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船泊上海时，许多朋友都上岸去玩。我非常的胆小，并且身边没有上海通用的银钱了。所以只在码头附近，站在百老汇路的铺道上，望了一望，便回船上来。

    他们上岸去顽（玩）的大部分是有朋友亲戚可访，一小部分是去听大戏的。在三等的餐室里，从前是二三十个人相聚着吃饭，异常热闹。但在碇泊上海时，只剩三五个人在船上，我便感着一种寂寞，同时也觉得上海的天气已经有秋意了，而自己的身边穿着盛夏的服装，————学生装。那些上岸去的朋友们不都是穿上了秋季的反领西装么？我除在双门底詹同文照相时，借穿过友人的反领西装外，从没有结过领带的经验。

    “他们结领带的工夫真巧妙极了。他们穿起西装来比老汲还漂亮。”

    看着同舱室的朋友对着镜结领带，穿西装，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羡慕，我不禁回想起广益学堂的校长汲牧师来了。

    “到了日本领了官费，我也得制一套西装来穿穿啊！”

    我此时觉得治装费仅港币一百元，实在太少了。自己身上只存日金二十元，假如今后的官费不可靠时，我不是要流落在日本么？于是我又觉此行实在太冒险了。

    卅一早黎明，法国邮船又在上海起锚了。这趟才真正是离开故国，渡黄海，渡日本海到三岛去啊！那天晚上，风浪非常险恶。同伴中，十之八九都晕船了。因为船客个个都吐呕得厉害，舱里就臭得像一口大粪缸了。大众都到甲板上来睡觉。在“冲积期化石”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时候的情况，我也不再重复地写了。总之，我是初次经验十多天的海上生活，当时觉得有无穷的趣味。法国邮船三等舱的西餐，虽不算怎样好，但比霞飞路一带的俄国大菜却好得多了。我想能够长期吃这样的大餐过去，就永远不到日本去也算了。一句话，我当时的感情是像一个茶房，陡然升任为厅长般的那样愉快了。

    八月一日的风浪比昨夜更加凶暴了。有些胃弱的先生们，躺在甲板上，真像是死人一样了。叫了船医来，他们还要问是不是因为少吃了两顿西餐，便病倒了，他们真的把医生逗笑了。

    我们到了神户。因为我们所乘的不是日本船，港医处有些故意地严行检验。他不许我们上岸，理由，是上海发生了虎列拉流行病，这种病有七天的潜伏期。从离上海之日起计，现在还没满七天所以难保无病人在这船里面。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医生们，又在船内大加消毒，洒了不少的石灰水。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三等舱，骚扰得很厉害。我视为天堂的，而他们竟当它毒菌培养室。嗟乎！

    但是我看那些日本医生，脸色非常苍黑，牙粪也没有刷干净，都抬起双肩，装模作样地左一扭右一扭走上来，作威作福。我想，他们也有医生的资格来这船上执行卫生事宜么？

    “你们还是把牙粪刷干净了后再来说话吧！”

    我当下这样想。但法国的船长，————胖得像一只大啤酒桶的船长，竟在二等餐室中招待他们吃大餐，对日本小鬼尽情的巴结。

    “日本的外表也不过如是如是，还赶不上我们。他们有什么强处呢？”

    我当下问了那个陈领袖。但大家谈论的结果是，日本虽然穷，但他们有海军，陆军，和努力研究的学者，所以比我们强！

    那些医生喝够了萄葡酒，吃饱了大餐，便向法国船长宣告，到横滨时，如果不发现虎列拉的病人，就可以自由上岸了！

    九月四日早九点，我们到了横滨。留日中国青年会派了代表来招呼我们登岸。好奇心逼得我很焦急地想快些上去，观光观光这个新进国是怎样的景象。但是，税关上的人把我们留住了。等大家的行李检查完了时，已经十一点多钟了。我们像羊群一样，给青年会的代表领导着，走到火车站来。站名樱木町。

    我们里面有些是穿学生服的，有些是穿反领西装的，服装并非不好，但款式和日本人的不同，似乎是狭窄了一点，把各人的身体捆得紧紧的，不甚大方。由日本人的眼睛看来，当然会表示惊异。在我们走过去的地方，都有日本人立住足看。但我们还是很得意地大踏步，不睬那些东洋鬼。

