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了。到后来，我和这位鸟海先生冲突起来了。他走下坛来拉我的手，要我滚出教室外去。我当然和他抵抗。到后来，我便无课可上了，白白地送了一学期的学费。我只闷坐在广东小料理店的楼上，天天翻看汉译日本文典。

    原来同文书院是中日两国人士捐资建筑的。听说中国政府也帮了很大的款项，目的是专教育中国留学生。但是我进去那年，日本人————东亚同文会，却拿这个校舍来办中学了，名目白中学，专收容日本人，而将纯中国人的同文书院附属于目白中学。这是十时弥不甚重视同文书院的最大理由。

    我厌倦了同文书院，也厌倦了目白，同时也厌倦了脂肪分过多的中国餐了。大概是多吃了日本水和日本米，体质上起了变化，对于脂肪分和盐分之要求逐渐减低了。

    同文书院是怎样的性质呢？它是一个规定二年毕业的（中学三年级程度）速成中学。我因为不愿留在初年级，便要求插入在次年暑期即可毕业的二年级。他们日本人是不管我们有没有程度，只要缴得出学费，便批准了，所以在民国二年春我便跨进了同文书院的二年级，并且是习第二学期的功课。二年级有些什么科目呢？日文，英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我又花了一笔大款，买了这些科目的中等教科书，听讲了两星期，似乎也还赶得上。因为虽然不甚了了，但是会通读那些教科书了。

    我插班的最大理由是，想在暑期毕业后去报考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同文书院的先生们虽允许我们用中文作答案。但是投考那些高等学校是必须用日文作答的。这却难为了我。因为我只会读而不能写啊！

    不过自己有时亦有些得意忘形起来，自己佩服自己到日本来，尚不满五个月，居然会念中等教科书了。自己也定了《东京朝日新闻》来读了。但除标题以外，内容仍然不甚了了，把报纸摆在书桌上，只是骗骗下女而已。

    民国二年二月初旬我又从目白搬出市内来了，住在今川小路的千代田馆。千代田馆正在圣天馆的后面，蔡君还住在那家下宿里。他的性质比我沉着，自到日本以来，没有搬过家，而我已经转寓了四五次了。我每天都搭院线电车（院线者铁道院所属之铁路，和东京市办的有别。）到市外目白去上课，也学了日本学生的习惯，带辨当盒到学校去吃冷饭了。

    关于这些琐事，本无记述的必要。但因为每天要搭院线电车往返，激动了我许多的情绪，也增加了我许多的知识，特别是对于日本女性发生了兴趣。我由水道桥坐车至代代木或新宿换车，再赴目白，沿途看见有不少的日本女学生上上落落。有时挤拥的时候，常触着她们的肩部和膝部。发香和粉香真是中人欲醉。不过有时也会有一阵硫化亚摩尼亚的萝菔臭冲了过来，大杀风景。但在下半天归途的车中，可以享受这种少女所特有的香气。有时乘电车的振动，故意扑身前去，准备给她叱一声也愿意。然而她的回答竟是嫣然的一笑。啊！像在这样的场面之下，如何得了哟！她们在车中交互地低声细语，也只有以旧式语“莺声燕语”来形容它了。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也是在这时候才实地的领略。我在广州住了二三年就不曾看见过有女学生。但在日本，只在这一段的高架电车中，那些美人的女学生已经像“过江名士”了。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日本女子的态度举动似乎都受过人工的训练，而在体格上则极力保持着她的自然美。这点恰恰和中国的女子相反。中国女子的态度举动则过于奔放自然，太无拘束，结果失掉了女性所必具的“淑”的条件，而对于身体则加以束缚，如束胸禁止其自然的发展等是。）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

