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林

中间。他的背包被甩在一边。他的额头满是血，一股浓浓的鲜红的血水顺着右眼和鼻子淌下来。他是腹部受伤，但肚子上几乎没有血；额头是人倒下来的时候在树桩上碰破的。

    这都是我过后好久才知道的；最初的时候我只看见一团模糊的东西和血，我只觉得血多极了。

    装炮弹的士兵谁也没有说一个字，只有新兵喃喃地说“瞧你出血啦”之类的话，还有安东诺夫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嘿”了一声；但是看样子，每人心里都想到了死。大家行动更起劲了。炮弹转瞬间装上了膛，一个供弹兵送霰弹来的时候，在受伤者不断哼叫躺着的地方绕着走了两步。

    八

    凡是打过仗的人，大概都会对有人死伤的地方产生奇怪的厌恶感，这种感觉虽然没有道理，却总是十分强烈。我的士兵们需要把韦连丘克抬起来，送到一辆已经赶来的马车上去的时候，起初他们就有这种感觉。日丹诺夫恼怒地走到受伤者跟前，不管他嚷得越来越厉害，就两手伸到他的腋下把他抱了起来。“你们站在那儿干吗！动一动手吧！”他喊着，立刻有十来个帮手，甚至有用不着的，围到受伤者身边来。但是刚把他抬离原地，他就大叫大嚷，挣扎起来。

    “跟兔子一样嚷什么！”安东诺夫抓紧了他的一条腿，粗声粗气地说，“要不然我们就丢下你不管了。”

    受伤者果然静了下来，只是偶尔说一句：“哎哟，我要死啦！哎—哎哟，弟兄们！”

    他给放上马车以后，倒不再呻吟了，我听见他用轻轻的但是清晰的声音跟同伴们说什么话，大概是告别吧。

    战斗中谁都不爱看受伤的人，我也本能地匆匆躲开这景象，命令快把他送往救护站去，自己转到了大炮跟前；但是过不几分钟，有人告诉我，说韦连丘克在叫我，于是我又回到马车旁边。

    受伤者躺在马车里，两手抓住车帮子。他那张健康的阔脸在几秒钟之间完全变样了：他仿佛消瘦了，老了好几岁，他的薄薄的嘴唇没有血色，显然紧张地闭着；他的眼神慌张而迟钝，已没有那种明亮而安谧的闪光；血污的脑门和鼻子上已现出死亡的特征。

    尽管稍稍动一动都会使他痛得难以忍受，他还是要求把他左腿上装钱的小袋子[5]解下来。

    当士兵们给他脱靴子解钱袋的时候，他那条赤裸的白白的好腿在我心中引起了极为难受的感觉。

    “这儿有三个半卢布的银币，”他见我接过小袋子，说道，“您就把它保存着吧。”

    马车移动了，但他要求停下来。

    “我给苏利莫夫斯基中尉做大衣，他—他给了我两个银币。我买扣子花了一个半，还有半个同扣子一起放在我的背包里。请您还给他吧。”

    “好的，好的，”我说，“你好好养伤吧，老兄。”

    他没有回答我，马车移动了，他又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那声音可怕已极，叫人听了心如刀割。仿佛他已把尘世上的事情了结，再用不着忍耐，认为现在可以这样来减轻痛苦了。

    九

    “你上哪儿去？回来！你上哪儿去啊？”我对那新兵喊道，他正把自己备用的点火杆夹在腋下，手里拿了一根小棍子，极其沉静地跟在运伤员的马车后面走去。

    但是新兵只是懒懒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嘟哝了一句什么话，仍旧走他的路，于是我不得不派士兵去把他带回来。他脱下红帽子，傻笑看着我：

    “你要上哪儿去？”我问道。

    “回营地。”

    “做什么？”

    “那还不回去？——韦连丘克不是打伤了吗？”他说着又露出微笑。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留在这儿。”

