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死

    一

    秋天了。两辆马车在大路上风驰电掣地飞驶着。前面那辆轿式马车里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太太，消瘦而苍白。另一个是侍女，容光焕发、脸色绯红、胖胖的，她那干涩的短发老从褪了色的帽子底下滑出来，所以那只戴着破手套的红红的手不时要把头发塞进去。那裹着粗毛披巾的高高的胸脯透出健康的气息，那双滴溜溜的黑眼睛，一会儿注视着窗外掠过的田野，一会儿胆怯地看看太太，一会儿不安地打量着马车的角落。太太那顶挂在网架上的帽子在她的鼻子前面摇晃着，一条小狗躺在她的膝上，她的脚跷着，让开放在地上的一堆小匣子，随着弹簧的颤动声和玻璃的震动声，可以微微地听见她的鞋底敲在小匣子上的声音。

    太太把两手叠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靠着垫在她背后的靠垫上微微摇晃着，微皱着眉头隐隐地咳嗽着。她头上戴一顶白色睡帽，娇嫩、苍白的脖子上系着一条浅蓝色的围巾。在睡帽下面笔直的头缝把她那淡褐色的、非常平整的、抹了油的头发平分着，那条宽宽的平分线的白皮肤上，现出一种干枯的死色。她的面貌虽然秀丽，可是微微发黄的皮肤却干枯松弛，两腮和颧骨上一片潮红。她的嘴唇是干的、不安的，稀疏的睫毛没有卷，呢子的旅行外衣在她那凹下去的胸部形成一条条直褶。虽然太太的眼睛闭着，她的脸上却现出疲倦、恼火和惯有的痛苦的表情。

    那个听差正在赶马车人的座位上把胳膊肘支在软椅上打瞌睡。那驿站的马车夫精神抖擞地吆喝着，赶着四匹汗淋淋的高头大马前进，他间或回头看看在后面那辆四轮马车上吆喝着的另一名马车夫。轮胎的宽阔的平行痕印在泥泞的石灰路上均匀而迅速地向前延伸。天空是灰色而寒冷的，潮湿的尘雾洒落在田野和道路上。马车里面很闷，而且有一股花露水和尘土的气味。病人把头往后一靠，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她那双大眼睛发亮，黑得好看。

    “又来了。”当侍女的大衣下摆微微碰着她的腿时，她便用那美丽的瘦骨嶙峋的手神经质地把它推开，说道；她的嘴痛苦地歪扭着。玛特廖莎用双手提起自己的大衣，用壮实的两腿微微欠身起来，把身子挪开些。她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满是娇艳的红晕。病人那双美丽的黑眼睛贪婪地注视着侍女的动作。太太用两手按着坐位，也想欠起身子，往上坐一坐；可是她力不从心。她的嘴歪扭了，她整个的脸由于一种无可奈何的、恶意的嘲讽的表情而变得难看。“你哪怕帮我一下呢！……哎呀！不用了！我自己会，劳你驾，请你别把你的麻袋之类的东西放在我背后！……既然你不会，你就别碰我！”太太闭上了眼睛，接着，又很快抬起眼皮，瞧了侍女一眼。玛特廖莎咬着红红的下唇望着她。从病人胸中涌上一声深沉的叹息，可是叹息在中途便变成了咳嗽。她转过脸去，皱起眉头，两手揪着胸口。咳嗽完了，她又闭上了眼睛，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驶进了一座村庄。玛特廖莎从披巾下伸出一只胖乎乎的手来画了个十字。

    “这是什么？”太太问道。

    “驿站，太太。”

    “我问你为什么画十字？”

    “有座教堂，太太。”

    病人转身对着车窗，开始缓慢地画十字，睁大那双大眼睛瞧着她那辆轿式马车经过的那座乡村教堂。

    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都在驿站前停住了。病人的丈夫和医生下了四轮马车，来到轿式马车跟前。

    “您觉得怎么样？”医生把着她的脉问道。

    “嗯，你怎么样，亲爱的，你不累吧？”丈夫用法语问道，“你不想下来吗？”

    玛特廖莎抱起包袱蜷缩在角落里，免得妨碍他们谈话。

    “没什么，还是那样，”病人答道，“我不下去。”

    丈夫站了一会儿，就走进驿站里去了。玛特廖莎从轿式马车上跳了下来，踮着脚跑过泥泞，走进了驿站的大门。

    “我不舒服，并不能作为您不吃早饭的理由。”病人微笑着对站在车窗旁的医生说。

    “他们谁也不管我，”当医生刚轻轻地迈脚离开她，很快地跑上了驿站的台阶时，她自言自语地寻思道，“他们身体好，所以他们不在乎。哦！我的上帝！”

