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主的早晨

    一

    涅赫柳多夫公爵十九岁那年念完大学三年级，到他的田庄上来度暑假，独自在这里过了一个夏天。秋天，他用尚未成型的幼稚的笔法给他的姑母别洛列茨卡娅伯爵夫人，也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朋友和世上最英明的女人，写了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姑妈：

    我作出了一个将要支配我今生的命运的决定。我要离开学校到乡下去生活，因为我觉得我是为此而生的。亲爱的姑妈，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别笑我。您会说我幼稚，也许是这样，我的确还是个孩子，但这并不妨碍我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向往行善，并且爱善。

    我对您说过，我的家务糟得无法形容。我想加以整顿，就查问了一番，于是发现，主要糟在农民的境况可怜之至，而这种情形只能以劳动和耐心去改变。如果您能看到我的两个农民——达维德和伊万，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好了。我相信，为了向您讲清楚我的意图，让您看一看这两个可怜人比我说什么都强。关心我在上帝面前必须为之负责的七百人的幸福难道不是我的神圣而又直接的义务？因为要享受、要面子而听任粗暴的村长和管事去处置他们难道不是罪过？既然我面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辉而又最为紧迫的义务，何必到别的领域去寻找效劳和行善的机会啊？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好东家。为了做一个我心目中的好东家，并不需要您如此希望我能拿到的学士文凭，也不需要官衔。亲爱的姑妈，请别为我作种种虚荣的计划了，请习惯于这样想：我走上了一条十分特殊的道路，不过这条路很好，而且，我觉得，会引我走向幸福。我反复考虑过我未来的义务，为自己写下了行动准则。如果上帝赐予我生命和精力，我的事业定会成功。

    请别把这封信拿给瓦夏哥哥看，我怕他嘲笑我。他总是占我的上风，而我总是屈从于他。万尼亚即使不赞成我的想法，也能理解。

    伯爵夫人也复给他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德米特里，你的信只向我证明，你有一副好心肠，这是我从来不怀疑的。不过，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我们的优点反而比我们的缺点更坏事。我不来说：你在做蠢事，你的行为令我不快；我只是力求说服你。让我们讨论讨论吧，我的朋友。你说，你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在乡下生活，你想使你的农民幸福，希望做一个好心的东家。我必须告诉你，第一，只有当我们找错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第二，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第三，要做一个好心的东家，就得做一个冷酷而又严厉的人，这你未必办得到，硬装也不行。

    你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无可争议的，甚至把它们当作生活准则。然而，我的朋友，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既不相信什么意见，也不相信什么准则，而只相信经验；经验告诉我，你的意图是幼稚的。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见过许多可敬的人，却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出身名门、又有才干的年轻人会借口行善，跑到乡下去埋没自己。你总想标新立异，其实不过是过分自尊罢了。我的朋友，还是走常人走的路为好，因为走这样的路容易成功；尽管你自己不需要成功，它却是行你所爱的善不可缺少的条件。

    几个农民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或者说，是你可以在不忘记你对社会、对亲人、对自己的全部义务的同时给以救助的不幸。以你的智力、心地和对美德的热爱，没有一条仕途你走不通，你至少要选择一条值得你走、并且能给你带来荣誉的路啊！

    我相信，你说你没有虚荣心的话是真诚的，不过你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像你这种年纪而又有你这样的禀赋的人，虚荣心是美德；但是对于已经无力满足这种欲望的人来说，有这种欲望就成了缺陷而竟至卑劣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意图，你会体验到这一点的。再见，亲爱的米佳[1]。由于你作出这个荒唐、然而高尚慷慨的计划，我似乎更爱你了。按你的意思去做吧，不过我得承认，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做。

    年轻人收到这封信以后想了许久，最后的结论是：英明的女人也会犯错误；于是他就递了退学申请书，从此在乡下定居。

    二

    这位年轻的地主，正如他写给他姑母的信中所说的，制定了管理田庄的行动准则，并且把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按月、按日、按钟点安排好。星期日用来接待求见的人、家奴和农民，巡视穷苦的农户，经村社大会同意给他们以救济（村社大会每星期日晚上召集一次，决定给谁救济以及如何救济）。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在管理田庄方面，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都不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了。

    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涅赫柳多夫喝罢咖啡、看完《Maison rustique》[2]的一章，把一本笔记簿和一叠钞票放进薄大衣口袋里，出了他那有圆柱和露台的乡村大宅第（他在其中只占用了楼下的一小间屋子），沿着古老的英国式花园中一些杂草丛生、未经清扫的小径，向着坐落在大道两旁的村子走去。涅赫柳多夫是个身材高大匀称的年轻人，头发浓密、鬈曲，呈深褐色，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脸颊娇嫩，嘴唇红润，上面刚长出一层青春期的茸毛来。他的举动和步态处处显出年轻人的朝气、精力和敦厚自得的神情。农民一群一群令人眼花缭乱地从教堂出来了；身穿节日服装的老翁老妪、少女儿童、抱着奶娃娃的村妇各自回家，看见东家的时候都向他深深地鞠躬，并且避开他绕道走。涅赫柳多夫进村以后，在街心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掏出笔记簿，翻开涂满幼稚的笔迹的最后一页，念了几个标有记号的农民的名字。“伊万·丘里谢诺克——要木桩。”他念过这一行字，就走到右边第二间农舍的大门前。

    丘里谢诺克的住房状况：四壁半已朽坏，屋角发霉，整个农舍向一边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至墙脚的粪堆高齐一扇玻璃已碎、百叶窗也摇摇欲坠的小红框格窗和一个塞着破絮的小窗洞。门坎很脏、门也低矮的穿堂，一间比穿堂更旧更矮的小屋，大门和用篱笆围成的堆房，全都紧贴着正房。这些建筑原先是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屋顶下面，如今只房檐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霉烂发黑的麦秸，顶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条。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栏已塌，柱子和辘轳也残缺不全，还有一个被牲口踩得一塌糊涂的脏水洼，鸭子便在那里打扑腾。井边有两株爆竹柳，也已老朽，树干开了裂，枝桠被折断，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一点灰绿色柳条。这两株爆竹柳说明，曾经有人想美化这个地方，现在一株树下坐着个淡黄色头发的八岁小女孩，她正叫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围着她在地上爬。在两个小女孩身边转来转去的看门狗，一见到老爷，立刻冲到大门口去，在那里发出惊惶的颤抖的吠叫声。

