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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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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事据《鹤林玉露》)

    11.每井赋兵二人,马一匹,一同之率,为兵六千八百人(《宋史》本传作六千四百,似误),马三千四百匹。于此率内,“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值)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应征兵马之粮饷,以同内之租税供之。

    12.“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

    13.以上之制度“行之十年,则民之口算、官之酒酤与夫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以上三事据《要录》及《宋史》本传。)

    以上十三项都是关于土地问题的。但内中第二项“非工商之在官”者云云,似乎暗示林勋也有一种统制资本的办法,就是把工商变成政府的雇员,可惜其详不可得而知了。

    林勋的均田主张并不是凌空结撰的梦想,乃是他针对时病而开的药方。南宋初年社会病态,他在《本政书》里也曾扼要地指出。他说:“国家兵农之政率因唐末之故……(而)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要录》及本传)以这样的国家,当金人之锋,不思改弦易辙,而说什么“长期抵抗”“收复失地”,岂非欺人之谈?

    南宋初年我国土地和资本集中的情形现在还没有被详细考出,但林勋的均田思想的出现正表示着有产和无产两阶级的对立已成为很明显的事实。最足以证明这个推论之不谬的,林勋奏上《本政书》的次年二月,便有钟相、杨幺之徒,打着“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号起事于荆南。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人,谓国法为邪流,谓劫财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这场革命,聚众至四十万,历时至二十年,蔓延的地方相当于现今两湖的大部分(参看朱希祖《杨幺事迹考证》)。参加这场革命的主要分子正是林勋所谓“失职”的农民。他们久蓄的怨毒终于发泄了。挥霍他们的血泪以自娱自快的人们终于偿付积欠的代价了。林勋的均田思想正是大乱前夕照例应有的“改良主义”。像一切大乱前夕的改良主义者,他使软心的史家佩服他识见的超越、同情的敏锐、态度的敦厚、计虑的周密,同时又惋惜他的苦口婆心的白费。

    三

    关于林勋的生平,记载甚略;根据《要录》和《宋史》,我们可知以下数事:

    1.他是贺州(今广西贺县)人。(据《宋史》本传,《玉露》同。《要录》说他是临贺人,临贺盖即贺州治。)

    2.他登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进士第。[据本传。《玉露》说他“绍兴(一一三一至一一六)中登进士第,”盖误。]

    3.他于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八月以广州教授的资格进呈《本政书》(本传但言其登进士后曾“为广州教授”,《要录》载“广州教授林勋献《本政书》”云云),旋即被任为“桂州节度掌书记”。

    4.“其后勋又献《比校书》二篇。大略谓桂州地东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计之,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钱万五千余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州县官不满百员,官兵五千一百人。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是以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5.他又著有《治地旁通》一卷(见《宋史·艺文志·农家类》),今亦亡佚,内容不详。

    他的生卒年无考。假定他登进士第时年约三十,那么,他约生于哲宗元祐元年(一八六),他献《本政书》时年约四十四。他献《比校书》不知道在那〔哪〕一年,《要略〔录〕》系此事于献《本政书》之记载下,两事相去当不远,此后就没有他的消息。我们若说他生于十一世纪的末叶,卒于十二世纪的中叶,当无大差。

    《本政书》在十二世纪的末叶还很流行,并且为当时智识界的领袖所称道。《鹤林玉露》说:“朱文公(熹)、张宣公(栻)皆喜其说,谓其有志复古。”《宋史》本传说:“朱熹甚爱其书。东阳陈亮曰:勋为此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可谓勤矣,世之为井地之学者孰有加于勋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成顺致利,则民不骇而可以善其后矣。”

    《本政书》在南宋政治思想史上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再加探索的问题。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7期,193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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