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

果要求他做一下判断，仁慈地掂量一下，这一整套净礼事宜该用多少水量才算恰当，就算有二十个理由，也势必会让他目瞪口呆。尽管如此，我要重申，在我备受困扰时，似乎也在困惑中做出了这样的请求；这要归因于我太想当然了，以至于没办法预测到会发生此等十足的美事，发现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等着自己。将这件事坦率地暴露于考验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开始重新阅读——便是更靠近它所有的组成要素，并因此顺遂地感觉到每个疑虑都得到了清除。而我紧张兮兮地不断推迟这一可敬的行为，这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浪费时间。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尴尬难受的感觉，是因为我可怜巴巴地、轻率地接受了修订这个词在我的想象里所散发出的那股宏伟的气势，没有好好分析这个词的含义。修订就是再看一次，或是再检查一次的意思——如果是文字书写的事，那就是再读一次，仅此而已。然而，在我焦虑的苦思冥想中，却一直揪着一个念头想把作品重写一遍——就我有意识的思考而言，这与事实本身最终几乎没有丝毫雷同之处。我原本以为重写一遍太困难，甚至太荒谬，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我的确也是用同样的模式，思考着重读一遍的想法。但考验之下得到的顺遂感受是，我事前难过地认为要费力做的两件事，其实是一件而已，况且也只有第一眼才觉得它是费力的。至于重写意味着什么，我到现在仍然不大清楚。而另一方面，我的修订行为——也就是再看它一遍的行为——则是，无论我看到哪一页，眼前都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恰到好处的唯一表达，仿佛花儿绽放；目前这个版本里“被修订”的因素，就是这些唯一的词汇，是对我严格地重新细读当年文本的记录。有人说过，就某事物本身的特定印象，有很多接近的表达，而经验最终造就了唯一的可能。

    真正很有趣的，正是去探索、追溯这一经验所达到的效果如何不断加强的历史，而且我敢说这也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困难的过程。大批的措辞——感知性的和表达性的——不断地增长。它们以我刚才提到的方式，在句子、段落和页面中，俯视着业已存在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就像警觉的有翼生灵，歇栖在那些越来越尖的峰顶，向往着更清冽的空气。对于比较成熟的心灵——首先当然要假设有一个能触及此类问题的心灵——追溯的结果就是，赋予此事一种充满臆测的兴味，或者说得通俗些，一种非比寻常的智性“消遣”：这些经验是如何、何时焕发出这强烈的光芒，而且持续闪耀不衰的？它又因何而生？这个问题耐人寻味，因为说真的，艺术家有一半的生命——或者说得更公道些，无疑地，是他全部的智性生命——似乎都牵连其中。昔日的旧作在那儿重新为人所接受，重新受到品鉴，重新被细腻地读进心里，也重新被享受一番——简言之，受到信赖，带着如昔日一般满含感激的信念（因为在某一特定事例中，无论这份信念在哪儿意识到疑虑的痛苦，我就会结束这件事，然后就将它抛在外头不去想了）；然而，为了应有的证明，为了重申其价值，它们同时却仿佛被打通了无数的渠道，遭受到奇异而纤细、隐秘而积聚的力量的穿透。正是因为有如此这般氛围，基于这样的事实，这样一小段丰富的历史，我才被触动，在其中流连忘返。加上前面我略微提及的理由，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是追溯一个人“品位”的整个成长过程；而品位，一如我们的祖辈总是说的，是一个受到祝福且无所不包的名字，代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许多东西。基本上，只要他内在的诗魂超越了其他方面，诗人的“品位”就是他对生命的积极感受：遵循这一真相行事不背离它，就是握住他的意识迷宫中那条银色的线索。好样儿的，每当他感觉到意识中充塞着再次细读的回声——我如此称呼它们，他自己就会感受到这一点，辨识出它所附带的重要性；就眼前的情况，这情形一次又一次明显地出现在他身上，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看得出来，当能够取代原文的表达措辞凑巧是诗歌时，这情形最常降临在他身上，但那并不意味着这是特别的例子，因为就算头脑最有限的人也很清楚，对于那些热情地培养生命意象，以及以艺术（它总体来说是很有益的）来投射生命意象的人而言，我们给他的这个称号是大致应用得上且又合适的唯一称号。“诗人”是仅次于下凡神灵的观者与说话者，无论他以何种形式出现；而当他的形式配不上神的时候（无论这形式在名义上、表面上或通俗而言是什么），他就不是诗人了：如果是那样的情况，我们得立刻说，他根本不值一提。他的冲动和激情有多么广博，多么包容，他就有多么配得上它，神也会选择他，更加认可他这美好的职责与名号。这样的能量与激情提供了一个定义条款，使得诗的语言与普通的语言在光的场域里有了一点小小的区别。