    “怎么样，爱德华·伊万诺维奇？”丈夫看到医生时，带着愉快的微笑搓着手说，“我已经吩咐他们把食盒[1]拿进来，您对此意下如何？”

    “行。”医生答道。

    “嗯，她怎么样？”丈夫叹了口气，压低声音，扬起眉毛问道。

    “我说过：她不仅到不了意大利，就是到莫斯科也得看天意了。尤其是在这种天气。”

    “那怎么办呢？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丈夫用手捂着眼睛说。“拿到这儿来。”他对拿着食盒进来的仆人说。

    “本来就该待在家里。”医生耸耸肩膀答道。

    “请问，我有什么法子呢？”丈夫反问道，“您知道，我曾经想尽一切方法阻拦她，我提到了费用，提到了我们必须撇在家里的孩子，以及我的一应事务，可是她什么都不听。她订出在国外的生活计划，好像她是个健康人似的。可是把她的病情如实告诉她————又无疑是杀害她。”

    “其实她已经被杀死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这一点您必须知道。人没有肺是活不成的，而肺是不能再长出来的。这的确很悲哀、很难过，可是有什么法子呢？你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她尽可能平静地死去。现在得请牧师了。”

    “哦，我的上帝！请您想想我的处境吧，得提醒她立遗嘱。随它去吧，我反正不能跟她提这件事。您知道，她是多么善良啊……”

    “不过，您还是得想法子劝她等路冻结实了再走，”医生意味深长地摇着头说，“要不然，在路上也许会出事……”

    “阿克休莎，哎，阿克休莎！”驿站长的女儿尖声喊道；她把一件敞胸短上衣顶在头上，在满是泥泞的屋后的台阶上跺着脚。“咱们去瞧瞧希尔金家的太太去。听说她胸口疼，要到外国去。我还没见过害痨病的人是个什么样儿呢。”

    阿克休莎从门里跳了出来，她们俩手拉手地跑出了大门。她们放慢步子从轿式马车旁边走过去，向放了下来的车窗里张望了一下。病人向她们转过头来，可是，一发觉她们好奇的神情，就皱着眉头把脸转了过去。

    “妈……呀！”驿站长的女儿很快地转过头来，说道，“从前她是个大美人儿，可现在成了什么样儿了？真可怕。阿克休莎，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是呀，可瘦啦！”阿克休莎附和着说，“咱们假装是到井台那边去，再去瞧瞧。瞧，她把脸转过去了，可我还是看见了。多可惜呀，玛莎。”

    “瞧这些烂泥！”玛莎答道，接着她俩又跑回大门里去了。

    “看来，我的样子很可怕，”病人想道，“但愿我能尽快、尽快到外国去；我在那儿会很快恢复的。”

    “怎么，亲爱的，你怎么样？”丈夫走到轿式马车跟前，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说。

    “问来问去就这句话，”病人想道，“可他自己还在吃！”

    “没什么。”她待答不理地说。

    “你要知道，亲爱的，我担心在这样的天气里旅行会加重你的病，爱德华·伊万内奇也这么说。咱们不如回去吧？”

    她生气地一言不发。

    “说不定天气会好起来，那时路也就好走了，你的病也见好了；我们大家再一块儿去。”

    “对不起。如果早先我不听你的话，那我现在已经在柏林了，而且健康完全恢复了。”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天使，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你要是肯再等一个月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大大地好起来；我也可以把事情办完，孩子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了……”

    “孩子们没病，我可有病。”

    “不过你要明白，亲爱的，假如因为这种天气你的病在路上加重……那时候咱们至少是在家里。”

    “在家里又怎么样？……在家里等死吗？”病人勃然大怒地答道。但是死这个字显然把她吓住了，于是她央求地和疑惑地望了望丈夫。他低下眼睛，沉默了。病人的嘴突然像孩子似的撇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丈夫用手帕捂着脸，默默地从轿式马车旁走开了。

    “不，我要去，”病人说时眼望着天，抱着胳膊，开始低声说些不连贯的话，“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呢？”她说时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她热烈地祈祷了很久，可是她的胸部还是那样疼痛，喘不过气来；天空、田野和道路还是那样阴沉和灰暗，那同样的秋雾，既不密，也不稀，依旧落在泥泞的道路上、屋顶上、轿式马车上和马车夫们的皮袄上。那些用洪亮、愉快的声音交谈着的马车夫正在给车轮涂油和套车……

    …………………………………………………………………………

    二

    轿式马车套好了；可是车夫在磨蹭。他走进了车夫们待的小木屋。木屋里又热、又闷、又黑，有一股人味、烤面包的味、白菜和羊皮袄的气味。有几个马车夫在正房里坐着，一个女厨子在炉旁忙着，火炕上躺着一个穿羊皮袄的病人。

