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上海生活——前五年

    （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鲁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这十年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见不安，遭遇更加惨痛，环境的恶劣实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战斗精神却是再接再厉，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上封建余毒的弥漫，一切荒淫无耻的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文坛上的浅薄虚伪，一点也不肯放松。于是身在围剿禁锢之中，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苦战到底，决不屈服。从此在著译两方面，加倍努力，创作方面除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通讯《两地书》（与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别着重前所发明的一种战斗文体————短评、杂文————来完成他的战斗任务。翻译方面则有文艺理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童话等。他又介绍新旧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赞助“世界语”。同时他在行动上，又参加了三“盟”，即“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会”。总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导师、正义的斗士、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十年间，我因为在南京和北平服务，虽不能常常晤见鲁迅，但每次道经上海，必定往访，所以每年至少有十余次的会见，最后两年晤面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产生一个男孩，名曰“海婴”。我知道了很忻喜，立刻要求鲁迅赶快领我到医院去道贺。我说：你俩本来太寂寞，现在有了“宁馨儿”可以得到安慰了。不料其未满八岁，鲁迅便去世，不及见其成立啊！海婴生性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作《答客诮》一诗，写出爱怜的情绪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一九三〇年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其罪名曰“反动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这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这愤慨是无怪的。鲁迅又常常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原，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同年三月，鲁迅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会，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左翼作家联盟”到这时候才成立呢？因为鲁迅已经首先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这些译书的影响确是很大，从此内讧停止，开始深入的发展，形成崭新的阵营。在“左联”成立之先，鲁迅常对我说：“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现摘引一段如下：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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