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年时代

    更就制举之法而痛论之，其言曰：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裕德，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使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人，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欲废之。”

    这一段文章，仿佛似《韩非》。又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臣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谓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辨？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改变，不过数端。或欲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欲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贴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大者，此数者皆非也，区区之法可预焉。”

    读完这篇文章，东坡的面目，已跃然生动于纸上。盖东坡系一豪放浪漫者，对于一切，咸主听其自然，不喜平地起风波，扰扰自劳，所以他说：“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强而复之难为力。”以主张万事不受绳墨规矩之苏东坡，而与固执不能容人的王安石，并立于朝，宜乎要各不相容，背道而驰了。试将此二人一比较之，则安石致密，东坡粗放。惟其致密，故度量偏狭，动辄猜忌，不能容人；惟其粗放，故胸襟豁大如海，清浊都能容纳。安石峭刻，东坡傲岸。唯其峭刻，故不苟言，不苟行；唯其傲岸，故逞志妄情，不加检束。安石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准则；东坡所言，仅较量汉唐。安石自信心笃，失之执拗；东坡则与时推移，适应环境。东坡似长江汪洋，浑然雄厚；安石如孤峰兀立，峭然廉洁。性情既不同，见之于诗文，亦迥然异其趣：

    穰侯老擅关中事，长恐诸侯客子来。

    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

    这是安石的咏史诗。

    平生不识高将军，何事却来污我足。

    这是东坡赞李白的诗句。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这是安石咏谢公墩（谢安字安石）的诗。

    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

    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

    这是东坡《濠州观鱼台》的诗句。他们两人的性情，看了以上几首小诗，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马光在当时是一个能直言极谏的巨公，于是东坡得到同志了。二人便不顾忌讳，痛诋安石的坏处。安石性本偏激，何能堪此？为报复计，也就吹毛求疵的来说东坡坏话了。原来东坡有个外弟，与东坡不合。安石即利用此弱点，召之来，探刺东坡的过失。其外弟对于东坡，果大加攻讦，说什么当其丁忧时，有贩私盐等等不端行为。安石闻之大喜，即命其姻戚谢景温，上书于帝，弹劾东坡。神宗有一天谓司马光曰：“谁谓东坡佳士？卿其误矣！”说罢即以谢景温弹劾之事见告。司马光曰：“凡责人当责其情。贩私盐之事，岂东坡所愿为？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之？谢景温为其姻戚，是以乐于承安石之意，来攻击东坡了。”帝终不信。东坡因此不安于朝，不得不请知杭州通判，以求自免，时在熙宁四年十一月。东坡去后，在朝名士，如司马光、欧阳修、富弼及其弟子由，都先后相继，或自求去官，或自请致仕，一时在朝的，乃全是安石的党羽了。所谓：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

    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又云：

    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觉处差安便。

    东坡在杭州，因法便民，民赖以安。留杭三年，于熙宁七年五月，上书请调密州，因为其弟子由，其时在济南，想借此和他接近些。案子由《超然台序》云：

    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乃有移知密州之命。

    十一月，东坡到任，呼其居曰超然台，盖从其弟子由所命也。并为文以记之：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以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哉！

    此等思想，全是从庄子胎息而来，盖东坡的性情，和其境遇，既不相容，自不得不俯就现实，顺性安适，超然物外了。

    是年天下大旱，岁饥，东北各地流民，大都展转入京，络绎不绝。当时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目击饥民流离困顿，妻啼子哭，惨不忍睹，因绘成流民图一幅，献呈皇上，并上书曰：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涌贵，民情忧惶，什九惧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营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夷狄轻肆，敢侮中国，皆由大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愿陛下开仓廪以振贫乏，诸有司所行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以延苍生垂死之命。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其盛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上者多矣。今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徙逃窜，困顿蓝缕，拆屋伐桑，争货于市，输官籴米，皇皇不给之状，绘为一图。此臣安上门日所见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即乞斩臣，以正欺罔之罪。”

    神宗阅后，颇为担忧，下诏求直言，言者皆归咎新法之不善。安石乃不安于位，自求罢免，荐韩绛为代理，吕惠卿参知政事。二人守其成规，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当时惠卿以为免役出钱的不平均，由于簿书奉行手实法之未善，乃重定户籍，其中有不实者，得准人民随时告发，一时风行雷厉，有不奉行惟谨者，以违制论。只有东坡以其令非朝廷之所出，不去理会，未几朝廷罢手实法，以故密州人民，未蒙其害，乃东坡所赐也。

    九年十二月，受命移知徐州，十年五月到任。明年，改元元丰。又明年二月，移至湖州。将动身的时候，他作诗戏赠莘老云：

    余杭自是山水窟，久闻吴兴更清绝。

    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

    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

    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

    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

    岂知到任后，席未及暖，山水秀丽之色未及餐，木瓜鲙缕未及饱尝，而东坡的命运，又受一大挫打。

    先是惠卿得势的时候，恐安石复入为相，百方构陷，又屡和韩绛反对，绛白于帝，请仍起用安石。于是安石罢未及一年，复入为相，韩绛惠卿，相继罢免。安石自入相后，又及二载，新法功效未见，国未加富，而天下已骚然，兵未变强，而边事日亟。交趾王李乾德且大举攻宋，声言中国青苗助役之病民，此次出兵，全在救民。因之安石终不能安于位，复出判江宁府，以王珪、吴充同平章事。是年七月二日，御史李定、舒亶等告于上，谓东坡诗文中，颇有怨恨君父之言。盖东坡前后共试过三次，皆名列前茅，自谓可得志行道。岂知神宗即位，重用王安石，因意见与安石相左，终被排除。东坡于失望之余，自不免要借诗文来一吐胸中不平之气，而且东坡心既直，口又快，宜乎要触犯忌讳了。所以当他通判杭州时，其族人及与东坡有旧者，即预先警戒他，并于送别诗中有云：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然而东坡终在杭州纪事诗上贾祸了。御史奏言，谓东坡愚弄朝廷，讥切时事，如陛下发钱给贫民复本业，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如此讥谤，实属大不敬，虽万死不足以赎罪，请陛下明付有司，以正典刑。于是东坡遂下台狱了。东坡居狱久，自知不免，作诗寄其弟子由。当时叶梦得记其事云：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唯药与肉；不测，撤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而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鲜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神宗见之心动。

    其诗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是时子由在应天府做判官，上书乞以现任官职，赎子瞻之罪。而神宗亦以东坡犯的是无意罪，尝乘间问直舍人王安礼。安礼曰：“东坡系一文人，彼以为如我之才，功名可以立致。顾郁郁不得志到如此地步，所以要不平了，不平则鸣，亦人情之常。今一旦致之于法，恐非陛下容纳人才之道。”神宗以为然，因赦免之，使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时在元丰二年十二月。

    此时子由也因营救东坡，坐贬筠州，其他被累及者，有司马光、曾子固、钱世雄、黄庭坚等以下二十余人。盖自熙宁以来，朝廷上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两党，互相对峙。此时安石虽不在朝，不过如王珪之流，亦系安石余党，所以便借东坡之触犯忌讳，来实行其扑灭敌党之阴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