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

期弟子们，既不忘师说，也不泥师说，日有进境而成为纯科学态度的学者的，许寿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笼统地说许先生学业有成，那没问题；可要说章太炎的弟子中“不泥师说”且“日有进境”者，许先生其实算不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二年（1910年）则，提及其亡命日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称：

    弟子成就者，蕲（州）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太炎先生一贯特立独行，评论时事以及品鉴人物，不太受流俗影响。在“自定年谱”中，不提声名显赫的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有政治立场歧异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角度考量，这三位“文化名流”都不能算是其“得意门生”。鲁迅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并非只是自我调侃。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主要在思想与人格，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鲁迅撰有《门外文谈》，也有编《中国字体变迁史》的计划，但并非以此名家；许寿裳去世前一年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讲授“文字学”，课余编著《文字学概要》讲稿，可也说不上光大师门。

    作为学者的许寿裳，虽有若干教育学文章，以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历代考试制度述要》等著作传世，但都说不上十分精彩。真正让读者难以忘怀的，还是《章炳麟》、《亡友鲁迅印象记》等传记作品。好友台静农在《追思》一文中，提及许先生谦冲慈祥、临事不苟的个性，以及弘通致用的学术风格，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先生一生与章太炎、蔡孑民、鲁迅先生关系最深，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以先生长于传记的文笔，不幸仅写出章先生一传，蔡先生传尚未及下笔，鲁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记一书，而一代文献所寄的前辈，竟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事变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

    称许寿裳乃“一代文献所寄”，表彰其“长于传记的文笔”，我以为是知人论世。实际上，日后学者之褒扬许先生文章“朴实淡雅，具有一种自然之美”、“言简意赅，毫无渲染”、“他的叙述既客观，又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等”，指的也都是这几种传记作品。

    说到“传记”写作，自然不能忽略许先生曾在大学开设“传记文学”课程。据许世瑛编《先君许寿裳年谱》，我们知道，1940年就任华西大学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许先生开设的课程是《传记研究》和《中国小说史》；同年5月2日撰有《谈传记文学》一文，只是未详出处。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许寿裳的学术工作，主要围绕传记的研究与写作。至于具体成果，除了广为人知的章太炎、鲁迅的传记，还包括《〈宋平子先生评传〉序》、《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蔡孑民先生的生活》、《俞曲园先生的思想》和《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单从表面上看，文体五花八门，有序，有考，有回忆，也有评述，但大的思路相当一致，那就是借对于乡里先贤或师友的生平及著述的考辨，展开人物研究。广义地说，这些都可以称作“传记写作”。

    读袁珂的《悼忆许寿裳师》，我们大致能领会到，许寿裳先生的“传记文学”课程，不是很成功。只有两个学生，可“许师却丝毫不苟，每上课前一定要在图书馆里钩稽群籍，作充分的准备”；有一回只剩下袁珂一人，面对如此难堪局面，“许师却从容一如平时，干脆不去写黑板了，而把他写好的讲义，放在我的课桌上，亲身站在我面前，认真讲课直到下课铃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来”。这些描述，固然显示许先生教学的认真，以及处变不惊的绅士风度，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味到其内心的寂寞。许先生认真编写的“传记文学”讲义，未见行世；但这一不太成功的“研究”，对其写作却很有意义。

    要说许先生的传记写作，相对于其学术准备，我更看重的是“师友情谊”。孙郁表扬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文采与气象，后面还有一句：“鲁迅有这样的知己，可谓幸事。”这是从著作方面立论；反过来，正因为有了鲁迅这样的知己，方才成就许寿裳的文章。文章的好坏，固然依赖于个人才情，但与描写对象不无关系。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劈头就是：

    予尝谓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这话大有讲究。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从小见识各种非同寻常的人物，眼界很高，其追怀朋好，杂糅见闻，这样的文章自是有别于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特别赞扬全祖望“最会描写学者面目”，比如说黄梨洲、顾亭林，刘献廷、钱谦益、毛奇龄等，都是三言两语，就能写活一个人。所谓全氏“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固然在理；但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当世第一流人物，本身行事特异，性格鲜明，确有可写处。换句话说，不管是黄宗羲的《思旧录》，还是全祖望诸多慷慨壮烈的碑传，确实是“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同样道理，许寿裳的传记作品之所以可读、可传，与其得天独厚的师友交谊大有关系。据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称：

    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他与我在院子里闲聊，当谈及他的著作时，他忽然说：“我有鲁迅、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一生总算没有白过。”说这话时态度非常庄重，我听了不由得一愣。是啊，有这么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人为知己是光荣的，也值得自豪！

    这虽是家属几十年后的追忆，但大致可信。对于许寿裳来说，“值得自豪”的，不仅仅是蔡元培、鲁迅这两位知己，还有宋恕、章炳麟这两位尊师。据《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许寿裳残留的自传手稿，恰好谈的是“余年十九在杭州读书，最得益的老师是宋平子先生”，以及留学东京时，“曾于每星期日到太炎先生寓所听讲小学”。