    高架电车所经过之地，真是风景宜人，耐人鉴赏。特别是在四谷驿，穿过隧道以后，不论是晴天雨天，春夏秋冬，应各种时节，有各种不同的景色。

    其次在车中也常看见种种的有趣的社会现象。有的会叫人苦笑，有的会令人哭笑不得，有的又会使人流泪。社会现象似乎比广州复杂。广州是何等单调的、杀风景的城市啊！

    对于日本的女性，日本的风景，日本的都市社会现象，我觉得纵令无诗才加以吟咏，也应当用散文加以描写。于是我决意写我的笔记了。这是我的“篷岛×年”的起源。后来以其中的一部分改名为“艺术的泉源”。虽有一小部分采入我的初期的小说中了，但大部分则已散失。

    日本少女虽然可爱，但日本的男子则非常鄙俗。除极小的一部分外，中年以上的男子尽是拜金的“町人”，而青年以下的男儿则尽是未孵化的帝国主义者。日本的老妇人如何呢？她们结算下宿费时，一分一厘都不苟且，算盘工夫非常的熟达，她们尽是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内助。但在日本人的全体中，也有一种共通性，即皆为工作而拚命。夜学校和日曜日学校之林立，这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不单努力工作，同时也非常好学！

    坐在电车里我在一方面想效法日本学生之勤勉，取出教本或笔记来读，但又悲叹我书包内容的贫弱，终于未果。在另一方面，我又想向那些小燕儿般的女学生追求恋爱，但又因不能流畅地说日本话，也未便进行。听说同伴来日本的，也有几个居然姘识了日本女学生了，双飞双宿。那是何等令人羡慕啊！我当时便起了一个疑问，即：

    “生理上起了变化，岁数又满了二十周年的青年男女是否应当使他有条件地获得性的满足？”

    我的答案是不应当！因为青年在这时代正是努力于造成学问和锻炼身心的时代。但是在当时的我何以竟那样的矛盾！我在那时候的思想，真是可以说渐趋堕落，同时看见报纸上载有许多日本青年因求学不遂而自杀的，也曾暗暗地惭愧。

    天气渐热了，我又和蔡君在高田村鹑山，租了一所四叠半和六叠半的小房子。即是不住下宿，改住贷家了。从这个地方到同文书院去上课，也不甚远。我在这村间的旷场上，每天下课回来，便学驶脚车以疲劳我的身体，免得发生许多妄想和欲念。

    六月间我试去投考过第一高等的特别预科，以图侥幸的一中。日本不比中国，成绩的检查（体格在内）比较严格，我当然失败了。恰好在这时候，第二次革命勃发了，但和我之应考第一高等一样失败了。陈炯明给龙济光赶下台了。龙济光之所以能取胜，不外是有“袁头”的津贴。故我敢说，民国成立后的贪污之风，是袁世凯酿成的。直到现在，日益加长。所谓革命精神早消磨净尽了。袁世凯为个人的独裁而敢行其收买的贪污手段，遂致上行下效，风靡全国，至今日而益不堪收拾。故以袁世凯为民国之罪人，为独夫，决非过苛之论。但袁世凯今也成为古人了。今人对之，感慨将如何？

    蔡君说要回国去参加第二次革命，因为他是陆军小学的毕业生。他说，我们千辛万苦（蔡君在广东光复时，当过炸弹队。）造成的中华民国，怎可容“袁头”瞎闹。袁世凯懂得什么？只知道用金钱收买政策。蔡君并没有预料着这个金钱政策，正是在中国最有效的政策。

    蔡君走后，我们便解散了贷家。我也想利用暑假回家去看看父亲和老祖母，可怜我在那时，每月官费用得精光，还亏空了许多。幸喜友人的担保，在经理处多预支一个月的官费，才回到家里来。即在七月初旬，我的官费已经预支到八月了。并且听说最后几月广东并无款汇来，接着又听见陈炯明和钟荣光的出奔，我当时便自觉着我们的官费一定有被取消的一天了。

    “一年来太不努力了！和自己同榜的，不是半数以上考进了一高和高工么？”