    他惊讶地看了看我，然后沉静地转过身，戴上帽子，回他的岗位去了。

    战斗进行得还算顺利：听说哥萨克发起一次出色的攻击，带回来三具鞑靼人的尸体；步兵砍足了木柴，只伤了五六个人；炮兵中只有一个韦连丘克和两匹马下火线。可是树林已给伐了约摸三俄里，原来的地方经这一伐，已无法辨认：原先一带显眼的林边，变成了一片宽大的空地，尽是一堆堆冒烟的篝火和正要开回营地去的骑兵和步兵。虽然敌人不停地用枪炮火力追击我们，一直追到我们早晨走过的那条连着墓地的小河，我们的撤退还是顺利的。我正一心想着回到营地就可以吃到菜汤和烤羊排荞麦饭，忽然又接到通知，说将军命令在小河上造一个角面堡，要K团的三营和炮兵四连的一个排在那里留守到明天。装着木柴和伤员的马车、哥萨克、炮兵、肩扛步枪和木柴的步兵，闹哄哄地唱着歌从我们旁边走过去。因为危险已过，休息在望，人人眉开眼笑，喜形于色。唯独我们和三营要等到明天才能尝到这种欢快。

    十

    我们炮兵还在大炮旁边忙着摆前车和弹药箱、打拴马桩的时候，步兵已架好枪，生好篝火，用树枝和玉米秸搭起小棚子，煮起饭来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空中飘浮着苍白的云朵。雾色霏霏如雨，打湿了地面和士兵的大衣；地平线缩短了，周围都蒙上了暗影。我的靴子里和脖子里都感觉到的潮湿，我没有参加的无休无止的活动和闲聊，我脚下的又滑又粘的泥泞，以及空空的肚子，使我在一天身心疲劳以后，情绪变得十分恶劣。韦连丘克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我回想起他一幕又一幕历年来当兵的简单生涯。

    他的最后时刻也像他的一生一样，是那么磊落而平静。他太真诚太笃厚了，他对于未来天国生活的纯朴信念，在垂危的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阁下，”尼古拉耶夫走过来对我说，“请到大尉那儿去，他请您喝茶。”

    我跟在尼古拉耶夫后面，费力地在枪架和篝火之间穿行着到博尔霍夫那儿去，心里高兴地想望着能喝到一杯热茶和一场能驱散我的阴郁思绪的愉快谈话。“怎么样，找到了吗？”博尔霍夫的声音从玉米秸搭的棚子里传出来，那里面亮着如豆的灯光。

    “请来了，阁下！”尼古拉耶夫的低沉声音回答说。

    进了棚子，只见博尔霍夫坐在一件干燥的毡斗篷上，敞开衣服，没有戴毛皮高帽。他旁边有一个正在沸腾的茶炊，一个上面摆着小菜的军鼓。地上插着一把刺刀，刺刀上安着蜡烛。“怎么样？”他自豪地说着，把这套舒适的东西扫视了一周。确实，棚子里真不错，我喝上茶，就把潮湿、黑暗、韦连丘克受伤的事丢在九霄云外了。我们畅谈起莫斯科，畅谈起同战争和高加索毫不相干的事情。

    闲聊再热烈，有时候也不免会中断，出现短暂的冷场。博尔霍夫就在这样一次冷场以后，微笑着看了看我。

    “我想，我们早晨谈的话您会觉得很奇怪吧？”他说。

    “不。为什么呢？我只觉得您太坦率了，有些事情我们心里全明白，从来用不着说出口来的。”

    “为什么？不！要是能有什么机会抛弃这种生活，哪怕换成最庸俗最贫困的生活，只要没有危险，不服军役，我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的。”

    “那您为什么不转到俄罗斯去呢？”我说。

    “为什么？”他重复说，“哦！这我早就盘算过了。在没有得到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以前，我现在不能回到俄罗斯去；脖子上挂一颗安娜勋章，得个少校头衔，是我来到这里就想好了的。”

    “既然您说过，您觉得没法在这儿服役，那又何必呢？”

    “但是我更加觉得，我不能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回去的时候还是照旧。这也是受了俄罗斯一种传说影响的缘故。帕谢克、斯列普佐夫[6]等人都肯定这一种传说，认为为了得到许多奖赏，是值得到高加索一来的。所以人家也就这样期待我们，要求我们；可我来这里满两年了，打过两次仗，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我自尊心还是有的，在没有当上少校，脖子上没有带上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以前，我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里。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格尼洛基什金得了奖赏，我却没有，我心里就会很不受用。再说，在高加索熬了两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叫我回到俄罗斯，哪有脸去见村长、买我粮食的商人科捷利尼科夫，去见莫斯科的姑姑和那班先生呢？虽然我不愿理会那班先生，他们大概也很少想着我；可是一个人就是这么怪：我不愿理会他们，却为了他们的缘故在虚度自己最好的年华，牺牲人间的一切幸福，葬送自己的整个前途。”

