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江陵之政术（二）——吏治与用人

    社会上议论的人，在人治和法治这两种政体每次都持极端的论调，误认为它是绝对不相容的；坚持人治主义观点的就认为法治容易流于刻薄寡恩的弊端，坚持法治主义观点的又认为人治难免舞文弄墨的嘲笑。其实就两者本是相辅而成，不可能有所偏废。因为人治的好处在于富有弹性，每次都足以补给法律治理的困境；法治的长处关键在公正无私，更足以弥补人治的短处。何况好的法律不能自行举用，只有靠人善于推行，才能获取彰显其几倍的功效；良好的官吏并非天生，只有依靠法律才善于守持，才能够恭敬职守。孟子所说的“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发生效力”就是如此。张居正深深地明白这句话的宗旨，因此他施政虽然一本法治的精神，而在吏治和用人上当然也是明察实效。他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的政治主张，在这里也就能得到具体的表现。关于这一点，《行实》曾经有如下的记述：

    张太师……自从从政为官，刚直严厉坚守节操，不培植同党。参与执政后，就在官职内调整有无余缺，杜绝了行私请托的门路，告诫阉宦被人拜访一次也不要通融。众公卿都清楚他的孤高，不会因私事而干谒请托。……在官署的文武百官，以及挂职在官吏议事的人，就不扰乱法度，最终实现它的功效，不久纲纪就振作起来。心胸宽大气度允正，不喜欢精明苛刻，不因为一个人有个别的错误而抹杀他的大节，有人指责他细小的过失，搁在一边，不予过问；只是记住人的功劳不会忘掉，推许奖誉唯恐落后。各部门提出的建议，只要是良好的建议就采纳；如果是不实之言不能合宜，即使说的文采华丽不予录用。只要一见到某个读书人，问知他的姓氏名字，就能知道他才能的大小高低；以后遇到事情，掌握选拔、任用、考核官吏的人有时难以得到胜任的人，他一定会指出某某人做得很好，最终能胜任官职，如若他所推荐的没有过失。……先皇时，选拔人才只注重资历，不能考察出他们真实的才能，因此，就导致了官阶昏乱。现在皇上的诏令发布已久，统一考核群臣官吏，尊重礼敬公卿大臣。郡县中剿除贼寇的守相有政绩优异的，都进献给朝廷，皇帝亲自慰劳，赐给你们诏书、钱财、绮绣、羊和酒。六曹尚书郎积有功劳和才能，被任命为卿寺，不能互相升调。地方官吏有所选调，都采取就近的地方安置，考察繁与简、通与塞，并用三种途径。督府御使，推荐所属的官吏，都选拔任用为御史台和给事中，都以其中的四分之一来考核孝廉、明经、茂才，有做不到的予以惩罚。小吏知道杨果、赵腾蛟等得以任命为长行。……残暴的官员和贪赃枉法的官吏，下交有关部门判定罪行，全部依照这个法度。但是禁止诽谤，理当撤职，允许紧急处理得到执章上奏；倘若检举揭发与事实不符，或有不同，一定要仔细推究；其中有的赏罚失误的，允许觐见官长能够在官署争辩。因此凡是各个任职的官员，都感动奋发，心存恩德忠于职守，不肯请假，不以奔走执役奉承上级，那些已经得到拜官授职的文书及使事进行朝觐入朝庆贺的人不住在家里。各个官员都要专心教导培养尽力务实政事，都不肯管理官府中公文政令一类的繁杂琐碎的俗事。群贤荟萃，进身为官之路澄清，就是像虞舜、周朝初期，贤士众多，也不为过。

