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江陵之政术（二）——吏治与用人

工程，朝廷重重地托付于您。……承表示担心流寇摇动威势，顾虑担任大事而招致怨恨。古代人处事而恐惧，您现在肩负巨大的责任，怎么能不兢兢业业？像那些流俗的言论、怨恨和诽谤，希望你不要顾虑。我浅劣没有什么杂念，只是有一个任用贤人保全良善的忠心，就有立定的志向而不可以改变的。如果真的是贤人，真心志在国家的，一定要多方面引荐，始终保全，即使因此讨人嫌弃蒙受诽谤，也不会心中抑郁不平。……子产说：“从政犹如做农事，日夜思考，考虑开始而顾虑后果，思考做事都在自己所处的地位上不使其逾越，就如同农民的田地而有界限。”希望您长久审慎地考虑，集思广益，计划考虑好后再开始行动，开始行动一定希望完成。至于竭力反驳、排除各种意见，从中筹划，那是我的责任。”（《答河道司空吴从湖说任用的人任事》）

    四是注重长期连任 现在西方各国在所谓的事务官，都类似给予服务的保障，没有违法滥用职权的情况，绝不能随意更改调动，借以熟练，甚至还有终身任职的规定；对于司法官的行为要求更严。大概因为历任已久，就消极方面固然可以使其稳固地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再有凡事不做长久打算的心思；积极方面还可以使他忠于职守，使观察他三年治理政事的成效；用意美好法令完善，没有超过这样的。张居正既注重地方官吏治绩用人，在久任的利益从早年就常常见到。《陈六事疏》上说：“官位任职不久，政事没有完成，更换调任太频繁，调遣太突然，……这样具有真才实能的人怎么能进身为官，而百官有司的职位怎么能得以举荐呢？”所讲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所以张居正在一切官吏都注重长期连任，尤其在郡守及县令是这样。他说：

    在京都各官署衙门佐副官，需要根据其才气的大小，合适的就授给他官职，平时就派他研究职务作业，协助长官；如果长官职位有空缺，就用副职代替，不必再索求。属官中有熟悉旧例尽心职守的人，九年任期满，也按照吏部升授京都官职，高的就调到本衙门官署长官。和小九卿堂官的品级相同，不必互相调用。各个地方巡抚真的在地方任职合适、任期长久的，有的就在那里加升官位品级，不必再调到其他省。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两个机构的官员，如长期做参议的，就可以升任参政，长期做佥事的，就可以升任副使，不用来回数次调遣，避免产生辛苦搅扰。（《陈六事疏》）

    君子施政治国，一定要施行仁政很久以后才能普及，一定要处理政务很久以后才能成就功业。汉代时期的太守县令，便利百姓的，就赐给玺书褒奖赞美，逐渐增加他的俸禄，不多次改易，所以世人一提及吏治就称颂两汉。但我不敢远引不同的时代，就如立国之初，郡守县令任职长的长达十几年；而何文渊、刘德都是在任知府时积下功绩，升任九卿，官员任职就会要求完成职务，所以好的官吏大量涌现，天下昌平接近古时。（《追赠为塞太守入朝觐见奏绩序》）

    如上所述，郡守县令已经长期任职而民众的意见日益融洽，百官也因为长期任职而历练越来越深，再加上要求一定要专心完成，信任必然笃厚，这样，人们因为感动奋发而愿意被其任用，事情熟练了就容易考核政绩。张居正执政以来，吏治精明卓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是严格考察 责求专一长久任职，固然可以使人尽其才，事尽其功；但是中国地域辽阔，在内是中央，在外是各省，各种政务繁多，百官众多，势必难以让人没有不贤的，事情没有不办的。在这里，要想分辨人的勤奋、懒惰、贤能、愚钝，判明政事的兴盛衰败因袭与变革，借为进退升降的准绳，而实现提高效能的作用，就是要注重考察罢了。自从明代洪武以来，早有定期考察京城内外群臣的既定办法。根据《明史·选举志》记载称：

    考满、考察，两者相辅而施行。考满是评价一个人所担任的官职，官俸，其项目有三个：称职、平常、不称职，分成上中下三等。考察，凡是天下京官和地方官都计入考察之列，其项目有八个：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考满的方法，任职三年其主管长官将其履历提供给吏部，称为给由，叫做初考，六年叫做再考，九年叫做通考。依照职掌成例，考核升迁降黜。各部寺所隶属，开初只是署理官职，必定考绩期满才实授官职，地方官大都递相考察以等待核准。杂考或一二年，或三年、九年。郡县施政的繁与简有的不合适，便互相交换其官职，叫做调繁、调简。……考察的办法。京官六年，在逢巳、亥之年，四品以上的官自我陈述而取决于皇上裁定，五品以下分别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等各种不同的处理，造成名册上奏请求决定，叫做京察。弘治时，决定地方官二年入京朝觐一次，在辰、戌、丑、未年，考核随之进行，叫做外察。州县以月计上交给府，府考核决定上下，以岁计上呈布政司。到三年，巡抚、巡按通核其属员各种情况，造成名册上报，附加八法。而处理考察规程有四项，与京官相同。明初施行考察法，相沿使用而不废弃，叫做大计。大计考核，予以处分的，不再录用，定为长远的制度。（《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