    十一

    这时外面传来营长的声音：“您在跟谁说话啊，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博尔霍夫说了我的名字，接着就有三个军官钻进了棚子：基尔萨诺夫少校，他的营副官和连长特罗先科。

    基尔萨诺夫是个矮矮胖胖的汉子，留着乌黑的小胡子，红脸膛，小眼睛。这对眼睛是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笑起来眼睛只剩下两颗润湿的小星星，同抿紧的嘴唇及伸长的脖子凑在一起，有时构成一副非常奇怪、无法理解的表情。基尔萨诺夫在团里行事做人比谁都好，下级不骂他，上级器重他，尽管都认为他这个人不太聪明。他懂得军务，认真而勤恳，手头一向宽裕，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厨子，并且善于非常自然地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来。

    “你们在谈些什么呀，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还不是谈些在这儿服役的开心事。”

    这时基尔萨诺夫发觉了我这个士官生，为了让我感到他的身价，就装作没有听博尔霍夫回答的样子，眼睛看着鼓，问道：

    “怎么，累了吗，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我们是……”博尔霍夫才开了个头。

    大概又是营长的尊严让他打断别人的话，提出新的问题：

    “今天这一仗打得可漂亮吧？”

    营副官是不久前由士官生提升的年轻准尉，一个谦恭文静的孩子，生着一副腼腆的和蔼的面孔。我以前在博尔霍夫那儿见过他。这年轻人常去找博尔霍夫，点点头便坐到角落里去，一连几个钟头不发一言，只管卷烟卷抽，然后站起来，又点点头离开。这是俄国穷贵族子弟的类型，他们凭所受教育只能选择军职，并把自己的军官头衔看得高于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种敦厚可亲的类型，尽管他们总爱不离身带着一些可笑的东西：烟袋，睡衣，吉他，胡子刷；这些东西在我们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会连带想起来的。团里人常谈论他，说什么他自夸对勤务兵公正而严厉，他说过：“我难得处罚人，可是弄急了我，那就不留情了。”有一回勤务兵喝醉了酒，把他的东西偷个精光，甚至还骂主子，这时，据说他就把勤务兵带到禁闭室去，吩咐士兵们准备好体罚的全套东西，但是，当他一见准备的东西，却又窘态毕露，嘴里只是说：“嗯，你瞧……我本来可以……”接着，便惘然不知所措地跑回住处去，而且从此不敢正眼看他的切尔诺夫。同僚们不放过他，老拿这件事逗他，我几次听见这老实孩子为自己辩解，脸红到耳根，说那是一派胡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个人特罗先科大尉，是个十足的老高加索人，也就是说是这么一个人：对他说来，他所指挥的连队便是家，参谋部所在的要塞便是故乡，听歌手们唱歌是唯一的生活乐趣；对他说来，同高加索无关的一切都应蔑视，而且几乎不必相信；同高加索有关的一切，可分为两类：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第一类是他喜爱的，第二类为他所深恶痛绝，主要的是，他是个久经沙场、沉着勇敢的人，对待同僚和部下十分厚道，对待他不知何故感到可恨的副官们和“崩茹尔”们却说话没有遮拦，甚至相当无礼。他进棚子的时候，脑袋差点儿把棚顶撞穿，接着，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嗯，怎么样？”他说罢，突然发觉我这陌生人，就住了口，把浑浊的目光定定地盯住我看。

    “你们在谈什么呀？”少校一边问，一边掏出表来看，尽管我确信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问。

    “他问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服役。”

    “那还用说，尼古拉·费奥多雷奇想在这儿立下汗马功劳，然后——回家去。”

    “那您说说，阿布拉姆·伊利奇，您为什么在高加索服役？”

    “说到我，您知道，第一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服役的义务。什么？”他发问说，虽然大家都没有做声。“昨天我接到俄罗斯来的一封信，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显然想改变话题，“他们向我……提出这样奇怪的问题。”

