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米兰卫生署早已担心，瘟疫将随着德国军队的入侵而传播到米兰，果然不出所料，瘟疫真的传进了米兰，同样清楚的是，瘟疫并不就此止步，而是蔓延到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夺去不计其数的人的性命。我们遵循历史的线索，转而叙述这一场灾难的主要情况；自然，只涉及米兰地区，甚至几乎只涉及米兰城；因为当时的史书，正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发生的那样，出于种种的原因，几乎只涉及米兰城。

    我们叙述的旨趣，坦诚地说，不仅仅是为着展示我们的主人公们置身其中的局势，而且是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简明扼要地介绍城市历史上与其说是众所周知的，毋宁说是十分著名的一页。

    在众多当代的著作中，没有一部著作足以提供有关瘟疫的略微清晰的、富于条理的说法，也没有一部著作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说法。里帕蒙蒂的著作，虽然就它记叙的材料的数量、对材料的筛选，特别是考察这些材料的方式而言，都超过了同类作品；但它也不能例外，像其他任何一部著作一样，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却在别的著作中得到记载的材料；每一部著作中都存在着事实性的讹误，借助别的著作，或者官方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一些文件，就足以发现和纠正这些讹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一部著作中谈到了事情的原因，而后果好像是在另一部著作中才能找到。另外，所有的著述中，都充斥着关于时间、事实的莫名其妙的混淆。只有事件的不停的运动，仿佛全是偶然发生的，缺乏整体的描绘，也缺乏细节的描绘；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著作，尤其是用俗语撰写的著述的最普遍的、最明显的特点，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是否如此，学者们自然最清楚，我们只能加以猜测罢了。

    后世的史学家中，没有一位去研究和比较这些著作，以便从中勾画出各种事件的发展链条，那场大瘟疫的历史。这么一来，关于这场瘟疫的见解，大体上都不可避免地是非常不确切的和略嫌混乱的；关于那些巨大的灾祸和巨大的失误的见解，也是泛泛的（说实在话，那些灾祸和失误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这样的见解不是立足于客观的事实，而是来自主观的判断，每每脱离最具特征的环境，缺乏时间的观念，也就是缺乏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和连贯性的认识。

    我们非常仔细地研究和比较了所有出版的和一些没有出版的著作、许多所谓官方文件（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材料中去寻觅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只是去做迄今尚未做的某些事情。我们无意记叙所有的官方史料和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值得记忆的事件。我们更无意让那些想获得有关瘟疫的完整认识的人，以为阅读原始材料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异常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类的著作蕴藏着生动的、独特的和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力量，而不管这些著作是怎样构思和撰写的。我们仅仅尝试鉴别和验证那些最重要的、最具普遍意义的事件，把它们置于合乎逻辑的现实格局中，追究它们的根源和性质，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提供有关这场灾难的扼要的，但真实的、有条理的情况，直到有别人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在军队通过的整个地区，在老百姓家里，甚至在街头，都发现了尸首。不久，在这个和那个乡镇，一些人和一家人开始生病、死亡；他们染上了一种奇特的、来势凶猛的疾病，身上出现大多数人不熟悉的症状。但是有少数人对这种症状并不觉得陌生，因为他们对于五十三年以前那场横扫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米兰地区的温疫记忆犹新。在那些地区，这场瘟疫至今还被称为圣卡洛瘟疫。仁爱的力量是何其伟大！在记载这场大灾祸的各种各样的严肃的史书中，都在最显要的位置上突出这个人，因为他的情操和行为给人留下了比这场灾祸更深刻的印象。他作为所有的苦难的集中体现，烙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仁爱吸引着他，推动着他，去迎战这场灾祸，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向导、救星、楷模和自觉的献身者。这场对于所有人来说的灾难，成为他展现英雄业绩的舞台。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场瘟疫，意味着某种成就，或者，意味着某种发现。

