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塞恩

    ——德·涅赫柳多夫公爵日记摘录

    7月8日

    昨天晚上我到了卢塞恩，下榻在此地最好的旅馆瑞士旅馆。

    “卢塞恩，这座瑞士州的古城，在四州湖畔，”默里说，“是瑞士的一个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这儿有三条主要的公路交叉着；搭汽船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到达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见世界上最壮丽的风景之一。”

    不管这话是不是正确，可是其他旅行指南上也是这样说的，因此，各国的旅行家们，尤其是英国人，到卢塞恩来的非常多。

    这座宏伟的五层楼的瑞士旅馆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在湖边的堤岸上，在那个老地方，原来有一座有顶的、弯曲的木桥，桥角上有小教堂，桥梁上有圣像。现在，由于英国人源源而来，由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趣味和他们的金钱，那座旧桥已被拆毁了，在那儿造了一条像棍子似的笔直的、以花岗岩为基座的堤岸，堤岸上，盖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在楼房前面，种了两行小菩提树，都用支柱撑着；在菩提树中间，照例摆着绿色的长椅。这是个散步休憩的地方；那戴着瑞士草帽的英国女人和穿着结实而舒适的衣服的英国绅士在这儿来来往往，欣赏着自己的作品。这样的堤岸、房屋、菩提树和英国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是非常好的，就是不该在这儿，不该在这极其庄严而又说不出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

    当我上楼走进我的房里，打开临湖的窗子时，这种湖光，这种山色和这种天宇的美丽，在最初的一刹那间，真是使我目眩眼花和心荡神怡。我感到了一种内心的不安，需要用一种什么方法把突然在我心里洋溢着的感情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想抱抱谁，使劲抱抱他，胳肢胳肢他，拧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干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晚上六点多钟了。整天都下着雨，现在天放晴了。像燃烧着的硫磺似的淡蓝色的湖上，有几点轻舟，后面拖着一道道正在消逝的波痕；湖水静止地、光滑地、像要溢出来似的在窗前的芳草纷披的绿岸间展开，蜿蜒地向前伸去，直到被紧夹在两座巨大的陡坡之间，于是显得黑了，接着便停滞和消逝在此起彼伏的重峦叠嶂、雾霭和冰河之间。近处是伸展开去的濡湿、鲜绿的湖岸，岸上有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远一点是深绿的、树木繁茂的、有着古堡废墟的陡坡；最远处是一片耸立着离奇的峭壁岩和暗灰色雪峰的群山绵亘的紫白色的远景；万物都沉浸在柔和的、晶莹的、蔚蓝色的大气中，都被从云缝里射出的落日的炎热的光辉照耀着。湖上也好，山上也好，天空中也好，没有一丝完整的线条，没有一片完整的色彩，没有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都是不均衡，是离奇变幻，是光怪陆离的阴影和线条的无穷的混合和错综，而万物之中却蕴藏着宁静、柔和、统一和美的必然性。而这儿，就在我的窗前，在这种模糊的、错杂的、无拘无束的美之中，却横着一条人工筑造的、愚蠢的、白棍子似的堤岸，用支柱撑着的菩提树和绿色的长椅——这些寒伧的、庸俗的、人造的东西，不但不像遥远的别墅和废墟那样，融合在美的统一的谐和当中，反而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视线老是不由自主地和那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发生冲突，而且我心里直想推开它，毁掉它，就像要把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那颗黑点擦掉一样；可是英国人散步的那条堤岸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我只好尽量设法找寻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办法，于是我就独自坐在那儿玩味着一个人在孤寂中凝视着大自然的美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虽不完全、但却甜得令人难受的感情，直到吃晚饭时为止。