    像这样的规定，以与现代科学性的考核方法相比较，虽然其正确性还远差得多；然而如果真的让其严格执行，也未尝不足以成为综合考核名实的一个补助。可惜历时已久，都把这些看成是空文，敷衍塞责将就了事，一曝十寒，张弛没有定数，吏治的败坏，这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开端。张居正初登内阁，就以严格进行考察作为首要任务，这不仅是实施其法治的主张，也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局势。结果最终使已经败落的朝廷纲纪因此而为之一振。由此可知如果能够按照规定执法，即使法律尚未完全达到妥当，当然还是胜过没有法律。自从那以后张居正就按期举行京都官吏考察和地方官吏考察，以作为综合考核名实的依据。至于他的考察方法，就把确定的做法和制度看得更为严厉。张居正在万历四年（1576年）七月所上呈的奏疏《请择有司以安民生疏》，曾讲述他所拟定的方法依次如下：

    第二年春天又赶上地方官员考察的日期……我希望特别诏令吏部，让他们事先虚心访求核实各个有关部门官吏贤能与否，只有以安定百姓的为最好，那些沿袭旧套虚文矫揉造作的，即使虚浮的声誉一直很大，也要列在下等。巡抚、巡按用这个考核属官的贤能与否，吏部用这个区别巡抚、巡按的品类流别，朝廷用这个观察吏部的品藻和鉴别人才。如果巡抚、巡按官员不能尽心甄别，而用旧套将就了事，那么巡抚、巡按官就是不称职，吏部应当秉公淘汰罢黜；吏部不能尽心精确考核，而以旧套敷衍了事，那么吏部就是不称职，朝廷应该秉持公道更换了。这样差不多有关部门就不敢以虚假蒙蔽皇上，而实惠向四处布施，就是老百姓的大幸啊……

    这种方法以逐级考核为主体，以负责连带受刑为手段，可以说精确严密到了极点。但看张居正仍然担心百官喜欢苟且偷安，难免不能尽忠职守不能实事求是，又施行随事考核以弥补其不足。关于随事考核的方法，张居正在《陈六事疏》“重诏令”一节已略作陈述，后来在《请稽核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更为详细的规划，大致叙述如下：

    请求从现在开始，申明旧有典章，凡是六部都察院遇到各处的奏章，有的题着遵奉圣旨，有的审核奉皇上依准，转达到各个所属的衙门，都先斟酌道路远近，情况缓急，定好期限，放好文件保存起来以备查考核对，每个月月底注销，除了通行的奏章不必审查的，照常开具手本外，其中有转达审核、提问议处、督察审核等项，另外造两本簿册，各册注明紧要关键大略节选以及原来规定的期限，一本送科部注销，一本送内阁审查。该科按照这簿册里面前件一件一件附加在簿册后等候审查，下一个月陆续注销完毕，通行注销的簿册。每次在上半年和下半年交付文本，就像查簿册内的事件有没有超期有没有注销，如有积压滞留，就开列具题，等候旨令下达各个衙门质问，责令陈述事状。第二年春季或夏季终止交付文本，并通行审查上年没有完成的，如果有设法躲避的重大情况，针对实际参奏；秋、冬二季也照样做。第二年仍要再次挨个审查，一定要等到注销完毕为止。如果各巡抚、巡按奏行事理有迟延滞留的，该部举报；各部院注销文册有隐瞒蒙蔽的人，科臣来举报；六科缴本具奏有隐瞒蒙蔽的人，我们来举报。如果这个月有审查，每年有稽查，不仅要使消息与事实相符，事情要求完成；而验证考核的方法严格，就建议立法的人也将考虑到最终有没有效果，而不敢不慎重开始了。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超过这个的。

    这种随事考察的方法，注重平时效率，和定期考察历时长久才得见成效的情况相比，自然是更进一步了。但是张居正还认为不够，就拿奏报倘若与事实不符，就会最容易被察觉而没有逾越的，万一被他蒙蔽，将依靠什么手段来揭发他的罪行而纠正这些失误呢？在这里张居正又采用探访告诫的方法以帮助补救。张居正在京都内外的重要事件，总要设法详细探访，随时听取情报，一旦发觉上奏与事实不符或隐瞒不报，轻则通过私写信函来告诫，重则用朝廷的法令来斥责，务必使其不敢稍微存有一点蒙蔽。试举《答应天巡抚孙小溪言捕盗》一书以为例证：