    “赫韦多尔大叔！喂，赫韦多尔大叔！”一个穿着皮袄、腰里掖着鞭子的年轻马车夫，走进屋来对病人说道。

    “饭桶，你找费季卡[2]干什么？”有个马车夫答应道，“瞧，你们的马车在等着你哪。”

    “我想借他的靴子；我这双破了。”小伙子回答时把头发往后一甩，并把掖在腰里的无指手套塞好。“他睡着了？喂，赫韦多尔大叔！”他走到火炕跟前，又喊道。

    “什么事？”一个微弱的声音答道，接着一张长着红胡子的瘦脸从炕上探出来，向下张望着。接着，一只苍白瘦削的毛茸茸的大手拉过一件粗呢上衣，盖在穿着肮脏的衬衫的瘦肩膀上。“给我点水喝，小伙子；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递给了他一勺水。

    “是这么回事，费佳[3]，”他说时两脚倒替着站着，“现在你大概不需要那双新靴子了；让给我吧，你大概不会再满处跑了。”

    病人把疲惫无力的头俯在那光滑的木勺上，下垂的稀稀拉拉的胡子浸在浑浊的水里，他无力而贪婪地喝着。他那蓬乱的胡子很脏，凹下去的、无神的眼睛吃力地抬起来望着小伙子的脸。喝完水，他想抬起手来擦擦濡湿的嘴唇，可是力不从心，只好在粗呢上衣的袖子上蹭了蹭。他默默地、困难地用鼻子呼吸着，强打精神直望着小伙子的眼睛。

    “也许你已经答应给别人了吧，”小伙子说，“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算了。主要是，外面潮湿，我得出去干活，所以我想：我去把费季卡那双靴子借来吧；他大概不用了。要是你自己要用，那你就说……”

    病人的胸中有什么涌上来了，咕噜咕噜地直响；他佝偻着身子，连咳带呛地、没命地咳嗽起来。

    “他要靴子有什么用！”女厨子突然怒气冲冲地嚷起来，嚷得整个屋子都能听见，“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炕了。瞧他这个咳劲儿，只要一听见他咳嗽，连我都觉得心口疼。他要靴子有什么用？总不会给他穿着新靴子下葬吧。他早就该走了，请上帝饶恕我的罪过！瞧他这个咳劲儿。应该让他搬到别的屋子里或是什么地方去！听说城里有这种医院；像他占着这一大片地方————哪行？得了吧。弄得你简直没一点空地儿，还讲究什么干净。”

    “喂，谢列加！上车去吧，老爷们在等着哪。”驿站长向门里叫道。

    谢列加没有等到答复，刚想出去，可是那病人一面咳嗽，一面用目光示意他有话要说。

    “你把靴子拿去吧，谢列加，”他忍住咳嗽，歇了一会儿说，“可是你听我说……等我死后，你给我买块碑石吧。”他声音嘶哑地加了一句。

    “谢谢大叔，那我就拿走了，碑石我准给你买。”

    “我说，伙计们，听见了没有？”病人还有话要说，可是他又佝偻着身子喘不出气来。

    “好，我们听见了，”有一个马车夫说，“走吧，谢列加，上车去吧，要不然，驿站长又要跑来了。你知道，希尔金家的太太正病着哪。”

    谢列加赶快脱下自己那双大而无当的破靴子，把它们往长凳下面一扔。费多尔大叔的新靴子正合脚，谢列加打量着那双靴子，走出木屋，向轿式马车走去。

    “嗨，多棒的靴子！让我来给它擦点儿油吧，”当谢列加爬上自己的坐位，拿起缰绳的时候，一个手上拿着上油毛刷的马车夫说道，“白送给你了？”

    “你眼红吗？”谢列加答道，他微微欠起身来，用粗呢上衣的下摆把腿裹好。“走吧！我的宝贝儿！”他扬起鞭子向马吆喝道；于是载着乘客和大小皮箱的轿式马车和四轮马车便在潮湿的大路上飞快地驶去，在灰蒙蒙的秋雾中消逝了。

    那生病的马车夫留在闷热的木屋里的火炕上，他始终咳不出痰来，于是使劲翻了个身，便安静下来了。

    到了傍晚，木屋里人们进进出出，不断有人来吃饭，谁也没理会这个病人。晚上，女厨子爬上炕去，迈过他的腿伸手去取皮袄。

    “纳斯塔西娅，你别生我的气，”病人说，“我很快就会把这地方给你腾出来的。”

    “得了，得了，那有什么，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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