    七点半时，来叫我吃晚饭了。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以容纳一百人的长餐桌。客人们陆续来到大厅里，肃静的动作持续了三分钟左右：女士们的衣服的声、很轻的脚步声以及和殷勤文雅的侍者们悄悄的商谈声；终于所有的坐位都给绅士太太们坐满了，他们一个个穿得都很漂亮，甚至很阔绰，一般都非常整洁。在瑞士，通常大部分客人是英国人，因此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家保持一种公认的严格的礼节、沉默寡言（不是由于骄傲，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接近），以及因自己的需要得到了适当和愉快的满足而自我陶醉的神情。雪白的花边、雪白的硬领、雪白的真牙和假牙、洁白的脸和手，从各方面闪闪发光。而那些脸孔，其中有许多很漂亮，只是现出一种感到个人幸福而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的表情；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理领子、切牛肉、斟酒才动动而已。那些手的动作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内心的活动。家属们偶尔用低微的声音交谈几句哪道菜或是哪种酒味美，或是里吉山上美丽的风景。单身的男女游客们默不作声地并排坐着，甚至谁也不看谁一眼。要是这一百人里面间或有哪两个人彼此谈起话来，那他们准是谈天气和登里吉山。几乎听不见刀叉在盘子里动的声音，菜肴每次只吃一点儿，豌豆和青菜一定得用叉子叉着吃；侍者们不自主地被全体的肃静压倒，低声问你要什么酒。每逢吃这顿饭时，我总是感到压抑，不痛快，结果便变得忧郁起来。我老觉得好像犯了什么过错受到惩罚似的，就像小时候淘了气，他们把我放在椅子上，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我的小乖乖，你就歇会儿吧！”——可是年轻的血液却在我血管里沸腾，而且我听见我的弟兄在隔壁屋里的欢闹声。以前我总想反抗在这样的会餐时所感受到的这种压抑的感情，可是徒然；所有这些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一种无法抵抗的影响，所以我也只好变得死气沉沉。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初我试过和邻座的人谈谈；可是，除了在那同一个地方以及那同一个人重复显然是千篇一律的词句以外，我是得不到别的回答的。其实，所有这些人并不傻，也不是麻木不仁，不过，大概这些僵化的人之中，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有一种内心的生活，而且其中有许多人的生活，比我更复杂和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使自己失去人生中一种最大的享受——人跟人互相交谈的快乐呢？

    我们巴黎的公寓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在那儿，我们，二十个国籍、职业和性格都极不相同的人，在法兰西的社交风尚的影响下，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就像在一块儿游戏一样。在那儿，从桌子这一头到另一头，我们交谈；在谈话中夹杂着诙谐和俏皮的双关语，哪怕时常用一些似通非通的语言也没什么，谈话很快就融成了一片。在那儿，谁也不必担心结果怎么样，心里想到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我们的哲学家，有我们的辩论家，有我们的bel esprit[2]，有我们的被嘲笑的对象，一切都是共同的。在那儿，一吃完晚饭，我们就把桌子移开，不管合不合节拍，便开始在沾满尘埃的地毯上跳起la polka[3]来，直到深夜为止。在那儿，我们尽管有些轻浮，不大聪明，而且是不值得尊敬的人，可是我们却是人。那富有风流韵事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得到进杜伊勒利宫[4]的许可证的美国医生，那留着长发的青年戏剧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上最好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个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美丽而薄命的寡妇，——我们大家都像人似的，虽然很表面，却很友好地彼此相待，而且互相留下了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很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却很真诚深刻。但是在这种英国式的table d’h?te[5]上，我老是一面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缎带、宝石戒指、搽着发油的头发和绸衣服，一面想：用这些装饰可以使多少活生生的女人得到幸福，同时也可以使得别人幸福。想起来都奇怪，有多少知心的朋友和情人们——非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人们——并排地坐在那儿，也许不知道这个。而且天晓得为什么，他们从来也不想知道这个，从来也不把他们非常向往的和非常容易给人的这种幸福互相给予对方。

    像平常吃过这种晚饭那样，我变得忧郁起来；没有吃完最后那道点心，我就没精打采地去遛弯儿。又窄又脏又没亮光的街道，上了门的店铺，喝得醉醺醺的工人，以及和去打水的女人的相遇，或是和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一面贴着墙走来走去、一面东张西望的女人的相遇，不但没有排除我的忧郁的心情，反而使它越发强烈。街上已经完全黑了；这时，我没有朝我的周围张望，心里什么也不想，径直向旅馆走去，希望以睡眠来摆脱这种阴沉的心境。我心里感到可怕的冷淡、孤独和沉重，就像一个人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不禁悲从中来一样。