    我们购买二等车票。二等车不比三等车混杂。问了一下车价，只二三角钱。我想这真便宜。二等车里的座席是敷着绿色天鹅绒的梭化，不单好看，坐下去也非常的舒适。

    望望车外，大部分是用铅皮盖屋顶小房屋，再过一会，便是东一所西一所的高低不一的木造房子。火车似乎是在乡间驰走了。左侧右面有矮山有田园有小木屋，有神社，风景十分幽雅。但是看不出一点伟大的东西来。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五十年了，他们的建设，只是如是如是么？

    我在那时候，总存着一种偏见，即是觉得日本的人物及事业尽都是小小巧巧的，虽然精致，但值不得我的崇拜。

    “我是从有长江大河的大中华来的人物啊！”

    我坐在车中，暗暗地唱起“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的歌儿来了。

    当时对于日本的批评，确是我的皮毛之见，即刚入日本的国门，对日本便下了这样的肤浅的批评，真是太荒谬了。

    但是坐在火车中，所望见的日本的一切，只有使我失望。我想，我国现在革命成功了，当局如能开诚布公，极力去改革建设，那还怕赶不上日本么？我当时对于广东的新政府是十分信仰，希望胡汉民和陈炯明能和衷共济，希望他们彻底改革而从事新的建设。因为民元的广东当局，确是有精神，有诚意，比之现在，真是有霄壤之别！现在的政府比清末的还不如哟！

    “等我留日十年学成回去时，中国早比日本进步，早比日本富强了吧。我当按照在教育司茶话会时所填写的服务契约为本省服务啊！”

    火车在新桥站停住了。我们都下了车。最初领袖们想把我们安顿在北神保町青年会去。问了一问青年会的代表，没有这多的空房间了。无可奈何，我们只在候车室等候领袖们为我们找旅舍。领袖们和青年会代表商量的结果，决定送我们到神田区各家下宿屋去住。不过当天来不及了，只好在新桥站附近住一夜的旅馆。每人只需一元五角，但我还觉得太贵了。旅馆名叫石坂屋。这是我初在日本睡觉的旅馆。应该纪念纪念。

    第二天一早，陈虞光领袖来说，他们已经为我们交涉定了，由神田的三崎馆和圣天馆两家下宿容纳我们。

    我和几个朋友是被分配到今川小路的圣天馆。日本住室的大小以叠数计算，叠是一种土席，每张宽约二尺，长约四尺余，面积有一定的。普通个人的寝室最大的是八叠，其次六叠，其次四叠半，又其次三叠，我在这里不惮烦地说明日本住室之大小，是因为它可以表示居住者之穷富。譬如有人问你，你租的房子是几叠的？你如说，是八叠。那么，他们就要说你是阔气了。若你说是三叠，他们便会看不起你了。普通学生在公寓里住六叠和四叠半的。圣天馆大部分是六叠和四叠半。有些朋友喜欢宽点的住室，则住六叠的。我因为行李简单，也想省费，便住了四叠半的。六叠的，每月连伙食十六元。四叠半的，则十四元半。只差一元半的数目，所以蔡君劝我住六叠的。但这时候光线好的六叠室已经全给人家占去了。我仍然住了四叠半室，在三楼上，正当扶梯口，我喜欢它光线充足。不过同乡的老留学生走来看见我的，住室的位置，谓为不妥。因为若遇着有白撞进来，必先偷我房间里的东西。我说，有二楼做第一防线，不要紧。

    我非常拙于交际，也不善词令。每当老留学生，或为小同乡，或为间接的朋友，走来看我们时，我总不愿意开怀地和他们恳谈，第一是因为怕那些进了正式学校的学生看不起我这个新米。（与“新参”同音即新角色的意思。例如初进营的新兵，和初进学校的低年级生，都给“老参者”————老兵或老学生————当傻瓜。）第二在他们中也有态度傲慢，神气十足，说起话来又多混用日本话的，看见听见都讨人厌。但从另一方面说前者是由于自己的神经过敏，而后者则由于直觉力太强。特别是因为直觉力太强，所以常常毫不容情地指摘人家所隐讳的或不爽直的事实。结果，我唯有落落寡合，只有蔡君脾气与我相似，比较合得来。

