃点什么药。总之，他越使马痛苦，弄死的马越多，人们就越相信他，牵来找他治病的马也就越多。

    我觉得，我们这些老爷先生们嘲笑波利凯，是不十分恰当的。他为了博得信任而使用的方法，就像过去影响我们的父辈、现在影响我们、将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方法是一样的。一个庄稼人把肚子紧贴在他那匹仅有的母马头上（这匹母马不仅是他的财产，而且差不多是他家庭里的一员），怀着信仰和恐惧瞧着波利凯的俨乎其然的、紧皱双眉的脸和他那卷起袖子的细胳膊，这时波利凯故意按着那马的痛处，勇敢地给它那活生生的躯体开刀，一面心里暗自想道：“也许鬼使神差就好了呢”，他还用牙咬着一块包治百病的破布或是一个装着矾的小玻璃瓶，装模作样地做出一副他知道哪儿是血，哪儿是脓，哪儿是腱，哪儿有毛病的样子——那个庄稼人不可能想象，波利凯会什么也不懂就动手开刀。他自己是想不出来的。可是一经很快地开了刀，他就决不会因为让他平白无故地开刀而责备自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就经历过同样的情形：一个医生，应我的请求，让几个我心爱的人遭受了痛苦。那柳叶刀、装着升汞的神秘的乳白色瓶子，以及马晕症、痔疮、放血、排脓之类的话，难道不是和神经、风湿病、机体之类的话一样的吗？Wage du zu irren und zu tr?umen！[5]——这与其说是指诗人，还不如说是指医生和马医。

    三

    就在那天晚上，为了选派新兵，人们在十月之夜的寒冷的黑暗中，聚集在账房前乱哄哄地开会的时候，波利凯正坐在桌旁的床沿上，用一只瓶子在桌上碾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给马治病的药。这里面有升汞、硫磺、芒硝和波利凯采来的一种草药，——他有一次忽然灵机一动，想到用这种草药来治马的气肿病一定非常有效，并且认为也不妨用来治其他的病。孩子们已经躺下了：两个在炕上，两个在床上，一个在阿库林娜坐在旁边纺线的摇篮里。插在木烛台上的蜡烛头（这是女主人家没有放好的、点剩下的蜡烛）放在窗台上；为了不打断丈夫的重要工作，阿库林娜还时时站起来用手指弹掉烛花。有些自由思想者认为波利凯是个毫不足道的马医和毫不足道的人。其他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为人虽不好，但却是一个医道高明的行家。阿库林娜呢，她虽然常常骂自己的丈夫，甚至打他，却认为他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马医和首屈一指的人物。波利凯把一种什么药倒在手心上。（他是不用天平的，甚至还讥讽地评论使用天平的德国人说：“这又不是药铺！”）波利凯掂了掂手上的药，估了估分量；但他觉得太少，便又倒出了十倍的药。“我都搁上，劲儿就更大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阿库林娜一听见当家的声音，连忙回过头来，听候吩咐；可是她看到这事与她无关，便耸了耸肩膀心里想道：“瞧，他还真行！他打哪儿学来的呢？”接着她又纺起线来。刚才倒出药来的那纸片掉到了桌子底下。阿库林娜没有忽略过这件事。

    “安纽特卡，”她喊道，“瞧，你爹掉了东西，捡起来。”

    安纽特卡把两只瘦小的光脚从盖在她身上的大褂下面伸出来，像小猫似的钻到桌子底下，捡起了纸。

    “给，爹。”她说完又把那两只冻坏了的小脚一下伸进了被窝。

    “挤我干斯么[6]。”她妹妹咬字不清、睡意矇眬地尖声喊道。“我打死你们！”阿库林娜说道；于是两个脑袋就钻到大褂下面不见了。

    “他给我三个卢布，”波利凯在塞瓶口时说道，“我就把马治好。这还便宜了他，”他又加了一句，“费点脑筋，试试吧！阿库林娜，去问尼基塔借点烟叶来。我明儿个还他。”

    波利凯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根菩提木做的小烟袋，烟杆上的漆已经剥落，顶上涂了一块火漆做烟嘴，接着他开始收拾烟锅。

    阿库林娜搁下了纺锤，没有被什么绊着就走了出去，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波利凯打开小柜子，放好了药瓶，把一只空酒瓶对着嘴倒了倒；但是瓶里没有酒。他皱了皱眉头，可是，他老婆拿来了烟叶，他就装好烟锅坐在床上抽了起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个人做完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时那种得意和骄傲的神态。他是在想明天怎样揪住马的舌头，往马嘴里去灌那灵丹妙药呢，还是在思索一个有用处的人决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拒绝，因而尼基塔居然把烟叶给送了来呢？总之，他心情很好。忽然，那扇只有一个合页连着的门被推开了，一个上房的使女走进了他们的小屋，这不是那个二等使女，而是那个三等的粗使丫头。大家都知道，所谓上房就是主人家的宅子，虽然它坐落在下面。阿克休特卡——这个丫头的名字——老是像颗子弹似的飞来飞去，她飞的时候，胳膊并不弯曲，而是按照她行走的速度像钟摆似的左右摇摆，但不是在两旁摆，而是在身前摆；她的腮帮子永远比她的粉红色衣服还红；她的舌头动起来也像她的两条腿那样，一向很快。她飞进了屋子，不知干什么抓住了炕沿，身子就开始摆动起来，她好像打定主意一口气就说两三个字，决不多说，她蓦地对着阿库林娜气喘吁吁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太太叫波利凯·伊利奇马上就到上房去，叫……（她停了停，喘了口粗气）。叶戈尔·米哈雷奇到太太那儿去过，他们谈了壮丁的事，提到了波利凯·伊利奇……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他马上就去。阿夫多季娅·米可拉夫娜叫……（她又喘了口粗气）他马上就去。”