    当我只看着我脚下的地面，沿着堤岸向瑞士旅馆走去时，一种奇妙而非常悦耳甜蜜的音乐声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种音响在一刹那间对我起了振奋的作用，好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我的心里。我感到舒服和愉快。我那昏昏欲睡的注意力又集中在我的周围的一切事物上。于是夜景和湖山的美丽——我起先曾对它感到冷淡——好像一个新奇的东西突然使我感到又惊又喜。在这一刹那间，我不知不觉地注意到了被升起的月亮照着的阴暗天空中那片深蓝天幕上的灰色云块，映着几点灯光的、像镜子般的墨绿的湖水，远处雾沉沉的群山，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对岸的鹌鹑清脆嘹亮的啼叫。就在我的正前面，在我的注意力最集中的、乐声传来的那个地方，我看见了一个围成半圆形的人群在街心的薄暗中，而在人群前面没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个穿黑衣服的矮小的人。在人群和那人后面，在浮飘着断云的深灰色的天空中，花园中的几棵黑魆魆的杨树美妙地浮现了出来，两个森严的塔顶在古寺两边庄严地耸立着。

    我走得更近了，乐声变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辨出在那远方、在夜空中美妙地颤动着的吉他的完美的和音，以及轮唱的歌声，此起彼落，各声部虽然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它们某些唱得最精彩的地方却烘托出了主旋律。主旋律有点类似优美动人的玛祖卡舞曲。歌声好像时近时远，听起来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蒂罗尔[6]人的絮絮低语、悠扬婉转的假嗓音。这不是歌曲，而是对歌曲的轻妙而杰出的素描。我无法明白这是什么；可是这是美丽的东西。那吉他的令人心荡神怡的幽微的和音，那优美轻快的旋律，那衬托在黑沉沉的湖水、清澈的月色、悄然矗立着的两个高大的塔顶和花园中的黑的杨树构成的奇妙背景上的黑衣人的孤寂的影子——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都有说不出的美丽，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生活中一切紊乱的、无意中得来的印象，突然对我有了意义和魅力。好像有一朵鲜妍芬芳的花在我心里开放了一样。代替刚才我所经受到的对世上的一切的厌倦、漠然和冷淡，我突然感到了爱的需要、满怀希望和无以名状的生活乐趣。“你要什么呢？你想什么呢？”我不禁这样问自己。“就是它，就是从四面八方环绕着你的美和诗。用你的全部力量大口地把它都吸进去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是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走得更近了。那个矮小的人好像是个流浪的蒂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一只脚向前伸出，头朝后仰着，一面弹着吉他，一面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马上就对这个人发生了好感，感谢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变化。我能看得清楚的是：这位歌手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常礼服，短短的黑发，戴着一顶非常俗气的旧便帽。他的服装没有一点儿艺术家的风度，可是他那随便的、天真愉快的姿态和动作，衬着他那小小的身材，却现出一副令人感动而又滑稽可笑的样子。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打扮得花枝招展、长裙曳地的贵妇人们，硬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制服的看门人和侍者们；在街上，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在较远的林荫路上的菩提树之间，打扮得很漂亮的侍者们，戴着白帽子、穿着白罩衫的厨师们，互相搂着腰的姑娘们和散步的人们，都聚集在一块儿了，站住了。他们都好像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同样的感觉。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那歌手的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四周是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唱的间隔中，从远处掠过水面漂来的有节奏的锤声，以及从弗廖申堡岸边传来的断断续续、带着颤音的蛙声，混合着鹌鹑的清脆单调的啼声。

    在黑暗的街上，那矮小的人像夜莺似的，一段又一段地、一曲接一曲地放声唱着。虽然我走到了他的身边，但是他的歌声还是不断地给我很大的快感。他那轻微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他用来控制着这种声音的柔和、韵味和圆润感是非凡的，而且显出了他那极大的天赋的才能。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唱法都不相同，而且显然，所有这些美妙的变化都是他信口唱来，即兴想起的。