    承俯听闻奏报贼寇的情况，说别的地方没有奏报，而偏偏责备江南，似乎认为朝廷的法令多繁杂苛细，这是没有详细寻究前面旨意。奏请和上报，事情的体制不一样，奏称奏闻朝廷，报称申报上司，前面的旨意详细地说。巡抚、巡按严格督察兵备等官员整顿武备，经常体察走访，如果有盗贼暴发，一定要立即从实申报，重大的就奏闻朝廷，放宽限制设法捕捉。说如果有盗贼出现立即申报，那么不管城内外都应当报告上司；对重大事件的奏闻朝廷，不是很重要的即使是城内也不必奏闻了。然而盗贼暴发虽然有远有近，盗贼的情势虽然有大有小，巡抚、按察使都应该一律严格督促有关部门设法缉捕，这就是主要的意图。昨天镇江的事，朝廷原本没有责备他不上奏，只是讨厌他没有上报，以及上报与事实不符罢了。贺氏的贼寇暴发在去年秋天，而今年三月间巡抚、按察使才知道，这是曾申报过没有呢？南京已捕获蔡朋，在该府缉捕结伙盗窃，而该府不承认，认为子虚乌有，这是否失职呢？范良吕、袁漳等家被盗，都是因为不曾失去财产为解释，这些盗贼当然应该在浙江抓获，他们上报与事实相符不？江南以隐藏盗贼的情势是平常事，几年的时间，第一次在扬州暴发，第二次在太平暴发，现在第三次在镇江暴发，导致失主被伤而不敢承认，大盗贼公开行动而没有人敢问，那么法纪就会荡然无存，别的地方曾有这样的事吗？朝廷把四方的耳目作为耳目。现在地方政府一起蒙蔽，巡抚、巡按的耳目已经统统成为他们的门路；而是朝廷另有闻，一起追查，就认为多事，认为繁杂苛细，是想要使欺瞒的弊端逐渐演变到秦国、元朝的末期为止才罢。承逢问及，敢于直接陈述自己的愚见，庆幸您能体察实情而原谅！

    像这样严格实行严格考察，既然以定期考察核定事实，又以随事考核要求其效果，再以探访告诫禁戒他们欺骗，三者齐备而综合名实的功效就完成了。张居正为了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以苛察作为开明，关键是要整顿纲纪，责求功效，以提高行政的机能罢了。只是对于因循守旧玩忽职守的官僚来看，自然难免因为他督察责求过于严格而心怀不满。而一向以宽大自称的所谓儒者，对他更是深感不满。正如万历八年（1580年）刑部侍郎刘一儒上书给张居正，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些人的一点心机。他在上书中说：

    我听说论治理国家的政绩重在精明，论定治理的纲领推崇浑厚。自从您辅佐朝政，立定简省的法典，恢复了任职长久的规定，审核法律条文，严格惩罚的期限，大小群臣惊恐害怕奉行职事，治理国家的政绩可以说很精明了。我所考虑过多的是，政令严格就会苛刻，法令严密就会骚扰。如今综合考核名实已经详细，弊端剔除殆尽，而督察责求又很迫切，人们难以忍受，这不是用来培养元气而培植敦厚的表现。当年皋陶以宽大简易辅助舜帝，周公以敦厚宽大告诫周成王，已普及当代，法度垂范后世，希望明公效法！（见《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节）

    张居正所崇尚的是功绩，所注重的是效率，张居正和一般儒臣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张居正卓越地成为大政治家也由于如此。张居正既然有他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就对这个“浑厚”的说法，难道愿意屈心依从吗？难怪他虽然身为众矢之的却毅然不顾。

    六是赏罚分明 既然已经过严格考察以后，对于群臣百官的功过已经有明确的认识，自然需要继续以公平而严格的赏罚，才足以完成真正的法治主义的使命。张居正在这里力求立足于法家严格公正的精神，一以赏罚严明为原则。他所注重的有三点，即：公平，严峻，不注重资历而重功绩。他说：

    慎重名号仪制，爱惜官爵赏赐，用人一定要考察始终，授予官职一定要能力相称。能有大功于国家，就是给予千金的赏赐，通侯的印信，也不应该吝啬；对国家没有什么功劳，即使一颦一笑的小举动，破裤子这样的便宜东西，也不要轻易赐予。（《陈六事疏》）

    法律所应施加的，即使是贵戚近臣也不能宽恕；事情有所不合理，即使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人也一定要申明。（《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

    韩信置之死地而后生，最终成功，赏罚严明，才位相当。（《答耿楚侗》）

    人的才能相差的也不是太远，只有赏罚分明，信任笃厚，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被任用了。（《答福建巡抚耿楚侗》）