    阿克休特卡瞧了瞧波利凯，瞧了瞧阿库林娜，瞧了瞧从被子下面探出头来的孩子们，瞧了大约有半分钟，顺手捡起炕上的一块胡桃壳，朝安纽特卡扔去，又说了一遍“马上就去”，接着便像一阵旋风似的飞出了房间，钟摆便以通常的速度在她的奔跑线上开始横着摆动起来。

    阿库林娜又站了起来，把皮靴拿给丈夫。这是一双又脏又破的军用皮靴。然后，她从炕上取下了上衣，看也没看就递给了他。

    “伊利奇，你不要换件衬衫吗？”

    “不要。”波利凯说。

    在波利凯默不作声地穿皮靴和穿上衣的时候，阿库林娜一次也没去看他的脸，不看倒好。因为波利凯的脸色苍白，下颚哆嗦，眼睛里现出一种快要哭出来的听天由命和深深不幸的神情，一种只有善良的、软弱的和有罪的人的眼睛里才会有的神情。他梳了梳头，便想走出去，可是他老婆拦住了他，把耷拉在外衣上面的衬衫带子给他往里掖了掖，又给他戴上帽子。

    “怎么，波利凯·伊利奇，难道太太叫您去吗？”从隔板后面传出了木匠老婆的声音。

    木匠老婆在今天早晨为着波利凯的孩子们打翻了她一瓦罐洗衣服用的灰水，刚跟阿库林娜大吵过一场，因此她一听见有人叫波利凯到太太那儿去，心里就感到高兴：准没好事儿。再说，她是个心眼儿多、手腕又灵活的尖酸刻薄的女人。谁都比不上她会拿话损人；至少她自己是这样想的。

    “八成是派您进城买东西去，”她继续说，“我猜，准是要找个忠实可靠的人，所以太太才派您去。那就请您给我买四分之一俄磅茶叶吧，波利凯·伊利奇。”

    阿库林娜忍住了眼泪，气得撅起了嘴。她真恨不得一把揪住这个木匠老婆，这个贱货的脏头发。可是，当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想到他们将成为孤儿，而她自己也将成为守活寡的大兵老婆时，她也就忘了那个尖嘴利舌的木匠老婆，她用手捂着脸，坐到床上，她的头落到了枕头上。

    “妈，你要把我压扁了。”咬字不清的小女孩嘟哝说，一面从母亲的胳膊肘下面往外拉自己的破大衣。

    “你们统统死了倒好！我生下你们活受罪！”阿库林娜叫道，接着便嚎啕大哭，整个小屋都充满了她的哭声，这可叫那个还没有忘记早晨打翻灰水这事的木匠老婆乐坏了。

    四

    半个钟头过去了。娃娃叫嚷起来。阿库林娜站起来，给他喂了奶。她已经不哭了，但是，她用手托着她那仍然美丽的消瘦的脸，凝视着残烛，想着她干吗要嫁人，干吗需要这么多的兵，还想着她该怎么去报复那个木匠老婆。

    她听见了丈夫的脚步声；她擦干了泪痕，站起来，给他让路。波利凯得意洋洋地走进来，把帽子往床上一扔，喘了一口气，开始解腰带。

    “什么事？她叫你去干吗？”

    “哼，当然啰！波利库什卡是个最次的人，可是有了事儿，找谁呢？还得我波利库什卡。”

    “什么事儿？”

    波利凯没有急于回答；他抽起了烟袋，啐了一口唾沫。

    “叫我到一个商人那儿去取钱。”

    “取钱？”阿库林娜问道。

    波利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她真会说话！她说：大家都对你有意见，说你这个人靠不住，可是跟别人比，我更相信你。（波利凯说话时声音很高，为的是让邻居们听见。）她说，你答应过我改过自新，这就是我相信你的第一个证明：到那个商人那儿去，她说，取了钱就拿回来。我就说，太太，我们都是您的奴仆，应该像侍候上帝那样来侍候您，所以我觉得，为了您老人家，我什么都能干，什么工作都不会推辞；您吩咐什么，我都照办，因为我是您的奴才。（他又露出了那种软弱、善良、负罪的人的特有的微笑。）那么你，她说，能忠实可靠地把这件事办妥吗？她说，你明白你的命运就靠这个来决定吗？我怎么会不明白我能够做到的一切呢？倘若有人说我的闲话，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受到指责的，可是我好像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对您老人家有什么不满，这么一来我就把咱们太太的心给说软了。她说，你会成为一个我最信得过的人的。（他沉默了片刻，同样的微笑又出现在他的脸上。）我很知道怎么和他们这种人说话。从前，我雇给人家干活的时候，可有会找茬儿的人哩，不过，只要我跟他说上两句，拍拍他的马屁，他就软下来了。”

    “很多钱吗？”阿库林娜又问道。

    “一千五百卢布。”波利凯不经意地答道。

    她摇了摇头。

    “什么时候走？”

    “她叫我明儿走。挑一匹你中意的马，她说，再到账房去一趟，你就可以走了，祝你一路平安。”

    “主啊，感谢你！”阿库林娜说道，一面站起身来画十字。“愿上帝保佑你，伊利奇。”她拉着他的衬衫袖子说道；为了不让隔壁听见，她压低声音又说：“伊利奇，你听我说，我用基督和上帝的名义请求你，在你动身的时候，吻一吻十字架，发誓滴酒不沾。”

    “一路上带着这么多钱，能喝酒吗！”他轻蔑地笑道。“嗬，方才那儿还有人在弹钢琴，弹得真好，可好听啦！”他沉默了片刻，微笑着加了一句，“准是小姐。我就这样站在太太面前，站在一个玻璃柜旁边，那位小姐呢，就在隔壁弹琴。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弹得有板有眼，别提多好听了！说真格的，我要是会弹琴多好。我学得会的。一下就学会了。我干这些玩意儿巧着哩。明儿个你给我找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他们俩便幸福地入睡了。