    张居正整顿吏治采用人才，大体都体现在这里。现在再选择其中有关整顿吏治采用人才的文字，依次记录下来，以便看到张居正用人治辅助法治，他是怎么样努力实现的。

    张居正一生广泛地议论整顿吏治采用人才的文字，不可胜数，这次摘录几节在下面：

    我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关键在于安定百姓。《尚书》上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国家就会安定”。百姓安宁国家稳固，即使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侵之忧虑，而百姓爱戴皇上，没有土崩瓦解的形势，就是长治久安的方法。然而，想要安抚百姓，又一定要注重在治理百姓的官员身上。（《请择有司以安民生疏》）

    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急于使百姓生活安定。安定百姓的关键，只在考核官吏整顿吏治。前代贤君，想要振兴正道使国家安定太平，没有不在这里注重的。（《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

    安定百姓的关键，在于知人；辩论官员才能，一定要多次重复考察。（《进职官书屏疏》）

    我私下听说治国的关键，在于安定百姓，想要使百姓安定，其实在遵守法令。……所以现在振兴纲纪，精确考核整肃吏治。严明法律，悬示教令，关键在于咬住其物，除去祸害，使皇上的恩泽得以向下贯彻，下面的隐情得以上达罢了。（《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

    治国的方法就像调理身心：元气越坚固，精神越振作。广东一带的忧患不在盗贼，而忧患在吏治不能清明，纲纪不能振作，因此元气日益消耗，精神日益耗尽。几年前，议论的人认为朝廷已经没有广东了。自从您一鼓作气，倾覆的变得稳固，狡猾的遭到杀戮，炎州得以安宁。难道更换治地改变人民了吗？元气逐渐牢固，精神开始舒畅罢了。现在……我每天明察以振作纲纪、考察官吏、安定百姓为要务。希望您保持实行，不要改变初心，不要害怕众人的意见，那么就是百姓的幸运啊。（《与殷石汀论吏治》）

    最近以来官吏的整治很是清正严明，只有管理者不以百姓的事作为当务之急，崇尚虚浮的文辞，计算着日子等待升迁，最终很少有实际功效。均徭、赋役、里甲、驿递，是有关部门第一任务，其余的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这四件事做好百姓就会安宁，百姓安定国家根本就会巩固，外族的侵凌就不用担心了。请您留意了！（《答保定巡抚孙立亭》）

    广东一带几年盗贼颇多，不是老百姓喜好作乱，本在吏治不能清明，贪官污吏是祸害罢了。官员贪腐那么安分守己的善良百姓就不会爱戴，乱法犯禁的人就不会害怕；而盗贼的好处就足可以陷害他们，威势就足可以震慑他们，他们又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盗贼呢？（《答两广殷石汀》）

    我看现在的统治者，认知官吏很难。官吏的困难，不是治理百姓的很难，事奉君主很难；不是管理下属难，讨好上级难。奉承人和使唤人的路数不一样，而人的能力有限。譬如以十分算：在清静偏僻的地方，做事简明而考虑多余，官吏的才干五分在上而五分在下，其中一半还在百姓。稍微繁重一些，那么对待下属的用到十分之三罢了；再繁重一些，那么对待下属的就是十分之一罢了。为百姓官长的人，可以自己的爱憎喜怒考核官吏的高低上下，那么即使有洒脱卓尔不群的人，一定不能用十分之一来事奉官长，而用十分之九对待下属。为什么呢？大势所趋罢了。（《赠荆门守黄君升开封贰守序》）

    人们之所以害怕官吏而一定要贿赂的，不是祈求他们赐福，大概是害怕他们制造灾难啊。（《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官吏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是为了“使皇上的恩泽得以向下贯彻，下面的隐情得以上达”，以坚固元气舒畅精神罢了；现在却一反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待下属就公开以财货行贿受贿，对待上级就奉承讨好恐怕落后，导致安分守己的善良百姓不想拥戴，乱法犯禁的人就不会害怕，甚至挺身走险成为盗贼，动摇国家的根基，是谁导致的，到如此极端的地步？这就是张居正之所以不得不立即迅速整顿官吏治理以此作为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重要途径。张居正整顿吏治，就按照一般的原则来看，当然不外乎以法家严格公正的精神作为根本，以综合考核名实赏罚严明为重大任务；至于他采取的具体措施，那么他尽力以实施的，约有六个方面，现在暂且分别依次论述如下：

