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江陵之学术与著述

时期者此也。夫公之学术既历萌芽、变化、成熟之三大过程，公之功业亦经孕育、挫折、完成之三大阶段，两者之互相平行也有如此；然则公之十年政绩，如吾于前数章之所述者，谓为公之成功传固可，即谓为公之修学记亦无不可。呜呼！政学合一如公者，其敦本崇实躬行实践之精神，以视彼游谈无根之学者，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而以视彼不学无术之实行家，亦何可同日而语乎？

    明乎此，乃可与论公之学术矣。公之功业既为其学术之具体的表现，然则其功业所表现之学术究何如？公之十年政绩，其出发点为援法入儒；其宗旨为法治主义；其方法为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其成绩为：纪纲由废弛而归于整饬，吏治由贪黩而归于严明，盗贼由宽纵而归于杜绝，武功由没落而归于振兴，财源由竭蹶而归于充盈，学风由空疏而归于质实，其尤著者，则为民生由凋敝而趋于顿苏，国势由衰颓而趋于复振。试按其一生功业，法家固为其思想之所宗，事功之所系；然公之学术固非仅限于法家，而于我国固有之学术，几无不兼收并蓄，融会而贯通之。如儒家之忠君事上，节用爱人，可见之于其为政；兵家之因势制宜，出奇决胜，可见之于其治军；佛家之广大含摄，解脱无碍，可见之于其处己立身；名家之正名定分，不竞不私（出《尹文子·大道篇》），可见之于其驭众使下。凡他人孜孜矻矻，殚其毕生精力而未由穷其一端者，公乃予取予求，左右逢源，而悉收为己用。由此观之，公之功业固多方发展，公之学术尤万象包罗。成功如彼，绩学如此，求之中外古今之大政治家中，岂易多觏哉？公诚可谓得天独厚，行己有方者矣！

    至就其著述言之，清《四库全书提要》云：“《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张居正撰。居正有《书经直解》，已著录。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至文章本非所长，集中奏疏启札最多，皆在庙堂时论事之作，往往纵笔而成，未尝有所锻炼也。”（见《清四库全书提要》集部别集类）此中评论江陵著述之语，固有似乎贬词，而适亦成为赞许。盖公之学术，既以敦本崇实为归，而非可于文字中求之；则公之于文字，自非如呫哔小儒之斤斤于寻章摘句，舞文弄墨，而沾沾以自喜；充其极亦第以著述为其事功之辅助及补充而已。彼以庶政萃于一身，大权操之一己，亦奚暇于其文章有所锻炼，抑亦奚屑于其文章有所锻炼乎哉！

    今按江陵之著述，有全集、分集及专书三大类。

    全集于明万历四十年，即江陵殁后之三十年，始由其子嗣修编次刊行，定名为《文忠公张太岳文集》。据嗣修所为凡例云：“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后十余年，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为四种”。此项初刊本凡四十六卷，目次具如上述；卷首冠以沈鲤之序，吕坤之书后，公子嗣修之《编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题》及《书牍凡例敬题》，懋修之《先公致祸之由敬述》，及刘芳节之《太岳先生文集评》；卷尾附有马启图之《张文忠公诗跋》及高以俭之《太师张文忠公集跋》等。此即清四库全书本，国立北平图书馆亦藏有是本。其后又有江陵邓氏翻刻本，增《行实》一卷，共四十七卷。道光八年又有陶澍重刻本，以初刊本之原序别为一卷，合《行实》一卷，共为四十八卷，卷首冠有陶澍、陈銮之两序。光绪二十七年又有奭良依据明本、邓本及陶本重刊之改订本，卷数依明之初刊本，而编次则大加变动：首《奏疏》，次《书牍》，次《文集》，次《诗集》，次《女诫直解》；而以《行实》及前刊各本之序列及有关江陵之记载与评论，合为附录二卷；易名为《张文忠公全集》。湖北崇文书局另刊有《张文忠公集》。民国间又有重刊四十八卷本。此四十八卷本，亦即坊间之通行本也。

    全集而外，复有分集，即全集之分刊单行本也。分集共有数种：（一）《张文忠公奏疏》，公殁后未几即有刻本行世，尚在全集刊行以前；（二）《张文忠公书札奏疏》，清无锡顾梁汾纂辑；（三）《张文忠公太岳先生诗》，明孔自来纂辑；（四）《张江陵书牍》，分上下二册，群学社近始印行。前三种现已绝版，后一种坊间虽有出售，亦不易得。惟此项分集多不出全集之范围，有全集在，分集之绝版固无关重要也。

    专书系指公所主编之《帝鉴图说》《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谟训类编》《大宝箴注》《贞观政要解》《承天大志》等书而言。此类书籍，均系公为指导神宗而作，不外乎以为君之道，版本于明时俱存内阁，鼎革后已成《广陵散》。惟此类书籍初与公学术无关，其绝版自亦无足重视。

    江陵所有著述中，最可考见其功业与学术者，厥为其《全集》中之奏疏书牍；诗文则居次要；而专书无与焉。盖奏疏为其对君上陈述政见治术之文书，书牍为其对师友僚属辩说指导之工具，其功业之消息，学术之造诣，胥可于此中见之。尤以公之书牍，公子嗣修于其凡例中谓为“虽名简牍，实同文移”，故与奏疏几占有同等之重要地位。此在江陵身后横遭谤讟缺乏可靠史料之方面言之，尤足予研究江陵功业学术史者以莫大之便利。不然者，以公之谤留身后，史有阙文，苟非有公之著述以资考证，则治史者虽欲扫尽浮言，别成信史，几何而不望洋兴叹；而旷绝中外古今之大政治家如公者，其横遭埋没，饮恨千秋之命运，又几何而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一日哉！此吾于叙述本章既竟，所不禁深致感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