    五

    这时，账房门前的大会吵吵嚷嚷开得正热闹。这可不是件闹着玩儿的事。老乡们差不多都来了，在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到女主人那儿去的时候，他们便戴上了帽子，这时，有更多的人讲起话来，声音也变得更大了。浓重的嗡嗡声充满了空中，这声音时而被喘吁吁的、嗄哑的、刺耳的说话声所打断，这种嗡嗡声就像喧嚣的大海的波涛传到女主人的窗子里，这时，她感到焦躁不安，就像猛烈的大雷雨引起的感觉一样。也不知道她是害怕呢，还是不痛快。她老觉得这声音立刻就会变得更大更急，并且要出事。她想：“似乎一切就不能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按照博爱与和平的精神，安安静静、心平气和、不争不吵地办妥似的。”

    许多人都同时说话，可是嚷得最响的是木匠费奥多尔·列尊。他有两个儿子，他正在攻击杜特洛夫家。杜特洛夫老头则在自卫；他一开始是站在人群后面，现在走到前面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时而张开胳膊，时而扯着胡子，齉着鼻子连续不断地说些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话。他的儿子们和侄子们，个个都是棒小伙子，缩着身子站在他后面，而杜特洛夫老头就像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一样。老鹰是列尊，不仅是列尊一个人，凡是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子的，以及差不多攻击杜特洛夫的所有到会的人都是。原来，杜特洛夫的弟弟在三十年前就被送去当了兵，所以他不愿意跟有三个儿子的人家排在一起抽签，而希望把他弟弟的兵役也算上，那他就可以跟有两个儿子的人家一样，一总儿抽签了，然后再从这些人里面选派出第三名新兵。除了杜特洛夫这一户以外，还有四户有三个儿子的人家；但其中一户是村长，太太把他豁免了；第二户，在上次征兵的时候，就被送去了一名新兵；其余的两户已被指定出两名壮丁；其中一户的户主甚至没有到会，只有他的老婆忧伤地站在大家后面，暗暗地盼望命运的车轮好歹能倒转过来，逢凶化吉，另一名被指定送儿子去当兵的父亲，是红头发的罗曼，他虽然不穷，却穿着一件破外衣，靠在台阶旁站着，低着头，一直默不作声，只是有时抬起头来注视一下那放大嗓门说话的人，然后又低下头去。他整个的姿态都流露出一种不幸的样子。谢苗·杜特洛夫老头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多少知道他的为人的人，都肯把几百或者几千卢布托付他保管。他是一个老成持重、敬畏上帝的富裕的人，同时又当过教堂管事。因此他现在的激愤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相反，木匠列尊是个又高又黑的人，脾气暴躁、酗酒、大胆，特别善于在集会和集市上跟工人、商人、农民或者老爷们争辩和谈判。此时他沉着而又刻薄，仗着他高大的身材、洪亮的嗓门和雄辩的才能把这位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完全越出了自己老成持重的常规的教堂管事压倒了。参加争论的人还有方头圆脸、鬈毛胡子、身材粗短、相貌显得年轻的加拉西卡·科佩洛夫；他是继列尊之后比较年轻一代中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说话一向以言词锋利著称，他的发言在大会上是举足轻重的。其次就是费奥多尔·梅利尼奇内；这是一个面黄肌瘦、细高个儿、有点儿驼背的人，年纪也很轻，稀稀拉拉的几根胡子，一双小眼睛，总是牢骚满腹，显得十分阴沉的样子；不管什么事情他总往坏处想，常常会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东一头，西一棒槌，使大伙感到为难。这两个能说会道的人都站在列尊一边。除此以外，还有两个爱闲言闲语的人，有时候插进来打边鼓；一个叫赫拉普科夫，长相很忠厚，留着又大又密的淡褐色胡子，老爱说：“亲爱的朋友”，另一个叫日德科夫，是个小矮个儿，尖嘴猴腮，也老爱说：“由此可见，乡亲们”，他爱对大家伙说话，话也说得有条有理，就是文不对题。这两个人一会儿支持这边，一会儿又支持那边，可是谁也不去听他们唠叨。还有其他几个像他们一样的人，不过这两人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他们的嗓门比谁都高，使女主人听了都感到害怕，但他们的话听的人最少，他们被喧哗声和叫喊声弄糊涂了，纯粹以耍嘴皮子为乐事。这儿还有许多性格不同的村民：有阴沉的、有斯文的、有漠不关心的，有垂头丧气的；还有拄着拐棍站在男人后面的村妇们；但是关于所有这些人，容我另找机会再来叙述吧。人群中大都是庄稼人；他们站在会场上，就像站在教堂里一样，在后面低声谈家常，谈什么时候到树林子里去砍柴，或是一言不发地等着吵闹赶快结束。还有一些富裕农民，这个大会既不能给他们增加什么好处也不能减少什么好处。叶尔米尔就是这种人；他生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他因为有钱，所以老乡们都管他叫大肚子。像这样的庄稼人还有斯塔罗斯京；他脸上现出一副有权有势的洋洋自得的神气，似乎在说：“不管你们怎么说，谁也不敢碰我。我有四个儿子，可是一个也不让去。”有时候他们也会捎带受到像科佩洛夫和列尊之流的自由思想者们的攻击，他们便予以反击，但在反击的时候态度沉着，坚决，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不可侵犯的。假如说杜特洛夫像老鹰抓小鸡游戏中的老母鸡，他的那群小伙们却不大像小鸡：他们不乱跑，不唧唧乱叫，而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他后面。老大伊格纳特已经三十岁了；老二瓦西里也娶了亲，但不适于去当兵；老三，他的侄子伊柳什卡，刚结了婚，是个白净的、脸色红润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漂亮的羊皮袄（他是赶驿车的），站在那儿瞧着大伙，有时搔搔帽子下面的后脑勺，好像这事与他无关似的，可是老鹰要抓的小鸡却正是他。