    “伊万在家吗？”涅赫柳多夫问。

    大的一个女孩听到这句问话似乎呆了，她把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却不回答。小的一个则张开了嘴，像是要哭的样子。一个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方格土布衣、腰里系一根旧的红宽腰带的小老太婆从门里伸出头来，也没有说话。涅赫柳多夫走到穿堂门口，又问了一遍。

    “在家，老爷。”小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深深地弯下腰去，似乎不胜惶恐。

    涅赫柳多夫向她问了好，然后经过穿堂，走进窄小的院子里。这时候老太婆用手掌托着腮走到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东家，连连摇头。院里是一片贫困的景象，堆着长久没有清除因而已经发黑的牲口粪，粪堆上胡乱扔着发霉的木头、草叉、两挂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边已经塌下来，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粪堆上；另一边下面放着犁，缺一个轮子的大车，还有一堆空的、不能再用的蜂房。这些披屋几乎都没有顶棚了。丘里谢诺克正用斧子清除被披屋顶压垮的篱笆。伊万·丘里斯[3]是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矮于中等身材；一张晒得黝黑的长长的脸被夹杂着白须的深褐色大胡子和同样颜色的浓发围绕着，好看而又富于表情；一双半睁半闭的深蓝色眼睛聪明而又憨厚得无所挂虑地望着；稀疏的褐色口髭下面露出轮廓十分清晰的端正的小嘴，当他微笑的时候，嘴上便露出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对周围的一切淡漠而略带几分嘲弄的神情。他的脖子、脸和手上的皮肤挺粗糙，皱纹很深，青筋暴突，肩膀不自然地拱着，两条腿弯成罗圈形。一望便知，他的一生都是在力难胜任的繁重劳作中度过的。他穿一条膝头上打了蓝补丁的白麻布裤子，一件后背和袖子都开了口的肮脏的白麻布衬衣，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挂一把铜钥匙。

    “上帝保佑！”东家走进院里来的时候说。

    丘里谢诺克回头看了一眼，又干他的活儿去了。他使了一下狠劲，终于把篱笆从披屋顶下面扯出来，这才将斧头斫进木墩子里，整了整腰带，走到院子中央。

    “过节好，大人！”他甩着头发深深地弯下腰去说。

    “谢谢你啦。我来看看你家里的情况，”涅赫柳多夫带着天真的友爱和羞涩神情说，同时观察着那农民身上的衣服，“让我看看你要木桩子干什么吧，你在村社大会上向我要过。”

    “木桩子吗？谁不知道木桩子是干什么用的啊，大人。只要能给我撑着点就行，您自个儿看见了。前两天这个角塌了，多亏上帝保佑，当时牲口不在。全都是要塌要垮的，”丘里斯说着鄙夷地环视他那些没遮拦的歪歪倒倒的披屋，“只要动一动这些横梁竖梁就知道，没有一根顶用的木头。可如今又能上哪儿去弄木料啊？您自个儿知道。”

    “既然一边披屋已经塌了，其他的披屋也快塌了，你要五根木桩有什么用呢？你需要的不是木桩，而是横梁、竖梁、柱子，而且都得是新的。”东家说，他显然在炫耀自己懂行。

    丘里斯不作声。

    “所以你需要木料，而不是木桩，你当初应该这样说。”

    “当然需要，可没处找：不能总上东家院里去讨啊！我们庄户人要是养成这种癖性，什么东西都上东家院里去向您大人讨，我们还算什么农民？要是您开恩，东家的打谷场上有些放着没用的橡树梢，”他鞠了一躬，倒换着两只脚说，“要不我拿一点来，能替换的替换，能砍短的砍短，用旧料将就着搭好。”

    “用旧料怎么搭？你自己说的，全都不行了，朽了，今天这个角塌下来，明天那个角，后天第三个角；既然要搭，那就重新搭，免得白费力气。照你看，这院里的棚子能熬得过今年冬天不？”

    “谁知道啊！”

    “照你看呢？会不会塌？”

    丘里斯想了一想。

    “全都会塌。”他突然说。

    “你看看，在村社大会上你这样说就好了，你应该说，你的整个院子都得翻修，而不只是要几根木桩子。我是乐意帮助你的啊……”

    “太难为您啦，”丘里斯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也不看东家一眼，“您只要赏给我四根原木、几根桩子，我自个儿大概就能对付了，不中用的木头还可以拿去撑正房。”

    “你的正房也不行了吗？”

    “我跟我老伴儿就等着它塌下来压死人呢，”丘里斯淡淡地说，“前些日子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块盖板，把我老伴儿砸死了！”

    “哪儿砸死了？”

    “是砸死了，大人，一下砸在她背上，她就像死人似的一直躺到夜里。”

    “后来缓过来了？”

    “缓是缓过来了，总病病歪歪的。她像是生来就有病。”

    “你怎么样，不舒服吗？”涅赫柳多夫问农妇，她本来一直站在门口，听见丈夫提到她，就立刻呻吟起来。

    “就是这儿总出不来气。”她指着她那肮脏的瘪胸脯说。

    “唉！”年轻的东家耸耸肩膀懊恼地说，“你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看病？医院就是为此办的啊。没有人通知你们吗？”

    “通知了，老爷，可总没工夫：得服劳役，还得干自家的活儿，带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干！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劳力……”

    三

    涅赫柳多夫走进正房。黑角[4]两边被烟熏黑了的不平整的墙上挂着一些破布片和衣服，红角[5]两边的墙上则简直是爬满了红红的蟑螂，圣像和条凳周围都有。在这间六俄尺见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缝，虽然在两个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还是弯了下来，那样子像是随时都会坍塌。

