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塞恩

的人；这是他作的。这支歌真美！您瞧，他是为旅游家们作的。”

    于是他就开始把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非常喜欢这支歌。

    如果你要去里吉，

    到维吉斯这段不用穿鞋，

    （因为你可以坐汽艇去），

    从维吉斯可得拿粗手杖，

    还得挽着一位少女，

    动身时要去喝杯老酒，

    只是别喝得太醉。

    因为谁想喝酒，

    谁就该先立下功绩……

    “哦，这支歌真美！”他结束时说。

    侍者们大概也认为这支歌非常好，所以他们都走到我们跟前来。

    “那么，是谁作的曲呢？”我问道。

    “不是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要想唱给外国人听，就得有点什么新鲜玩意儿。”

    当侍者们把冰给我们送来，我替我的伴侣倒了一杯香槟时，他似乎很不好意思，便回头瞧瞧那些侍者，在板凳上感到坐立不安。我们碰杯，祝艺术家们健康；他喝了半杯酒，觉得应该沉思一下，就深沉地扬扬眉毛。

    “我很久没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a[14]。在意大利，d’Asti[15]酒虽然好，可是这个却更好。哦，意大利！在意大利可好哪！”他补充说。

    “是的，那里的人们懂得欣赏音乐和艺术家。”我说，想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旅馆前面失败的话题上来。

    “不，”他答道，“在那儿，关于音乐，我不能给任何人愉快。意大利人自己就是音乐家，这样的音乐家全世界上也很少见；不过，我唱的只是蒂罗尔歌。这对他们还是新鲜玩意儿。”

    “那么，那儿的绅士老爷们比较慷慨吧？”我继续说，想使他分担我对瑞士旅馆的客人们所表示的愤懑，“那儿总不至于像这儿一样吧，在一家住着阔人的大旅馆里，上百的人听一位歌唱家唱歌，什么也不给他……”

    我的问题完全没有产生我预期的效果。他甚至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相反，他把我的意见看成是对他那没有赢得任何报酬的才能的责难，所以他就拼命向我解释。

    “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答道，“有时候嗓子不好，累了。您知道，我今天就跑了九个钟头，差不多唱了一整天。够吃力的。而那些高傲的贵族老爷们呢，他们有时候甚至不高兴听蒂罗尔歌。”

    “无论如何，他们怎么能什么也不给呢？”我重复说。

    他没明白我的意思。

    “这倒没什么，”他说，“在这儿，主要是，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 police，[16]这是个问题。在这儿，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他们不让您唱，但在意大利，您可以到处随便唱，谁也不会对您说什么。在这儿，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就让您唱，要是不高兴，就会送您进监狱。”

    “怎么，真的吗？”

    “是的。假如他们警告过您一次，而您还要唱呢，他们就会送您进监狱。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眯眯地说，好像这是他一个最愉快的回忆似的。

    “哦，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呢？”

    “根据共和国的新法律就是这样，”他继续说，变得振奋起来了，“他们不肯想想穷人也得设法生活。如果我不是个残废，那我就该干活。我唱歌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的歌会害人吗？这是什么意思？阔人可以随便怎么生活，而像我这样的a un bauvre tiaple[17]，甚至不能活着。这算什么共和国的法律？假如这样，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先生，不是这样吗？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只要……我们要……”他踌躇了片刻，“我们要自然的法律。”

    我又给他斟满了一杯。

    “您没喝。”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对我一鞠躬。

    “我知道您要干什么，”他说，眯缝着一只眼睛，用手指指我，“您要灌醉我，瞧我的好看；可是不，您不会成功的。”

    “我干吗要灌醉您呢？”我说，“我不过是想让您高兴高兴罢了。”

    大概他懊悔因误解了我的意思而得罪了我，所以他感到很窘，便欠起身子，捏捏我的胳膊肘。

    “不，不，”他那双润湿的眼睛现出央求的表情瞧着我说，“我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紊乱、巧妙、复杂的话，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