    诗人们，尤其是那些更有魅力的诗人，在手中握着的原有的文本基础之上，“记录”下眼前更新的画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足以证明那在深处运作着的吸引力——如我所说，意识感受到来自累积的“好东西”的更美好的呼吁，感受到着手处理的兴趣。至于我个人，我马上就要说，经历这次再度发行的整个过程，我意识到“着手”这件事只占据了其中最小的部分：我的双手刚一触碰源头，就已经收获满满；就这些累积的好东西而言，问题似乎变成了它们坚持一给再给。我的确曾提及，那种慷慨丰沛的情形有某些不足——或者说，起码在某些关联中，我发现自己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太愿意再次接受它们。除此之外，这种获得感常伴左右，不曾停歇；这样的奢侈，开出来的唯一条件仅仅是需要我心智的关注。那些有福气的好东西端坐着，姿态千百种，只要给它新的关照，不管是什么，它都有反应，太令人感动了，好像在和我谈一笔愉快的交易似的，而且用的是尽可能少的字眼。“只要对我们有充分信心，你就等着瞧吧！”——它再复杂也不过那样而已，却会变得令人极其激动，那激越仿佛来自最深的深处。于是我看到了所见之事，以及这些数不尽的页面所清晰记载的东西，我对它们深信不疑。在这趟旅程的每个阶段，我都陶醉于记录下我追索原文时留下的那曲折坎坷的痕迹，这令我陶醉的感觉自始至终都主导着这件事。这情况本身就引出了悬而未决的迷人感受：在具体的情况下，文本中的词语，处于批评的眼光之下，会是什么样呢？是一连串等候着的令人满意的词语，抑或一连串不适合的词语？在更强烈的亮光下，那些不适合的词语却也显得积极而和谐，因为它们反衬了如此之多的妙语和代替的表达方式，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展现不同的传奇故事。但是大致说来，我完全没办法预测这些机会、改变和比例；在我行进的同时，它们可能也只会出示本来的面貌；事后的批评，会在它们身上找到引人入胜以及让人惊讶之处，感受到或者失望，或者得意的情绪。上述情况全都明显地意味着，这整件事是活生生的。