    这是他主张法令重在公平的说法。又说：

    只要引导人民用行动而不是言语。孙武说：“约束不严明，号令不熟悉，是将领的过错；约束已经明确，命令已经熟悉，而士兵不服从命令，就是士兵的过错，杀死不予赦免”。所以能让女人都赴汤蹈火冒着生命危险而不躲避。现在的官吏也是如此，法令条文已经宣布，以身作则；有不听从命令的人，姑且命令他；命令已经成熟，那么不管官职高低，出身贵贱，一律惩罚，罪责一定不予宽恕。像这样，就如现在做官的人，龚、黄、卓、鲁都是可以的。如果只是用言语教导命令的，即使口唇说破，究竟有什么好处。（《答四川巡抚张澞滨》）

    以前沾染的陋习，时间长很难一下子扭转。那些顽固放纵的人，认为法律即使是这样，不一定施行。现在酌情裁处几个人。以彰显信义于天下，也许有所畏惧而不敢犯法了吧！（《答顺天张巡抚》）

    古代的圣贤，所遭遇的时代不一样，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易经·大过卦》中“栋梁弯曲”，《彖》辞上说“阳刚过盛”。当大而过当的时候，就会做大而过当的事，难免有阳刚太过的弊病。但不这样就不足以扶持倾危而安定国家，栋梁弯曲，就是因为横梁中部太粗，两头太细，不堪负荷。……我以一个低贱小子，拥戴一个十几岁年幼的君主而站立在天下臣民之上，威严仁德还没有建立，人们有玩忽职守之心。何况自从隆庆时期以来，议论纷纷，国家大事没有安定，朝廷纪纲倒置，名分和实际混淆。自从我执掌朝政，开始宣布公正，彰显信义，宣明祖宗法典，开辟众人共行的大道，杜绝众奸邪的门径，一切以尊崇君主庇护人民振兴颓废为己任，天下才知道有君主。而嫉恨的人，就倡议为邪说，为了限制君主的威严，扰乱朝政，所以不得不重重地惩处一两个人，以安定国家大事，以统一人心。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阳刚过盛，处在大而过当之时的原因。（《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这种主张就是注重严刑峻法的说法。又说：

    不选择难易而接任官职的，是做臣子的本分；平均节制劳逸而效劳立功，是劝勉臣子的原则。我看到现在任用郡守县令和调动任所的方法，不注重治地的难易，事情的繁简，一律以资历为决断。太守治理郡县有功绩，任期一年忠于职守，才能升任一级为按察副使。即使有超越一般的，耗尽精力，也不能超越常格。而悠闲简古，即使没有别的长处，也得积累年日，提升这个官。如果事事劳苦安逸没有区分，如何劝勉人心？当今官吏的治理颓废，百姓困乏疲弱，意图是将要更改现在的法制，以注重选择郡守和县令才可以吗？要想注重郡守和县令，就必须突显能治理巨大的艰难有劳苦功勋颇多的，以教化天下。（《赠袁太守入觐奏绩序又一首》）

    这种主张法治应该不注重资历而注重功绩的说法。张居正对奖赏和惩罚所持的主张大致如此。在实政办事中可以得见的，正如万历五年（1577年）慈圣皇太后由于神宗婚期临近，论说命令停止刑罚，而张居正认为“如果放弃有德而不用，释放有罪而不诛罚，就会刑罚失当，宽严各有不同”，坚持不行，就是实例证明。

    综合以上六方面，大概就是张居正法治精神所关。也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依归。张居正之所以能振兴衰败，拨乱反正，蔚然成为一代大政治家，并不是幸运，他本来就有能成就的原因。王振先说得好，他说：

    我国历史数千年间，足以称为大政治家的，没有不具备法治的精神。……古来推崇法治的，在春秋有两个人了，即齐国的管仲和郑国的子产；在战国有一个人，即秦国商鞅；在汉末有一个人，即蜀国诸葛亮；在晋朝有一个人，即前秦王猛；在宋代有一人，即王安石；在明朝有一个人，即张居正。这几个人，他们身处混乱的时局，力排众议，提出英明的决断，持之以刚健有力的精神，将百姓纳入公正的法治中，最终能够变弱为强，变贫为富，把一个国家治理的如泰山一样安定。果真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达到这样呢？说：只有真正懂得法治的缘故。（见王振先著《中国古代法理学·附录·古来崇法治者之功效》）

    又说：

    一般法律治理的效果，在于赏罚严明，综合考核名实，举全国朝廷内外，没有不纳入法治之中的，所以能使贪心的人变廉洁，懦弱的人能立志，以成大治。张居正是这样，即管仲、商鞅、子产、诸葛亮、二王（王猛、王安石）等各位贤人，没有不以这个法治为根本而能治理好国家的。（见同上）

    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张居正的政策，已领悟一大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