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张居正之柄政（上）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不豫，召江陵与高拱、高仪同受顾命辅政。翌日帝崩，神宗嗣立，年始十岁，诏江陵卜视大行皇帝陵寝。时江陵与高拱因太监冯保事，隙愈深。比江陵卜视陵寝归，拱已为保所构罢。高仪未几亦病卒。江陵自此乃以首辅资格，一人柄政矣。

    江陵与拱原极相得，拱之再起，且为江陵所引致。自陈、李相继去位后，二人以志同道合之交，继周、召夹辅之美，允宜同舟共济，相得益彰矣。无如拱蓄意修怨徐阶，扼之惟恐不至。江陵无论为公为私，势不能助之下石。而拱以江陵未肯苟同，竟尔迁怒及之。则二人之隙末凶终，拱自不得辞其咎。至冯保之事，则尤拱刚愎之气有以自贻伊戚，而促成其反噬。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所载：

    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言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

    由此可知拱之去固由保所构陷，而保之构拱，则又拱迫之使然也。拱于保之司礼监，初以恶其为人，故靳而弗予；及保矫诏自为之，又欲收其权于内阁，嗣复令科道交章劾保，意欲置之重典。保以一奄寺小人，在如此威胁之下，安得不力谋自卫，务求去拱而后快乎？信哉！陈銮之言曰：

    明代奄寺之权，根深柢固，骤难转移。新郑（按：拱系新郑人，故以其地称之）当女君幼主（按：指仁圣、慈圣两宫及神宗），宫府隔绝之时，乃欲夺司礼之权，尽归内阁，其谋固已疏矣。无论不能逐保也，即使去一保，则必复用一保。此曹嵬琐，安得贤于保者而用之？且肘腋之间，持之过激，则南宫甘露之变，可为寒心。新郑愎而疏，不能安其位也必矣。（《全集》附录二《陈銮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

    观此则拱之被逐，实属咎由自取，于江陵何与焉？乃拱既因阶事衔江陵，于保事初则疑江陵与保相勾结，及其党群起攻保，又严戒江陵勿与闻，是其先以不肖之心待人，公然予江陵以难堪矣，又岂江陵之过乎？顾拱之侮江陵也如此其甚，而江陵于王大臣之狱，犹自力为拱解，始获幸免株连；及拱既殁，复赖江陵之力请，始获释神宗之怒而赐予祭葬。昔孔子有云：“以直报怨”，如江陵者，其足以当之而无愧焉。乃犹不能见谅于人，至坐以“附保逐拱”之嫌，而冤遭卖友求荣之谤，此真所谓是非颠倒，众口铄金者矣。

    江陵既以元辅柄政，当主少国疑之日，值朝纲废坠之时，欲求重振君威，自非提高相权不可。盖明自洪武中胡惟庸谋叛伏诛以后，遂罢丞相之官，而以六曹分掌政务，别以殿阁词臣加孤卿之衔，司票拟之事，而名之曰阁臣，以代丞相之职。此在雄王御宇之时，原可享乾纲独振之名，免太阿倒持之患，防微杜渐，君权集中，固专制政体之极则也。无如继起之君未必尽具才略，其本身既以未谙法理，无以行兴革之宜，而阁臣复以权力轻微，自难胜匡扶之任。于是向之防相权过重者，浸且并君威而两失之；朝政之不修，其由来也渐矣。江陵洞察其弊，深知欲振君威，必先自提高相权入手。诚以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每因世袭而倍有才难之叹，辅臣则由选拔而易获王佐之材。相权提高，则君虽庸劣，尚可赖辅臣匡襄之力，收垂拱而治之功。此在当时神宗以冲龄而君临天下，尤有其必要者也。惟当主少国疑之际，昌言提高相权，在江陵固孤忠自矢，劳怨不辞，而上自君主，下至群僚，非使诚信相孚，必至动遭掣肘。尤以自高拱去位，盈廷百僚，对江陵未能谅解，已多侧目；苟非善处其间，则不利孺子之流言，势且令江陵内不自安，而无以取得幼君及两宫之信任。江陵于此虑深筹熟，一面既力求博取君主之信从，一面复设法谋求百僚之拥护。其中经过，殊属煞费苦心，始获稍收成效。兹特略加陈述，于以见君主专制国体之下，政治家争取政权之手腕，固与民主国家迥异其趣也。

    神宗冲龄践阼，两宫实有参预用人行政之大权。故江陵欲求神宗之信任，必先得两宫之信任。江陵所取之策略，即以法祖之名，使两宫信其举措之率由旧章，不复致疑于其实际之兴革。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节）所载如次：

    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权，课吏实。尝言“高皇帝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法宫之中，朝委裘而不乱。今上，世宗孙也，奈何不以法主？”

    又江陵《初上神宗谢召见疏》亦云：

    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之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

    由此可见江陵盖欲以旧瓶置新酒，阳托法祖之名，阴以维新为务。当守旧势力方盛之时，非此固无以缓和反动而成改革之功，更遑论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乎？此则江陵苦心孤诣，未足为浅人道者也。至其沟通宫府之术，则在善用冯保以为己助。江陵之用冯保，即反对者所引以指摘其“附保逐拱”之口实，实则江陵固别具苦衷，如陈銮所谓“公之驭保，假以词色，俾就羁绁，然后宫廷一气，而惟吾所欲为；制御有方，保亦不能有所过恶。夫曲逆之交驩辟阳，梁公之折节群竖，计虑至深，斡旋至大，不屑以小节自拘也”（《重刻张太岳先生全集序》）。然则江陵之于保，固在用之，而非附之，固在导之为善，而非从之为恶。此正江陵善用政治手腕之处，以视拱之一味刚愎不能容物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况江陵为政，纯系自为主体，绝不肯仰人鼻息。以江陵自视之高，自信之坚，而谓其甘于附保以自辱，不亦傎乎！彼为此言以攻江陵者，顾又同时责其“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夫以震主之威，而犹自俯首帖耳于一宦竖之前，吾不知彼肆为诪张者，又何以自圆其说也！观夫神宗与两宫对江陵之尊礼有加，委以朝政，虽神宗于江陵身后，因误信谗间而忽变初衷，而其于江陵柄政期间，固自被以殊荣，待以师礼，历十年如一日，于以见宫府一体之说终获实现，而江陵因势利导之功诚有足多者矣。

    虽然，江陵当前亟待解决之困难，固犹有什百倍于此者。盖就其当时之环境而言，不难于委曲求全，以取得神宗与两宫之信任，而难于宽猛相济，俾博取盈廷僚佐之同情。江陵于前者虽已如愿以偿，顾于后者则殊难使就范。诚以朝纲废弛，由来已久，怠玩势成，骤难振作，江陵所谓“势之既成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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