    卢道维科·塞塔拉首席医生，不仅目睹了这场瘟疫，而且是最积极、最果敢和最孚声望的医生之一，尽管他当时非常年轻。他对迫近的瘟疫深为疑虑、警觉，并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十月二十日，他向卫生署提出报告，说据确凿的消息，莱科地区最远的、同贝加莫交界的基乌索镇，已爆发瘟疫。然而，当局并未因此而采取任何的措施，塔迪诺的《通报》证实了这一点。

    从莱科和贝拉诺又传来了同样的疫情报告。于是，卫生署作出了决定，派遣一名专员前往视察。该专员行至半途，在科莫城招来一名医生，一起前往可疑的地区。这两个人“或出于无知，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竟轻信了贝拉诺城一个愚昧的老理发师的说法，认为这种疾病并非瘟疫”。并且说，在一些地区，这只是每年秋季照例发生的沼泽蒸发出来的恶气的影响，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是德国军队的侵袭造成的困境和病痛的后遗症。这一份宣称平安无事的报告交给了卫生署，看来，卫生署也完全放心了。

    然而，关于大批人因疫病相继死亡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送来，于是两名代表，上文提及的塔迪诺和卫生署的一名稽查员，被委派到灾区视察和采取行动。当他们到达灾区的时候，疫情已经迅速蔓延，关于瘟疫的证明随处可见，无须再去特意搜集。他们走访了莱科、瓦尔萨西纳地区，科莫湖沿岸和两座名叫蒙特·迪布里昂纳和杰拉·迪阿达的小城，所到之处，但见城镇住户用铁栅栏同外界隔离，一些地方已十室九空，居民纷纷弃家出逃或者在田野露宿，或者干脆下落不明。“我们眼前出现了无数野人似的可怜虫，”塔迪诺写道，“有人手里拿着薄荷草，有人拿着芸香，有人拿着迷迭香，还有人拿着醋瓶。”

    两名特派员询问了死亡的人数，他们得到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探访了病人，察看了死亡者的尸体，到处都目睹了瘟疫留下的各种触目惊心的、令人厌恶的痕迹。他们立即给卫生署写信，报告那些不祥的消息。卫生署在十月三十日接到此信后，塔迪诺写道，考虑下达命令把来自传染病流行区的病人阻挡在米兰城之外，在起草告示的同时，向税务官员预先下达了一些扼要的指令。

    虽然两位特派员匆忙地采取了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措施，然而他们返回米兰的时候，带走的只是悲伤的结论：这些措施不足以疗救和控制已经如此猖厥和扩散的疫病。

    十一月十四日，他们回到米兰，口头地并随后以文字的形式，向卫生署报告了有关的情况。卫生署委托他们去晋见米兰新任总督，向他报告最新的事态。他们去见总督，带回来这样的答复：总督大人很遗憾地获悉了这些消息，深为不安；但战争更让他牵肠挂肚。但战事更为严峻，里帕蒙蒂这样写道。他仔细查阅了卫生署卷宗，又跟专门承担这项使命的塔迪诺交换了意见，如果读者还记得，这是他第二次接受其原因和结局都相同的使命。两三天以后，十一月十八日，总督颁布一道告示，下令为庆祝国王腓力四世的长子，卡洛王子的诞生，举行盛大庆典，完全没有担心或者说完全忘记了这种形势下如此大规模的集会将带来的危险，在总督看来，眼下似乎跟平常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似乎别人什么也没有向他报告过似的。