    “到底什么问题？”博尔霍夫问道。

    他笑了起来。

    “真是奇怪的问题……他们问我，没有爱情，会不会吃醋……什么？”他一边问，一边向我们大家环视。

    “原来如此！”博尔霍夫微笑着说。

    “不错，您知道，在俄罗斯是挺好的。”他继续说着，仿佛他的话是十分自然地一句接一句流出来的，“五二年我在坦波夫的时候，到处都把我当作皇帝的侍从武官来招待。您信不信，在省长家的舞会上，我一进去，您可知道……招待得好极了。您知道，省长夫人亲自同我谈话，打听高加索的情形，问这问那的……我答不上来……他们把我的镶金马刀当作是一种珍品，问我凭什么得到这把马刀，凭什么得到安娜勋章，凭什么得到弗拉基米尔勋章，我都一一说给他们听了……什么？高加索好就好在这里，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不等回答又接下去说，“那儿对我们这些高加索人的看法是非常好的。年轻人，您知道，有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的校官，在俄罗斯很吃香……什么？”

    “我看您总有点儿吹牛吧，阿布拉姆·伊利奇？”博尔霍夫说。

    “嘻—嘻！”他傻笑起来，“您知道，这是免不了的。那两个月我吃得多舒服啊！”

    “怎么样，俄罗斯那儿好吗？”特罗先科说道，他问起俄罗斯来就好像问什么中国或者日本一样。

    “好啊，那两个月里我们喝了多少香槟酒啊，多得吓人哩！”

    “您说什么呀！你们大概喝的是柠檬水。要是我，准会在那儿放开肚子喝，叫他们知道高加索人有多大的酒量。真正是名不虚传的。我会让他们瞧瞧有多大的酒量……啊，博尔霍夫？”他补充说。

    “大叔，你在高加索可已经待了十年了，”博尔霍夫说，“你还记得叶尔莫洛夫[7]说的话；可阿布拉姆·伊利奇才六年……”

    “什么十年！都快十六年了。”

    “博尔霍夫，你叫他们拿点酒来。天气真潮湿，嗳呀呀！……啊？”他含笑补充说，“我们来喝一杯吧，少校！”

    但是，老大尉刚才对待少校的态度使少校就已不满意了，这时看样子心里有点发虚，只好又摆他的架子。他哼起了什么曲子，又看了看表。

    “我是永远不到那儿去的了，”特罗先科接着说道，不理会少校已皱起眉头，“我连说俄语，连俄罗斯人走路的步法都不会了。人家会说：那是什么怪物来了！一句话：亚细亚的。对不对，尼古拉·费奥多雷奇？……我到俄罗斯去又干吗呢？反正总有一天会在这儿给子弹打中的。人家问：特罗先科哪儿去了啊？——给子弹打中了。到那时候，您怎么安排八连……啊？”他始终对着少校加添说道。

    “派值日官到营里去！”基尔萨诺夫喊着，并不回答大尉的问题，虽然我又相信，他用不着发任何命令。

    “小伙子，您现在能领双薪，我想该高兴吧？”沉默了几分钟后，少校对营副官说。

    “可不，很高兴。”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军饷是很高的，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年轻人日子可以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还可以稍微阔绰阔绰。”

    “那倒不，说实话，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双薪是双薪，可也不过如此……总得有一匹马才好……”

    “您跟我说什么呀，小伙子！我自己当过准尉，还不了解？没错，日子是可以过得挺好的了。不然您来算算看。”他说着弯起左手的小指。

    “我们月月预支军饷——还算什么呀。”特罗先科说着，喝下一杯伏特加。

    “这么说，您还要怎么样呢……什么？”

    这时棚子的洞口伸进一个白头发、塌鼻子的脑袋，一个德国腔的尖利的声音说：

    “您在这儿吗，阿布拉姆·伊利奇？值日官在找您呢。”

