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豪族

冠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门生。”这都是专就意义异同说明的。顾炎武、赵翼则能阐释“门生”的依附的意义。顾在《日知录》中说：

    《后汉书·贾逵传》“皆转逵所造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是弟子与门生为二。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郅寿传》“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窦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托”。《杨彪传》“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京兆界辜权财务七千余万”。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

    赵翼《陔余丛考》：

    汉时门生非弟子之称，《后汉书·杨厚传》“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曰上名录，则不必亲受业，但习其学即是也。《郑康成传》“康成没。门生相与撰其问答诸弟子之词，依《论语》为《郑志》”。以弟子问答之词，而门生撰述之，盖如《论语》所谓门人受业于弟子者也。《李固传》“固下狱，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其枉。及固死，陈尸于路。固弟子郭亮，负铁锧乞收固尸”。曰门生，曰弟子，又可见门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亲受业，但为其学者皆可称门生，于是依势趋利者，并不必以学问相师，而亦称门生。盖即后世拜门生之陋习也。

    徐干《中论·谴交篇》说得更清楚：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有策名于朝而称门生于富贵之家者，比屋有之。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然其与事也，至乎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

    到两晋南北朝，门生地位，已经下同僮仆，称所依附的人为“主人翁”，为他奔走服役。《日知录》同《陔余丛考》，都讲论很多。

    东汉的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都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只就杨氏的门生说，杨震做太尉，被谮罢免回本郡时，有许多门人还追随着。在震气愤饮鸩自杀之前，门人与诸子同听遗嘱。死后有门生二人“诣阙追讼震事，朝廷皆称其忠”（《后汉书》卷八四《杨震传》）。

    震大概有四子（《隶释·太尉杨震碑》，本传则说有五子）。牧、让、秉、奉。牧的儿子统，让的儿子著，官都不大。只秉子赐，赐子彪，都做太尉。后来曹操嫌忌这个大族，就杀了彪的儿子杨修。说是忌修之才，恐不尽然。杨秉一支做太尉的，自然都有门生。杨统虽是小官也有门生。杨震的碑就是统的门人所立。门生不止是一个人的门生，并且是一家人的门生。不但要替师的祖父立碑，还有时替师的儿子立碑。如《隶释·童子逢盛碑》，就是门生所立的。杨著官到高阳令，他的碑阴题名有“后公门生”同“沛君门生”。《隶释》说：

    沛君，沛相统也。后公，太尉秉也。杨震拜于前，故以秉为后。沛君者，著之从兄；后公者，著之季父。

    大概杨家这几代人，没有门生的很少。这正是杨氏所以为“东京名族”的一大理由。

    七、豪族与政治————选举请托

    经济上的依附，只要富了就有人来；政治上的依附，则非贵不可。所以富而未贵的豪族就运动选举，让自己贵起来；已经贵了的要让自己更贵并依附者也都贵起来，这样大肆运动，结果从东汉初就闹“选举不实”。

    选举不实，西汉武帝时已有，《前汉书》卷一七《功臣表》记元朔五年山阳侯张当居“坐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完为城旦”，但数量不多。到元帝时候，诏言始有“二千石选举不实”的话，见《前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

    东汉第二世皇帝明帝，刚一即位，就下诏说：

    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

    此诏所说实是光武帝时的情形，这正是东汉初豪族势力已经深入政治的证明。明帝虽有意纠正，实在未生效力，我们看章帝即位后一年的诏书就可明白：

    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欤。……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圳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后汉书》卷三《章帝纪》）

    和帝初即位时，窦氏专政。即位四年，诛窦宪等。所以第五年才下诏：

    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由这次诏书可以看出章帝也没有能够改良。而且有一桩弊病可注意的，是选举多取年少，希望他将来贵显可以报恩。这种情形也发生得很早。光武的表兄弟樊儵（即大地主樊宏之子）在明帝初即位时，就上言：