    自己常暗自惭愧，很想不再回东京去了。在家中住了一个多月，觉得自己是一个最不中用的人。在省城念书时，是一个成绩最优的学生，但到日本去，便落伍了。听着父亲催促我动身，我心里更加痛苦。父亲到底是有经验的人，他说：领着官费不读书，是不对的。第二，没有考进正式学校，更应当早回日本去努力预备。我说，早稻田或明治的专门部只消三年就可毕业，也比较容易进去，进学是无问题的。父亲也希望我能早日出来社会服务，所以给我骗了。我当时也因有官费可领，竟有那样不长进的求学思想。

    十月中旬，又回到日本来了。到经理处去一问，仍旧有官费可领，真是喜出望外，我在途中，只担心着官费会被革掉呢。

    渐次和梅县的先进————进官立学校的————认识了。他们问我志望进那一家学校？我说早稻田或明治的专门部。他们又问，我想这样快毕业回去做什么？我说想做法官或县长。引得他们都笑了。他们对我说，我岁数那样小，并且有官费可利用，应当好好的用功，再考第一高等，进帝国大学。我想，帝国大学？那不容易吧！对于这个日本的最高学府，我真有些望洋兴叹，半点进取的勇气也没有。

    章士钊的“老虎”在东京出现的那年春，三月，我投考大塚的高等师范学校，但结果仍是失败了。只拿一二本普通科表解来暗记，而不彻底地进学校补习科学，欲考上日本的官立学校，那比中彩票还要艰难。我也是因为有早稻田、明治等私立学校可进，对于科学的准备，便麻胡（马虎）了。这是在我的求学史上最大的失败，也是最大的羞耻！

    春假又过了。我以同文书院毕业的资格，欲进早稻田的预科。因为我决意进五年的大学部（二年为预科），不再想进三年的专门部了。这是由于友人的责难，说我年纪轻轻，便贪图简便，太堕落了。但是经理处回信来说，早稻田的招生期已经截止了。我只好到“明治”去报名。“明治”对中国学生更麻胡（马虎），五元的钞票交了去，便换得了一张听讲证，只填了一张姓名籍贯表，便算手续完了。这时候，我住在代代木，距“明治大学”太远了。不得已，再搬出神田来住。

    明治大学的预科生有千人以上吧。在一间大礼堂里上课。坐在后面听不见教授在说些什么，只看见他在黑板上写一二个英国字，而双唇则不住地在伸缩张动。我想，像这样，那里像是上课，只是看“无言剧”吧了。有教本的如英文等科目还可以自修。要笔记的科目，那真要我的老命了。上了一星期的课，又灰心了。

    “丢了五块算了。还是再进预备学校补习，准备考官立学校吧。在私立大学上课，是摸不出一点头绪来的。”

    我正在发誓，痛改前非，往后要努力考官立学校。但已经迟了！革除官费的恶耗已经传到东京来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像要下雨，天色阴昙。住在经理处的友人钟君，穿着日本服，走来了。一看见我们，便低声地说：

    “公事到了哟！”

    “什么公事？”

    蔡君，他因第二次革命失败，又回来东京了，反问钟君。

    “你们的官费都停止了。只发七十元的川资返国。”

    最后，钟君还说，龙济光政府，因为是发现了那些有功民国的学生一面领官费，又一面回香港去捣他们的乱，所以决意革除前年所派的留学生的官费了。有些人是归咎经理员，谓他不该不为学生力争。蔡君表示满不在乎。他说，他可以自费，或回国去升进陆军中学。然而，我当取什么态度呢？

    这个消息不单对我目前的生活加以极大的打击。对于今后求学的前途，也给了一个致命伤，我当时的情状，只能以欲哭无泪来形容了。

    “暑期有几家官费学校可考，你等到考了那些官费学校再定行止吧。”