    我们已经提及，这位颇有声望的新总督名叫安布罗焦·斯皮诺拉。他被派来扭转战局，纠正堂贡扎罗的失误，顺便执掌起政权。我们在这儿也顺便带上一笔，几个月以后他便与世长辞，不是在令他魂牵梦萦的战场上负伤阵亡，而是因为他蒙受了他为之效劳的人们对他的责难、攻击和种种令人不快的挑剔，焦虑不安，痛苦不安，在病榻上死去。历史痛惜他的死亡，谴责其他人的卑劣；历史异常严肃地记载他的军事、政治功绩，称颂他的预见性、热忱和坚毅；历史或许还可以探寻，他的这些品德，在瘟疫威胁和降临到由他照料、或者说听他支配的百姓头上的时候，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暂且把对此人的责难放在一边不谈，他的行为引发的惊奇固然淡化了，但又引发了由百姓的行为激起的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惊奇，我是说那些尚未染上瘟疫的地区的百姓，他们本应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场疫病。当各种消息从那些被瘟疫严重侵害的地区，从那些对米兰形成半圆形包围圈的地区传来的时候，要知道某些市镇距离米兰顶多不超过三十或三十五公里，谁不会相信，这将导致普遍的骚动，将导致采取多多少少能被人理解的预防措施，至少会引发一种无益的不安？倘若那个时代的史书在某一方面一致的话，那就是异口同声地证明，这样的情形压根儿没有发生。前一年的饥荒、大兵的蹂躏、情绪的沮丧，似乎就是导致大批人死亡的原因。在街头、商店和百姓家中，如果有人谈到“危险”这个字眼，如果有人陈述有关瘟疫的情况，那么他就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嘲弄，忍受人们愤怒的鄙视。这种不信任，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这种盲目和偏执，在元老院，在十人团，在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占据了上风。

    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在获悉这一传染病的最初几个病例后，立即拟就主教训喻，分送各教区，反复叮嘱民众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征兆，务必立即报告，并把所有受到传染或者被怀疑受到传染的东西，都立即烧毁。这自然也是他令人感佩的品格的又一表现。

    卫生署呼吁和请求给予合作，但收效甚微，甚至一无所获。而就卫生署本身而言，它也缺乏满足眼前紧急需求的能力，正像塔迪诺不止一次地指出，而且从他的报告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位医生确信疫情的严重性和日益逼近的危险性，便努力推动卫生署采取行动，然后卫生署又试图推动别人。

    我们已经看到，在传来关于瘟疫的最初的警报时，相关机构在行动上，甚至在搜集疫情上，是多么的淡漠。现在不妨再举一个说明当局行动迟疑的令人吃惊的例子，当然，如果这种迟疑不是由上级机关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上文提到的禁止疫病流行地区的人员进入米兰的决定，于十月三十日通过，但直到下一个月的二十三日才起草完毕，二十九日才发布告示。此时瘟疫已经侵入米兰。

    塔迪诺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谁是第一个把瘟疫带进米兰的人，以及有关这个人和这一事例的情况。事实上，在探究如此大量人员死亡的起始原因时，死者的名字不仅无法查明，而且成千上万的死者的数目也只能含糊地说个大概，由此就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好奇心，要知道那些需要指出和记住的为数不多的最初的死者的名字。看来，这种对首位死亡者的重视，似乎是让人们通过这些牺牲者和有关的无足轻重的细节，发现某种决定命运的、值得永远铭记的东西。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指出，第一个把瘟疫带进米兰城的，是个在西班牙军队服役的意大利士兵；但关于他的其他情况，却意见分歧，甚至姓名也是如此，按照塔迪诺的说法，此人名叫彼特罗·安东尼奥·罗瓦托，驻扎在莱科地区；而里帕蒙蒂以为，这个士兵名叫彼埃·保罗·罗卡蒂，驻扎在基维纳。关于他进入米兰的日期，两位史学家也持不同的看法。塔迪诺判断为十月二十二日，虽然里帕蒙蒂也认为是这一天，但却指出是下一个月。不过，在这一点上很难同意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这两个日期都是同其他得到更准确的论证的看法相矛盾的。自然，里帕蒙蒂是受执政官会议的委托写作的，他理应掌握获取必需的信息的各种手段；塔迪诺由于所从事的职业，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了解相关的情况。同其他更为准确的材料比较的结果说明，事情发生在那份告示发布以前；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证明或者几乎可以证明，这应当是那个月的最初几天。当然，读者想必会免除我们这番辛劳的。