    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后汉书》卷六二《樊儵传》）

    这些选举不实的情形，经过几代，都不能改。到顺帝时候，有一位名臣左雄，提出“限年试才”法，才算遇到一度整顿。

    左雄时候，政治已经十分腐败了。左雄等一派士大夫实在看不过，所以要挺身而出，他上书给顺帝，痛陈时弊：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疚。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于此。（《后汉书》卷九一《左雄传》）

    皇帝很感动，但因为宦官擅权不能照他的话改革。后来他又提出改善选举制度，说：

    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同上）

    当时也有人反对，如胡广等上疏说：

    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陈平所出）。郑（子产相郑）阿（晏婴化东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甘罗十二为秦上卿）奇（子奇年十八主齐东阿）显用，年乖强仕。终（终军年十八说降南越）贾（贾谊十八为博士）扬声，亦在弱冠。（《后汉书》卷七四《胡广传》）

    虽然举出许多典故，顺帝早已听了左雄。胡广等因为顺帝先已下诏应许，又让他们参议，还引经据典，发了许多怨言，说皇帝不该这样不慎重。顺帝看了，想是更不高兴。后来胡广作济阴太守，竟因举吏不实免黜。

    顺帝下诏的第二年，就有人因为诏书末尾注有例外，想来偷巧。有广陵孝廉徐淑，不够四十岁。典选举的尚书郎很奇怪，就诘问他。徐淑说：“诏书上说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所以我来了。”尚书郎不能屈他。还是左雄，不愧为尚书令（尚书郎的首领），问他：“从前颜回闻一知十（见《论语》），孝廉你闻一知几呢？”徐淑没话说。于是左雄骂了一顿，叫他回去。从此威风大振，选举从严。以前是“茂才孝廉，岁以百数”，现在只汝南陈蕃、颍川李膺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后汉书·左雄传论》）。

    陈蕃等都是后来在党锢之祸中反对宦官的要人。左雄又征举海内名流为博士，奖励有志操的弟子，因此来京师就学的极众。左雄实在已经像一位党人领袖。他这“限年试才”的一炮足使宦竖胆寒。顺帝以前选举实在太荒谬，《后汉书》卷八六《种嵩传》有个故事可以为证：

    （种嵩）始为县门下史。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于大阳郭，遥见嵩，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

    六个孝廉之中，有一个不受请托，便算难得。当时豪族势力之大，可以想见。这种势力，决非左雄等一时的纠正所能阻止。

    豪族不但请托地方，而且请托中央。左雄以后，中央的势力，不在外戚，就在宦官。外戚宦官本身是大族，地方豪族与他们结纳。选举的情形更坏，东汉末的情形，如王符的话：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

    《抱朴子·审举篇》引当时人的口号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懦如鸡。

    如此选举，如此官吏，当时政治之腐败可想。小民固然受苦，一般比较循规蹈矩的豪族————大都是财力较差的————及希望通经致仕的士子，在政治上都得不到出路，他们就结合起来，先于小民而向腐败的政府抗争。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专政

    东汉末的政权在外戚同宦官手里。

    外戚与宦官，是两种豪族。他们的势力与中央政府关系特密。如外戚，普通原来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权而突然特别发展。如宦官，本来多不是豪族，得势之后，有许多人来依附，再发展，也就成为特别大的豪族。

    外戚与宦官，都是所谓“幸进”。尤其宦官的发展，是一步登天的突然发展。他们多数是不学无术，父兄们“攀龙附凤”不需要读书；子弟们生下来就娇纵，也不会读书。他们没有政治眼光，更没有政治经验。不明白逆取顺守的道理。只晓得要这突然的发展再更迅速的扩大开来。这样，他们除掉剥削小民以外，更要打击其他豪族，夺取他们的资财官爵。这对外戚宦官的发展非常方便，因为大鱼吃虾米总不及吃小鱼养料丰富。

