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年时代

    东坡在总角时，即敏悟异常儿。八岁入小学，师事道士张易简。观其自述云：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

    东坡受业于张道士之门，在此三年中间，气质之变化如何，学业之进步又如何，今虽不知其详。可是他的才气，已往往流露于无意间，甚至对于张老师，也不免要加以戏弄。只要观其在《范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便可知之。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入学从师

    时在庆历三年，年八岁。《东坡志林》：“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

    所谓《庆历圣德诗》，系当时国子直讲石守道纪念庆历更化而作的。何谓庆历更化？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原来在庆历以前，吕夷简为相，群奸满朝，贤人远飏，朝政大乱。及仁宗改元庆历，乃大振纲纪，如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一时名流，都为谏官，杜衍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于是小人远飏，朝政一新。《圣德诗》之作，即为此也。以总角的童子，即已能狎侮其师。则其幼时矜尚之气，亦可想见。

    东坡幼时轶事，尚有数则，俱见于《侯鲭录》，兹不多述。后东坡年事渐长，其学殖文思，亦与年俱进，洋洋千言，倚马可待。所以子由于其所撰墓志铭上，有“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之句了。后游成都，谒名人张安道。安道一见即待以国士之礼，东坡之名声物望，因之益为人所重视。

    嘉祐元年，东坡年二十一岁举进士。明年，与其父洵及弟辙同时入都，赴试礼部。此时人家对于他们父子三人，已很注目，三苏之名，啧啧人口。三月，仁宗亲召至崇政殿御试。时欧阳修权知贡举，梅圣俞参与其事，欧阳修疾恨时文诡异，凡当代之所推誉者，都被黜罢。及出榜，一般浇薄之士，俟修之晨朝也，都去和他为难。计当时发表及第出身者，共八百七十七人，东坡和其弟子由，同时在这一榜发表出来的。他曾自述云：

    昔吾辈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

    欧阳修最爱东坡之文，列入第二。观其《寄梅圣俞书》中，有几句说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又观东坡《上梅圣俞书》云：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足见东坡的往来于名公巨卿之间，全以文字为因缘，非一般幸进之徒，借亲戚故旧为之运动者所可比拟了。

    东坡方试罢，即丁母忧。嘉祐四年除服，十二月，和其弟子由，侍父，下长江，至湖北，再遵陆北上至京。此行也，东坡有《南行前集》，专记其事。其序云：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

    在此山河千里间，既富名胜，又饶古迹，诗人俯仰其间，自然文思汩汩，有如泉水的倾泻而出了。

    五年，授东坡河南福昌县主簿，未赴任。明年八月，欧阳公以东坡才学兼茂，免其应试，列其制策入三等。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仅东坡一人。后司马光考其所对策，亦列入第三等，将其所为之拟议，列入第四等。又在制科的那一年，适逢其弟子由病，韩魏公言于朝廷，谓今年制科，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苏辙偶病，请展期二十天，后遂成为常例。

    是年十二月，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旋即到任。惟如此刀笔小吏，岂东坡真心所欲为，仅借此以行其隐居生活而已。东坡隐居终南山，在竹林中，构一茅屋，名避世堂。有诗云：

    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潄。

    终南山境甚幽邃，唐张乔有诗云：

    带雪复御春，横天占半秦。势奇看不定，景变难写真。

    洞远皆通岳，川多更有神。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樵人。

    唐诗人李白，也在终南山隐居过，东坡的居于此，仅贪其清闲。其诗云：

    犹恨溪堂浅，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无心。

    隐几颓如病，忘言兀似瘖。茆茨追上古，冠盖谢当今。

    晓梦猿呼觉，秋怀鸟伴吟。暂来聊解带，屡去欲携衾。

    湖上行人绝，阶前暮雪深。应逢绿毛叟，扣户夜抽簪。

    治平二年，任满归京师。是时仁宗已经晏驾，以太宗之曾孙入继，是英宗。英宗在为皇子时，即闻东坡之名，及即位，拟召之为翰林。时韩魏公为相，此事为其所知，即以东坡骤然登用为不利之说，以告英宗，劝他不如先召东坡赴秘阁一试之。英宗谓：试之者以尚未知其能否故也。如轼则众皆知其贤，又何试焉。及试，果列入第三等，得直史馆，其时东坡适为三十岁。先是，当苏洵到京师时，欧阳公见其为文有如荀子，请其编订礼书。治平三年四月，书方成而卒。东坡在前一年，已遭鼓盆之痛（妻王氏亡）。今又骤丁父忧，埋玉之恨，风木之悲，一朝齐集。东坡心境，何等悲伤！乃扶护灵柩归西蜀，直至除服。始返京，其时英宗已死。神宗即位，已是熙宁二年了。

    神宗重用王安石，东坡和王安石，是始终不合作的。

    原来赵宋自开国到神宗即位时，已经更代六（朝），历百年了。在这百年内，外患内忧，交迫而至。以言外患，西有西夏的叛服无常，每年虽赂以岁币，仍不能止其侵略的野心。北面又有契丹的崛起。治平中，改国号曰辽，和西夏互相联合，乘机共窥宋室。处此外患危急四郊多垒之秋，而中央政府，偏又纲纪废弛，百弊丛生，吏治偷惰，兵备不振，夫如此环境，如此政府，国是又乌能望其振作。神宗是一位年富力强英明有为之主，即位之后，他深恨国家之积弱，蓄意要想内振纲纪，外攘四夷，涤除积弊，一新面目。然而环顾朝臣，大都是因循守旧，泄泄沓沓，未足以语此。独有王安石其人，才堪任用，颇合己意，所以就重用他了。

    王安石临川人，好学多闻，兼工诗文。幼时与曾子固相友善，曾因其富有才干荐于欧阳公，欧阳公擢为进士。仁宗时，召他做过度支判官，并累进至知制诰，然终未得重用。但此时王安石已隐然负有重名，一般士子，争相趋向。只有东坡父亲洵，不之赞许，曾为《辨奸论》一文，指为大奸慝。（惟此文据蔡上翔《辨奸论考证》及李绂《书辨奸论后》谓为后人所伪作，详见柯敦伯所著《王安石》一书）神宗初召他为翰林学士时，安石即隐以天下自任，有矫世变俗创建非常之志。此种思想，自然很为神宗所赞许，神宗正求其人而不得也，因之愈为神宗所倾信，继任参知政事，后来便进一步请他为宰相了。安石既专政，为实行他平生的主张起见，和吕惠卿等谋，劝帝行新法，设立三司条例司，改良制举，行青苗、保甲、募役、方田、均税等法。安石的变法，平心论之，亦未可厚非，且有许多新法，至今仍在仿行。惟当时变法之范围既广，实行起来，自不免发生流弊，因之反对之声以起。东坡之弟子由，适任条例司官属，曾言于安石曰：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礼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

    安石不从。新法既行，物议甚嚣尘上。安石乃在京师设立选卒，伺察谤议新法者。东坡观此情形，岂肯默尔而息，乃上书神宗，洋洋数千言，沈德潜评论他的文章，谓有贾长沙的雄姿，有陆宣公的整饬，字字挟风霜。观其论青苗，则曰：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事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人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盈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觚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斛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又论免役法曰：

    “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予赋敛之数以立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常税之外，别出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人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神宗是好名的，所以东坡即利用此弱点，力加攻击。东坡且进一步以国家之兴亡盛衰，在德不在法的论调，把王安石之新法，根本的掀荡以去。他说道：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获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顾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又驳安石“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一段道：

    “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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