    在上面瑞士旅馆的人群中和在下面林荫路上的人群中，常常听得见唧唧哝哝的赞词，周围充满了一片表示敬意的沉默。在阳台上和窗子里，盛装艳服的男女越来越多，在屋里的灯光照映下，他们凭栏而立，就像画中的人儿一样。散步的人都站住了，而且，在堤岸上的阴影中，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男女站在菩提树旁。在我旁边，离开人群不远，站着一个抽着雪茄的贵族派头的侍者和一个厨子。那厨子强烈地感到了音乐的美妙，而且在听见每个高度的假声的音调时，就兴高采烈地、莫名其妙地对那侍者挤挤眼，点点头，用胳膊肘捅捅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那侍者（凭他满脸的笑容，我已看出歌唱给他的愉快），为了回答厨子，便耸耸肩膀表示说：这很难使他感到惊奇，比这好得多的他都听过。

    在歌唱的间隔中，当那歌手咳嗽两声清清嗓子时，我就问侍者，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常上这儿来。

    “是的，夏天里总要来两三次，”侍者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不过是个要饭的罢了。”

    “怎么，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道。

    “是的，是的。”侍者一下子没明白我问的话，就回答说。可是后来他懂了，又补充说：“哦，不！我在这儿就看见他一个。再没别人了。”

    在这个时候，那矮小的人唱完了第一支歌，敏捷地把吉他往怀里一抱，接着就用德国patois[7]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什么；这话我不懂，可是引得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什么？”我问道。

    “他说他的嗓子太干了，要喝点酒。”那站在我旁边的侍者翻译给我听。

    “嗯，他大概爱喝酒吧？”

    “这种人都这样。”侍者答道，笑着对他挥了挥手。

    那歌手摘下帽子，抡着吉他，走近了旅馆。他仰着头，面对站在窗子里和阳台上的绅士淑女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带意大利、半带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所用的语气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vous vous trompez；je ne suis qu’un bauvre tiaple.”[8]他停顿了，沉默了片刻，可是因为谁也没有给他什么，他又扬了扬吉他说：“A prèsent，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hi.”[9]上面的听众默不作声，可是仍旧站在那儿等听下一支歌曲；下面的人群都笑了，也许因为他的说法非常奇怪，而且因为谁也没把任何东西给他。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灵活地把它们从这只手里扔到那只手里，然后藏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便戴上了帽子，又开始唱起那支他管它叫l’air du Righi的、优美动人的蒂罗尔歌来。他留着最后唱的这支歌，比所有先头唱的歌都更出色，因此，在逐渐增多的人群中从四面八方传出了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抡着吉他，摘下帽子，把它向前伸去，然后，向着窗子迈了两步，接着又说了那句费解的话：“Messieurs et mesdames，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10]显然，他认为这句话非常巧妙和俏皮，可是在他的声音和动作中，我现在看出了某种由于他那矮小的身材而特别显著的踌躇的心情和孩子般的胆怯。那些文雅的听众还是在辉煌的灯光中，美丽如画地站在阳台上和窗子里，他们的盛装艳服闪闪发光；其中有几个人用相当低沉的声音显然在互相谈论那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还有几个人用好奇的眼光俯视着那小小的黑影子，从一个阳台上传出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嘹亮欢愉的笑声。在下面的人群中，话声和笑声越来越大了。歌手第三次重复了他那句话，可是他的声音却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就又把拿着帽子的手伸出去，可是马上就缩回来了。就是在第二次，从那几百个穿着漂亮、来听他歌唱的人们中，甚至也没一个人扔给他一个戈比。人群冷酷无情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小的歌手显得更小了；他用一只手拿着吉他，另一只手拿着帽子在头上扬了扬，说：“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uit.”[11]然后又戴上帽子。人群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彼此悠闲地交谈着的漂亮绅士和太太们，从阳台上渐渐地消逝了。人们又重新开始在林荫路上散步。在歌唱时一度寂静过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走过来，从远远的地方瞧着歌者在笑。我听见那矮小的人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转了转身，好像显得更小了，便迈着快步向市内走去。那些快乐逍遥地散步的人还是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瞧着他笑……