    外戚宦官的急进，引起保守派豪族的不满。保守派豪族有许多在朝大臣，是一般士大夫的领袖。他们读过书，懂得孟子“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的道理。所以除掉因为急进派豪族不肯与他们共存共荣而自危之外，并反对急进派的“竭泽而渔”政策。他们晓得任急进派干下去汉朝的政权要动摇了，于是忠义之心油然而生。合并了为公为私两种动力，他们就起来抗斗。

    急进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并不很显明，也不是突然就显出的。他们所以能够各自团结，就因为宗亲宾客门生故吏等等关系，原已造成许多豪族。豪族因为共同利害而渐渐团结起来争斗，争斗越紧张，团结就越密切。

    有人认急进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为中央豪族与地方豪族的争斗。这有些道理，但不能包括。因为外戚宦官虽是中央豪族，也不能一口都吞下一切地方豪族。他们对地方豪族的一部分也有联络。他们联络与自己相类的豪族而吞并异己的，这是很自然的情形。

    外戚宦官的性质，是“富而甚无知”；其他士大夫，则是“不甚富而有知”。这两种性质的豪族渐渐的分化开来。但外戚并不全是“富而甚无知”，有时也与士大夫结合，所以不便称为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士大夫常以“清”自许。我们可以称“不甚富而有知”（即保守派）者为“清流”，而称“甚富而无知”者（即急进派）为“浊流”。清浊渐渐分的显明，政争就日趋激烈。

    浊流之所以有地位，是因为能把握住君主。君主之所以有力量则因为光武以后的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并非始于光武，我们可以说从西汉武帝即已实行，但光武更把制度确定了。光武集权的因果，仲长统说得很明白：

    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昌言·法诫》）

    集权中央实在是一把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精明的时候，可以利用它来压制豪族；在君主黯弱的时候，仍旧要被豪族取去，反来劫制君主。

    两面锋利的刀，在君主自己无力执掌的时候，自然要找极可靠的人来托付。在无知的君主想来，自然是亲戚最可靠。在东汉许多皇帝都不永年，又少子嗣。每每需要外藩入继，太后因为外藩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不肯相信，常是选立幼君，自己临朝听政，把大权交给自己娘家人才算放心。这样大权自然而然的就落到外戚手里。

    外戚平时多受赏赐，本已很富。此刻得到政权，更要大大的搜括一下，以便挥霍。如和帝时候的窦宪以外戚专权。窦氏，在西汉有文帝窦后，已经是外戚，后来历代都做二千石。因为是豪族，宣帝时，被迁徙到关中。光武中兴时候宪的曾祖父窦融，割据在河西甘肃一带。势力很大。后来投降光武，入京师的时候，“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被野”（《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皇帝更加恩遇，窦氏同时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祖孙三代，都作大官。“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同上）。

    窦融的儿子窦穆，因为要发展自己的地盘，假作诏书，后来又赂遗小吏而被诛，窦宪的父亲，即窦穆的儿子窦勋也因而被杀。但这不过是东汉初压制豪族的一番动作。实际上汉与窦氏仍是若即若离。窦宪的妹妹作了章帝的皇后，窦宪又得宠幸，竟仗势夺公主的园田，被章帝骂他是臭老鼠。稍微敛迹。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宪遂执掌大权，计无不从。宪带兵大破匈奴之后，封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宪有许多爪牙心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也延揽一般文人，如班固、傅毅之类，置之幕府。他的“奴客”都倚势欺人，强夺财货，妻略妇女。后来窦氏居然图谋篡弑。和帝只好与“谨敏有心几”的宦者郑众定谋，出其不意，发守卫京师的兵，闭城收捕窦氏党羽，又把窦宪等逼死。宗族宾客仗窦宪作官的一概罢免。郑众被封为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这是宦官参政的第一声。