    有朋友这样来劝我。我虽然想。但距考期只有两个多月，而我尚没有半点准备，普通科学基础一点也没有。纵会去投考，还不是失败么？我只频频地叹气。

    一般绝望了的人，只好在绝望中再求出路。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决意一面写信报告父亲，一面以所发的七十元来维持二三个月的生活，努力补习普通科学。我决意济河焚舟了。

    这时候，我在神田住贷间，用费较大。我再不能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我另外找了一家小贷间，住三叠室，点五烛电灯了。每月连伙食只需十二元，加上学费零用等项，每月不超二十元了。同时想及一年余来的浪费，又后悔，又心痛。

    我在上午补习理化，下午补习数学，夜间补习日本文。上了一个月课，我觉得日本文进步，最好练习笔记（日文叫“书取”）。我知道考官立学校以日文为最重要。于是把上午的理化放弃了，而加习“书取”。过了第二个月，自己知道日本文的进步颇速。

    上午由十点上课至十二点，下午由一点上课到五点，夜间又由八点上课至十点，其余的时间便伏在三叠室中自修。每夜没有在十二点以前睡过。

    恰恰是考高等工业的前星期，我右脑后的颈项上，生了一个大疽。朋友来看我的都说是用功过度，虚火上攻的结果。可怜我在那时候一点卫生及医学知识也没有，连拌疮膏还是房主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人————告诉我的。她看见我那样刻苦求学，似乎表示十分的同情。

    考高等工业算保持住了最后一天的受考权。（因高工的入学考试，是每天削除人数的。）但因图画和日本文考坏了，又归失败了。

    考后的三天，接到高工寄来的一封信。女主人很高兴地送信上来给我。她一看见我，便为我道喜。她说：

    “你这样用功的人，一定考得上的！”

    她表示为我十分的欢慰，当时她尽笑着看我，我也不转瞬地望她。我们当时都感着一种神秘吧。但我一因她并不是怎样漂亮，而态度也不很高雅，二因她是有夫之妇，三因我在那时全无勇气。所以对她无一点积极的表示。不然，恐怕堕落下去了呢。过后，我才知道她是在恋爱着我呢。倒霉！倒霉！

    “否，一定落第了。若是及了第，学校是用明片通知的。”

    “不会吧。”

    她还笑着尽立在我的桌旁不走，似乎不相信我的话，只当我是不好意思。

    “真的。”

    我一面说，一面开信封，信的内容大意是我这次考试成绩甚佳，惜投考人数太多，按成绩顺序录取，超出了规定名额，不便录取了。并劝我不要灰心，当更奋发，以待第二次的机会。

    “张样。像你这样勤勉的人，真是对不住你啊。”

    她的脸上笑痕也立即消失了，只频频地为我叹息。

    考高等工业失败后，我再无心上课补习了。我知道，我的失败不是因为预备科学不够，而是精神太紧张，一进场，胸部便会起悸动的结果。于是我再由神田搬回代代木和一位堂兄同住了。我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等候投考第一高等，作背城的借一。如再失败，唯有回广益学校去当小学教员了。这是父亲的意思。父亲恐怕我因官费之取消及考学校之失败而悲观，由悲观而自杀，故常来信安慰我，也劝导我说：“功名是身外之物，还是身子要紧。”在平时，我或忽视了这句话。但在目前，前无出路后无倚靠的困难当中，我因神经衰弱，终于流泪了。父亲说，第一高等考试又失败时，立即回来，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高警补习，要了一张毕业文凭出来后再说。二是回广益学校教书，他已商得了汲牧师的同意。这真是“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我很想要求父亲为我勉筹半年的用费，每月寄我二十元，我明春一定考进高等师范给他看。但我一想到父亲的劳苦和家计的状况，我又不忍启口了。

    但是到了七月中旬，我考上了第一高等了。

    写到这里，已经满了预定的字数，而我也变成了一个尚未孵化的日本帝国大学生，我的自叙传就此作一结束吧。往后的“我的生涯”之一部，当在“彗星的行踪”里面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