    “Je ne vous dis que ?a！”他最后说。

    这样，我跟歌手继续喝酒聊天，而侍者们也仍旧毫不客气地瞧着我们，而且似乎有点取笑我们。虽然我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可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而且，我承认，我越来越冒火。其中一个侍者站起身来，走到那矮小的人跟前，瞧着他的头顶，开始笑了。我对瑞士旅馆的住客已经积下了满肚子的气愤，还没来得及在谁身上发泄，而现在，我承认，这群侍者真把我惹火了。这时，那看门人没有摘帽子便走进了屋里，然后，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在我旁边坐下了。这个最后的举动触犯了我的自尊心或者虚荣心，终于，使那在我心里憋了一整晚的、压抑着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当我一个人在大门口的时候，他会对我卑躬屈节地鞠躬，而现在，因为我和一个流浪歌手坐在一块儿，他就粗暴无礼地紧靠着我坐下呢？我心里充满了那种沸腾着的、深恶痛绝的愤懑，可是我暗自喜欢它，因为当它在我身上发作的时候，甚至刺激我，对我有镇静的作用，而且至少在短促的时间内，给我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加了一种非常的韧性、精力和力量。

    我从坐位上跳了起来。

    “你笑什么？”我对那侍者大声喝道，感到我的脸都白了，嘴唇禁不住直哆嗦。

    “我没有笑，我就这样。”那侍者一边朝后退一边说。

    “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当这儿有客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权利上这儿来，而且还坐在这儿呢？不许你坐！”我大声喝道。

    看门人嘴里嘟囔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都是侍者，你们有什么权利笑他，并且坐在他旁边呢？为什么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不笑我，不在我旁边坐着呢？是因为他穿的寒伧而且在街头卖唱吗？因为这个；而又因为我穿着漂亮的衣服。他人虽然穷，可是我相信他比你们要好一千倍。因为他不侮辱人，而你们却侮辱他。”

    “我什么也没说，您何必这样呢，”我的敌人——那侍者胆怯地答道，“我又没有妨碍他坐在这儿。”

    那侍者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德国话白说了。那粗暴的看门人想替侍者打抱不平，可是我猛烈地抨击了他，因此，他便装作也不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挥了挥手。那驼背的洗碗碟的女人大概注意到了我的激烈的情绪，怕闹出事来，或者是同意我的看法，拥护我，所以她尽量站在我和看门人之间，一方面劝他别言语，一方面说我对，请我息怒。“Der herr hat recht；Sie haben recht.”[18]她一个劲儿说。那歌手现出了一副极可怜、极害怕的神情，显然不明白我为什么冒火，我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走。可是那愤恨的、一吐为快的言辞却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什么也不给他的听众，以及我那无法平静下来的心情。我想，若是那些侍者和那看门人不表示让步，我就会尽兴地跟他们大干一场，或是用手杖在那无法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袋上乱敲一顿。假如这会儿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就会快乐地冲进英军的堑壕，把他们斩尽杀绝。

    “那么，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个房间里，而不到那个厅里去呢？啊？”我抓住看门人的胳膊，不让他走，一面责问他，“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一定得呆在这个房间里，而不呆在那个厅里呢？难道说，所有出钱的人，在旅馆里不是平等的吗？不仅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样。你们的共和国真是个糟透了的共和国！……这就是你们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房间里来，而那些英国人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从他身上偷去了他们应该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把这个房间指定给我们呢？”

    “那个厅关着哪。”看门人答道。

    “不，”我嚷道，“撒谎，没关着。”

    “那您知道得更清楚啰。”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那看门人侧着身子从我身边走开了。

    “唉！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嘟囔着说。

    “不，别来‘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大声叫道，“马上把我领到那个厅里去。”

    尽管那驼背女人一个劲儿劝我，歌手求我还是回去好，可是我却把那侍者头儿叫来了，同时我和我的伴侣走进了另一个厅里。侍者头儿听见我气愤的声调，又看见我激动的神情，没有和我争辩，只是带着蔑视的谦恭说，我高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没来得及揭穿看门人的谎言，因为在我走进这另一个大厅以前，他就溜走了。

    这个厅的确是开着，灯火通明，而且在一张桌子上，有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正坐在那儿吃晚饭。虽然侍者把我们让到一张特座的桌子上，可是我和这肮脏的歌手却挨着那英国人坐下，并吩咐把没有喝完的那半瓶酒给我们送到这儿来。

    那两个英国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就恶狠狠地瞧着那呆若木鸡地坐在我旁边的矮小的人；他们俩嘀咕了几句，那女的把盘子向前一推，绸连衣裙作响地站起身来，接着他们俩就走掉了。隔着玻璃门，我看见那英国人一面恶狠狠地在跟一个侍者说什么，一面不断地指着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瞧。我欣然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么一来，我就能把我所有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发泄出来。幸好他们没有睬我们，然而当时我却觉得这是个遗憾。

