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江陵之学术与著述

    江陵为一实行家，而非理想家，为一躬行实践之大政治家，而非高谈主义之政治学者；故其学术上之造诣虽斐然可观，第皆于其功业方面为具体之表现，而非可于文字中求之。此以衡诸中外古今之伟人，殆莫不如是，固不独江陵为然也。公生平于为学之道，认为事之与学，二者乃合一而不可分，故除本身之职事而外，别无超然独立之学术。其言曰：

    《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

    又曰：

    古之君子始终典于学：居则学于父兄宗族，出则学于君长百姓，莫非学也。夫欲舍学以从政，譬之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济矣。故学无间于显晦，然后其志一；志一然后其神凝；如是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则其政精核。推此以言，则政亦学也。世言政学二者妄也。（《赠毕石安先生宰朝邑序》）

    似此“政学合一”之主张，直以学为毕生从事之目标，未仕以前，固以学为从政之初基，既仕以后，更以政为所学之实验，政学二者乃成为一体。此与孔子所谓学优则仕仕优则学者相衡，似犹更进一步。公之作此主张，自系受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学说暗示之影响。惟公之所谓“即以其事为学”，所谓“政亦学”，若以与阳明所谓“心即理”者相较，则公之学为实践的，为社会的，为事功的；阳明之学为理论的，为个人的、为哲学的；阳明最后之目标只在独善其身，而江陵思想之鹄的则在兼善天下；其视野既有广狭之不同，而其成分则阳明系引儒就释，而江陵则系援法入儒，更属迥然互异。然当公之时，王学正弥漫天下，其末流所趋，遂至群溺于粗率空虚，流连忘返；公乃毅然一反其向，而务以敦本崇实为归。举世滔滔，公不且为中流之砥柱哉！

    公之学术，无论自其思想之出发点或归宿点观之，与其功业几成为平行之动向。兹试即其生活历程中一探其究竟。公一生之历史，自其学术之立场而论，约可分为萌芽、变化及成熟之三大时期；自其功业之立场而论，又可分为孕育、挫折及完成之三大时期。自少年以至入仕，其学术之萌芽时期，亦即功业之孕育时期也。迨归田而养晦，其学术之变化时期，亦即功业之挫折时期也。自再起以至柄政，则其学术之成熟时期，亦即功业之完成时期也。在第一时期中，公之学术基础初经奠立。始则潜心举业，第视为干禄之阶，既乃驰鹜古典，始渐明修养之道。其于父母戚党之督教，与夫老师宿儒之激励，既足以高其自视，坚其自信，因而增进其修养；而服官翰林时，更获尽读中秘之书，并从事于当代文物典章之探讨，与夫政情世务之研求。至是公始由呫哔之小儒渐进而为通才硕学，其未来之“将相才”亦即奠基于此。吾所谓学术萌芽功业孕育之时期者此也。在第二时期中，公以磊落奇伟之才，扼于君庸臣奸之势，置身闲散，有志莫伸，不得已而遗世独往，引疾归田。虽以其具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未即遽萌消极出世之感想；然而一腔孤愤，积郁难平，使非因历游名胜，而顿生“不随物为欣戚混溟感以融观”之悟境，则其超然物外之观念终末由而产生，精神上之修养自亦末由跻于登峰造极之地步。此其于“博览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而外，殆必从事内典之研求也。观其集中谈禅警语，如所谓“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答李中溪有道尊师》）；所谓“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寄高孝廉元谷》）；所谓“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即可知其于佛学悟解之深矣。江陵生活过程中，惟此一时期之环境与心情最易接受佛学之影响；即其超然物外之观念，亦未始非因参悟佛学而产生。然则江陵于此一时期中，虽亦贯穿百氏，究心世务，但谓其所受佛学影响为最深，当不致有若何之错误。犹幸赖其具有积极之用世的人生观，始不至落于佛家虚空寂灭之歧径。由此可知其日后之幡然再起，诚为其毕生功业兴灭继绝之关键矣。吾所谓学术变化功业挫折之时期者此也。至其于第三时期中，初则备位成均，继复列身卿贰，终乃以潜邸侍从之旧臣，而特蒙知遇，简在帝心，竟一跃而跻于阁部之尊，寖假而复膺钧衡之任。身为元老，受遗辅六尺之孤，威镇群僚，锐意定一尊之制。其间虽以扼于群小，备受谤尤；最后终获集中相权，毕伸抱负。就个人言，则以一介儒臣，而为十数载安危之所系；就国势言，则以累世积弱，而挽百余年社稷于将倾。盖公于此一时期中，始获尽出其生平素所服膺之法家学说，一一著为政令，见诸实行，使之发为奇葩，结成异果。于是其幼时所读之儒书，壮岁所研之佛典，以及当代之文物典章，政情世务，凡为其往昔所探讨研求者，至是乃如百川归海，众星拱辰，悉成为其法治主义之附庸，而受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主张所支配。公虽以传统关系，仍不得不以儒者为标榜，以期见容于当时；顾其既已援法入儒，而以法治为施政之方针，则儒为其名，法为其实，自己毫无疑义。观其法治思想之迥异群流，固无怪其毕生功业之昭垂千古；唯其毕生功业之昭垂千古，更可见其法治思想之迥异群流。然则公之法治主义，盖即其十年政绩之理想；而其十年政绩，亦即其法治主义之实行。二者不特互为表里，抑且合而为一。此正与公所谓“政即学”，“即以其事为学”者若合符节，而其终成为一躬行实践之大政治家，亦固所宜然矣。吾所谓学术成熟功业完成之时期者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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