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由于局势严峻，各种要求愈来愈难以得到满足，因此，五月四日，米兰元老院决定向总督求助。二十二日，元老院派出两名代表去见总督，禀报城市遭遇的艰难的困境，由于种种的原因，尤其是战争的破坏，导致普遍的穷困，如开支浩大，财库空虚，未来几年的收入已被预支，赋税征收困难重重。他们提请总督考虑，按照延续至今的法令和惯例以及卡洛五世的特别指令，对付瘟疫的开支应当由国库承担，就像一五七六年瘟疫流行时，总督阿亚蒙侯爵不仅下令停止征收一切赋税，而且由国库调拨四万银币以资救济。最后，他们向总督提出四项请求：像上次那样，暂停征税；国库拨款，总督向国王禀报米兰和全省的穷困情势；军队不再在这片饱受侵扰之苦的地区驻扎。

    总督写了一封回信，表示他的沉痛的心情，又说了一番训喻的话：他很遗憾不能来到米兰，以竭尽他的全力减轻城市的苦难，但他希望，元老们的勤勉足以弥补这一切；现今需要毫不吝惜地投入财力，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做好。至于说元老院提出的请求，只要时间和现实的情况允许，他将采取最恰当的措施。信的末尾是他的签名：安布罗焦·斯皮诺拉，字迹虽然潦草，但像他的许诺一样让人看得分明。行政长官菲雷随即给总督修书一封，说元老院拜读了总督大人的回信，“甚为沮丧”。随后又有几次人员和书信的往返，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

    过了一些时日，正当瘟疫最肆虐的时候，总督向菲雷发了一份公函，表示因忙于战事，决定把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他。顺便说一句，这场战争，借助瘟疫，在伦巴第、威尼斯、皮埃蒙特、托斯卡纳以及罗马涅部分地区，不计丧命的士兵，至少夺走了一百万人的生命。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这场战争波及的地方，几乎十室九空，而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其情形更可想而知了。在攻占曼托瓦城和大肆劫掠之后，这场战争以所有的人承认新的大公告终，但这场战争原本是为着驱逐他而发动的。需要说明的是，讷韦尔大公被迫把蒙费拉托的一部分土地和一万五千银币奉送给萨伏依大公，把另外一些土地和六千银币奉送给瓜斯塔拉的费兰特大公。根据另外一个秘密协议，萨伏依大公又把皮内罗洛割让给法国。不久之后，这些协议都以另外的借口，其中自然不乏狡诈的伎俩，得到了执行。

    元老院又作出了另一项决定，请求红衣主教组织一次盛大的宗教仪式，把圣卡洛的灵柩抬出来，在城里游行。

    善良的红衣主教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不喜欢把宝押在这种随心所欲的行动上，他担心，假使这一活动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众的期待便将转化为一场风波。他更加担心的是，假使确实有恶人在到处涂抹毒物，那宗教仪式将成为有助于他们犯罪的大好时机；假使这样的恶人并不存在，那么，如此盛大的宗教活动只能导致现实存在的危险的进一步扩散。因为关于恶人涂抹毒物的怀疑，刚刚有所平息，如今又再次活跃起来，而且比从前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如今人们又看到，或者说似乎看到，城墙、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的门户、门环，都被涂抹上了毒物。关于这一发现的新闻顿时一传十，十传百；正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对于胆战心惊的人来说，道听途说能起到亲眼目睹一样的效果。人们的心灵愈来愈因瘟疫的肆虐而痛楚，愈来愈因危险的逼迫而恼怒，他们非常乐意接受那样的无稽之谈，要知道愤怒总是导致惩罚，诚如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就此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愤怒驱使人们更愿意把瘟疫视为人性邪恶的表现，尽可以向它进行报复，而不想承认瘟疫是某种人们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的动因的结果。这是一种很精细的、迅速发作的、无孔不入的药物，这些字眼足以解释这瘟疫的狂暴的力量和最不可捉摸的、最混乱的性质。据说这种毒物的成分是蟾蜍、毒蛇和传染病人的唾涎和脓，或者更糟糕，它是由只有借助野蛮下流的想象才能寻找到的污秽不堪的、令人憎恶的东西组成。另外，又有妖术从中兴风作浪；对于妖术来说，任何效果都是可能的，任何反对都是软弱无力的，任何困难都是不难克服的。假使第一次涂抹以后，效果没有立竿见影，很容易理解这是出于什么缘故，因为涂抹毒物的人是新手，他的行动出了差错。如今，相关的技艺已经辕于完善，玩弄这种恶魔用的伎俩的劲头愈加疯狂。现在谁再认为这只不过是开玩笑，谁再否认这种阴谋的存在，那即使不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地转移公众对事情真相的注意，不被怀疑为同谋者、涂抹毒物的恶人，也会被视为瞎子、顽固分子。涂抹毒物的恶人这个字眼，很快流行起来，具有非常沉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含义。正是坚信涂抹毒物的恶人的存在，于是就有务必把他们当场捉拿的强烈愿望，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能引起怀疑。而怀疑很容易转化为自信，自信又沦为疯狂。