    先头不肯喝酒的歌手，现在却匆匆忙忙地把瓶里剩下的酒都喝光了，想尽快离开这儿。可是，我觉得，他是深深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越发泪汪汪的和亮晶晶的了，而且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奇怪，挺紊乱的谢词。可是这句谢词还是使我感到了愉快；大意是说，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尊重艺术家，那他就好了，同时他还祝我一切幸福。我和他一块儿走进了过道。那些侍者和我的敌人——看门人——都站在那儿；那看门人好像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我觉得他们都把我当做疯子。我要让这矮小的人能够跟所有这群人平等，因此，带着一副尽我所能表现的恭敬态度，我摘下了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干枯、瘦骨嶙嶙的手。侍者们装出一副毫不理睬我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发出了恶意的笑声。

    当歌手鞠了个躬，在黑暗中消逝时，我就上楼回到我的房里，想借睡眠摆脱这一切的印象和那突然在我心里生出的愚蠢幼稚的憎恨。可是，我感到自己激动得无法入睡，因此又上街去走走，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而且我得承认，除此以外，我还模糊地希望找个机会和那看门人、那侍者或是那英国人干起来，让他们认识认识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可是，除了那一看见我便背过脸去的看门人以外，谁也没遇见，所以我只好独自沿着堤岸徘徊。

    “这就是诗歌的奇怪的命运，”我稍微冷静了些，寻思着，“人人都爱诗歌，都找寻诗歌，人人都在生活中只向往和找寻它，可是谁也不承认诗歌的力量，谁也不珍视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幸福，既不看重也不感谢那些把这幸福给予人类的人。请问问住在瑞士旅馆里的那些客人当中的随便哪一个人：世上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所有的人，或许是百分之九十九，都会现出讥讽的表情对您说，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钱。‘也许这种想法您不喜欢，和您那崇高的理想并不一致，’他会这样对您说，‘不过，既然人类的生活已经这样安排，只要有钱就能给人幸福，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不能不让我的理性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说，‘也就是说去看真实。’你的理性够可怜了，你所希望的幸福够可怜了，而且你是个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可怜虫……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亲人、职业和财物，而聚集在瑞士的这座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你们大家今天晚上都走上凉台，肃静地倾听那小小的乞丐的歌唱呢？再说，假如他还肯唱下去，那你们就还会默默无言地听下去。难道金钱，即使几百万，就能把你们大家赶出祖国而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金钱能使你们云集在凉台上，沉默地、纹丝不动地站半个钟头吗？不！只有一种东西迫使你们行动，而且永远会比生活中的一切别的动力更强烈地推动你们，这就是对诗歌的需要——你们不承认，可是你们会感到的，而且，只要你们身上还剩下一点儿人味，你们就永远会感到的对诗歌的需要。你们觉得‘诗歌’这个词儿滑稽可笑，你们把这个词儿用作嘲笑的非难，你们准许孩子们和傻姑娘们爱一种类似诗歌的东西，即使这样，你们还是嘲笑他们；对你们来说，你们需要一种普通的东西。可是孩子们却用健康的眼光来看生活，他们热爱，而且知道人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东西，但生活却把你们弄得头昏脑涨、堕落腐化，以致你们嘲笑你们所爱的一种东西，并且光去找寻你们所憎恨的、使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简直头脑糊涂了，因此你们不懂得你们对这个曾把纯粹的享受给了你们的、贫穷的蒂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而同时，你们又认为你们自己必须在一位勋爵面前白白地、既没好处也没乐趣地降低身份，而且为了某种目的为他牺牲自己的安静和便利。真荒唐！真是无法解释的荒谬！可是今天晚上最使我吃惊的并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带来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的乐趣的麻木不仁，我是差不多了解的，或者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常遇见这种事，已经习惯了；人群的粗暴和无意识的残酷对我来说也并不新奇；不管那群众心理的辩护人怎么说，人群虽然是许多好人的结合体，但这些人只接近兽性的和卑下的方面，所以它只能表现人类天性的弱点和残暴。而你们这些自由、博爱的民族的儿女，你们这些基督教徒，你们这些只不过是人而已的人，怎么能用冷酷和嘲笑来回答一个求乞的不幸者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快乐呢？可是，不，你们的祖国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应该有乞丐，也不应该有乞丐生活所依赖的怜悯心。但他已付出了劳力，他给了你们快乐，他央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东西给他一点，作为你们享用过他的劳动的报酬。可是你们却从你们的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中，带着冷漠的微笑，把他当做稀罕事物似的观赏，而且在你们一百来位幸福的阔人中，肯把一点东西扔给他的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蒙受耻辱的人从你们身边走开了，而那没有头脑的人群却跟在他后面取笑他，他们侮辱的不是你们，而是他，——因为你们冷淡，残酷和可耻；因为你们偷去了他给了你们的快乐，就因为这个，他们才侮辱了他。”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人下榻的瑞士旅馆门前，有一个流浪乞食的歌手，曾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约有一百位人士听他演唱。歌手曾三次求大家给他一点东西。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任何东西，甚至有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虚构，而是确凿的事实；只要有人肯到瑞士旅馆的常客那儿去调查一下，可以查阅报纸，七月七日哪些外国人曾在瑞士旅馆住过。