    “照这么说，我爷爷也当过兵，”列尊说，“那我也可以不抽签啰。没有这样的法律，老伙计。上次征兵的时候，米海伊切夫被征了去，可是他叔叔当兵还没回家呢。”

    “不管是你父亲也好，你叔叔也好，都没给沙皇服过务，”杜特洛夫抢着说道，“你甚至也没给太太或者村社当过差，就知道酗酒，怪不得你几个儿子都和你分开了。就因为你好找茬儿，没法跟你在一块儿过，你老是指指点点地瞅着别人，我可当过十年村警，当过教堂管事，家里两次失火，谁也没来帮过我的忙；可现在倒因为我们家和睦相处，安分守己，却要把我弄得家破人亡啊？把我兄弟给我送回来。他八成死在那儿了。正教的教友们，要按照真理，按照上帝的教义来说话，可别听这个醉鬼胡言乱语。”

    与此同时，格拉西姆对杜特洛夫说：

    “你老拿你兄弟做借口，可是他并不是村社给送去的，是老爷因为他胡作非为把他送去的；所以你不能拿他来做挡箭牌。”

    格拉西姆还没把话说完，那黄脸高个的费奥多尔·梅利尼奇内就走上前去，阴阳怪气地说：

    “可不是吗，老爷们爱送谁去就送谁去，然后村社再来考虑。村社已决定了你儿子去，你要是不乐意，你就去求太太好啦。我家里就我这么个壮丁，也许太太会叫我撇下孩子去当兵吧。这才合乎法律嘛！”他刻薄地说道。接着他又挥了挥手，站到原来的地方。

    儿子已被选定了的红头发的罗曼，抬起头来说道：“说得对，对！”他甚至恼火地坐到了台阶上。

    不过齐声说话的并不止这些人。除了站在后面谈自己私事的人以外，那些爱说闲话的人也没忘记自己的义务。

    “是啊，正教的教友们，”矮小的日德科夫重复杜特洛夫的话说，“要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说话。乡亲们，我是说，要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说话。”

    “亲爱的朋友，要凭良心说话嘛，”忠厚的赫拉普科夫一面重复着科佩洛夫的话，一面拉着杜特洛夫的羊皮袄说道，“这是主人家的意思，可不是村社的决定。”

    “说的对！这话有理！”其他的人说道。

    “是谁喝醉了在胡说八道？”列尊反驳道，“是你请我喝酒的呢，还是你那个在路上被人家抬回来的儿子[7]想拿喝酒来挑我的眼儿呢？乡亲们，要赶快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想给杜特洛夫送人情，那么不但有两个儿子的，就是有独子的也得出人了，他准会笑话咱们的。”

    “杜特洛夫家去！还用说吗！”

    “明摆着嘛！有三个儿子的人应当先抽签。”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

    “还得听听太太怎么吩咐。叶戈尔·米哈雷奇说过，他们想派一名家奴去。”有人说道。

    这个意见使争论停息了片刻，可是马上又热烈争论起来，并且转为人身攻击。

    被列尊说是在路上被人家抬回来的伊格纳特开始揭发列尊，说他偷了一个过路木匠的锯，还说他喝醉了酒，差点儿没把老婆打死。

    列尊回答说，不论他喝醉了还是没喝醉，都要打老婆，而且总也打不够，这话惹得大家都笑了。但关于锯的事，他却突然发了火，他向伊格纳特逼近几步，开口问道：

    “谁偷了？”

    “你偷了。”身强力壮的伊格纳特也逼近几步，挺身答道。

    “谁偷了？不正是你吗？”列尊大声嚷道。

    “不，是你！”伊格纳特也大声嚷嚷。

    说完了锯，他们又扯到偷马、一袋燕麦、村里的一小块什么菜园子、一具什么尸体的事上去了。这两个农民就用这些可怕的事情来互相对骂；要是他们互相指责的事情哪怕有百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他们两人就应该依法马上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至少也得发配去定居。

    但是，杜特洛夫老头选定了另一种自卫的方法。他不喜欢他儿子大叫大嚷，他拦住了他说：“我告诉你，别嚷了，真造孽！”而他自己却硬说，不但那些三个儿子住在一起的人算是有三个壮丁的人家，就是那些和自己的儿子们分开过的人也一样。于是他又指出了斯塔罗斯京。

    斯塔罗斯京微微一笑，清了清嗓子，摸了摸胡子，摆出一副富裕农民的派头回答说，这就看主人家的意思了。如果吩咐把他儿子豁免，他儿子就理所当然地不去。

    关于分家的问题，格拉西姆也驳倒了杜特洛夫的论据，他指出：照老爷在世时的规矩根本就不该允许分家，可是过去的事情就甭去提它了，反正现在总不能让独子去当兵。

    “难道分家是闹着玩儿的吗？凭什么现在要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呢？”那些分了家的人说道；接着一些爱说话的人也加入了他们一伙起哄。

    “你要是不乐意，你就出钱去买个替身得了。你买得起！”列尊对杜特洛夫说。

    杜特洛夫绝望地掩上衣襟，退到别的庄稼人后面。

    “你好像数过我的钱似的，”他恶狠狠地说，“还得瞧叶戈尔·米哈雷奇从太太那儿回来后怎么说。”

    六

    果然，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时候从宅子里出来了。人们头顶上的帽子一个个地举了起来，管家愈是走近，那些中间秃了或是前面秃了的脑袋——全白的、花白的、红发的、黑发的和淡褐色头发的，都一个跟着一个露了出来，同时，说话声也逐渐逐渐地静了下来，终于鸦雀无声。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站到台阶上，摆出一副要说话的架势。他穿着那件长长的常礼服，两手很不自然地插在前面的衣袋里，一顶工厂里做的帽子盖在他的前额上，他两脚分开，稳稳地站在高处，俯视着那些向他抬起来的、多半是年老的和多半是漂亮的、蓄着胡子的脑袋。现在，他跟站在太太面前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他的模样十分威严。