    安帝时候，宦官势力更大，有时与外戚联络，有时与外戚斗争，总之是欺骗君主，夺取政权。

    安帝之后的顺帝，封梁商的女儿为后。桓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商的儿子梁冀做大将军辅政。梁氏又是豪族。西汉时候，梁氏因为资产在十万以上，曾被迁徙。梁商的曾祖父梁统，为酒泉太守，与窦宪的祖父窦融一同起兵。后归光武。梁统的儿子梁松，得尚光武的女儿舞阴长公主。因为“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下狱而死，作了豪族压制政策下的牺牲者。

    但梁冀作大将军时的权威，又有过于窦宪。宪只封二万户，冀则封三万户。冀妻孙寿也被封阳城君，岁入五千万。梁氏可算是浊流豪族的典型。虽已富倾天下，还要设计吞并其他豪族。他派出去的官吏，都使宾客登记所属各县富人，诬陷他们下狱，讨钱来赎。出钱少的就被杀或徙边。梁冀自己也会这些办法。当时有个家产一亿七千余万的富豪，叫士孙奋，非常吝啬。梁冀送他四匹马，向他借五千万。士孙奋也不识高低，只肯借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就告到郡县，说士孙奋的母亲原是他家的“守藏婢”，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现在找到了。郡县就收拷士孙奋，兄弟都死在狱中。收没士孙奋的家财，除了先前要借的五千万以外，另外一亿二千余万也都归了梁冀。

    梁冀在朝廷上势力也极大，目无君主。朝中十九都是他的党羽。桓帝被梁氏欺压得利害，实在不平，只得也袭用和帝的故智。在厕所里同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宦者合谋。也用中央卫兵，围住梁冀府，逼他夫妇自杀。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大小都弃市。其他连带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共数千人。故吏宾客被免黜的三百余人。朝廷因此显得空虚无官。冀的财产斥卖了，还得三十多万万。国库得此一笔大收入，遂减收天下租税之半。梁氏这一大豪族，又算断送在宦官手中。

    宦官虽然打倒外戚，自己也不是清流。单超等五人同日都得封侯，因此被称为“五侯”，比郑众的乡侯又高一级了。单超二万户，徐璜、具瑗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左悺、唐衡各万三千产，赐钱各千三百两万。单超不久即死。其余四侯，都很专横，天下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作唐两堕，此从注所谓“诸本”）。回天是力可以旋转乾坤，独坐是骄贵得无人敢比，卧虎想是威猛如虎，卧着都可怕，雨堕许是流毒天下、如雨之密的意思。他们没有后代，就“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同上，《单超传》）。

    《后汉书》卷一○八《宦者列传》序说他们势力：

    府署第馆，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韦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以自炫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

    他们虽没有血缘的子孙，却有许多依附，可算是变态的豪族。这些人更没有知识，所以浊得利害。清流与他们不能两立，就合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固然是“专树党类”，清流也有“门生故吏”的依附。清浊正面冲突，就造成两次的“党锢之祸”。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

    前面已经讲过，清流是“不甚富而有知”。他们的经济势力，不及浊流。但他们虽不能给予人很多的“利”，却能于利之外，同时给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正不少。

    东汉确是有所谓“清议”，清议的发出者正是清流，即小康的知识分子，如太学生之类。章炳麟说汉时地方上有“议民”：

    成哀之末，纲纪败于朝，吏理政于府。至于元始，户口最盛矣。其县邑犹有议舍。槀长蔡湛碑阴曰，贱民议民，与三老故吏处士义民异列。议民者，域外以为议员，良奥通达之士，以公民参知县政者也。贱民者，西方以为私人，厮役扈养，不及以政，不得选人，亦不得被选者也。（《检论·通法》）

    这话未必可靠，或是太炎要提倡议会政治，因此托古改制。议民二字，在别的汉碑，还没有见到。不过“义民”两字，很有几处见到。义民的解释，金石家说法不一。但我据《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记程包的话：