    “嗯，这房子太糟了。”东家定睛望着丘里斯的脸说，丘里斯似乎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我们跟孩子们都要给砸死。”农妇倚着高板床下面的炉灶哭哭啼啼地说。

    “你别做声！”丘里斯厉声说，接着，抖动了一下的口髭底下便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他转过脸来对东家说，“我真拿这房子没办法，大人，这儿撑那儿垫的，可是一点儿也不管用！”

    “冬天可怎么过啊？唉—唉！”农妇说。

    “要是再来几根支柱，垫上新盖板，”丈夫打断了妻子的话，一本正经地平静地说，“把椽子换掉几根，凑合着也能熬过冬天。这房子可以住，就是得撑上一圈支柱，要不一碰就完，一时不去碰它还行。”他说完，显然对自己能考虑到这个情况十分满意。

    涅赫柳多夫觉得懊恼和难过的是，丘里斯竟弄到这步田地，而没有及早求他帮忙；其实他来到乡下以后，从不拒绝给农民以帮助，相反，倒是极力要大家直接向他提出要求。他甚至有点生这个农民的气，不高兴地耸了耸肩膀，皱起了眉头。然而他周围的贫困景象，以及丘里斯在这贫困中表现出来的怡然自得的神态，把他的懊恼变成了一种愁苦和绝望的情绪。

    “伊万，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在一张歪歪倒倒的肮脏的条凳上坐下来，责备道。

    “我不敢，大人。”丘里斯的脸上又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两只漆黑的光脚在不平的泥土地上倒换着。这句话他说得那么大胆，那么从容，令人很难相信他是不敢去找东家。

    “我们是庄稼人，怎么敢啊！……”农妇唏嘘着说。

    “又多嘴。”丘里斯对农妇说。

    “你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这屋子太糟！”涅赫柳多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这么办吧……”

    “是，大人。”丘里斯应道。

    “你有没有见过格拉尔德式的石头房子，就是我在新村盖的那种空心墙房子？”

    “怎么没有见过，大人，”丘里斯笑着说，露出一嘴雪白的完好的牙齿，“大伙儿直觉得希奇，这些巧房子是怎么盖的啊！大伙儿都笑，是不是粮仓啊，为了防耗子把粮食存在墙里边吧？房子是体面得很！”末了他摇摇头，不解地打趣道，“跟监狱似的。”

    “嗯，可真是好房子，又干燥又暖和，还不怎么怕火。”东家说，他那年轻的脸上露出阴郁的神色，显然是对农民的讪笑不满。

    “没说的，大人，房子体面得很。”

    “有一间已经完全盖好了。这间是十俄尺见方，带穿堂、储藏室，已经完工了。我可以作价赊给你，将来你再还。”东家得意地笑着说，他一想到自己在行善，就忍不住要露出这种笑容来，“把你的老房子拆掉，”东家接着说，“在这儿盖粮仓合适，院子里的东西也搬过去。那边的水好，我划点荒地给你种菜，你的三块庄稼地我也在那边就近划给你。生活一定会好起来！怎么，你不喜欢？”涅赫柳多夫问。他刚提到搬家，就发现丘里斯呆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脸上也没了笑容，两眼看着地面。

    “您瞧着办吧。”他眼睛也不抬地说。

    老太婆走上前来，她似乎被人触到了痛处，想说什么，然而她丈夫抢在她前头说了。

    “您瞧着办吧，”他坚决而又顺从地重复了一遍，抬眼望着东家，甩了甩头发，“不过我们可不到新村去住。”

    “为什么？”

    “不行啊，大人，我们在这儿已经够穷的了，要是搬到那边去，我们就再也没法给您种地了。到那边去我们还种什么地啊？那边根本没法过日子，您瞧着办吧！”

    “究竟为什么？”

    “我们会把家当折腾完的，大人。”

    “为什么不能在那边过日子？”

    “在那边过什么日子啊？你想一想：那地方没人住过，水怎么样不清楚，没有放牧场。我们这儿的大麻田可是祖祖辈辈施过厩肥的，那边呢？那边有什么？一片荒！没有篱笆，没有烘谷房，没有板棚，什么也没有。你要是把我们赶到那边去，大人，我们会破产的，彻底破产！那是个新地方，没人知道底细……”他沉思地说，同时坚决地摇头。

    涅赫柳多夫正要向这个农民证明，迁移，相反，对于他是非常有利的，篱笆和板棚可以在那边搭起来，那边的水又好，等等，然而丘里斯的沉默使他发窘，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他说的不是他应该说的话。丘里斯没有表示反对，不过等东家闭上嘴以后，他却微微一笑说，最好把老家奴们和傻子阿廖沙迁到新村去看守粮食。

    “这才是正经！”他说着又微微一笑，“这不要紧，大人！”

    “那地方没有人住过又怎么样？”涅赫柳多夫耐心地坚持己见，“这里也曾经是没有人住的地方，现在人们在这里生活着。那边呢，不过是让你去开个好头……你一定要搬过去……”

    “老爷，大人，怎么能这样比啊！”丘里斯连忙说，似乎害怕东家最后把这事决定下来，“这个地方大家伙儿在一起，热闹，习惯：有大道，有池塘给娘儿们洗衣服、饮牲口，我们庄稼人的家当也都在这儿，是祖祖辈辈置下的，还有场院啊，园子啊，这柳树是我爹妈种下的，我爷爷和我爹都在这儿归了天，我只想在这儿咽气，大人，别的什么也不要。您要是开恩给修修这房子，我们就感激不尽了，不然我们就在这老房子里凑合过一辈子也行。让我们一辈子为您祈祷上帝，”他说着又低低地弯下腰去，“可别把我们从窠里撵出去啊，老爷！……”