    我不单不喜欢席地而坐，也不喜欢席地而睡。但买不起铁床，只好忍耐。特别是每天晨要把被褥摺叠好，搁在“押入”（壁橱）里，到了晚上又重新搬出来铺，在“叠”上睡觉。这是何等的麻烦啊。所以我买了四枚小钉子，四条绳子，像张搭天幕般地，把老远从广州带来的棉纱罗帐挂起来，也把毡褥铺好，俨然像一张床铺一样。每天早上，下女来扫除时，她替我收拾好，堆进“押入”里去，免得妨碍了她的扫除的工作。但是等她走了后，我仍然又把帐子挂起，毡褥铺好。即是白天，我也睡在里面看书或睡觉。后来，我阻着下女，不许她收拾我的中国式床铺了。及今想来，真是一个丑态。给下女一宣传出去后，有许多下女都走来看，看了就哈哈大笑。我问我同住的老留学陈君，她们笑什么，陈君说，她们笑我的床铺像一个神坛呢。后来接受了几位老同乡的忠告，才把我的“神坛”撤销了。

    我进了圣天馆下宿第二天，即九日六日，就在附近的一桥通高等日语学校报了名。从九月七日便上课了，只是上午二小时，每月缴纳束修日金三圆。另外向学校买讲义两册，共去日金一圆。最初一课是什么呢？最初一课是：

    请看吧！（Goramnasai）

    请听吧！（Okikinasai）

    请读吧！（Oyoninasai）

    ………

    回到下宿来时，便高声朗诵起来，也不怕笑坏下女们的肚皮。第二课的内容是：“姐儿请给我茶，姐儿请给我开水，姐儿请给我饭……”等的日常用语。还有一册讲义是文法，论拼音以至动词的语根变化。什么四段，上二段，下二段，上一段，下一段等等，一场糊涂，弄不清爽，我想日文比英文还要难呢。于是我恨日本的动词，何以不一律规定为四段变化，岂不容易些么？日本话的发音虽然比英文容易，但是每一句话，音数拖得很长，听去只是Kiriko Siriso一类的音响，莫明其妙。想跟着说一番，但总是念不下去，过了一个多星期，虽学了一二句简单的会话，但向着商店的店员或下宿的下女说时，他们总要发笑，真是笑得又愧又恼。于是我常常悲观着想：

    “我和日本无缘了。留学不成功了。纵有官费可领，但在日本不单腥鱼和臭萝菔难得下咽，日文日语也难得入脑。算了吧！赋归去来兮吧！……”

    的确下宿的饭真是难吃。有时叫厨房加二个炒蛋，便要一角钱，并且还混了许多美利坚粉进去。美利坚粉者，灰面也，吃进口里不似炒鸡蛋，但也不似咸蛋糕。我想这真是糟糕！

    最初我以为每月十四元，连房租包食伙，总不算贵了，但同住的老留学生姓陈的告诉我，他在三崎町二丁目找着了一家下宿，名叫富山馆，四叠半的房子包伙食只需十一元。房子虽然不比圣天馆的好，但环境清静，住客也不多，并且多是日本学生，所以也比圣天馆干净。

    在高等日语学校上了约一个月的课，一点没有进步。不单不会说半句日本话，并且也还不会念中学程度的科学书，陈君劝我请一个日本人到下宿里来单人教授。或许比较有进步，因为可以和他习习会话。我听从了他的话便请了一个姓松岛的日本人来教日文，每天下午由二时至四时，教二小时的课月奉束修日金五元。这位松岛先生是专门任单人教授，教中国新留学生习日本文的。每天一早从八点起，至晚上十时止，他常奔走于神田各下宿之间。