    里帕蒙蒂列举了两件事作为这种情形的证明。他特意说明，他之所以选取这两件事，并非因为它们在每日每时发生的此类事件中是最残忍不过的，而是因为这两件事都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明。

    在某个宗教节日里，有位八十余岁的老人在圣安东尼奥教堂里跪着，祈祷了一会儿之后，想坐下歇息。他用长袍掸去长凳上的灰尘。几名妇女瞧见他的这个动作，立即异口同声地叫喊起来：“那老头儿在涂毒药！”教堂里（请注意，这是在教堂里）的众信徒纷纷向老人扑来，揪住他的苍苍白发，对他拳打脚踢，有人用力把他往外拽，有人拼命把他往外推；众人也许还不会罢休，如果不是为了把这半死不活的老人送去关押起来，交给法官，让他尝尝刑罚的滋味。“我亲眼目睹了众人如此揪斗他的场面，”里帕蒙蒂写道，“老人此后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相信，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咽气了。”

    第二天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同样是非常莫名其妙，但结局并不像上面这件事那么悲惨。三名法国青年，一名文学家，一名画家，一名机械师，来到意大利，游览它的古迹，如果有机会的话，找个挣钱的活儿干干。他们走近大教堂的外墙，站在那儿仔细观赏。一名过路的行人瞧见了他们，停住了脚步，向其他过路的行人指指点点这三个陌生人。人群围拢了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打量他们，他们的衣着、发型、背包表明他们是外国人，更糟糕的是，是法国人。他们好像是想证实，大教堂的外墙可是大理石砌成，便伸手去摸摸外墙。这就足够了。他们立即被人群包围，揪住，一顿痛打，连推带拽，扭送去拘禁起来。幸运的是，司法大楼离大教堂并不远，更加幸运的是，事实证明他们是无辜的，随即释放了他们。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城里，失去理智的狂热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一名过往的行人假如不是在大路上行走，或者在大路上行走，但东张西望地打量，或者想坐下来歇息，恰好被村民遇见；一个陌生人脸上的表情，或者衣着，只要显露某种不同寻常的、令人怀疑的东西，就被认定是涂抹毒物的恶人。只消发现的人打个招呼，某个小孩子发出一声呐喊，人们即敲响钟声，从四面八方跑来；那不幸的人就会遭到石头的雨点般的袭击，或者被当场捉拿，由愤怒的群众押解到拘留所，里帕蒙蒂本人也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在一个时期里，监狱成了一个避风港。

    不过，元老院并未因明智的红衣主教的拒绝而泄气，他们以公众甚嚣尘上的呼声为后援，再次提出了请求。菲德里戈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努力去说服元老院；这是一个人的良知为反对时代的谬见和众人的偏执所能做的一切。在那种舆论环境里，当时对瘟疫的危险性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它跟人们今天的看法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就不难理解，红衣主教善良的意愿，即使在自己的头脑里，也被别人错误的要求所压倒了。在他随后作出的退让中，是否包含着他意志上的些许软弱呢，这只能说是人心的秘密了。自然，假如在某些情况下，看来可以把错误统统归于理智，而不计较良知，那么，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菲德里戈是其中之一），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他们的一生中，全然只坚定地听从良知，而丝毫不顾及任何世俗的利害得失。这样，他经不住一再的恳求，终于退让了，同意举行一次宗教游行，他还进一步满足众人的意愿和请求，同意把保存圣卡洛的遗体的灵柩在教堂的大祭坛上展出八天。