    丘里斯说话的时候，从他妻子站着的那个地方，高板床下，便传来抽泣声，而且越来越响。等到丈夫喊了一声“老爷”，妻子竟跳出来，哭着跪倒在东家脚下。

    “可别坑害我们呀，老爷！你就是我们的爹娘！我们能搬到哪儿去啊？我们都老了，无依无靠。还是听凭上帝安排吧……”她嚎开了。

    涅赫柳多夫急忙从条凳上站起来，想扶起老太婆，她却像是不要命似的使劲用头撞着泥土地，把东家的手推开。

    “你怎么啦？请起来吧！你们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我不勉强。”他挥着双手退向门边。

    当涅赫柳多夫重新在条凳上坐下来的时候，屋里已是一片沉寂，只听得见那农妇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她又躲到高板床下面去了，在那儿用衣袖擦着眼泪。年轻的地主这才明白，摇摇欲倒的农舍、没有井栏的井、肮脏的水洼、发霉的破畜棚破板棚、歪歪斜斜的窗外几株树干开了裂的柳树对于丘里斯和他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心里便产生一种沉重、愁苦的感觉，一种内疚。

    “伊万，上星期天在村社大会上你怎么不说你需要一间房子？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才好。第一次集会我就对你们大家说了，我已经在乡下定居，立志终生为你们效力；只要你们觉得满意、幸福，我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一定遵守诺言。”年轻的地主说了这一番话，他不知道，这种表白不能赢得任何人的信任，尤其俄罗斯人喜欢的是行动，不是言词，而且也不爱表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多么美好的情感。

    但是这个单纯的青年却因为心里有一种使他觉得十分幸福的情感而非吐露不可。

    丘里斯歪着脑袋，慢慢眨着眼睛，勉强打起精神听东家讲话，就像我们不得不听一席讲得不大好、同我们又毫无关系的话一样。

    “不过我不能满足大家向我提出的一切要求。如果谁问我要木料我都不拒绝，那么我的木料很快就会给光，不能够给真正需要的人了。因此我把禁伐林拿出来，供修缮农舍用，而且完全交给村社。现在这林子已经不是我的了，而是你们的，农民的；我已经不能支配这林子了，要由村社来支配。你今晚来开会吧，我要把你的要求告诉村社；如果村社决定给你修房子，那就好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木料了。我诚心诚意想帮助你，既然你不愿意搬家，那就不是我的事，而是村社的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太感激您啦，”丘里斯为难地说，“您要是能赏给我们整修院子的木料，我们就能对付了。村社管什么用？这是明摆着的……”

    “你还是来开会吧。”

    “是。我来。干吗不来啊？不过我可不问村社要。”

    四

    年轻的地主显然还想向主人询问什么，他没有从条凳上站起身来，迟疑地看看丘里斯，又看看空空的没有生火的炉灶。

    “怎么，你们已经吃过午饭了？”他终于问。

    丘里斯的口髭下面出现了讥讽的微笑，似乎是因为东家竟然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而觉得可笑。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吃什么午饭啊，老爷？”农妇长叹一声说，“啃点儿面包，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了。今天没工夫去挖野菜，就没东西做汤；克瓦斯倒有，又给孩子们喝了。”

    “如今是持空心斋，大人，”丘里斯插进来为妻子解释说，“面包就大葱就是我们农民吃的东西。还得感谢上帝，我有面包，感谢您的大恩，面包够吃到现在，要不我们农民根本连面包也没有。今年哪儿也不长大葱。前两天种菜的米哈伊尔那儿去了人，把葱一个铜板一捆拿走了，我们就买不到葱了。从复活节起我们差不多就没进过教堂，也没钱买蜡烛敬圣尼古拉。”

    涅赫柳多夫对他的农民所处的极度贫困状况早就了解，不是凭道听途说，也不是轻信了谁的话，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然而整个现实与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他的心理气质和生活方式太不协调了，以至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忘记生活的真实，每当有人像现在这样叫他痛切地感受到这真实的时候，他的心上便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重和愁苦的感觉，仿佛想起自己犯下了什么无法赎补的罪过而痛苦不堪。

    “为什么你们这样穷啊？”他不禁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们不穷还能怎么样，老爷？我们的地是什么地，这您知道：粘土，又在岗子上，肯定我们还冒犯了上帝，从闹那场霍乱以后就不长庄稼。草场、耕地又少了：有的划去办农场，有的就并到东家的地里去了。我的地靠我一个人种，人又老了……力不从心啊。我老伴儿有病，一年生一个丫头，都得养着。只我一个人苦熬，家里七张嘴。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常常想：上帝快点挑几个去就好了，我的担子就轻些，她们也免得在这儿受罪……”

    “唉！”农妇大声叹了一口气，似乎在给丈夫帮腔。

    “我的帮手只有这么一个。”丘里斯说着指了指一个约莫七岁的男孩，他有一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肚子很大，刚刚怯生生地推门进来，用两只小手拉住丘里斯的衬衣，蹙起眉头，一双惊讶的眼睛盯住了东家。“这就是我的帮手，”丘里斯接着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伸出粗糙的手抚着孩子的淡黄色头发，“等他长大得等多久？我现在已经干不动了。年纪大还没什么，这疝气可把我害苦了。一到阴雨天就疼得要命，我早就该告老不干啦。瞧，叶尔米洛夫、焦姆金、贾布列夫都比我年轻，可是他们早就把种地这担子交了。我呢，没人可交，这就是我的难处。要吃饭，还得拚命，大人。”

    “我愿意减轻你的负担，真的。该怎么办？”年轻的东家同情地望着农民。

    “怎么减轻吗？这是明摆着的啊，既然占着地，就得服劳役，这是明摆着的规定。我好歹等儿子长大吧。不过您要是开恩，就别叫他去上学：前两天地方长官来过，说您要我儿子也去上学。我儿子就免了吧，他有这脑子吗，大人？他还小，什么也不懂。”