    板楯（一种蛮）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义人二字，《华阳国志》卷一，作义民）。

    然则义民，即是复除徭役的复民。议民的意思，或亦相类。假如是发出议论的人，那亦一定是有特殊地位的。可惜此碑阴只著录于《金石录》，全文未见，不能详考了。

    选举与乡里的议论既有关系，有些人就会矫情作伪来求名誉。其中有的成了功，如许武已举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还未成名，就分家，故意少分给两弟。人都称两弟能让，因此俱得选举。武又说明夺产苦心，把自己的产业全分给两弟，一无所留。人又大称赞他（《后汉书》卷一○六《许荆传》）。有人则成功而又失败，如赵宣葬亲，不闭墓道，自己就住在坟里，行服二十余年。乡邑都称他的孝，州郡屡次礼请。但后来陈蕃查出他在服中生了五子，把他痛骂，还治了罪（《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有人需要批评，就产生出批评家，如东汉末年汝南许劭为本郡功曹。功曹正是执掌选举的一科。他同从兄许靖，都有高名，喜欢评论乡里人物。每月发表一次，叫作“月旦评”。曹操还没有抖起来的时候，曾卑辞厚礼，求许劭批评。许劭看不起曹操，不肯答应。曹操找了个机会逼他，他不得已只好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虽然捧中带骂，曹操已经大喜而去。但许劭同许靖有些不睦，劭仗着自己是功曹，排挤许靖，不肯选他。许靖穷得仗着马磨给人磨粮食为生，他一定大说许劭的坏话。别的批评家因此看轻许劭。

    许劭也因为常爱说人坏话，得罪人多。所以后来被人看轻。另外一位批评家郭太，与他齐名称“许郭”的，则谨慎得多。郭太是太学生首领。当时太学生厌倦经书；多数喜欢游谈，又常臧否人物评论政治。郭太特别会奖拔人物，专说人好，不说人坏。他在太学里名气极大，当时清流领袖河南尹李膺，非常看重他。有一次郭太从洛阳回家，衣冠儒者送到河上的有车数千辆。郭太独与李膺同舟过河，大家看了羡慕，以为神仙。

    三公辟召，常征询到批评家。与许郭同时又有两位批评家，一个汉中晋文经，一个梁国黄子艾，二人倚恃才智，到洛阳来炫耀。假称养病，卧在家里，不见宾客。好些公卿大臣都派门生去问病，在门口坐候，还不得见。三公要选举某人时，命掾属去访问他们，随他们的批评来作决定。同时太学生符融师事李膺。李膺极赏识他，每次见面，就谢绝别的宾客，专听符融谈论。谈到好处，李膺每每捧手叹息。郭太之结识李膺也是符融的介绍。这时符融看晋、黄二人，派头虽大，并不像很高明的，就到太学里对李膺及众太学生说：“他们两人没有什么德行事业。不过弄些宾客徒从来摆架子，竟能骗得大臣的信用，这种人要不得！”话传开去，两人名誉一天天衰减，来访的人也少了。不过十几天，都惭愧逃走。这两人后来果然成为所谓“轻薄子”，都因罪废弃。黄子艾，名允，他的轻簿行为见于《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

    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世。

    符融的话被证实，符融的名气就更大起来了。

    太学原是一条仕进之路。从西汉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都得复免徭役。弟子由太常选择，或郡国荐举。每年课试一次，及格的补文学掌故缺，优等高第可以补郎中。后来弟子员额渐增，元帝时增到三千人。平帝时，增加元士（六百石）之子，可以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但不必计算到三千人内，是额外又有增加。此时每年课试，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东汉初诸帝，都奖励经术，承袭西汉的制度。安帝以后，渐渐忽略。博士不讲书，弟子也怠散。太学破坏，成为菜园，还常有牧儿樵童跑来。顺帝听了大臣的话，才重修太学。共造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增加课试甲乙科各十人。此后游学增盛，至有三万余学生，为西汉时的十倍。