    我完全惘然若失了，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因此，我站在那个地方，茫然地凝视着那迈着大步飞也似的向市内走去、逐渐在黑暗中消逝的小小的人儿，凝视着那些跟在他后面嘻嘻哈哈地散步的人。我感到痛苦、忧郁，尤其是替那小小的人、替人群、替我自己感到可耻，好像是我自己向人家讨钱，他们什么也没给我，还要嘲笑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带着揪心的痛苦，迈着快步向瑞士旅馆的门口走去。我还捉摸不透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只知道有某种沉重的、无法摆脱的东西充塞在我的心头，使我感到压抑。

    在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的大门口，我遇见了那彬彬有礼地让路的看门人和一家子英国人。一位健壮、漂亮、高个子的绅士，留着英国式的浓黑的络腮胡子，戴着一顶黑呢帽，胳膊上搭着一条格子花呢披巾，手里拿着一根很值钱的手杖，和一位身穿色彩离奇的绸连衣裙、戴一顶镶有发亮的缎带和好看的花边的女帽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傲岸地走着。在他们旁边走着的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戴着一顶精美的瑞士女帽，上面斜插着一支羽毛，à la mousquetaire，[12]帽子下面她那白皙的脸蛋的周围，纷垂着一绺绺柔软的、纤细的、淡褐色的鬈发。在他们前面，一个近十岁、脸色绯红的小姑娘一蹦一跳地走着，从精致的花边下露出那双白胖的小膝盖。

    “夜色可美哪。”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位太太用甜蜜幸福的声调说。

    “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嗯了一声，显然，他在世上活着真是好得连话都懒得说。甚至所有他们这种人都觉得在世上活着是非常宁静、舒服、整洁和容易的；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现出了对任何别人的生活的冷淡；他们绝对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和鞠躬，散步回来，他们会找到整洁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有充分的权利享用这一切，——因此，我就突然不禁把他们和那刚才羞惭地逃避嘲笑的人群的、疲惫或许饥饿的流浪歌手作了一个对比，我明白了刚才像石头似的压在我心头的是什么，同时，对这些人感到了说不出的义愤。我在这个英国人身边来回地走了两次，每次我都没有给他让路，而是用胳膊肘推开他，因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然后，我就走下了门口的台阶，穿过黑暗，朝市内的方向——那个矮小的人消失了的地方跑去。

    赶上了三个在一块儿走路的人，我问他们歌手上哪儿去了；他们笑了，指给我看他在前面。他独自快步走着，没有人走近他；我觉得他还在气愤地嘟哝着什么。我赶上了他，提议同他上什么地方去喝瓶酒。他还是那样快地走着，而且不满意地回头瞧瞧我；可是，在他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时，他就站住了。

    “好吧，如果您有这种好意，我并不拒绝，”他说，“那儿有家小咖啡店，我们可以上那儿去——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他补充这句话时，指着那家门还开着的小酒馆。

    他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不要上那家普普通通的咖啡店去，而到那些曾听过他歌唱的人们住的瑞士旅馆去。虽然他怀着胆怯的激动几次谢绝到瑞士旅馆去，说那儿太讲究了，但是在我的坚持下，他还是同意了；于是他装出一副毫无窘态的样子，兴高采烈地抡动着吉他，和我沿着堤岸往回走。几个悠闲地散步的人，在我刚一走到歌手跟前时，就走近前来倾听我说话，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一面唧唧哝哝，一面跟着我们走到了旅馆门口，大概是盼望那蒂罗尔人还有什么演奏。