    这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应该用激情的、不可磨灭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比报章和史籍所记载的事实更重大、更严肃，并且具有深远的意义。什么英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中国人，[19]因为中国人没有用现钱买东西，而他们的国家却要吸收硬币；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一千个卡比耳人[20]，因为非洲的庄稼长得好，还因为不断的战争对于训练军队有益；什么土耳其驻那波利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ères[21]散步，而且在报刊上使人民确信，他只是秉承全体人民的意志才称皇帝，——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把早已周知的事实掩盖或透露出来的言论；可是七月七日在卢塞恩发生的事件，在我看来，是件十分新鲜、奇怪的事，是一件和人性的永恒的丑恶面无关、而和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有关的事。这个事实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史料。

    为什么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一个乡村里不可能有的这个惨无人道的事实，在这儿，在这个文明、自由和平等达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在这个来自最文明的国家的最文明的旅行者云集的地方，会有可能呢？为什么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做出种种光明正大、仁义道德的事来的，这些又有教养、又讲仁义道德的衮衮诸公，对于个人的善行会没有人类的恻隐之心呢？为什么这些在他们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地关心在印度未婚的中国人的情况[22]，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的衮衮诸公，在自己的心灵中却找不到单纯的、原始的、人对人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感情吗？难道他们这种感情的位置已经被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誉心和利欲心给占据了吗？难道被称为文明的人的明理的、自私的结合的传播，把本能的友爱的结合的要求消灭和否定了吗？难道这就是为了它流了这么多无辜的血，犯了这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民族像孩子们似的光凭嚷嚷“平等”这个词儿，就能造成幸福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吗？难道人的整个一生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度过的吗？其实，属于法律以内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千分之一的部分，其余部分是在法律以外，在社会的风尚和见解的范围内度过的。在这个社会里，侍者穿得比歌手漂亮，他就可以公然侮辱歌手。我穿得比侍者漂亮，我就可以公然侮辱侍者。看门人认为我比他高，歌手比他低；而当我和歌手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和我们是平等的了，因此就变得粗暴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横蛮无礼，看门人便认为自己比我低。侍者对歌手横蛮无礼，歌手便觉得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甚至连一个公民，既没有加害任何人，也没有妨碍任何人，只是为了免于饿死，才做一件他所能做的事，也要被关进监狱里去，难道这是自由的国家吗？这是像人们所说的绝对自由的国家吗？

    一个为了积极解决自己的需要因而被投到善与恶、事实、思考和矛盾这个永远动摇的无限的海洋中的人，真是一个不幸的可怜虫！为了把善推到一边，把恶推到另一边，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一直斗争和努力着。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一个具有公平心的人，无论在哪儿把他放在善与恶的天平上称一称，天平并不摆动，在它的每一头有多少善，也有多少恶。人只要能学会不评论，不苦苦地积极地思索，不回答为了使问题永远得不到答案而对他提出的问题，那就好了！他只要能了解每种思想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就好了！它所以虚伪，是因为它的片面性，是因为人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理：它所以真实，是因为它表达了人类愿望的一个方面。人们在这个永远动摇不定、没有尽头、无限错综的善恶交错之中给自己作出了分类，又在这个海洋上划出了假想的线，然后盼望海洋也照此自行分开，好像根本没有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另外一个方面作出的其他无数的分类似的。不错，这种新的分类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会过去。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束缚是恶。正是这种臆想的知识把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给消灭了。那么谁能给我下个定义：自由是什么，专制是什么，文明是什么，野蛮是什么？这个和那个之间的界线在哪儿？谁的心里有这样一个善与恶的绝对标准，使他能衡量所有瞬息即逝和错综复杂的事实呢？谁的头脑有那么伟大，就是在静止的过去中也能洞悉和衡量一切事实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并不同时存在的这种情况呢？我又怎么能知道我看见这个比那个更多，并不是因为我的看法错了呢？谁又能即使在一瞬间在精神上完全地离开人生而独立自主地超然观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永远不犯错误的指导者——主宰全世界的神明；他渗入到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心中，给每一个人灌注对一切应有的事物的渴求；正是这个神明叫树木向着太阳生长，叫花卉在秋天里投下种子，并且叫我们本能地互相亲近。