    卫生署和别的机构都没有以某种方式表示反对。卫生署仅仅下令采取若干预防措施，但它们无法排除瘟疫的危险性，而只是表达了对这种危险的忧虑。它制定了几项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城的规定，为了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下令关闭各个城门；同时，为防止瘟疫病人和被怀疑染病的人参与集会，又下令把这些该隔离的人家大门查封。这样的家庭，根据当时一位著作家的论断，将近五百家。

    筹备工作持续了三天。到了预定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清晨，宗教游行从大教堂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长长的民众队伍，大多是妇女，面孔都用宽幅的绸子遮着，很多人赤着脚，披着麻袋布。随后是举着旗帜的各个行会和穿着各种样式和颜色衣服的兄弟会的队伍；接着是众修士、堂区神甫，都带着表明自己身份的标志，手里擎着一支小赌烛或大蜡烛。在队伍中间，伴随着明亮的烛光和嘹亮的颂歌，在鲜丽的华盖下面，是由四名修士抬着的灵柩，他们衣着讲究，并且不时更换。透过水晶灵柩，清晰可见穿着高贵的大主教长袍、头戴冠冕的高贵的遗体。在不甚完整和有所变形的轮廓中，还可以辨认出他原先面容的某些痕迹，人们或者从当年的画像上认得他的面容，或者有幸目睹他的风采，一直铭记在心中。在已故的牧师后面（里帕蒙蒂这么写道，我们主要是依据他的描写），是就功绩、出身、职位以及就眼下人们对他的尊敬而言都可与之媲美的大主教菲德里戈。随后又是另外一些神职人员，身穿节日盛装的行政官员；再后面是贵族，仿佛是为了显示宗教仪式的庄严，都特意穿上了贵重的衣服，有人为了表示救赎罪过，身上戴孝，或者赤着脚，戴着遮住面孔的风帽。所有的人都手执大蜡烛。最后是一队混杂的人群。

    整个街道都像迎接节日似的披上了盛装。有钱人家竞相把家中最珍贵的东西展示出来。穷苦人家住宅的外墙，由富裕的邻居或者官方出钱粉刷一新，在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悬挂了绿叶茂盛的树枝，到处都挂起了画作、题词和纹章；家家户户的窗台上摆放着花瓶、古董和各种珍贵的物品；到处都点燃起了蜡烛。那些染上瘟疫，被禁止外出的病人，从窗口张望盛大的宗教游行，嘴里念着祈祷文，目送着游行队伍。其他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即使有人，那也只是在窗口后面，竖起耳朵，倾听空中回响的鼎沸人声；还有些人，其中甚至有修女，爬到了屋顶上，从远处眺望那灵柩、游行队伍和别的什么东西。

    游行队伍经过了城里所有的街区，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每一个广场（那些主要大街都是从这儿通向城外，广场当时仍保留“卡罗比”的旧称，如今只剩下一个了），都停顿下来，把灵柩放在十字架旁边；在上一次瘟疫流行的时候，圣卡洛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竖立了一个十字架，其中有些还保留到了今天。这样，直到中午以后，游行队伍才返回大教堂。

    第二天，当自以为是的乐观情绪蔓延的时候，当许多人都狂热地自信，宗教游行将扑灭黑死病的时候，死亡的人数却在城里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猛增起来，而且竟然是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没有一个人不看得出来，这游行正是祸根和导火线。然而，普遍的偏见却具有神奇而令人悲哀的力量！人们不把黑死病突然空前肆虐的原因归咎于如此众多的人如此长久地聚集在一起，不归咎于人们之间如此毫无节制的、大规模的接触，而是一口咬定，根源在于涂抹毒药者有机会更加方便地去实现他们卑鄙的图谋。他们散布说，那些涂抹毒药的人混杂在人群之中，用毒药去传染尽可能多的人。不过，这种手段似乎不足以在各个阶层的人中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且从实际情况看来，那最锐利、最怀疑的目光也不曾在墙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发现任何毒物的污渍、痕迹。于是，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又诉诸另外一个陈旧的、当时已经在欧洲科学中得到确认的说法，也就是那些恶人使用了毒粉。他们说，这些毒粉被撒在大街上，特别是撒在游行队伍停顿的地方，很容易沾在裙裾上，尤其是脚上，因为那一天多数人是赤脚游行的。“宗教游行的那一天，”一位当时的著作家写道，“成了虔诚同亵渎，纯真同狡诈，损失同获得的斗争的见证。”而实际上，这是人的可的理智同人自己制造的幽灵之间的较量。