    我在过道里遇见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他笑眯眯地瞧瞧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跑过去了。我向侍者头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一本正经地听完了我的话，又把那胆怯的、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便严厉地叫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大厅里去。这个左边的大厅是个接待普通人的酒吧间。在这个屋子的角落里，一个驼背的女用人正在洗碗碟；全部家具只有几张没漆过的木头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和颜悦色、但却含有嘲笑意味的微笑瞧着我们，而且他把两手插在两边口袋里，和那洗碗碟的驼背女人交谈着什么。他显然想让我们知道，他觉得自己凭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歌手高得多，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耻辱，甚至觉得非常有趣。

    “您要普通葡萄酒吗？”他现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时一面对我的伙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食巾从这只胳膊上搭到另一只胳膊上。

    “来香槟，要最好的。”我尽量装出一副最傲慢和最威严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好，我那虚有其表的傲慢和威严也好，都没有在这侍者身上起到任何作用；他冷笑了笑，瞧着我们站了一会儿，便从容不迫地看看自己的金表，然后迈着悠闲的步子走出了屋子，好像他是出去散步似的。他很快就拿着酒和另外两个侍者一块儿回来了。那两个侍者在洗碗碟的女用人旁边坐下了，脸上现出愉快的关心和温存的微笑欣赏着我们，就像父母在孩子们玩得很热闹的时候，欣赏自己那些可爱的孩子一样。只有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用人好像是带着同情，而不是带着嘲笑瞧着我们。虽然在这些侍者的炯炯的目光下，和歌手谈话以及款待他使我感到很不痛快而且很窘，但我还是竭力尽我的本分做到尽可能的无拘无束。在灯光下，我看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很瘦小的、体格匀称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个矮子，黑头发硬得像鬃毛一样，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老是泪汪汪的，没有睫毛，那张天生很可爱的小嘴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他的络腮胡子很短，头发也并不长，衣服简单寒伧。他邋里邋遢，衣服褴褛，晒得很黑，总之，他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表。与其说他是个艺术家，不如说他是个贫穷的小贩。只有在他那双老是润湿的、亮晶晶的眼睛里和他那抿着的小嘴上，有某种独特的和令人感动的地方。看起来，他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其实，他三十八岁。

    他带着温厚的本意和明显的真诚叙述了他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而且他也没有别的亲戚。他从来也不曾有过任何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手害了骨疽病，使得他不能干活。他从小爱唱歌，所以他就开始唱歌了。外国人有时候给他点钱，他就以此为生，买了一把吉他，十八年来，他跑遍了瑞士和意大利，在各地旅馆门前卖唱。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里现在只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天晚上的宿费和饭钱。他每年，这是第十八次，都要跑一趟瑞士所有最好的、游客最多的地方：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经过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然后经过圣·哥达或是萨瓦又走回来。现在他渐渐感到走路吃力了，因为他受了风寒，他自己称它为关节炎的脚疼，一年比一年厉害，而且他的视力和歌喉也越来越衰退。尽管这样，但他现在还是要到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去，然后，经过小圣·贝尔纳德到意大利，这是他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一般说，他好像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家去，是不是有亲戚在那儿，还是有房产和田地的时候，他的嘴就像打褶似的抿成了一个愉快的微笑，接着他就回答我说：

    “Oui，le sucre est bon，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13]他一说完这句话，就对侍者们挤挤眼。

    我不明白这话的意义，可是那几个侍者却笑了。

    “我什么也没有，要不然，我会这样东奔西跑吗？”他对我解释着，“我所以要回故乡，就因为那儿总还有点什么吸引着我。”

    于是他带着巧妙自满的微笑又重复了这句话：“Oui，le sucre est bon.”说完，他温和地笑了笑。侍者们都非常满意，也哈哈大笑起来，只有那洗碗碟的驼背女用人用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严肃地瞧着那矮小的人，给他拾起在我们谈话时从长凳上掉下去的那顶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卖艺的，甚至变戏法的，都爱称自己为艺术家，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伴侣暗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他根本不承认他有这种资格，而认为他的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我问他唱的歌是不是他自己作的，他对这种奇怪的问题感到惊异，便回答说，他怎么能呢，这都是古老的蒂罗尔歌。

    “里吉歌呢？我看，这不是一支古老的歌吧？”我说。

    “是的，这是十五年前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是个很聪明的人；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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