    “进来吧，克拉夫特！”博尔霍夫说。

    一个穿参谋部制服的高个子钻进门来，非常热情地同大家一一握手。

    “哟，亲爱的大尉，您也在这儿？”他转向特罗先科说。

    尽管光线很暗，新来的客人还是钻到了大尉的身边，我觉得使大尉大为惊讶和不快的是，他竟吻了吻大尉的嘴唇。

    “这德国人想套交情哩。”我想。

    十二

    我的推测立刻得到了证实。克拉夫特大尉要了一杯伏特加——他把伏特加叫做戈里尔卡[8]，扯开嗓门大叫一声，仰起头喝了下去。

    “先生们，我们今天在切奇尼亚的平原上走了不少地方……”他正要说下去，一眼看见值日官，便立刻不做声，好让少校发命令。

    “怎么样，您把前沿巡查过了吗？”

    “巡查过了。”

    “潜伏哨派出去了吗？”

    “派出去了。”

    “那您去给各连连长传达命令，要他们多加小心。”

    “是。”

    少校稍稍眯起眼睛，沉思起来。

    “您再通知一声，现在可以做饭了。”

    “他们已经做上了。”

    “好。您可以走了。”

    “嗯，我们刚才正要算一算，一个军官都需要什么东西，”少校继续说着，向我们堆下宽厚的笑容，“我们来算算看吧。”

    “您要有一件制服，一条裤子……是吧？”

    “是。”

    “假定这要花五十个卢布，可以穿两年，那么一年就要在穿衣上花二十五个卢布；还有吃饭，每天要花两个阿巴兹[9]……是吧？”

    “是；这可以说不少。”

    “就这么算吧。嗯，再加上马和鞍子的更新，花上三十个卢布——这就完了。总起来一算，二十五加一百二十，再加三十，等于一百七十五。您还是大约有二十个卢布多下来，可以买奢侈品，茶叶，糖，烟。看见了吗？……对不对，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对不起，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根本不会有钱多下来买茶叶和糖了。一套衣服您说能穿两年，可是行军时候裤子就不够用；鞋子呢？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穿破一双。还有内衣，衬衫，毛巾，包脚布——这一切都得买。这么一算，钱就根本没有多了。这是实实在在的，阿布拉姆·伊利奇！”

    “是啊，用包脚布真好，”克拉夫特在片刻沉默以后突然说道，把“包脚布”三个字说得特别亲切，“可不是，俄罗斯这玩艺儿真方便。”

    “我跟你们说，”特罗先科插嘴道，“算来算去，总好像我们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其实都照样过日子，照样喝茶，抽烟，喝伏特加。你干到我这岁数，”他转向准尉说下去，“也会过日子了。先生们，你们可知道他对待勤务兵的故事吗？”

    说着就自己先哈哈笑起来，一五一十给我们讲了准尉同勤务兵的故事，虽然我们都听过一千遍了。

    “你怎么啦，老弟，怎么脸蛋像玫瑰花一样啦？”他继续对准尉说道。准尉涨红了脸，汗津津的，微微笑着，样子怪可怜的。“不要紧，老弟，我也是像你这样过来的，你瞧我现在可练出来了。让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到这儿来——我们见多了——他总要得抽筋病、风湿病什么的；可我在这儿一待，这儿就是我的家，我的床，我的一切。你瞧……”

    说话间他又喝了一杯酒。

    “啊？”他盯着克拉夫特又说。

    “这才是我敬佩的！这才是真正的老高加索人！让我握握您的手。”

    克拉夫特把我们大家推开，挤到特罗先科跟前，抓起他的手，格外亲热地使劲握了握。

    “是啊，我们可以说在这儿经受过一切考验，”他继续说，“四五年的时候……您不是也到过那儿吗，大尉？您还记得十二号那天夜里，在没膝的泥泞中过了一宿，第二天去攻打鹿砦的事吧？我那时跟着总司令，我们一天里攻下了十五座鹿砦。还记得吧，大尉？”

    大尉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伸出下唇，眯缝起眼睛。

    “您瞧……”克拉夫特不顾地方小，双手乱做手势，非常兴奋地开始对少校说。

    但是这个故事少校大概已经听过不止一遍了，他的眼睛突然变得迷迷糊糊，木然看着对方，使得克拉夫特避开他的目光，转脸向我和博尔霍夫，轮流地看着我们两人。至于对特罗先科，他讲故事时连一眼也没有看。