    多数太学生之来，恐怕不是为读经而是为作官。当时经学确是太琐碎了，解说经上几个字，动辄用数万言，其中恐怕无甚兴趣。所以太学生多数不讲章句，只尚浮华，重谈论，务交际。他们也可算是一种议民，常常批评政治，讲论人物。公卿有的怕他们贬议，至于亲自到门来同他们结交。太学生乐得藉此交通权贵，于是或为朋友，或称门生。如郭太、贾彪等乃率领三万余太学生，与李膺等互相褒重。太学生把他们所称誉的人造出七字句来唱为口号，如称李膺“天下模楷李元礼”，第四字同第七字叶韵，这是当时的习惯。

    这样太学生与清流大臣就结成了党，后来因为同宦官斗争而被禁锢。不过党锢的事情，并不始于东汉，至迟在王莽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前汉书》卷六七《云敞传》：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师事同县吴章。章治尚书经为博士。……章为当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余人。莽以为恶人党，皆当禁锢，不得仕宦。门人尽更名他师。（师古曰：更以他人为师，讳不言是章弟子。）

    后来宦官们也许正是师王莽的故智罢。

    东汉开始有党，大概始于甘陵郡的南北部。甘陵周福，在桓帝为侯的时候给桓帝讲过书。桓帝即位，拔擢他为尚书。同时同郡河南尹房植在朝很有名。植的乡人为他们造出两句口号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周福有些不敬，从此周、房两家的宾客互相讥揣，各自连结朋徒，渐渐结了仇隙。于是甘陵有了南北部的对立。部就是党的意思，可知党的分子中，宾客朋徒非常重要。

    东汉结交宾客的风气非常盛。宾客还有战国传下来的任侠风气，对主人真肯卖命。门生故吏也都一样。结交宾客的情形，如徐干所说：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脱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中论·谴交》）

    门生故吏，受了恩，也就同主人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赵翼所说：

    是时（东汉）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为掾史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负斧锧上书，请收固尸。杜乔被戮，故掾杨匡守其尸不去，由是皆显名（固、乔二传）。第五种为卫相，善门下掾孙斌。种以劾宦官单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孙也。斌知种往必被害，乃追及种于途。格杀送吏。与种俱逃以脱其祸。（《廿二史劄记》）

    李、杜都因触犯梁冀被陷害，当时梁冀气焰熏天，并且严令禁止人看他们的尸首，郭亮等居然敢冒死前去。这种精神足可使身在清流的主人有所依恃。清流与浊流既难并立，清流又有部党的支撑，名誉的鼓励，自然要挺身而起与势倾朝野的浊流相抗，造成轰轰烈烈的政争。

    十、豪族内争————第一次党锢

    前面说过，桓帝因诛梁冀，而封宦官五人为侯。五侯之中，单超先死。剩下回天、独坐、卧虎、雨堕四侯，十分骄横。另外有中常侍侯览，非常佞猾，假托有诛梁冀之功，也得封侯。览与小黄门段硅都有田地产业近济北（国）界。他们的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是个清流，都把来收捕，杀了几十人，陈尸在大道上。览、珪大怒，诉于桓帝，把滕延罢免。侯览的哥哥参为益川刺史。人民有丰富的，他都诬以大逆，诛杀而收没财产，前后所得以亿计。太尉杨秉，即杨震之子，是清流领袖，参奏侯参，槛车运京。参在路上自杀。检查他的车三百多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因此侯览也被免职，但不久又得复官（《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

    同时，司隶校尉韩縯奏“左回天”。左悺同悺兄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害怕都自杀。縯又奏“具独坐”。具瑗的哥哥沛相具恭赃罪，微恭到廷尉定罪，具瑗贬为乡侯。其他宦官，也有很多贬爵的。浊流的势力，为之一挫（同上，《单超传》）。这时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太尉杨秉死了，陈蕃为太尉。