    “这可不行，”东家说，“你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事理，该去上学了。我这样说是为你好。你自己想一想吧，等他长大成人，做了一家之主，能写会算，知书识理，还能在教堂读经，有上帝保佑，你家里的情况就会好起来。”涅赫柳多夫尽量把话说得明白易懂，同时不知为什么红着脸，而且结结巴巴地。

    “可不是么，大人，您能不为我们好？就是家里没有人，我跟老伴儿要服劳役，孩子呢，虽说还小，也能帮一把了，圈牲口啦，饮马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男子汉啊。”丘里斯微笑着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抓住男孩的鼻子，把鼻涕捏了下来。

    “你在家而他又有空的时候，你还是叫他去上学吧，听见没有？一定要去。”

    丘里斯深深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

    五

    “对啦，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不把粪肥运走？”涅赫柳多夫说。

    “我们有什么粪肥啊，老爷！根本没有什么可运的。您看看我的牲口吧，只有一匹小母马、一匹小马驹，那头小母牛秋天就卖给车马店的老板了，我们的牲口就这么点。”

    “既然你的牲口少，你怎么还把小母牛卖给别人呢？”东家惊讶地问。

    “拿什么喂它啊？”

    “难道喂牛的草料也不够？别人的可够。”

    “别人的地是上肥的地，我的地里光有土，没办法啊。”

    “要想叫地里不光是土，你就施粪肥，地里长出粮食来又有饲料喂牲口。”

    “没有牲口，哪儿来粪肥啊？”

    “奇怪的cercle vicieux[6]。”涅赫柳多夫心里想，但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大人，还是那句话，不是肥产粮食，而是上帝。”丘里斯接着说，“去年夏天我那没上肥的两分半地出了六大堆干草，上了肥的呢，连一小堆也割不到。只能靠上帝！”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再说牲口在我们家也养不活。过去五年都是这样。去年夏天一头小母牛死了，还有一头我卖了，因为没有饲料。前年挺好的一头奶牛也完了。赶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站不稳了，晃着晃着就断了气。我真命苦！”

    “好啦，以后别说你没有牲口是因为没有饲料，没有饲料是因为没有牲口，你把这钱拿去买一头奶牛。”涅赫柳多夫说着红了脸，从裤袋里掏出一叠揉皱的钞票，并且拆开来。“为了让我高兴，你去买一头奶牛吧，饲料就到打谷场上去拿，我会吩咐的。下星期日以前你可得把奶牛买到，我还要来的。”

    丘里斯一面微笑一面倒换着两只脚，好久都没有伸手去拿钱，涅赫柳多夫便把钱搁在桌子边上，脸也更红了。

    “太感激您了。”丘里斯说着露出他平日常有的那种略含讥讽意味的微笑。

    老婆子在高板床下面发出几声沉重的叹息，似乎在祈祷。

    年轻的东家觉得挺难为情，连忙从条凳上站起来，走到穿堂里去，并且叫丘里斯跟着他。看到这个接受了他的恩惠的人神色那么高兴，他真不愿现在就离开。

    “我愿意帮助你，”他在井边停下来说，“你这个人还可以帮助，因为我知道你不懒。只要你肯干，我就肯帮助你。有上帝保佑，你的情况会好起来。”

    “哪儿说得上好起来，别把家产折腾光就行，大人。”丘里斯说着忽然摆出一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脸相，似乎对东家说的他能好起来这句话极为不满，“我爹在世的时候，我跟兄弟们一块儿过，什么也不缺。等我爹一死，我们几弟兄分了家，日子就越过越紧。都是因为只有一个男劳力！”

    “你们为什么要分家呢？”

    “都是娘儿们闹的，大人。那时候您爷爷已经不在了，要是他老人家在世，我们可不敢：那年头的规矩可大了。他老人家跟您一样，什么事情都亲自过问，分家的事我们连想也不敢想。他老人家可不爱由着庄稼人的性子来。您爷爷不在了以后呢，管我们的是安德烈·伊利奇，这个人，上帝宽恕，是个酒鬼，靠不住。我们上他那儿去左求右求，说娘儿们闹得我们过不下去了，让我们分家吧。他呢，骂一阵揍一顿，结果还是让娘儿们称了愿，我们分开过了。庄稼人唱独脚戏怎么唱还不清楚吗！一点儿规矩也没有了，安德烈·伊利奇想怎么折腾我们就怎么折腾我们。他说：‘你得什么都有。’可庄稼人的东西从哪儿来，这他就不管了。那时候人头税又涨了，实物租也加码了，地可倒少了，还不长粮食。哼，划地界的时候，这个混账东西把我们的几块上肥的地划到东家的地里去了，逼得我们没活路啦！您爹，愿他进天堂，是位好东家，可我们见不着他，他总在莫斯科住着；那还用说，经常得往哪儿出车。赶上路不好走的季节，没有饲料的时候，也得出车。老爷没有供应不行啊。这我们不敢埋怨，就是没个规矩。如今随便哪个庄稼人您都许可他来见您，我们就都变了样，管事也变了一个人。如今我们起码知道我们有主子了。大伙别提多感激您了。受监护那时候[7]，总没个正经主子来管我们，谁都是主子：监护人充主子，伊利奇也充主子，他老婆就充主子奶奶，连县警察局的录事也来充主子。这么多主子，嘿！庄稼人可就倒大霉啦！”

    涅赫柳多夫又有一种类似羞愧或者良心谴责的感觉。他举了举帽子，往前走去。

    六

    “尤赫万卡·穆德连内要卖马。”涅赫柳多夫看了笔记本上写着的这一行字，就朝对面尤赫万卡的宅院走去。尤赫万卡家的屋顶用东家打谷场上的麦秸盖得严严实实，房子是用新伐的灰白色白杨原木（来自东家的禁伐林）造的，两扇窗户都有红漆百叶窗，台阶上有廊檐，还有用薄板做的别出心裁的雕花栏杆。穿堂和不生火的屋子也很好。然而这一派富足的气象却有些被挨着大门的堆房破坏了：堆房的篱笆墙没有编完，后面隐约可见的披屋也没有盖顶。恰好在涅赫柳多夫从这边向台阶走去的时候，两个农妇抬着满满一桶水从对面走来，一个是尤赫万卡的妻子，一个是他母亲。他妻子是个身体结实、面色红润的女人，胸部特别发达，面颊宽大而肥厚。她上身穿一件袖子和领子都绣了花的干净衬衣，系一条干净的绣花围裙，下面是新的家织呢裙、棉靴，还戴一串项链和一顶用红棉纱和金属片绣了花的讲究的四角帽子。