    在修订的过程中，新的阅读心得，新的感觉传递方式介入，以获得恰当的整体感觉，其介入的频率就成了作者知性冒险的记录与写照，仿佛精彩的旋律。我们发展出一套不同的度量方式，来判定整体而言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构成一个适合得体的“表达”手法，其所及范围之广总是叫人觉得神奇不已。然而，我最常有意识地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在“修订”引起的新的阅读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充满自信的、对原表达方式的攻击，作家们如何才能成功抵御？因为在绝大多数例子里都出现了这种攻击的迹象。最终以无上之姿“演示”出来的词语，是百花丛中最中心的那朵，因它自身的一条美丽律法而绽放（一刹那的时间常常已经足够）；任何时刻，在人们几乎还察觉到，或错过它的存在之前，它就已经在那儿了——所以简言之，我认为我们永远都猜不到修订者的秘密是如何运作的，对他而言，此秘密的色彩与香味扰动着气氛，却又立即被理解同化掉了。我们无法预测，很明显也无从得知，理由很简单，我想不出有哪一位修订者曾经谈过这个问题。“没有人做这种事的。”我们记得在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听过这句话被大声宣告过；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真的在重新阅读——非也，不是真的，他们的重读，只是看到过去的文章那被埋葬的、潜在的生命力，在重新触碰下，并未颤动出任何后续活动，无论如何都无法打破它已经定性又“陷滞”的表面。基于那样的结论，我要很快补充一句，情势会维持在简单的状态，他们的责任会静卧在他们的作品旁，就像狮子静卧在羔羊旁边一样。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是，他们事先，而且一成不变地，已经把他们的耳朵、眼睛甚至鼻子全都蒙了起来，不听不见不闻。这后一种策略着实英勇，然而我纳闷的是，它能应用在哪些具体的事例上头。如我所言，在所有作者坦率承认的例子中，这一策略几乎全部是失败的。真正的反修订者（不管用哪种说法）人数当然很多，他们也有满肚子话要说。他们的信念很明显是伟大的，他们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也因而受到保护，从不会受到困扰。然而，让我备受引诱、备受折磨的修订者的形象，并非那个半吊子、零敲碎打的修订者，他对修订没有诚意，他的行为也不会产生什么重要的后果。我认为，这个晦暗但绝对有争议性[22]的形象在我眼前徘徊不去，主要是为了挑战我的信念。说到这一点，我们在各式各样有趣的散文体文学的什么地方见过他呢？为何我们都还未被逼到底，就要认为我们得对他有信心呢？

    假使我转而寻求某个相反的形象，以获得对照和醒目的效果，我立刻就会遇到一个，那就是巴尔扎克，而且这个形象非常完整，在任何“昔日”的基础上，在任何“昔日”的生活面前，不存在任何缺失。巴尔扎克遭受到了那些替代词语再度发动的攻势，被更精细的渠道重新穿透——我们知道，这些都在他身后以非凡的速度生长着；他从来不曾看尽或说尽，也不曾停止奋力向前。他的情况具有同等的分量和权威——无论如何，我在其阴影的保护下，搜寻这些说法里比较简短的剩余部分。同时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对业已感知的结局的最伟大呈现，我们的虚构散文体书写最丰富、最庞大的遗产，都应归功于他的敏锐善感的永不绝灭的运行。对我来说，这情况本身就增强了关于那些重读过程中复苏的、产生的意象这一问题的兴趣——我自己个人的幸运经验（都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倒是没有给我多少可想的东西，这一点我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懂。恐怕在他看来，我简直是全神贯注于那一大堆晦涩难辨的东西；它们无疑是晦涩难辨的，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种微妙的事物，有的羞涩又虚幻，有的难以探究，有的无法解释，正是它们照看着那些既深邃又相当有把握的变化过程。不论什么情况下，近在眼前的演变就足够欺骗你或者让你着迷了，不用去探测那些陌生甚至很可能深不见底的水域。然而，心灵的愉快扰动和心绪不宁依然是振奋精神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焦躁不宁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在那里重复低吟：“但愿可以重写一次，但愿可以还一个公道给粗糙外表上的补丁，给那一点点很用心地保持得体的东西；它们悔不当初地责备着过往的愚蠢，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这样的反思，这样的渴求，我说，终会在某些时刻达到顶峰，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它无疑在《美国人》中的很多地方达到了最大值。小说中有许多处理得不尽人意之处；鉴于既有的元素与本质，小说的主题愤愤不平，就好像长期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而且绣工低劣，完全配不上自己；这长久积存的不满，就因而发出了最恰如其分的悲叹。相反，在《专使》和《金钵记》等总体上以更好的文学书写方式呈现的作品面前，那种强烈的诉求，那种希望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或最起码文学公道的主张，就缩小到消失不见了。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我还可以添进好几部篇幅更短的作品，将此书单大大扩增一番。