    “乡亲们，这是太太的决定：她不愿意把家奴送去当兵，你们中间谁去，由你们自己指定。今年我们需要三名壮丁。其实，只要两个半，那半个是预支的。反正一样：今年不去，下回去。”

    “那可不！这话在理！”大家嚷道。

    “依我看呀，”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说，“霍留什金和瓦西卡·米秋欣一定要去，——这是上帝的旨意。”

    “是啊，对。”大家嚷道。

    “第三个人要么让杜特洛夫家去，要么从有两个儿子的人中间再选派一个。你们说呢？”

    “杜特洛夫家去，”大家说，“杜特洛夫家有三个壮丁。”

    于是叫喊声又慢慢慢慢地开始了。后来，不知怎的，问题又转到锯子上、转到那一小块菜园子以及从主人家的院子里偷麻袋等事情上去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经管庄园已经有二十年了，他是个聪明而有经验的人。他站在那儿听了大约一刻钟，突然吩咐大家都不要说话了，让杜特洛夫家的三个孩子抽签，看应该让谁去。大家把签准备好了，赫拉普科夫摇了摇帽子，从里面抽出一张签来，抽中的是伊柳什卡。大家都停止了说话。

    “是我抽中了吗？让我瞧瞧。”伊柳什卡说道，他的声音都变了。

    大家都一言不发。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吩咐明天每户送七戈比的征兵费来，然后宣布一切完毕，散会。人群走动开了；他们走过了拐角方才戴上帽子，发出一片嗡嗡的谈话声和脚步声。管家站在台阶上，望着散去的人。当杜特洛夫的小伙子们都拐过弯去走了，管家把老头叫到身边，杜特洛夫老头本来就没走，这时便跟他走进了账房。

    “老伙计，我很可怜你，”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一面在桌前一张安乐椅上坐下，“轮到你了。你想不想给你侄儿买个替身呢？”

    老头没有回答，含有深意地瞧了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眼。

    “这是躲不过去的。”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他的目光说。

    “叶戈尔·米哈雷奇，买，我倒愿意，就是没钱。两匹马在夏天给人家坑了，抢了。又给侄儿娶了亲。大概是因为我们太忠厚老实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命运。他说得倒好。”（他想起了列尊。）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用手搓了搓脸，打了个呵欠。显然，他已经不耐烦了，而且也是该喝茶的时候了。

    “哎，老伙计，别造孽了，”他说，“到地窖里去找找，说不定你会找到四百个卢布旧银币的。我给你买一个替身，可好啦。前些日子就有一个人愿意去。”

    “在省里吗？”杜特洛夫问道，他说的省里就是城里。

    “怎么样，你买吗？”

    “我倒愿意买，可以对天起誓，不过……”

    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啦，老伙计，你听我说：不要让伊柳什卡对自己干什么蠢事[8]；等我一传下话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马上就把他带走。你送他去，你就得负责，万一他出了什么差错儿，我就拿你的大儿子顶替。听见了没有？”

    “能不能叫有两个儿子的人家去呢，叶戈尔·米哈雷奇，这太气人了，”他沉默了片刻说道，“我兄弟已经当兵死了，现在又要把他的儿子弄走，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他说时差不多要哭了，恨不得屈膝跪下。

    “好啦，走吧，走吧，”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毫无办法，这是规定。看着点伊柳什卡；你可要负责。”

    杜特洛夫用菩提木手杖沉思地叩着高低不平的路面，走回家去了。

    七

    第二天清早，一匹骨骼粗大的枣红色骟马——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大鼓”，——驾着一辆出门用的马车（管家就是乘这辆车出门的），停在家奴“下房”的台阶前。波利凯的大女儿安纽特卡不顾雨里夹着雪珠，寒风刺骨，还是光着两脚，站在马头前面，她站得远远的、带着明显的害怕的样子，一手抓着缰绳，另一只手按着披在她头上的那件黄绿色短上衣，这件上衣在家里既当被子、皮袄、帽子、毯子用，也当波利凯的外衣用，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波利凯的小屋里正忙做一团。屋里还很黑；雨天的晨曦微微透过有的地方糊着纸的窗户。阿库林娜暂时撂下了炉子上的饭菜和孩子们（几个小的还没起来，正冻得发抖，因为他们的被子被拿去当了衣服，只给了他们一块母亲的头巾来代替被子），正忙着给丈夫收拾行装。一件衬衫是干净的，但那双靴子却像俗话所说“张开了大口”，这使她特别感到为难。首先，她从自己脚上脱下了那双唯一的厚毛袜给了丈夫；其次，她动脑筋用那块在马厩里没有放好、前天被伊利奇捡回家来的毡鞍垫做了一双鞋垫，做得既可以堵住靴子上的窟窿眼，又可以防止伊利奇的脚受潮。伊利奇自己则盘腿坐在床上，正忙着把那条宽腰带拧来拧去，免得它看起来像根脏绳子。那咬字不清、爱闹别扭的小女孩穿着一件即使顶在头上还是要绊脚的羊皮袄，被打发去向尼基塔借帽子。前来托伊利奇在城里买东西的家奴们，更增加了忙乱。有的要买针，有的要买茶叶，有的要买低等橄榄油，有的要买烟叶，还有那个木匠老婆要买糖；她已经摆上了茶炊，为了讨好伊利奇，给他送来了一缸子她自己管它叫茶的饮料。虽然尼基塔不肯借帽子，他必须修理自己那顶旧的，就是说，要把露出来、耷拉在外面的棉花塞进去，再用马医用的针把那个窟窿补好；虽然那双垫着用毡鞍垫做鞋垫的靴子起初穿不进去；虽然安纽特卡冻僵了，几乎松开了“大鼓”，穿着皮袄的玛什卡便上去接替了她，随后玛什卡又得把皮袄脱下来，而由阿库林娜亲自前去拉着“大鼓”，——虽然这样，到末了，伊利奇还是把家里差不多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自己身上，只留下了一件短上衣和一双便鞋，待一切安排就绪以后，他便坐上了马车，掩好了衣襟，拾掇了一下干草，又掩好了衣襟，拿起了缰绳，又把衣襟掩得更紧一些，就像那些非常有身份的人所做的那样，驱车动身了。