    “您瞧，我们早晨一出来，总司令就对我说：‘克拉夫特！去把这些鹿砦拿下来。’您知道，我们军人执行命令是没有二话的——我就敬了个礼。‘是，大人！’说完就走了。一到第一座鹿砦附近，我就回身对士兵们说：‘弟兄们！别害怕！机警些！谁要是落后，我要亲手杀死他。’您知道，对待俄国士兵要干脆。正说着，猛不防来了一颗榴弹……我一瞧，一个士兵倒下了，接着又倒下一个，又倒下一个，子弹也跟着飞来了……嘘！嘘！嘘！……我说：‘前进，弟兄们，跟我来！’您知道，我们刚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这……您知道……这叫什么来着？”他摇起手来，搜寻着词儿。

    “悬崖。”博尔霍夫提示道。

    “不……唉，这叫什么呀？我的天！嗯，这叫什么呀？……是悬崖，”他急速地说，“刚端起枪……冲啊！哒—啦—哒—哒—哒！敌人连个影儿都没有。您知道，大家都感到奇怪。也好：我们再向前推进，去攻第二座鹿砦。那是完全另一回事了。您知道，我们的心都沸腾了。我们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第二座鹿砦——过不去。这儿……这叫什么，嗯，这东西叫什么呀……唉！这叫什么……”

    “还是悬崖。”我提示道。

    “根本不是，”他没好声气说，“不是悬崖，是……唉，真是，这叫什么呀，”说着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唉，我的天！这叫什么呀……”

    看他那么苦恼的样子，旁人就只好再提示一下了。

    “可能是河吧。”博尔霍夫说。

    “不，就是悬崖。我们一到那儿，您真难相信，就碰到猛烈的火力，跟地狱里一样……”

    这时棚子外面有人在找我，原来是马克西莫夫。因为我只听了攻打两座鹿砦的不同故事，还剩下十三座要听，所以乐得抓住这个机会，脱身回自己排里去。特罗先科和我一块儿出来。“尽撒谎，”我们离开那棚子几步远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他根本没有打过鹿砦。”特罗先科说着温厚地放声大笑，我也不禁觉得好笑起来。

    十三

    我收拾了一下，回到我的士兵们那儿的时候，已经是黑夜了，只有篝火把营地照得昏昏朦朦。一段大树桩在炭火上阴燃着。它的周围只坐着三个人：安东诺夫在火上转动着一只小锅煮里亚布科[10]，日丹诺夫若有所思地用一根小枯枝扒着灰烬，奇金含着那个永远抽不着的烟斗。其余的人都已各自休息去了——有的在弹药箱下，有的在干草上，有的在篝火旁边。借着炭火的微光，我看到了那些熟悉的脊背、腿和脑袋；新兵也夹在这些人中间，紧靠火边躺着，看来已经睡着了。安东诺夫给我腾出一个位子。我挨着他坐下抽起烟来。雾和湿柴冒烟的气味充塞空中，刺激着眼睛，幽暗的天空依然降着霏霏微雨。

    我们旁边可以听见均匀的鼾声，火堆中树枝的毕剥声，低低的人语声，偶尔还有步兵枪支的哗啦声。前后左右到处是熊熊篝火，一堆堆的照出它周围不大圈子里的士兵的黑影。离得最近的一些篝火旁边的亮处，士兵们光了膀子，在火上摆动着自己的衬衣。还有许多士兵不曾睡，在十五平方俄丈的范围内走动，说话；但是深沉的黑夜给所有这些活动增添了特殊的神秘的气氛，仿佛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种黑暗的岑寂，生怕破坏它的柔美的和谐。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异样；在所有坐在火边的士兵的脸上，我也发现流露出同样的心情。我还以为在我来到以前，他们是在谈受伤的同伴；可是根本不对：奇金是在谈他到第比利斯领取东西以及那儿的学生的情形。