    扁担的一端稳稳地搁在她的宽阔而结实的肩上。那红扑扑的脸、脊背的弧线和手脚的均匀动作所表现出来的轻松神态令人感觉到，她的体格异常健壮，力气大得像男人。尤赫万卡的母亲抬着扁担的另一端，她恰恰相反，是个衰老到了极点的女人。她那穿一件破黑衬衣和一条褪色的家织呢裙的骨瘦如柴的身躯弯得很厉害，以至扁担不是压在她肩上，而是压在她背上。皮肤呈古铜色、手指已经变形的双手像是一把抱住了扁担，靠它支持着身子，而且再也伸不直了。低垂的头上缠着破布，是一副最难看的贫穷和衰老的模样。窄狭的额头上面刻满深深的纵横交错的皱纹，两只没有睫毛的红眼睛就从那额头底下黯然无光地望着地面。瘪下去的上唇下面露出一颗黄牙，不停地摇动着，有时竟伸到尖尖的下巴上。脸的下半部和脖子上的皱皮好像袋子，一动就甩来甩去。她的呼吸是沉重的，发出咝咝的声音；两只没穿鞋袜的变了形的脚虽然看上去走得吃力，却一前一后有节奏地运动着。

    七

    年轻的农妇差一点撞到东家身上，她敏捷地放下水桶，垂下眼睛，鞠了一躬，然后怀着疑惧，目光闪闪地看了东家一眼，极力用绣花衬衣的袖子掩住脸上的一丝笑意，橐橐地登上台阶去了。

    “妈，你把扁担给纳斯塔西娅大婶拿回去吧。”她在门口停下来对老妇说。

    质朴的年轻地主严厉而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面色红润的农妇，皱起了眉头，转过身来向着老妇，她用变了形的手指解去扁担上的绳子，把扁担扛在肩上，顺从地朝邻家走去。

    “你儿子在家吗？”东家问。

    老妇把已经弯下的身子弯得更低一点，施了礼，想说什么，可是却捂着嘴大咳起来。涅赫柳多夫等不得，便径自走进屋去。尤赫万卡本来坐在红角的条凳上，看见东家进了屋，便奔到炉灶跟前去，像是要躲起来的样子，而且急忙把什么东西塞到高板床上，然后歪嘴斜眼的靠墙站定，像是给东家让路。尤赫万卡是个约莫三十岁的淡褐色头发小伙子，长得清瘦而匀称，留了一把山羊胡子，模样相当漂亮，美中不足的是那双深棕色小眼睛贼溜溜的，从蹙起的眉毛下面令人不快地望着，加以两颗门牙脱落，太惹人注意，因为他的嘴唇短，而且不停地在动。他穿着有鲜红色腋下镶条的漂亮衬衣、条纹印花布裤子、靴筒上带皱折的长筒大皮靴。尤赫万卡的屋子里不像丘里斯的屋子里那样局促和昏暗，虽然是同样地令人窒息，有一股烟火和羊皮袄的气味，而且同样乱扔着农人的衣服和用具。这里有两样东西相当古怪，一是放在搁板上的歪扭了的小茶炊，一是挂在圣像旁边那破黑镜框里的穿红军服的某将军肖像。涅赫柳多夫不无恶感地看了看茶炊、将军像和高板床——从那上面的一堆破布底下露出一支镶铜的烟袋的末端。然后他转过脸来，直视着尤赫万卡的眼睛说：

    “你好，叶皮凡[8]。”

    叶皮凡鞠了一躬，喃喃地说：“您好，大人。”最后两个字他说得格外温柔，两只眼睛在一瞬间把东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同时也向这屋子、地板和天棚瞟了一眼，目光没有在任何东西上面停留。接着他匆匆走到高板床前，从那上面扯下来一件粗呢上衣，准备穿上。

    “你穿衣服做什么？”涅赫柳多夫说着在条凳上坐下来，显然极力要使自己看着叶皮凡的眼色尽可能严厉些。

    “像这样行吗？我们也懂……”

    “我来问问你，为什么要卖马？你的马多吗？你打算卖哪一匹？”东家干巴巴地问了这样几个显然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您不嫌弃，来看我这庄稼人，我们太感激您啦！”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迅速地在将军肖像、炉灶、东家的长筒靴，以及涅赫柳多夫的面孔以外的一切东西上面溜过，“我们总为您祈祷……”

    “你为什么要卖马？”涅赫柳多夫清了清嗓子，提高嗓门问。

    尤赫万卡叹了一口气，甩了甩头发，又扫了这屋子一眼，发现猫躺在条凳上泰然地打着呼噜，便对它吼了一声：“去！下贱东西！”然后连忙转过脸来对东家说：

    “那马，大人，不中用了……好畜生我不会卖掉，大人。”

    “你总共有几匹马？”

    “三匹，大人。”

    “没有马驹？”

    “哪能没有，大人！马驹也有。”

    八

    “走，让我看看你的马，都在院子里吗？”

    “是的，大人。您这么吩咐，我就这么办了，大人。我们能不照您的话办吗？雅科夫·伊利奇跟我说，明天可别把马拉到地里去，公爵要来看，我们就没拉出去。我们可不敢不照您的话办。”