    而且，把文明的嘈杂忙乱的发展压倒了的，也正是这个唯一永远不犯错误的、幸福的声音。谁更多是人，谁更多是野蛮人呢：是那个因看见歌手的破烂衣服便恶狠狠地离开了桌子，而且不肯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百万分之一来酬劳他，现在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屋子里，悠闲地大谈其中国的情形，认为在那儿犯屠杀罪是正义的那个英国勋爵呢，还是那个冒着坐牢的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走遍了高山和低谷，没有危害过任何人，而用自己的歌唱安慰人，并在今天受了侮辱，差不多被人撵走，又累又饿，又蒙受了耻辱，已经跑到什么地方的霉烂稻草上去睡觉了的歌手呢？

    在这个时候，从街头夜间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远远地听见了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吉他声和他的歌声。

    “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那勋爵的富裕生气。谁曾在天平上称过这些人之中每个人的内在的幸福呢？瞧，他这会儿正坐在什么地方的肮脏的门槛上，凝视着月色溶溶的天空，在宁静、芬芳的夜色中快乐地歌唱；他心里没有责备，没有怨恨，没有懊悔。可是谁知道那些在高楼大厦里面的人，心里现在正做什么打算呢？谁知道是不是所有这些人的心里，正像那个矮小的人儿的心里一样，也有那种毫无牵挂的、柔和的生之喜悦和与世无争的胸襟呢？允许和命令这一切矛盾都存在的神的慈悲和智慧是广大无边的。只有你，渺小的可怜虫，鲁莽而放肆地想要洞悉他的法则和他的意图的可怜虫，只有你，才觉得有矛盾。他从他那光辉超绝的高处，温存地俯视着而且欣赏着你们大家生活于其中的那充满矛盾而又永不止息地前进着的无限和谐。你居然骄傲自满地想摆脱这个普遍的法则。这是不行的！而你竟会对侍者们怀着毫不足道的愤慨，你对无穷无尽的和谐的要求也给予了回答……”

    （1857年7月18日）

    芳信 译

    * * *

    [1]旧译琉森。

    [2]法语：有才智的人。

    [3]法语：波尔卡舞。

    [4]杜伊勒利宫，旧时法国王宫，今已废，改建成花园。

    [5]法语：公共餐桌。

    [6]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在阿尔卑斯山中。

    [7]法语：方言。

    [8]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那你们就错了；我是个穷人。

    [9]法语：现在，先生们太太们，我要给你们唱一首里吉民歌。

    [10]法语：先生们太太们，如果你们以为我是要挣点钱……

    [11]法语：先生们太太们，谢谢你们，我祝你们晚安。

    [12]法语：像火枪手那样。

    [13]法语：是的，糖是好东西，对孩子们来说是甜的！

    [14]法语：这话我只跟您说。

    [15]法语：阿斯提。

    [16]法语：警察太麻烦了。

    [17]法语：一个穷人。

    [18]德语：这位先生对；您也对。

    [19]一八五六年底，中国政府逮捕了英国船上的鸦片贩子。英国人认为大不列颠国旗受到侮辱，从英国军舰上残酷炮轰广州，侵占并掠夺该城，杀死大量市民。

    [20]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

    [21]法语：普隆比埃尔。该地为伏吉萨尔的一个疗养地。此处拿破仑系指拿破仑三世。

    [22]一八五七年七月，英国国会提出招中国移民中的自由劳工去英殖民地的问题，中国移民不愿携带妻子前往，众议院会员建议对未婚移民课以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