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作为著述家的许寿裳

    陈平原

    一、文学家还是著述家

    作为教育家的许寿裳（1883——1948），已经日渐隐入历史深处；而作为章太炎弟子、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则仍然被广大读者所记忆。这自然是“立言”的结果————只要你稍微涉猎章太炎或鲁迅研究，就很难回避许先生所撰《章炳麟》（1945）、《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47）、《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等。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寿裳先生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或者称“许寿裳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专家、作家”，也无不可。

    不过，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学家”，大都是才情横溢、文采风流，与许先生的诚挚、笃实、平淡、自然，相去甚远。更何况，许先生不以驰骋想象见长，所撰多为“实录”性质的传记或回忆录。因此，称其为“著述家”，或许更稳妥些。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转化视角，在学术史上，而不是在文学史上讨论许先生的贡献。

    去年逝世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对许著《亡友鲁迅印象记》等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而文笔醇朴，亲切动人，其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而近年活跃于学界及文坛的孙郁，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读许氏的著作，深感其温和敦厚之气，内中有着质朴、纯正的风韵。许寿裳国学根底深，又通西学，故对鲁迅的感知，视界开阔，不拘于凡俗。虽然缺少哲人的目光，对鲁迅精神深广之处探颐有限，但对其人品、文风、境界的把握，独到深厚，非外人可及。”对于这些表彰许著的文字，我心有戚戚焉；只是谈到单靠这几本好书，能否“使许先生厕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家之林而毫不逊色”，我始终有些犹豫。

    说白了，我对于许寿裳先生的文学才华，其实是颇有怀疑的。与鲁迅、许寿裳交往甚多的孙伏园，曾用小说笔法，讲述许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逸事：

    在东京求学时代，鲁迅先生兄弟与许先生同居一处，许先生于学术研究之余，亦颇有志于创作。一夕，他对鲁迅先生说，今晚一定要创作了。鲁迅先生见他亲自到西洋料理店去买了点心来，而且亲自准备咖啡，鲁迅先生兄弟相约不要去扰乱他。等到夜深入静，鲁迅先生将要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去窥探他的创作已经有了多少。出人意料，鲁迅先生说，“西洋点心只吃了一块，咖啡已经冷了，季黼靠在桌上睡着了，而稿纸还是空白的。”

    既然是逸事，难保没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不过，如果了解当初许寿裳曾与周氏兄弟等相约，筹办《新生》杂志，这故事或许还有些影子。我甚至还怀疑，这故事的讲述者，很可能就是鲁迅，因其幽默中包含着善意，不伤人，但很能见性情。

    本不以文学见长的许寿裳先生，受尊师章太炎的教诲、挚友鲁迅的感染，再加上那代人普遍良好的古文修养，一旦著述，颇见神采。换句话说，许先生回忆鲁迅等书之所以可读、可传，“工夫在诗外”。因此，我主张暂时搁置其“文学技巧”或“修辞手法”的探讨，也无须汲汲于将其抬进本就相当拥挤的“文学殿堂”。

    二、从《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到《章炳麟》

    读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大概都会记得该书第七节“从章先生学”。此文以及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任鸿隽的《记章太炎先生》、刘文典的《回忆章太炎先生》等，都涉及令人神往的章太炎东京讲学。其中，许寿裳的“追忆”，是“始作俑者”。《亡友鲁迅印象记》明明迟至1947年方才出版，为何将其置于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前？那是因为，“从章先生学”一节的轮廓，其实早就见于十年前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熟悉鲁迅著述及史迹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鲁迅撰于1936年10月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与许寿裳撰于1936年8月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关系极为密切。一强调“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一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二者互相发明，配合默契。细读文本，你还会发现，鲁迅的引录《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二诗，摘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及专门提及章先生为八人小班讲授《说文解字》等，都是依据许寿裳文章提供的资料。

    叙述角度颇有差异，文章境界也显高低，但鲁文基于许文的提示，这点毫无疑义。撰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名文前半个月，鲁迅曾给许寿裳去信，其中有曰：

    得《青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末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

    章太炎的狱中诗，许寿裳编《浙江潮》时曾予以刊出，“原纸至今藏在行箧，弥可珍惜”；至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许文竟抄录了整整四页，原因是：

    此演说录，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如上。

    许寿裳的这些追忆，显然很让鲁迅动容，也因此勾起了不少陈年往事。对比鲁迅之抱怨浙江所刻《章氏丛书》，“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以及称“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其实是吃亏，上当的”，与许文的上述表达，可谓若合符节。

    至于鲁迅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的“欲以佛法救中国”，指的是许寿裳文章中的这么一段话：

    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之怯懦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先师《答梦庵书》中语，见《民报》第二十一号），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其不善者改良之，善者顶礼膜拜之，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心，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对于鲁迅的批评，许寿裳是口服心服的。日后所撰《章炳麟》一书，虽设专节谈论章太炎“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却不再发挥“佛法救国”的空想了。

    其实，这段“公案”，许寿裳本人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三节“看佛经”中，已经公开挑明。除了全文引录鲁迅去世前二十四天写的这封长信，许寿裳还对同是读佛经的太炎先生师徒，下了这么个断语：“先生和鲁迅师弟二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