    一是明确职守 在过去专制时代，为君上的大多都猜疑妒忌成性，防备禁止的心情迫切。对于设置官职，有的权力责任不分明，借使他们互相牵制，有的则名称与实际不相符，竟然令官位如同虚设。这样做的目的本来就在于谋求君主集权，以避免权柄落入他人手中，自身反而面临危险或灾害；无奈权力政事分属不明显，责任就难以确定，招致趋利避害，推诿职责争夺权力，玩忽职守的当然有很多人居位食禄而不做事，专横暴戾，欺上压下的人更容易逾越职权制造纠纷。就以明朝的行政制度来分析，在中央就内阁即使负责宰相的职位，权力却不集中，以导致内阁和六部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在各个行省，巡抚、巡按既属同僚而职责又可互相推诿，以致有关部门的监督引导无方；积久的弊病相互沿袭，地方官吏的作风和治绩就不堪追究问责了。张居正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执掌朝政之后，对中央就努力提高相权，让权力集中于内阁，内阁权力集中在首辅，而以六部隶属于内阁，使其收到手指与臂膀相互协助的功效，其中经过得情形已经都在前面叙述了；至于对各个行省就在于致力全面清除巡抚、巡按的职权，而严肃命令他们分工合作，以负责监督指导有关部门的责任。张居正自己陈述他的主张说：

    巡抚、按察使的职责权力分属不相同，政治体制也不同。整顿依靠贤才，检举欺诈蒙骗，揭发不为人知的奸伪之事，纠正贪污残暴，如同暴风急雷那样猛烈而迅速，一过而不留，这是巡按的职权。筹办钱财粮食，调解赋役，整顿武备，安抚军民，如同高山大河，将滋润一方而没有堵塞的，这是巡抚的职权。近年来各位巡抚、按察使不考虑各尽其职，经常导致混淆，下面的有关部门静观事态发展，不知道如何履行职守，因此实际的利益不能流通。导致直指使者往往舍弃他的本职而侵占巡抚的事，违背道义来求取名誉，曲从私情来豢养私交以成朋党，这是重大的错误。于是想起嘉靖年间有周如斗的人，巡按苏松，相信强横宦官的话，博取世俗的声誉，将应征收钱财粮食一概实行中止免除；老百姓都很高兴，为他建立生祠，奏请留下再次履任，于是越级提升为苏松巡抚。等到他做了巡抚，钱财粮食的征收一事发露，各种指责都冲他来了，他就不能再实行其宽大的政策，将之前中止免除拖欠的赋税又施行征收派用；于是百姓怨恨他，毁坏他的生祠，刊发诽谤的消息；以前称赞颂扬他的美德的，转而就怨怒愤恨他了。那是为什么？欢娱的手段容易用尽，民众的欲望难以满足。何况这里面人心难测，百姓很难调和，只有用大公至正的法度来施行，差不多就没有过失和赞誉了吧。（《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这表明巡抚、巡按的职权各不相同，使他们不能互相侵占逾越或推诿了。但张居正的想法当然也不只是全部清理他们的职权，而在于使他们分别监督与指导有关部门，所以说：

    有关部门的官位卑小，怎么敢和大官相抗衡呢？所依赖的是施行法纪补救弊病的，全在巡抚、巡按罢了。巡抚、按察使官拘泥于常规，出于私心，而要求有关部门执行法令，与大官抗衡，势不能行。朝廷想要实施法治，只有责求巡抚、按察使，不能指责有关部门。将来如果有触犯的人，或者另有所闻，那么违抗命令的罪责，一定会有所依归。（《答总宪李渐庵言辞递条编任怨》）