    他的小男孩米什卡跑到台阶上，要求带他去坐车玩。咬字不清的玛什卡也央求带她去“坐契（车）玩，就是不穿皮佬（袄）她也不冷”，于是波利凯便勒住“大鼓”，微微露出那种软弱的笑，阿库林娜便把孩子们抱上了车，又俯身向他低声说，叫他要记住起的誓，一路上千万不要喝酒。波利凯把孩子们带到铁匠铺那儿，便让他们下了车，他又裹了裹衣裳，又正了正帽子，便独自赶着车，放马小跑，不紧不忙地向前驶去了。车子一颠，他的腮帮子就一哆嗦，他的脚就轻轻地碰在车板上。玛什卡和米什卡光着脚拼命地跑着、叫着，顺着溜滑的山坡向家里飞奔而去，吓得一条从村子里跑到家奴那儿去的狗瞧了瞧他们，突然夹着尾巴狂吠着，逃回家去了，这一来，使波利凯的这两个继承人的尖叫声更增大了十倍。

    天气很坏，寒风刺骨，天空飘落着似雪非雪、似雨非雨、似雪珠非雪珠的东西，有时打在伊利奇的脸上，打在他那藏在厚呢上衣袖子里面握着冰冷的缰绳的不戴手套的手上，打在马轭的皮子面上，打在这匹贴着耳朵、眯着眼睛的老马“大鼓”的头上。

    后来雨突然停了，霎时间天空放晴了；淡蓝色的雪云显得格外分明，太阳似乎已开始露面，但它现出一副犹豫不决和闷闷不乐的样子，就像波利凯本人的微笑一样。尽管如此，伊利奇还是沉浸在愉快的沉思中。他——这个要被送去流放和受到威胁要被送去当兵的人，这个只有懒人才不去打骂他的人，这个经常是哪儿坏就支使他到哪儿去的人，——现在居然坐着马车去取一笔款子，而且是一笔巨款，而且又是太太信托他，又是坐着“大鼓”拉的、管家坐的、有时候太太本人也乘坐的马车，他俨然像一位客店老板坐在一辆配备有皮轭索、皮缰绳的马车上。于是波利凯便把腰杆挺得更直地坐着，把帽子里露出来的棉花拾掇好了，把衣裳又裹紧了一点。不过，要是伊利奇以为他完全像一位有钱的客店老板，那他就错了。诚然，任何人都知道，手头有一万卢布的商人们乘坐的也是配备有皮马具的马车；话虽如此，但也未必尽然。要是有一个人乘车而来，他蓄着胡子，穿着蓝色的或黑色的大褂，驾着一匹高头大马，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你只消瞧一眼他那匹马的膘肥不肥，他本人是不是保养得很好，他的坐法怎样，马套得怎样，车轮上的轮箍怎样，他束的腰带怎样，那你就一目了然，此人到底在经营着几千卢布还是几百卢布的买卖。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只要走近一点瞧瞧波利凯，瞧瞧他的手和他的脸，瞧瞧他不久以前才蓄的胡子，瞧瞧他的腰带，瞧瞧那乱七八糟地扔在车厢里的干草，瞧瞧那匹干瘦的“大鼓”，瞧瞧那磨损了的轮箍，马上就会明白，坐在马车里的是个奴才，不是商人，也不是牲口贩子，也不是客店老板，他既不趁几千或几百，甚至连十个卢布也没有。但伊利奇并不这样想，他想错了，而且很惬意地想错了。他要把一千五百卢布揣在怀里带回家去。假如他愿意，他就可以勒转马头不回家，而到敖德斯特[9]去，而且他爱上哪儿就能上哪儿。不过他不这么做罢了；他要规规矩矩地把钱带给太太，这样，他以后就可以说，他带过的钱还远不止这些。当他来到一家酒馆门前时，“大鼓”就开始拉紧左边的缰绳，掉过头去，想停下来；这时波利凯，虽然身上带着人家托他买东西的钱，却抽了“大鼓”一鞭子，扬长而过。在另一家酒馆前，情形也是一样，快近中午时，他下了车，打开了一家客店的店门——太太家的仆人都在这家店里歇夜——他把车赶了进去，卸了马，给马喂了干草，跟客店的伙计们一块儿吃了饭，他当然不会忘记叙述，他是来办一件多么重要的事的；随后，他就带着放在帽子里的信到花匠那儿去了。花匠虽然认识波利凯，但他看信时却露出显然的怀疑神情，一再问他是不是真的吩咐他来取钱的。伊利奇想生气，但是他做不出来，他只是微微一笑，就像他惯常那样的笑法。花匠把信又看了一遍，才把钱给了他。波利凯收到钱以后，就把它揣在怀里，回住处去了。不论是啤酒店也好，各种酒店也好，什么都引诱不了他。他全身感到一种愉快的激动，他不止一次地停留在各种店铺门前，店铺里陈列着种种诱惑人的货色：长统靴子、厚呢外衣、帽子、印花布和食品。他站了不一会儿，就怀着愉快的心情走开了：我都买得起，就是不买。他走到市场上去买人家托他买的东西，东西买齐了，他就拿起了一件定价二十五卢布的熟皮大衣，问了问价钱。卖主瞅着波利凯，不知道为什么不相信他能买得起，可是波利凯指了指自己的怀里说，假如他愿意，他能把整个铺子都买下来，他要求试试那件皮大衣，他穿起来，揉揉，摸摸，把皮毛吹吹，弄得浑身发出一股臭皮子味儿，最后才叹了一口气把它脱下来。“价钱不合适。你要是十五个卢布肯卖的话，我一定买。”他说。商人没好气地把那件皮大衣隔着桌子扔了回去，波利凯便走出来，心情愉快地回到了住处。晚饭后，他给“大鼓”饮了水，喂了燕麦，就爬到火炕上，掏出信封来端详了老半天，然后请那个识字的客店老板念了念地址和“内附一千六百十七卢布纸币”这句话。信封是用普通的纸做的，封口压着印有铁锚形的棕色火漆：大的一个在中间，四边还有四个；边上也滴了火漆。伊利奇把这一切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记熟了，甚至还摸了摸纸币的尖角。他一想到自己手里有这么一大笔钱时，就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他把信封塞进帽子的窟窿里，又把帽子放在枕头底下躺了下来；但就是在夜里，他还醒了好几次，去摸摸那个信封。每次他发现信封还在原来的地方时，便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他想到，他，波利凯，这个受人欺侮、被人作践的人，居然能带着这么大一笔款子，而且要诚实无欺地把它送到，这样地诚实，恐怕连管家自己也做不到。