    三、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

    从善如流的许寿裳先生，显然很看重鲁迅的这封回信，日后撰写《章炳麟》，不只不再妄谈佛法救国，更重要的是，一再强调章太炎的革命家身份，希望其不被“国学大师”所遮蔽。而在我看来，许的这一坚持，与其对鲁迅的尊崇与信任大有关系。

    1944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来信，邀请许寿裳为其主编的丛书《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撰写《章炳麟》一书。虽“山居无书参考，颇费踌躇”，许还是当仁不让，开始四处寻觅资料。好不容易借到1936年《制言》杂志的章太炎先生纪念专号，上面既有许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也有诸多师友的怀念文章，《章炳麟》的撰写，这才得以顺利展开。半年后，全书杀青，在寄稿的同时，许寿裳给潘公展去信（1945年3月31日），郑重声明：

    章先生为革命元勋，同时为国学大师，世人仅注意后一点，不足以明真相，拙稿双方并重，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成此字数。

    同年11月，应邀为《教育全书》撰一万五千言的“章炳麟传略”，交稿时，许寿裳同样奉上一“附带声明”：

    章先生为国学大师，著述精深独到，三百年来无第二人，贡献于学术上及教育上者甚大。又为革命元勋，惜世人多不明了。今拙稿于此双方兼顾，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故不超过所限字数。

    如此叮嘱再三，可见许先生对此兼及“学问”与“革命”的论述策略，是何等重视。

    主编《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将章太炎置于第三辑“学术先进”，很大程度是全书体例使然。潘公展为这套丛书所撰“编纂旨趣”，称：“我认为建国文化是建筑在两大基础上：第一是发扬固有的优良文化，从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学工艺，迎头赶上。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个基础上的许多基石之一。”至于选择“基石”的标准，不外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与此相适应，也就有了第一辑“民族伟人”、第二辑“历代贤豪”、第三辑“学术先进”的区分。

    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相当可观，要不当时已成名家，要不日后大有发展。1946年南京版《章炳麟》后面，附有该丛书的总目，值得选摘（括号里面是该传的作者）：第一辑“民族伟人”共九种，包括黄帝（钱穆）、孔子（黎东方）、秦始皇（顾颉刚）、汉武帝（缪凤林）、唐太宗（罗香林）、明太祖（吴晗）、孙总理（邹鲁）等；第二辑“历代贤豪”共十五种，包括勾践（卫聚贤）、诸葛亮（祝秀侠）、武则天（蓝文徵）、岳飞（邓广铭）、文天祥（王梦鸥）、郑成功（郑德坤）、洪秀全（罗尔纲）、林则徐（魏应祺）等；第三辑“学术先进”共十五种，包括老子（张默生）、墨子（罗根泽）、屈原（游国恩）、司马迁（汪辟疆）、韩愈（李长之）、玄奘（苏渊雷）、徐光启（方豪）、顾炎武（谭其骧）、曾国藩（萧一山）、梁启超（吴其昌）、章炳麟（许寿裳）等。细察丛书的整体框架，置章太炎于“学术先进”，定位其实相当准确。况且，对于许著的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主编并无异议。

    以弟子身份为尊师作传，好处是见闻真确，态度虔诚，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可也面临很难回避的陷阱，那就是“为尊者讳”，拼命拔高，言过其实。比如，称“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这样的说法，便很难让人信服。好在接下来的具体评说，还是很有见地的：

    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

    熟悉章太炎著述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品鉴，大都是借用或化用章氏本人的自述。这正是此书的最大特点：熟读《章氏丛书》，大量摘引原文。如此“以章说章”，对于学术评传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其实，这种写作，大有来头，追摹的是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及清代的谱牒学，称自撰年谱价值最高，其次便属“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也”。而“可以观一时代思想”的“学者之谱”，要想写好，并不容易。

    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

    以我的观察，许寿裳之为尊师作传，所凭借的学术资源，并非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式的“传记文学”，而是清人的“学案”以及梁启超所评述的“学者之谱”。

    《章炳麟》一书，最见功力的，无疑是“革命元勋的章先生”和“国学大师的章先生”两章。可第一章“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这大帽子的功能，一如梁启超所说的：“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至于第四章“先生晚年的志行”，涉及章太炎晚年的日常生活、学术兴趣以及政治立场，是全书的补充，也是必要的强调。全书的结构很特别，始终将政治史与学术史的思路扭结在一起，不即不离。落实到具体事件，便是不完全遵从时间顺序，随时“按下”与“提起”。比如，第二章讲述章太炎《民报》时期的工作，故意按下最为精彩的为鲁迅等讲学不表，留给了第三章，以便突出其“革命不忘讲学”（第十四节的题目，真的就叫“革命不忘讲学”）。而在第四章设“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专节，既符合全面抗战这一著述背景，同时再次凸显全书宗旨：章太炎不仅仅是“国学大师”。考虑到丛书第三辑的命名————“学术先进”，这样的提醒十分必要。

    四、传记文学与师友情谊

    在追忆许寿裳先生时，孙伏园说了这么一段话：“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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