    以我国的幅员辽阔，各省区域的大，中央的政令即使很严明，也很难避免鞭长莫及，估计只有责成巡抚、巡按督导有关部门以执行法律，也许纲举目张，命令得到执行而政治得到整顿，在版图辽阔的国家，不是这样就不足以使其法令推行全国，而收风行草偃的效果。

    这中间既有集中政治权力的首辅以平正彰明政教法令，各省又有职守分明的巡抚、巡按以监督指导有关部门，权力职责既然各有归属，政事功效就可以为期不远。凡是统一政令的执行，朝廷责求内阁，内阁责求六部，六部责求巡抚、巡按，再向下内阁就责求在朝廷的臣工，巡抚、巡按责求该管的僚佐，这样一来，系统既然有条不紊，自然不会惊奇百官奉令谨行，政治风气也因此而日益趋向严肃了。

    二是慎重甄选 治理国家的要领，首先在于得人。即使有贤君良相，许多事情势必难以亲自操持，一定要慎重地选拔贤才，以帮助辅佐治理。张居正用人的方法，在《陈六事疏》中已可略见梗概。他说：

    取舍进退一律以实际的功绩为准则，不要只是炫耀虚名，不要完全拘泥于资历，不要被毁谤和赞誉所左右，不要以感情的好恶来做事，不要因为一件事而总结他的一生，不因为一个人有个别的错误而抹杀他的大节。

    张居正在人才的甄选上，他谨严慎重公平正直有这样的。此外关于引用人才的言论还多，这次摘录了几条在下面：

    人才难知，了解人固然不容易。我平时没有什么别的长处，只是不以毁谤赞誉作为取舍。所提拔鉴识的，有的人出于酒后谈笑，有的人是看他的风貌神情姿态，有的人一生没见过一面，只是观察他做事而得用，都是虚心鉴别，不是凭借别人的言论。所以有已经登上显贵而一辈子不知道他的。正如张居正所说，成功的希望援自众人之力，借助声誉事先为人疏通，像这样的人，怎么会得到国家栋梁，而士子又有谁肯为他效命呢？（《答藩伯贺澹庵言得国士》）

    天生一世的才能，自会足够一世之用。但看品评人才的人每次都夹杂自己的想法，持有偏见，于是导致品类混杂，处理违反时宜，于是归罪推脱说缺乏人才，错了！我的浅薄，即使不足凭借和识别人才，但有一念为国家的忠心，实际上没有什么作为。因此，自从我当权以来，恳切地把这个意思告诉选拔官员的部门，无论是谁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不管从来所作过错，只要能办理国家事务，对君主有礼节的，就举荐而任用他。（《答问卿李渐庵论用人才》）

    所推荐的贤才，都是当时的俊杰，在我夹袋中，时时闲适自在；即使难免各有短处，但取其长处，都是国家的人才。如果你们能不依靠他们的长处，刮磨掉微小的瑕疵，使其晶莹美丽，那么就是稀世之宝了。（《答总宪张崌崃言用人》）

    上面的几条，在一般地论述用人，足可以和《陈六事疏》所说的互为表里。至于他衡量评论人才，就一定要以质朴诚实作为归属，同时谨慎地辨别他们的真伪，为避免被他们蒙蔽。张居正说：

    学以致用确实很难！三代都没有论及。汉朝的人才奇特卓越，彬彬有礼少有人能与其相匹敌。后世儒者，有的人就是不学无术，有的就是难以归从道统，而且还不够是如此少有。假如现在能说会道修饰论辩的人，如果有机会掌权，共同和他有所建树，看他会怎么样？大都使用本分质朴的人确实能够通达成才，而追求空洞的辩论的人就会言而无当；这样大概地作比较不是可以明显看到了吗？（《赠罗惟德擢守宁国叙》）