    涅赫柳多夫向门外走的当儿，尤赫万卡就从高板床上拿了烟袋，把它扔到炉灶后面去了。即便在东家的眼睛不望着他的时候，他的嘴唇仍旧不安地抽搐着。

    一匹瘦瘦的瓦灰色小母马在披屋下面用嘴翻着一堆发霉的麦秸，而出生才两个月的长腿小马驹，说不上什么毛色，腿和脸都有点发青，寸步不离那母马的沾满牛蒡刺实的细尾巴。院子中央站着一匹膘肥的枣红色小骟马，它眯起眼睛垂头沉思着，看上去是干庄稼活的好马。

    “你的马就这些？”

    “不，大人，还有一匹母马、一匹马驹。”尤赫万卡指着那两匹马说，其实东家不会看不见它们。

    “我看见了。你想卖哪一匹呢？”

    “就是它，大人，”尤赫万卡说着对那匹沉思的骟马挥一挥衣襟，同时不停地眨眼睛，扯嘴唇。骟马睁开眼来，懒懒地转过身去，尾巴对着他。

    “这马看样子不老，还挺壮实，”涅赫柳多夫说，“抓住它，给我看看它的牙口。我看得出它究竟老还是不老。”

    “一个人可抓不住，大人。这牲口不值一文钱，可脾气挺倔，又咬又踢的，大人。”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笑嘻嘻的，两只眼睛乱转。

    “你胡扯什么！跟你说抓住它！”

    尤赫万卡笑了半天，而且倒换着两只脚，直到涅赫柳多夫生气地喊道：“怎么不动？”他才跑到披屋下面去拿了马笼头来，开始套马，一面吓唬它，一面从背后走上前去。

    年轻的东家显然不耐烦看这种把戏，而且大约也想露一手。

    “把笼头拿过来！”他说。

    “大人，那怎么行啊！可别……”

    涅赫柳多夫从正面径直走到马跟前，突然抓住它的两只耳朵，用力把它按在地上。那骟马却原来是一匹极温顺的干庄稼活的马，它晃了几下，嘶鸣起来，要挣脱开去。涅赫柳多夫发现根本用不着使那么大的力气，又看见尤赫万卡一直在笑，脑海里便产生了一种想法——在他这种年龄的人看来是最大的耻辱：尤赫万卡在讥笑他，把他当成一个娃娃。他涨红了脸，放开马耳，不用笼头就扳开了马嘴，看了看它的牙齿：犬齿完好，牙槽饱满（这些常识年轻的东家已经具备），这马当然还小。

    这当儿尤赫万卡走到披屋跟前，发现耙搁的不是地方，便将它提起来，竖在篱笆边。

    “你过来！”东家喊道。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恼怒，说话的声音几乎带着懊丧、愤恨的哭腔。“怎么，这马老了？”

    “请大人宽恕，太老啦，有二十来岁了……这马……”

    “住嘴！你撒谎，耍无赖，老实的庄稼人是不会撒谎的，他没有这个必要！”涅赫柳多夫气得透不过气来，愤怒的泪水已经涌上喉头。他于是闭上嘴，免得在农民面前哭出来丢自己的脸。尤赫万卡也不做声了，做出一副要哭的样子，一面吸鼻子一面微微扭动着头。“卖了这马，你拿什么拉犁耕地啊？”涅赫柳多夫镇静到能够用平常的声调说话的时候接下去问，“我们有意派你去干不用马的活儿，好让你在春耕以前调养好你的马，而你倒想卖光吗？主要的是，你为什么撒谎？”

    东家一平静下来，尤赫万卡也就平静下来了。他笔直地站着，仍旧扯动着他的嘴唇，目光溜来溜去。

    “我们给您干活不会比别人差。”他说。

    “你用什么干？”

    “您就放心吧，我们干得下来，”他说着就去轰马，把它赶开了，“要不是等钱用，我会卖吗？”

    “你要钱做什么？”

    “粮食没有了，大人，庄稼人还得还债，大人。”

    “粮食怎么会没有了？为什么别人拉家带口的还有，你又不拉家带口，反倒没有了？粮食上哪儿去啦？”

    “吃了，大人，现在一点儿也没有了。马呢，到秋天我再去买好了，大人。”

    “卖马的事你休想！”

    “照这样，大人，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没有粮食，又不许卖东西，”这话他完全是望着别处说的，同时扯动着嘴唇，有时突然把粗野无礼的目光直投到东家脸上来，“这么说，我们就该饿死。”

    “你小心点！”涅赫柳多夫喊道，他气白了脸，心中产生了对这个农民个人的恶感，“像你这样的农民我可不要。你等着倒霉吧。”

    “要是我不配，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尤赫万卡故作恭顺地闭了闭眼睛说，“可是我好像没做错什么事。不用说，要是您不喜欢我，只好听您发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该受这份罪？”

    “为的是你的披屋没有盖顶，粪肥没有犁到地里去，篱笆破了，可是你坐在家里抽烟袋，不干活；还为的是你的老母亲把全部家产都给了你，而你连一块面包也不给她，让你老婆打她，逼得她跑到我这儿来诉苦。”

    “大人宽恕，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烟袋，”尤赫万卡窘困地说，看来最使他觉得刺心的是骂他抽烟袋，“给人编瞎话还不容易！”

    “你又撒谎！我亲眼看见的……”

    “我怎么敢在大人面前撒谎！”

    涅赫柳多夫不做声了，他咬着嘴唇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尤赫万卡仍旧站在那里，眼睛跟着东家的脚转。

    “你听着，叶皮凡，”涅赫柳多夫在尤赫万卡面前站住，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用孩子气的柔和的声音说，“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了，你会把自己毁掉的。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好庄稼人，就得改变你的生活，丢掉你的坏习惯，不撒谎，不喝酒，孝敬自己的母亲。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把你的家业管起来吧，再别去偷官家的树了，也别下酒馆。你想一想，那有什么好处？你缺什么，就来找我，直接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干什么用，别撒谎，把真实情况都告诉我，那么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我都不会拒绝。”