    无可避免，在《美国人》里，良好的意愿被不可依赖的表现手法所欺骗，再加上太过迟到的经验，无法实施；《一位女士的画像》和《卡萨玛西玛王妃》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只是稍好一点。我只能一面走着——我是指阅读，一面在幻想中考虑整个过程；可以这么说，我把它沉浸在这幻想的媒介中，希望凭借评论家更新、更敏锐的感知的微妙运转，我重新面对过去的各种灾祸、意外事故，旧的伤口、损毁以及毁坏的容颜，就不是白白浪费气力。对于这个作品集里的很多其他作品，长的也好，短的也好，这样一个重新审视的过程所产生的效应也一样；我祈祷着更好的形式所散发的更细腻的气氛，足以在它们周围徘徊不去，并将它们修饰一番——起码是为了那些对气氛和形式充满好奇的读者，不管是否只有寥寥几人。我承认，在这一点上，在这最后几句话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比试图在这里散播几丝光线让我觉得有更压倒性的关联性。在这些光亮中，我的一些意象顽固而沾沾自喜地重复着，而其他一些意象则根据它们的种类和规则，欢乐而羞涩地更新着自己。这两者无疑都是内心无愧的方式，虽然对我而言，整体来说，一如我似乎弄清楚的，观看这意象的更新，其兴味之活跃，要远胜过一般接受的重复。我最想问的是，这件事就最糟糕的情形而言，也不过是急着想邀请读者和我一起再次做梦，目的是让他更多地吸收我的感觉，不是吗？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就自身来说，最重大的结果更多的是这样的感觉，在自己全部心力汇集而成的深海中，我的重读就好像漂流其中的闪着银光的鱼，而非抛撒一张最宽的鱼网时所能捕捞到的渔获量；而作家通常的好意殷勤会指出一条让那一感觉更具感染力的最好路径——一张美妙地纠缠在一起的网，它或许不如皇冠般辉煌，但那是作者用自己内心所珍视的信心编织的，那信心来自他的邀约或想象。他要回报那样的信心，因此是绝不可能对自己质押出去的名誉放任不顾的。

    对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好方法，是在任何方面增加所有可能的娱乐来源——或者，再说得更大白话一些，要增加他所有得到乐趣的机会。（一切全都可以回到这个词上头，你的和我的“乐子”——假使我们对这个词做最大的意义延伸，回到这乐趣的产生过程上去，其中即便是最渺小的问题，诸如抑扬顿挫的细微差异或一个逗点的位置，都并非与之无关。）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再现的价值及其运作方式，而再现的价值，其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把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当成具有若干面向的可见之物——尽最大可能地将它们转化为表象、图像、形体、物体等许多在构建这个世界时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东西，以便在我们冒险前行的每个转弯处，在这再现性表面的每一个点上，都能立即感受到这一情况所产生的效应。我们需要向任何足以被称为展示的力量敞开大门，以看到那个将事物图像化且能胜任其工作的代理如何被立即召唤出来，发挥作用，战胜困难，奋勇前行。那样的笔触直接唤起画面并细腻地加以呈现，以获得相似性，获得吸引人的力量，获得说服力，制造逼真的幻觉，达到沟通的效果。我们也许会遇到大量的貌似展示性的文字，然而其中，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笔触却彻底缺失。这一切当然意味着，用寻常的话来说，读者被“出卖”了——可怜而又温顺的人啊，甚至在他读着自己该有的权益条款、被哄骗得糊里糊涂的时候，可能也只隐约知道点状况而已。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担心，他在大多数时候对其他事情也缺乏敏感性，特别是在阅读这件事上，他确实遭受欺骗，他所质押的东西不能确保他得到最尽兴的享乐，因为这样的体验只能从通过上述的诉求，从直接阅读里获得。几乎不需要提及的是，对于任何用“诗”——就这个词最广泛的文学意义来用它——的光芒构思出来的文学形式的最高考验，如果它无法以口述[23]的语言，用出声的阅读来表达，这种考验就该抽身而退，没有任何宽恕的借口。当然，我们在这里谈的并不是非诗歌形式，而是那些为了最高价值而要求有想象力、要求有心灵和美学图景的形式，是一颗被符咒与咒语俘虏的心灵，是一门难以估量的艺术。这种形式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会将其最精致和难以计数的秘密释放出来，而且是以最感激的心，在最紧迫的压力之下释放出来——这压力就来自关注，来自清楚地发出声音的阅读。而对于那种无声的、“安静的”阅读，就让它尽可能多地去回报吧，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它依然会把自己的机会和成功“搞砸”，这挺令人难过的，依然不把心中升起的一股兴趣当作一回事，老实说，它向来没办法冷淡漠视那份兴趣，因为它没有先妥善安排自己，好将此效应所开出的花朵，归功于如此美好地向它索取最多的领悟的行动与过程。它于是准确无误且漂亮地给出了最大的回应，因为我没在别的地方见过下面这种奇怪的说法得到证实，即有趣的文章的正确价值，要全仰赖不彻底的检验——很抱歉和羞愧地说，仰赖于对它的粗略的、跳跃的、匆促的、稀里糊涂的阅读。居斯塔夫·福楼拜对这种关系有过一个绝佳的说法——意思是，任何的充满意象的文章，倘若它未能丰厚地回报有效的、充分的、出声的阅读，它就应被列为错误，因为它没能让自己处于“生活的种种景况之中”。整体来看，我们越是待在它们之中，就越能掌握更多的乐趣；其道德教训是（就这一点还有其他五十件相关的事可以说说），我发现修订著作一步步强化了我内心的那股冲动，急着想要很亲密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应那些生命的景况。