    这是说人才注重质朴诚实的。又说：

    现在吴地打造铁器的都竞相争为古雅质朴，他们耗费钱财物力，像三年而做成楮叶的，是以拙为巧啊。现在入仕的人以皇上厌恶空话责求实际效果，又追求为愚直任事的样子，以此作为讨好宦官的条件，这是以忠诚来做诈伪。唉！以虚伪为虚伪，它的弊端还可以补救；以愚直为虚伪，它的弊端就不可救助了。以欺诈为欺诈，这种方法还可以看得见；以忠诚为欺诈，这种方法就很难观察了。（《张文忠公全集·杂著》）

    这是在说到底是忠诚还是诈伪就应当注意防范了。张居正不嫌反复叮咛而说出来，可见忠诚笃实的人不容易得到啊。

    三是专责成 专职负责完成，对用人应当给他权力，经常给予指导，使他能够展现自己的长处，补充自己的短处；而尤其是贵在相信而任用他，差不多做事没有阻挠牵制，功绩就可以预期完成，驾驭下属的方法几乎不在此之外了。张居正在甄选人才上已经俨然做到谨严慎重，而在他选拔任用以后，就推心置腹，完全信任。他在《陈六事疏》上所说的“想要任用一人，必须在开始就小心谨慎，必须要求与需求相对应；既然已经任用其人，就要相信而任用他，正如魏文侯任用乐羊，即使毁谤的奏书装满箱子，而始终不为动容”，用意就在这里。张居正秉持这些主张以任用当代诸位贤才，如“蜀地的曾省吾，福建的殷正茂，广西广东的凌云翼，管理河道的潘季驯，蓟辽各镇，就是张学颜、王崇古、梁梦龙、谭纶等……”（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沈鲤《张文忠公论》），都以专任一方而功勋事业灿烂。《明史》所说的“张居正喜好有所建树，能用智谋权术驾驭下属，很多人都乐意为之效劳尽力”，实在不足以成为定论；因为张居正之所以能得有人才，纯粹是他责求专职完成、坚定信任所导致的，当然不是靠自己的“智谋权术”以笼络天下名士。张居正在所任用的人信任的深厚，责求完成的专一，引导的辛勤努力，每次都可以在他的书信中看到，现在略举一二以示例证明：

    先后接到手书，都是钉封文书，捧着读了几回，不比城里！我认为古人为官，有解下印绶辞官，浩然请求离开的人。都以不被君主知遇，志愿不能达成；有的君主虽然能够知遇，但是却被当时执政者排斥嫉妒；有的有远大巧妙的谋划，而当事者却不能为他主持公道，使他忠诚的谋略不能得以施展；那么他的离去就会变得很自然了。我自从去年曾面奏皇上说：现在南北督抚诸臣，都是我所选用，能为国家竭尽忠诚担任大事的人，君主应该加以信任，不要听信流言蜚语苛刻责求，使他们的能力不能施展。皇帝深深相信认可，并且嘉奖赞许说：先生公正忠诚体恤国事，用人哪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以自从您任职以来，一切准许你可以见机行事，即使诋毁的言论一天天增加，而委任却一天天坚定。然而我之所以敢于讨人嫌弃违背众臣而不回头，也是依靠君主的信任罢了。皇上相信我，所以也就相信你。那么你现在请求离去，是因为不能获得皇上的恩遇吗，还是因为不符合执政呢？两者都没有，而仅仅以轻浮嫉妒的言论，就想离去；这是狠心背离皇上和宰相的知遇，而看重触犯平庸之人的浮言。希望你不要再这样说！（《答殷石汀言宜终功名答知遇》）

    广东一带的政事被破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现在想要振作起来，必须要放宽文教法制的约束靠着见机行事才行。近年来议论的人纷纷扰扰。朝廷既然以地方托付给您，任您自己斟酌选择，见机行事便可，希望地方安宁罢了。即使弹劾的奏章装满您的车，始终也不要为之动心。（《答殷石汀》）

    治理黄河的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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