    从那一天起，疫情愈来愈凶猛，在短短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曾被传染；在短短的时间里，按照上文提及的德尔索马利亚的说法，传染病院里的病员从二千人猛增至一万二千人，稍后，史学家们一致的看法，又上升至一万六千人。七月四日，根据我从卫生署一位官员致总督的信中所读到的，每天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五百人。随后在黑死病最为猖獗的时候，根据公认的统计数字，每天的死亡人数竟达到一千二百人、一千五百人；如果我们愿相信塔迪诺的说法，甚至超过三千五百人。塔迪诺还写道，“按照认真的计算”，黑死病平息以后，米兰的居民只存下六万四千多人，而此前米兰居民达二十五万人。里帕蒙蒂则说，此前米兰只有居民二十万人，而因黑死病丧生的，由市政当局记录在案的，为十四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无法予以统计的死者。其他著作家估计的数字多少不一，但都带有一些随意性。

    不难想象，如今元老院陷入了何等艰难的境地，它承担着沉重的责任，去满足公众的种种紧迫的需要，采取在这场灾祸中尚来得及采取的补救措施。必须每天补充和增加各种社会服务人员：脚夫、鸣道夫和执事。脚夫担任瘟疫期间最繁重、最危险的服务，从住宅、大街和传染病院抬出尸体，把它们装上车子，运到墓地掩埋，他们还负责把病人送进传染病院，在那儿照顾他们；把受到感染、被怀疑感染的东西或焚烧或清洗。脚夫这个字眼monatti，据里帕蒙蒂说，来源于希腊语monos；布加蒂在描叙前一次黑死病的著作中写道，它源自拉丁语monere，但他同时又怀疑，这个字眼可能是德语，因为那些脚夫大多是在瑞士和格里焦尼雇用来的。事实上，把它看作是德语中的monatlich（一个月的）的变异，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并不清楚，这种服务将持续多久，很可能是逐月雇用他们的。鸣道夫的特别任务，是在运载尸体的车子前后鸣锣吆喝，让过往的行人回避。执事按照卫生署的直接指令，负责管理这两种人。而此时传染病院需要不断补充医生、外科医生、药品、食品和各种医护设备。迫在眉睫的另一件事，是为与日俱增的病人寻找和兴建一座新的接纳场所。为此在传染病院里面匆匆盖起了一些木头棚屋和草棚子。又盖起了一所新的传染病院，全由一间间用木板隔开的棚屋组成，足可容纳四千病人。但医院仍然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当局又下令另外再盖两所传染病院。虽然已经破土动工，但由于种种材料的匮乏，却半途而废。需求逐日增长，而材料、人员和勇气却日益短缺。

    不仅执行始终滞后于计划和命令，不仅许多异常迫切的要求，即使在口头上也很少予以满足，而且，事情常常达到如此一筹莫展和无可奈何的地步，以致许多让人悲伤凄怆的事情，许多刻不容缓的事情，也都压根儿不予考虑。举例来说，许多母亲死在黑死病之后，她们的孩子也因无人照料而大批死亡。于是，卫生署提议，设立一个供产妇和孩子们栖身的收容所，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但是毫无结果。“同样也要体谅米兰元老院，”塔迪诺写道，“它面对蛮横无理、胡作非为的丘八们，品尝着沮丧、悲伤和痛楚。对不幸的大公国只能略表同情，它期待从总督那儿得到援助、给养，但是一无所获，除了领到指示，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应当好生对待士兵们。”可见攻占卡萨莱是多么重要！不管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胜利的荣耀又是多么美好！

    在传染病院附近挖了一个巨大的土坑，被掩埋的尸体把这唯一的坟墓挤得满坑满谷。不只在传染病院，而且在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处都是来不及埋葬的、每日俱增的尸体。行政官员们忙于寻找甘愿去做这样可悲事情的人员，但全然是徒劳；他们无可奈何，不知道如何办才好。真不清楚这种情况将怎样了结，假如没有人伸出宝贵的援助之手。卫生署署长失望之中，饱含热泪，向两位忘我地管理着精神病院的神甫求援。米凯莱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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