    凡是我所到之处，尤其是在高加索，我总发现我们的士兵在危险临头的时候避而不谈可能对同伴的士气有不良影响的事情，显得极有分寸。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不像南方人的勇气那样是基于霎时燃起又倏忽即逝的热情上，他们是不容易激励，也同样难于气馁的。他们不需要装模作样的鼓动、演说、雄壮的呐喊、歌曲和军鼓；相反，他们需要的却是安静，秩序，不做任何不自然的事。在俄罗斯士兵身上，在真正的俄罗斯士兵身上，您永远不会看到吹牛，蛮干，危险临头时发愁，急躁；相反，他们性格的特征却是谦逊，纯朴，能把危险置之度外，而从中看到完全别的东西。我见过一个士兵，他的腿受了伤，最初一刻却只惋惜新短皮大衣被子弹打穿，又有一个驭手，他的马被打死，他从马身底下爬出来，先解马肚带，好把鞍子取下来。谁不记得围攻格尔格比尔时的那件事？当时炮库里有一颗装上火药的炸弹雷管着火了，炮兵军士就叫两个士兵快把炸弹搬出去扔到悬崖下面，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到就近的悬崖去扔，因为上校的帐篷就在那旁边，他们把炸弹搬远一些，以免惊醒帐篷里老爷们的清梦，结果两个人自己却被炸得粉身碎骨。我还记得一八五二年出征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战斗中不知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蠢话，好像是说他们的排已无法从那儿脱身了，于是全排人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而那句蠢话他们连重复一下都讨厌。就说眼下吧，每个人心里总都该惦记着韦连丘克，而且鞑靼人每秒钟都可能偷偷地过来向我们放一排枪，但是大家都在听奇金讲生动的故事，谁也不提今天的战斗，不提面临的危险或受伤的人，就好像这都是天知道多久以前的事，或者就简直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脸色比平时略微阴沉一些；他们听奇金讲故事的时候也并不太专心，连奇金也感到他们不在听他，不过他还是讲他的。

    马克西莫夫走到篝火跟前来，坐在我身边。奇金给他让了个地方，住了口，又吸起烟斗来。

    “步兵派人到营地取伏特加，”沉默了好一阵以后，马克西莫夫说，“现在回来了。”他向火里吐了一口痰，“那军士说，他们见到我们那个同伴了。”

    “怎么样，还活着吗？”安东诺夫问道，一边转动着小锅子。

    “不，死了。”

    那新兵突然把戴着红顶帽的小脑袋抬到火堆之上，朝马克西莫夫和我愣愣地看了一会，然后又迅速地低下头，拿大衣裹住身子。

    “瞧，怪不得早晨我在停炮场叫醒他的时候，死神已找上他了。”安东诺夫说。

    “废话！”日丹诺夫一边转动着阴燃的树桩，一边说道，于是大家都不做声了。

    一片寂静中，我们后面的营地里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鼓手听见了，便敲起晚鼓来。最后的鼓点一停，日丹诺夫便首先站起来，脱下帽子。我们也都照着他做。

    在静静的深夜里，响起了和谐的男声合唱：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11]

    “四五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士兵在这儿受了暗伤，”当我们戴上帽子，又在火边坐下的时候，安东诺夫说道，“我们把他放在大炮上运了两天……你还记得舍甫琴柯吧，日丹诺夫？……后来就把他留在一棵树底下了。”

    这时有个留着大胡子和小胡子相连的步兵，背着枪和背包，走到我们的篝火旁边。

    “老乡，让我接个火抽烟斗。”他说。

    “行，抽吧，火有的是。”奇金说。

    “老乡，您兴许说的是达尔戈的事吧？”步兵扭头对安东诺夫说。

    “是说四五年达尔戈的事。”安东诺夫答道。

    那步兵摇摇头，眯缝起眼睛，在我身边蹲下来。

    “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他说。

    “为什么把他丢下了呢？”我问安东诺夫。

    “因为他肚子痛得不行。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倒还好；一动，他就没命的直嚷嚷。死活要我们把他留下，可我们总可怜他。嘿，那工夫，他又拚命追击我们，打死我们炮兵班的三个人，打死一个军官，弄得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炮兵连。真倒霉！都以为炮也拉不走了。泥泞得厉害啊。”

    “最泥泞的要算是印第安山[12]下了。”有一个士兵插嘴说。

    “是啊，就在那儿，他更糟了。我跟老炮兵军士阿诺申卡估摸他真的活不成了，他自己又死活要我们把他留在那儿，我们也只好这么办了。那儿有一棵树，顶盖挺大，我们拿了些泡过的面包干——日丹诺夫带着——给他摆在身边，把他靠在那棵树上，换上干净的衬衫，郑重地跟他告别，就把他留下了。”