    八

    将近半夜，店家的伙计和波利凯都被敲门声和农民们的叫喊声吵醒了。这是从波克罗夫斯科耶送来的新兵。他们约莫有十来个人：霍留什金、米秋什金、伊利亚[10]（杜特洛夫的侄子）。两个替身、村长、杜特洛夫老头和车夫们。屋里点着一盏通宵不灭的小灯，女厨子睡在神像下面的长凳上。她跳起身来，点着了蜡烛。波利凯也醒了，他从炕上探出身来望着进来的农民们。大家一边往里走一边画十字，他们在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都十分平静，简直看不出到底谁送谁去当兵。他们向大伙问了好，聊着天，又要吃的。的确，有几个人很少说话，愁容满面；可是，另外几个人却显得特别高兴，看样子是喝醉了。其中就有伊利亚，他过去从来不喝酒。

    “喂，小伙子们，咱们是吃晚饭呢，还是睡觉？”村长问道。

    “吃晚饭，”伊利亚回答道，他敞着皮袄坐在板凳上，“派人去买点伏特加来。”

    “伏特加喝得不少了，”村长顺口答道，然后又问其他的人说，“小伙子们，吃点面包吧。干吗去把人家叫醒呢？”

    “来点伏特加。”伊利亚对谁也不瞧地重复说，听他那声调，不给他酒喝他是不肯轻易罢休的。

    农民们听从了村长的劝告，从大车上拿了些面包来吃了，又要了些克瓦斯喝了，便躺下了，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躺在火炕上。

    伊利亚还不时重复说：“来点伏特加，我说，给我拿来。”猛然，他看见了波利凯。

    “伊利奇，啊，伊利奇！亲爱的朋友，你在这儿？要知道，我要去当兵啦；我跟我妈和老婆永远分别了……她那个哭呀！他们押送我去当兵。你请我喝点伏特加吧。”

    “我没钱，”波利凯答道，“上帝保佑，说不定会退回来的。”波利凯安慰他说。

    “不，老伙计，我像一棵干干净净的白桦树，从来没生过病。我怎么会给退回来呢？像我这样的兵不要，沙皇还要什么兵呢？”

    波利凯便开始给他讲一个故事，说，有个农民给了医生一张蓝票[11]，于是就给退回来了。

    伊利亚往炕前靠了靠，便谈起心来：

    “不，伊利奇，现在完了，我自己也不想在家里待下去了。我伯伯把我押送来。我们家就买不起一个替身吗？不，他舍不得他儿子，也舍不得钱。他们把我送去……现在我自己也不想在家待下去了。（他说话声音很低，推心置腹地、带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只有一点，我可怜我妈；亲爱的人哪，她是多么伤心啊！还有我老婆：他们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把那娘儿们断送了；现在她算完了；一句话，她做了大兵的老婆了。还是不娶亲的好。他们干吗要给我娶亲呢？她们明儿要来。”

    “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把你们送来了呢？”波利凯问道，“原来一点也没听说呀，突然一下子……”

    “哼，他们怕我把自己弄残废了，”伊柳什卡微笑着答道，“不用怕，这种事我不干。我就是当了兵，也不会完蛋，只是可怜我妈。他们干吗要给我娶亲呢？”他忧伤地低声说。

    门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杜特洛夫老头走了进来。他抖搂着帽子，依然穿着那双总是那么老大老大的树皮鞋，脚上就像套了两只小船。

    “阿法纳西，”他一面画十字，一面向看院子的说，“有灯笼没有？我要去装点燕麦。”

    杜特洛夫没有抬起头来看伊利亚，他不慌不忙地点上了蜡烛头。他的手套和马鞭塞在腰里，厚呢外衣整整齐齐地用腰带束着；他那模样好像是押着车队来似的：他那劳苦的脸上显出跟平时一样的厚道、随和以及操心家务的神情。

    伊利亚一看见伯伯，就不做声了，他又闷闷不乐地低下了眼睛瞧着长凳上的什么地方，然后他对村长开口说道：

    “叶尔米拉，来点伏特加，我要喝酒。”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懑和郁闷。

    “这会儿还喝什么酒？”村长一面喝着茶，一面答道，“你瞧，别人都吃了，躺下了；你怎么还胡闹呢？”

    显然，“胡闹”这个词儿使他产生了索性来胡闹一下的念头。“村长，你要是不给我伏特加，那我就闹出点事来给你瞧瞧。”

    “你最好去开导开导他呢。”村长对杜特洛夫说。杜特洛夫已经把灯笼点好了，但他还是站在那儿，显然想听听还有什么下文，他乜斜着眼睛，十分同情地瞧着侄子，好像对他的孩子气感到诧异似的。

    伊利亚低下了头，又说：

    “拿酒来，要不然的话，我就闹事。”

    “算啦，伊利亚！”村长温和地说，“真的，你还是别闹的好。”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句话说完，伊利亚就跳起身来，一拳打在玻璃窗上，一面使劲儿嚷嚷：