    “大人宽恕，我们能听懂大人的话！”尤赫万卡笑着说，似乎完全明白东家开的玩笑有多美妙动听。

    这笑容和答话使涅赫柳多夫怀抱的感化农民、劝他改邪归正的希望成了泡影。况且，他总觉得，由他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去劝说自己的农民未免有失身份，而他所说的话也完全不是他应该说的。他难过地低下头，走到穿堂里。老妇正坐在门坎上大声叹息，看样子她很同意她听到的东家的话。

    “这个给你拿去买面包，”涅赫柳多夫把一张钞票放在老妇手上，对着她的耳朵说，“不过你得自己去买，可别给尤赫万卡，他会喝掉的。”

    老妇用瘦骨嶙峋的手抓住门框，想起身向东家道谢，她的头摇晃起来。等到她终于站稳，涅赫柳多夫已经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

    九

    “达维德卡·别雷要粮食和木桩”——在尤赫万卡之后，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涅赫柳多夫走过几户农家，在一条胡同的入口处遇见了他的管事雅科夫·阿尔帕特奇。管事老远就看见东家了，他摘下漆布制帽，掏出一方绸手帕来揩他那又胖又红的脸。

    “戴上，雅科夫！雅科夫，我跟你说，戴上……”

    “您刚才到哪儿去了，大人？”雅科夫问，他拿帽子挡住阳光，没有戴上。

    “我到穆德连内家去了。你说说吧，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东家一面往前走，一面说。

    “怎么了，大人？”管事问，他恭恭敬敬地走在东家后面，终于戴上帽子，接着就去理他的口髭。

    “什么怎么了？他简直是个无赖、懒虫，偷扒，说谎，虐待他母亲。看来，这种积习太深的无赖是永远也不会改邪归正的。”

    “大人，我不知道您过去对他的印象不是这样……”

    “他的女人，”东家打断了管事的话，“看样子坏透了。老婆子穿得比叫花子还破，没有吃的，那女人倒打扮得花枝招展，他自己也一样。我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当涅赫柳多夫说起尤赫万卡的妻子时，雅科夫明显地露出了窘态。

    “既然他这样放纵自己，大人，”雅科夫说，“那就得想点办法。他家确实穷，跟所有的只有一个男劳力的农户一样，不过他还算比较注意，跟别人不同。他是个聪明的庄稼汉，有文化，好像也还老实。收人头税的时候他每次都到。在我手下当过三年村长，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第三年是监护人要把他撤下来。服劳役他也没有犯过什么毛病。就是在城里驿站住的时候喝上了酒，得想点办法。过去他一闹起来，只要吓唬吓唬他，他就又规矩了。他好了，家里也就和睦了。您要是不愿意用这种办法，那我也不知道咱们该拿他怎么办。他确实太放纵了。叫他去当兵也不合适，您瞧见了吧，两颗牙都没有了[9]。我斗胆向您禀报，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

    “这话你就别说了，雅科夫，”涅赫柳多夫说着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问题我和你谈了又谈。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还是那样看。”

    “那当然，大人，您都清楚。”雅科夫耸了耸肩，看着东家的后背说，那眼神似乎表明，他看到的绝不是好兆头。“再说那老婆子，您为她操心真是多余，”他接着说，“当然啦，她一个寡妇，把孩子拉扯大，养育了尤赫万卡，给他娶了亲，等等，不过农民一般都是这样，母亲或者父亲把家业交给儿子以后，儿子和媳妇就是一家之主，老婆子要吃面包就得卖力气挣。当然啦，他们没有那种温情，不过农民都是这样。所以我斗胆向您禀报，那老婆子让您伤脑筋真是多余。老婆子可是个机灵人，会当家，干吗什么事都来麻烦老爷？还不就是跟媳妇吵了架，也许媳妇搡了她一下，都是妇道人家之间的事嘛！再和好不就完了，何必来麻烦您！您也太爱操心了。”管事说，同时爱怜地望着一声不响、大步向前走去的东家。“您回家吗？”他问。

    “不，我去看达维德卡·别雷，就是‘山羊’……他叫什么？”

    “启禀大人，他也是个好吃懒做的。山羊一家子都这样。我在他身上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点用也没有。昨天我巡视了农民的地，他连荞麦都还没有种上，您拿这种人有什么办法？老子要是能教教儿子也好，可老子也一样，是个懒虫：自己的地不种，东家的地也不种，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马马虎虎。监护人和我想尽了办法：送区警察局好几次，在家也常罚他——这您可不喜欢……”

    “罚谁？是老头子吗？”

    “是老头子。监护人罚他多少次了，有时还当着全村人的面，可是您相信吗？他跟没事人一样，抖一抖身子走了，照旧不改。启禀大人，那达维德卡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脑筋也不笨，不抽烟不喝酒，可是比人家喝酒的还糟。只能送他去当兵，要不就迁走，没有别的办法。山羊一家子都是这样，住黑屋子的玛特留什卡也是他们家的人，懒得没法治。”管事发现东家并没有听他说话，于是问道：“您不需要我了吧，大人？”

    “不需要了，你走吧。”涅赫柳多夫心不在焉地说，随后朝达维德卡·别雷家走去。

    达维德卡的木屋孤零零的歪站在村边，没有院落，没有烘谷房，也没有粮仓，只见一边搭了几间肮脏的畜栏，另一边堆着准备修建院落用的干树枝和原木。从前曾经是院落的地方，荒草长得很高。屋旁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头猪躺在门坎边的烂泥里叫着。

    涅赫柳多夫敲了敲破窗，没有人答应，他便走到穿堂门外喊了一声：“当家的！”还是没有人答应。他绕过穿堂，向空空的畜栏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走进敞着门的农舍。一只老红公鸡和两只母鸡在地板和条凳上踱步，不时地扯一扯颈毛，用脚趾笃笃地敲着木头。看见有人来了，它们就狂叫着扇起翅膀避到墙脚边，其中一只跳到炉灶上。这间六俄尺见方的屋子被炉灶、倒塌的烟囱、虽是夏天也没有抬出去的织布机和一张桌面已拱起而且开了裂的发黑的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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