    许寿裳对这二师二友，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1937年，应夏丏尊之邀，许为《中学生》杂志撰稿，批评何健的“明令读经案”，称：“我对于嗜好的读书。愿意贡献一点小小的意见：（一）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二）少捧国粹，多捧‘人粹’。”接下来的论述，引证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和《十四年的“读经”》、宋平子的《国粹论》、章太炎的《广论语骈枝》，以及蔡元培关于公民道德的一段话。在同一篇文章中，“四大护法”全部出场，正所谓念兹在兹。能服善，肯表彰师友，而且语调不卑不亢，此乃许寿裳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

    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许寿裳称，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这二十五年中，“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这并非高自标榜，许广平也曾描述鲁迅与许寿裳的“兄弟怡怡之情”：

    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不（？）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所谓“师友情谊”，与学问大小没有关系。就像今人之谈论陈寅恪与吴宓、钱锺书与郑朝宗，如果非要挑剔双方学问上是否旗鼓相当，未免过于势利了些。许寿裳的思想不及鲁迅深刻、文章也不如鲁迅华美，但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再说，鲁迅孤寂的心灵，其实是需要亲人以及朋友的安慰与支持的。

    表彰尊师的“大传”，与追怀好友的“回忆录”，不用说，后者更容易放得开。同样朴实真挚、情深意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挥洒自如，与《章炳麟》的体例谨严，各有千秋。更重要的是，二书同样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许广平为《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读后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赠《章炳麟》：

    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

    不是肯不肯，而是能不能。没有几十年的交谊以及足够的崇敬之心，还有大致与之相副的笔墨，是写不出《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章炳麟》这样的好书的。

    五、荡开去的笔墨

    撰写传记时，不管是专书还是单篇，许寿裳总喜欢荡开去，引入一些个人交谊以及生活琐事。这样一来，文章不刻板，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清初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称，善于经营文章者，除了“三史八家”，深厚的学识，还必须添上“竹头木屑”以及“常谈委事”。否则，文章洁是洁了，但没有生气。对“传记文学”有过专门研究的许先生，肯定懂得这个诀窍。

    轮到我来谈论许先生及其著述，同样希望将笔墨荡开去。像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一样，我之关注许寿裳，最初确实是由于鲁迅以及章太炎的缘故。许著之由“资料库”变成“研究对象”，很大程度缘于两次有趣的游历。十年前，在东京大学访学时，我曾对照旧地图，从鲁迅及许寿裳等居住的“伍舍”，步行到章太炎讲学的民报社旧址。经历过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及“二战”末期美军的大轰炸，民报社遗址云云，自是荡然无存。穿行于车水马龙之间，遥想八九十年前的往事，只能说是一种“心灵的游历”。但冥冥之中，感觉上离章太炎、周氏兄弟、许寿裳等又走近了一步。

    前年秋冬，我有幸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讲学一学期。上任的第二天，系主任送了一册刚刚印制完成的《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1929——2001）》，其中的“沿革”部分称：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这所创办于1929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名“国立台湾大学”，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文学院下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得以正式成立：

    唯当时百废待兴，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邀聘教员，参与规画（划）。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中由许寿裳、乔大壮二先生相继担任系主任，二先生旋相继去世。三十七年八月，台静农先生出任系主任，其后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对本系之稳定与发展贡献甚巨。

    细读“年表”及“传记”，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1948年2月许寿裳被害，一个月后，原本任教于台师大的许世瑛被台大中国文学系聘为兼任副教授（13页），1952年8月改聘为兼任教授（17页），1972年7月方才离职（45页）。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位小许先生，可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详：五岁时鲁迅为其开蒙、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时鲁迅为其开列书目。又比如，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如毛子水、董作宾、洪炎秋、戴君仁、台静农等，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稣，难怪我到此讲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的办公室在文学院二楼，正对着为纪念傅斯年校长（又一位北大校友！）而建的“傅钟”，每回在走廊里漫步，想象着许寿裳、毛子水、台静农等我熟悉并景仰的先辈，也曾在这里徜徉、攀谈、嬉笑，有一种充实且幸福的感觉。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文化氛围”。记得周作人说过，“我们于生活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还有，追求生活在历史文化氛围中，这些“无用的装点”，确实像周作人所说的，“愈精练愈好”。

    真没想到，回北大一年后，我再次遭遇许寿裳先生。不过，这回是在书本上。拜读过许先生的诸多著述，最想推介的，还属《章炳麟》。那是因为，许先生所撰鲁迅各书，包括1947年10月上海峨眉出版社初刊、1953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1947年6月台湾文化协进会初刊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编的《我所认识的鲁迅》等，广为研究者阅读与征引；需要专家“导读”的，是相对落寞的《章炳麟》。

    说《章炳麟》“落寞”，也只是相对而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林辰编《许寿裳文录》，其中的《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一文，实即《章炳麟》第三章；1987年，重庆出版社推出重排的《章炳麟》。这两种书，各印了千余册，依据的都是“字迹模糊之处甚多”的土纸本（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2003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刊行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上下卷，其中《章炳麟》一书用的是1946年南京胜利出版公司的本子。上海版收罗颇广，除几部专门著作外，更旁及集外文、诗集、书信以及纪念文录（据《编辑说明》，此举得益于许先生家乡先后出版的《许寿裳纪念集》、《许寿裳诗集》、《许寿裳书信选集》等），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即便如此，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一册轻便且校勘精良的《章炳麟》，还是十分必要的。

    2004年2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新居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