    “你们要不听我的话，那你们就瞧着吧！”接着他就冲到另一个窗口，想把那块玻璃也给打碎。

    伊利奇马上连翻了两个身，躲进了炕角落里，因而把所有的蟑螂都吓跑了。村长扔下了茶匙，跑到伊利亚跟前。杜特洛夫则慢慢地放下了灯笼，解下腰带，咂着舌头，摇了摇头，向伊利亚走去；伊利亚正在跟不让他到窗前去的村长和看院子的拉扯在一起。他们抓住他的手，似乎攥得很紧；但伊利亚一看见伯伯拿着宽腰带，力气就增加了十倍，他挣脱了身子，眼睛向上一翻，就握紧了拳头，冲到杜特洛夫跟前。

    “你敢过来，畜生，我就打死你！你把我给害了，你跟你的两个强盗儿子把我给害了。干吗要给我娶亲？你敢过来，我就打死你！”

    伊柳什卡的样子非常可怕。他的脸都发紫了，眼珠乱转；他那年轻力壮的身体像发疟疾似的不住发抖。他似乎想要而且能够把这三个向他进攻的人统统打死。

    “吸血鬼，你在喝你兄弟的血！”

    有一种神情在杜特洛夫永远平静的脸上闪过。他向前迈了一步。

    “你不要不识好歹。”他说，突然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他猛扑过去，一把抱住侄子，和他一同滚到地上，接着，由村长帮着，他开始把他的两手捆绑起来。他们扭打了约莫五分钟；最后杜特洛夫在农民们的帮助下站了起来，把伊利亚紧抓着他皮袄的手拽开了，——他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又把反绑着两手的伊利亚架了起来，让他坐在角落里的一条长凳上。

    “我说过，这样对你更不利，”他说，他一面理着衬衫上的腰带，一面由于刚才的搏斗还在气喘吁吁，“为什么要造孽呢？我们大家都要死的。把外衣给他枕在头底下，”他对店家说，“不然，他的头会发麻的。”说完这句话，他就提着灯笼，腰上拴了根绳子，又去照料马去了。

    伊利亚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衬衫也给扯了出来；他向屋子四周打量了一下，好像在极力回忆他是在什么地方似的。店家收拾起碎玻璃，用一件短皮袄堵住窗口，免得冷风吹进来。村长又坐下来喝茶。

    “唉，伊柳哈，伊柳哈[12]！我真可怜你。有什么法子呢！你瞧霍留什金，他也娶了亲；明摆着，是逃不了的嘛。”

    “我就毁在我这个恶棍伯伯手里，”伊利亚咬牙切齿地重复说，“他舍不得自己的儿子……我妈说，管家让他买个新兵替我。他就是不肯；他说：他买不起。难道我和我兄弟给家里挣的还少吗？……他就是恶棍！”

    杜特洛夫回到屋里，对着神像做了祈祷，脱了衣服，便挨着村长坐下。女厨子仍把克瓦斯和勺子递给了他。伊利亚不做声，闭上了眼睛，躺在厚呢外衣上。村长默默地指了指他，摇了摇头。杜特洛夫挥了挥手。

    “难道我舍得吗？他是我亲兄弟的儿子。不但舍不得，他们还使我在他面前成了恶棍。他老婆，别看这小娘儿们年轻，可坏啦，挑唆他，让他满脑子里都以为我们有钱，买得起替身，所以他怨我。不过这孩子也是怪可怜的！……”

    “唉，这孩子是不错！”村长说。

    “我拿他真没有办法。明儿个我打发伊格纳特来，他老婆也想来。”

    “好，让他们来吧，”村长说完，便站起来，上了炕，“钱算什么？金钱如粪土。”

    “要是有钱的话，谁会舍不得钱呢？”客店的伙计抬起头来说。

    “唉，钱呀，钱呀！许多罪恶都是它造成的，”杜特洛夫说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钱那样造出那么多的罪恶。《圣经》上也这么说。”

    “《圣经》上什么都说到了，”客店老板同意道，“有个人告诉过我一件事：从前有个商人，攒下了许多钱，但是连一个小钱也不愿意留下来；他太爱钱了，要把钱带进自己的棺材。他临死的时候，只吩咐把一个小枕头放进他的棺材里。可是谁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后来他的儿子们找起钱来了：什么也没有。有一个儿子猜到，这钱大概放在枕头里。这事叫沙皇知道了，便恩准他们掘坟。你猜怎么着？把棺材打开了，枕头里什么也没有，棺材里满是毒蛇；于是把棺材给埋了。瞧，这都是金钱在作怪。”

    “可不是吗，造的孽可多啦。”杜特洛夫说罢就站起身来，开始祷告上帝。

    他做完祷告，瞧了瞧侄子。那小伙子睡着了。杜特洛夫走过去给他松了绑，然后自己也躺了下来。另一个农民便去守着马睡觉了。

    九

    一切刚刚静下来，波利凯便像一个犯了过错的人似的悄悄地爬下了炕，开始收拾。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和新兵们一起过夜，他感到可怕。公鸡已经在频频报晓。“大鼓”已经吃完了它的全部燕麦，正往饮马槽里伸脖子。伊利奇把它套上车，牵着它从农民们的大车旁走了出来。他的帽子和放在那里面的东西都完整无缺，接着马车的车轮又在往波克罗夫斯科耶去的那条结着一层薄冰的大路上辚辚地响了起来。等到了城外，波利凯才感到轻松了些。要不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老是听见后面有人在追他，叫他站住，而且把他的两手反绑起来，让他顶替伊利亚，明天送他到新兵站去。不知道是由于冷，还是由于害怕，他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冷，所以他老是不停地赶着“大鼓”往前走。他碰见的第一个人是个戴着高筒皮帽、随身带着一名独眼工人的牧师。波利凯越发害怕起来。可是出了城以后，这种恐怖便渐渐消失了。“大鼓...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