    “是个好样儿的兵吗？”

    “是不错的兵。”日丹诺夫说。

    “他后来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安东诺夫继续说，“我们有好多弟兄留在那儿。”

    “就在达尔戈吗？”那步兵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剔着烟斗，又眯起眼睛，摇摇头，“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

    他说完就离开我们走了。

    “到过达尔戈的兵，在我们炮兵连里还多吗？”我问。

    “哪里！只剩日丹诺夫，我，现在休假的帕灿，还有五六个人。再没有了。”

    “怎么，我们那个帕灿休假玩忘了吧？”奇金说着放下腿，把头枕在原木上。“你算算，他走了都快一年了。”

    “你休过一年的假吗？”我问日丹诺夫。

    “没有，没休过。”他不乐意地答道。

    “家里有钱的，能回去自然是好，”安东诺夫说，“再不然自己有力气干活的，回去也好，自己脸上光彩，家里人也高兴。”

    “可弟兄两人的，怎么能回去呢？”日丹诺夫继续说，“人家自己能口就不错，拿什么给我这当兵的吃？当了二十五年兵，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了。再说，他们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了。”

    “难道你就没有写过信？”我问。

    “怎么没有写！去了两回信，都没有回音。不是死了，就是不愿写，意思挺明白，自己过着穷日子，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写信去很久了吗？”

    “从达尔戈回来以后，写了最后一封信。”

    “你还是唱《小白桦》吧。”日丹诺夫对安东诺夫说道，安东诺夫这时正把臂肘支在膝盖上，哼着什么歌。

    安东诺夫唱起了《小白桦》。

    “这是日丹诺夫大叔最最爱听的歌，”奇金把我的大衣拉了一下，对我低声说，“有一回菲利普·安东内奇唱起这支歌，他都哭了。”

    日丹诺夫先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定定地看着阴燃的木炭，脸上映着微红的火光，显得十分忧郁；后来他耳朵下面的颧骨开始越来越快地动起来，他终于立起身，铺开大衣，在篝火后面的黑地里躺了下去。也许是他躺下睡觉以后还在辗转反侧，发出哼哼声，也许是韦连丘克的死和这阴郁的天气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确实觉得他是在哭。

    那树桩的下部已变成木炭，偶尔发出火光，照亮了安东诺夫的身影，他的花白的小胡子，红彤彤的脸膛，搭在身上的大衣上的勋章，还有不知是谁的靴子，脑袋或背。天上仍下着凄凉的微雨，空中仍然闻到潮气和烟味，四周仍然可见欲灭未灭的点点篝火，一片岑寂中还听得见安东诺夫的悲戚的歌声；在歌声中断的刹那间，营地上夜间轻微的响动——哨兵步枪哗啦一下、打鼾、低语的声音就应和了起来。

    “换第二班！马卡秋克，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喊道。

    安东诺夫停止唱歌，日丹诺夫爬起来，叹了口气，跨过原木，拖着脚步向大炮走去。

    （1855年6月15日）

    潘安荣 译

    * * *

    [1]沙皇军队为了扑灭以沙米尔为首的高加索山民的反抗斗争，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卫的树林。

    [2]士兵的牌戏。

    [3]一种牌戏，输者鼻子需受牌击。

    [4]法语：您好。

    [5]一种腰带形状的钱袋，士兵们通常把它缚在膝盖下面。——作者注。

    [6]帕谢克（1808—1845）、斯列普佐夫（1815—1851）都曾任沙俄高加索部队少将衔团长。

    [7]叶尔莫洛夫（1777—1861），沙俄步兵上将，曾参加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七年曾任高加索军团司令，高加索战争初期的格鲁吉亚总司令。著有《笔记》一书。

    [8]乌克兰语。

    [9]高加索旧银辅币，约合二十戈比。

    [10]士兵的食物，用泡过的面包干加猪油煮成。——作者注。

    [11]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二节，被称为“主祷文”。

    [12]指高加索主脉的支脉安吉山。沙米尔的府邸达尔戈村就在这里的群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