    所有这些无非是说，生命全程的行进是由已做过的事情构成的，那些事回过头来也会引起其他的事，因而我们的行为和它结出的果实，本质上是一体、连贯、持久且无法遏止的，所以这行动有属于它自己的坚持方式、展现方式以及证明方式，也因此，在它和我们数也数不尽的行动之间，不存在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区隔。我们越是有行动力，就越少为这种差异进行辩护；不管有任何能力，我们很快就能认清楚，要将事物“安顿”好，就永远是要怀着责任感去做它们。我们对它们的表达，我们借以了解它们的那些术语，这些几乎都属于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如同我们的自由中所包含的其他特征一样；事实上，这些事物会产出最精巧的材料，以供“实干”这一宗教来使用。不仅如此，我们的文学行动还享有我们的许多其他行为所不具有的那种显著好处，也就是说，即使它们前行进入这个世界，甚至在沙漠中迷路，它们也不会因此迷失自己；它们与我们的依附和指涉关系，不论有多紧张勉强，都不需要非终止不可——只要有那条绳子将我们和它们拴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做几乎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换句话说，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注定要抛弃许多至关重要的或社会性的行为并承受结果，我们注定要忘记它们，与它们断绝关系，并任由它们荒废——因为那些踪迹、记录和关联性，那些我们乐于保存的种种纪念物，我们几乎不可能将它们从那个大杂烩里解救出来。就算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是会放弃它们——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在文学行为这个更高、更值得重视的序列中，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些我们确实“做过”的事情，的确给了我们放肆地切断关联、断绝联系的权利，同时却并不把这一必要性加诸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理会它们，却也并非一定要如此。我们和它们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有迹可寻的，正因如此，我们觉得，艺术家享有无与伦比的奢华。不要背离他所相信的价值，不要“放弃”自己的重要性，一切全都在他自己。不要因为人们行为的一般模式，而甘愿被切断与已完成文本的联系，他必须感觉自己并未被切断；他最轻的触碰就能让整条关系与责任的锁链再次建立起来。因此，假使他总是在做事，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衡量标准，他就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做完。这一切对他而言如同报复行为，因为它受到的是细致而公开的验证。我们受到注目的行为大抵是不尽人意的，因为它永远都会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同意它赤裸现身——也就是说，经不住批评。但是，在任何地方，所有自称由一系列精妙法则控制的行为，都受到一个至高真理的支配——其谕令为：艺术若是没有示范性，那它就不足为道；艺术若不积极主动，那它就是什么都不在乎；艺术若是没有一贯性，那它就什么都无法完成；被证实的错误是恶劣的辩护行为，无助的悔恨是于事无补的评论，而“关联性”可以被应用在比仅仅瞠目结舌地悔恨更好的目的上。

    亨利·詹姆斯

    （姚小虹　译　陈丽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