    不管怎么说，这名不幸的士兵和病源的携带者，把一大包从德国兵那儿买来或者偷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寄宿在东门靠近托钵修道院的亲戚家里。他刚一住下，就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在他腋下发现的肿块，引起医护人员的怀疑，他究竟患了什么病。第四天他就死了。

    卫生署要求采取隔离措施，严禁这全家人离开住所；他的所有衣服和在医院里睡过的病床，都被焚烧。照料他的两名护理人员和一名修士，几天之后也都染上黑死病，病倒了。那家医院从一开始就怀疑疾病的性质，并随即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使得疫病没有进一步传播开来。

    可是，这士兵在医院外面留下的疫病的种子，很快就滋生起来。首先被传染的是他寄宿的这户人家的主人，一名叫卡洛·科隆纳的长笛手。于是，按照卫生署的命令，这一家的所有房客都被送进了传染病医院，在那儿，大部分人病倒了；其中一些人有着明显的黑死病症状，几天之后就死了。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和随后的一六三〇年的最初几个月里，疫病潜伏着，并且缓慢地扩散开来。这既是由于那些死者和他们的衣物、被亲友拿走的家具，由于那些房客、佣人和未按卫生署规定悉数烧毁的东西的传染，也是因为法令的不完善及其执行的不认真，因为千方百计逃避法令，导致新的传染。于是，忽而在这个街区，忽而在那个街区，不时地有人染上黑死病，有人死亡。但是，这样的病例还不很多见，也就淡化了对真实情况的猜疑，愈加坚定了民众愚蠢而致命的偏见，这不是黑死病，而且从来不曾有过黑死病。许多医生仿佛回应百姓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上帝的声音吗），他们嘲弄为数不多的人的不吉利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每当他们被请去治疗身患黑死病的病人时，他们总是胸有成竹地把它说成普通的病，而不管它出现了怎样的征兆和病象。

    关于这些病例的情况，虽然也通报卫生署，但经常是延误的和不准确的。对隔离和传染病医院的恐惧，促使人们诉诸歪门邪道，拒不上报有关病人的病情，贿赂掘墓人和他们的头头，卫生署委派去检验尸体的下层官员，被金钱买通，出具假证明。

    不过，卫生署每次发现病例，都下令烧毁病人的所有东西，查封病人的住所，把一家人都送进传染病院。由此不难理解塔迪诺所说的，公众，“贵族、商人和平民”对卫生署的痛恨极为强烈，可谓怨声载道；他们都确信这是一种蛮不讲理和毫无用处的压迫行为。公众的愤怒又主要针对两位医生，一位是塔迪诺，另一位是塞纳托尔·塞塔拉，上文提及的那位首席医生的儿子，以致当时他们只要上街，就会遇到石子的袭击，要不就是唇枪舌剑的攻击。人们将铭记他们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处境，他们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可怕的灾难，他们竭尽全力，想尽法子，试图去消弹这场灾难，他们在最需要有力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种障碍，成为民众发泄愤懑的对象，据里帕蒙蒂说，还博得了“祖国的敌人”的外号。

    民众的愤怒也部分地宣泄到另外一些医生身上。这些医生也像塔迪诺和塞塔拉一样，对瘟疫流行的事实深信不疑，他们努力把自己痛苦而明确的看法告诉所有的人，提醒人们采取预防措施。那些比较谨慎的人，指责医生们轻信摇言和固执己见，而在其他所有的人眼里，医生们的言论就成了明目张胆的欺诈，是对饱受惊吓的百姓施行的诡计，旨在浑水摸鱼。

    首席医生卢道维科·塞塔拉，当时已年届八十高龄，先后任帕维亚大学医学教授、米兰大学伦理学教授，撰写了许多声誉卓著的专著，他曾受到因戈尔施塔特、比萨、博洛尼亚、帕多瓦等大学的邀请去主持讲座，但他谢绝了所有这些邀请，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最具权威的人士之一。除了学者的声望，他在生活中也享有很好的名声；他因为在医疗、救助穷苦人上表现出巨大的仁爱之心，备受人们的钦佩和爱戴。但有一样事情，扰乱和伤害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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