    松岛是一个朋友推荐的，教授法十分平常。因为可以和他作笔谈，他反向我询问了许多关于政治方面的事，多半是问中国的某政治家如何，某军人如何。我也随便地回他几句，结果，我做了每月倒贴五元薪水的政治顾问了，我想，他真是岂有此理，有一天，他忽然写了一行字：“我以为袁世凯较孙文更伟，君意如何？”他就是这样地有书不教，每天只是胡说霸（八）道。不满三星期，我便送了他一张五元的钞票，叫他滚蛋了。

    同住富山馆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三个人，除我和陈君之外还有一个日本大学专门部的学生，也是姓张的。他们是老留学生，喜欢在咖啡馆出入，尤其是姓陈的，在神乐坂某咖啡店看中了一个女招待，常常去进攻。我也跟着他去过几次，因为不会说话，只是陪着他们喝闷啤酒而已，那是在民国元年十月中旬，我最初晓得有所谓咖啡店就是在这时候。

    到日本人的眼镜店里去看过来，金丝眼镜的价钱真贵得吓人。陈君看见我想戴眼镜，便对我说，日本学生多戴铁丝眼镜，到劝工场去买一副铁丝眼镜好了，并问我以什么理由要戴眼镜。我当时真惭愧得回答不出话来，唯有说防风防尘埃而已。但我终于买了一副铁丝眼镜，价值一元多。青年人的见解真幼稚，以为戴了眼镜，会增加美观，其实只有增加丑态而已。说我的眼睛近视么？我直到进大学时的目力测验仍然是二十二分之二十二。

    总之，有了官费，稍稍从经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我的精神便有些弛缓了，失掉了向上进取的能力。有时略一反省也知道不该不努力用功。但在另一方面，又自宽自慰地对自己说：

    “慢慢来吧。还早呢。在省城二三年，物质上太受苦了。休息一年半年，透透气吧。”

    嗣后，还跟他们到吉原和浅草十二阶下去游览。（前者是公娼所在地，而后者是私娼群集的地方。）虽幸未堕落下去，但也常常感着不小的诱惑。

    “你是革命政府新派遣来日本留学的官费生！”

    想着自己的资格既如此，但自己的学力又如彼，也常感着一种矛盾的痛苦。但是在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应如何努力，应进什么学校。到后来，我知道我之不努力，一半是由于自己之不振作，一半是缺乏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若不早日改变一下环境，那只有堕落之一途了。

    同乡有一二位先进劝我，要进正式学校不该单习日语。若同时习一般科学，则日本文进步更速。因为各科都是用日文讲授。他们劝我若不入成城学校，便进目白的同文书院吧。我当时若进了比较严格一点的成城学校，那末在大学预科的时代，也不至于那样吃苦吧。但是，我一半是因为怕住堂太束缚，一半是因为同文书院的学费省一点，我就决意迁入目白，进同文书院了。当时我是何等的因陋就简啊。每月省出十元八元来做什么呢？寄家帮助父亲么？不是的？拿来看电影和吃中国料理而已。

    迁入市外的目白后，和一位同乡姓袁的同住在一家广东料理店的楼上。在这里吃纯粹的中国菜饭了。其实是至不卫生，但在那时代我尚吃不惯日本菜，觉得至平常的肉丝炒白菜也非常适口，按生理上说，恐怕是我们初从中国来，体质上仍保持着老习惯，需要充分的脂肪分和盐分吧。

    在同文书院，我进初年级。第一学期，专习日文。有三个教员来教我们。第一个是教务长，文学士十时弥，是最无用而又最狡猾的先生，把中国留学生当做玩具，给他消消遣而已。我的直觉力比较锐敏，对于他的说话自然也有过度曲解的地方吧，总之我非常讨厌他。其次是一个姓柴田的，据说他是北京住过几年，会说中国话。但他的态度仍然不真挚，只有胡子像高警学堂的大胁先生的那样长，和教授法比较明瞭一点而已。他那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就叫人看见生气。所以我也讨厌他。第三是姓鸟海的，这位先生态度非常真挚，也会选些名人逸话给我们读。他除在我们级里担六小时的功课外，还在教务处当头等杂役一类的书记，每遇见十时弥，便不住地鞠躬。但听说，学校只给他每月十二元的薪水。他对于纪律非常严格。而我自到日本来后，更变成为一匹无缰之马了。到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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