    在前几年，李膺做河南尹，早已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有了清流的结合。“共同心志，纠罚奸幸”（同上，《李膺传》）。这时有个浊流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罢官回家，臧罪狼籍，又因为郡舍厕所里有些奇巧的设备，也载了回去。李膺表奏要治他的罪。羊元群向宦官行赂，李膺反倒得罪。正巧冯绲因为杀了宦官的兄弟，刘祐因为没收宦官的田业，都被了罪。三人同时输作左校（作苦工）。幸而司隶校尉应奉上疏说“绲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祐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著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以备不虞”（同上，《李膺传》）。一捧一吓，桓帝方赦免了他们三个。

    第一次党锢是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那时李膺新做司隶校尉。李膺到官十日，就杀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朔原做野王令，贪残无道。野王正是司隶所属。朔听说李膺的利害，就逃回洛阳，藏在张让家里的合柱中。膺知道了，不肯放，率领吏卒破柱取朔，交付洛阳狱，审问后就杀了。张让诉给桓帝。帝召膺来责问。但膺答得有理，桓帝只好放他出去。此后诸黄门常侍都鞠躬屏气，虽休沐也不敢出宫。桓帝怪问他们，都叩头流泪说：“怕李校尉！”

    同时，汝南太守宗资委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范滂作事非常正直。滂的外甥李颂，为人很差，滂不用他。颂转托“唐雨堕”唐衡请宗资用他。宗资就用他为吏。但范滂是功曹，他给压下来不去召用。宗资知道了迁怒而捶打书佐朱零。零说：“范滂的办法是对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去。”宗资自己信托范滂已久，也没办法。当时人说“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郡守如此信托掾属，其关系之密，可想而知。实在当时冒犯浊流是出生入死的事，没有这样的优遇谁肯去呢（《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岑晊的公正也有表现。宛县有富贾张汎，是个工艺家，最会雕镂玩好之物，常送些给宦官，因此得到显位，用势纵横。岑晊劝成瑨捕他。不久遇赦，但岑晊竟诛死他。一并收杀汎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杀后方奏闻。这种遇赦先杀的办法，是清流所常用的。太原太守刘瓆就在赦后杀了贪横放纵的小黄门赵津。又名士张俭做山阳太守翟超的督邮，因为宦官侯览大起坟墓，张俭举奏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后汉书》卷一○八《侯览传》）。得不到回复，俭竟自破坏他的家宅，收没财物。“徐卧虎”徐璜的兄子宣为下邳令，抢了故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给射杀了，把尸首埋在衙门里。东海相黄浮正管着他，听到报告，就收宣的家属拷打。掾史劝他，他说：“徐宣是国贼，今天杀他，明天就因此而死，我也瞑目。”竟把宣杀了（《后汉书》卷一○八《单超传》）。

    这几案都发生在延熹八九年间。宦官们纷纷向桓帝告发。成瑨、刘瓆、翟超、黄浮同时得罪。有司承奉宦官的意思瑨、瓆定为“弃市”，超、浮则“髡钳输作左校”（《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太尉陈蕃等屡次上疏营救，无效。

    延熹九年秋天，成瑨、刘瓆都死在狱里，冬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下狱（《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告发人名叫牢脩。大概是延熹八年，李膺还做河南令的时候。有河南张成，善说风角。据他推占不久要大赦，就教他儿子去杀人。李膺派人收捕，果然遇赦。李膺大怒，竟把他们杀了。张成原仗着风角交通宦官，连桓帝也有时候请教他（这恐怕是他杀人遇赦的真正原因）。此时被杀，宦官正不高兴，李膺又升官作司隶校尉，杀了张让的弟弟。宦官们受不住，就叫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弛，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下诏郡国逮捕党人李膺等共二百余人，有逃走的，悬赏追寻。此案经过三公府，太尉陈蕃说：“要考案的都是海内人所称誉忧国忠公的臣子，此等人虽以后十代有罪，都该赦宥。现在罪名不彰，岂可就收掠他们呢？”他不肯连署。桓帝更怒，把李膺等都下了狱。陈蕃又谏，不听。桓帝说他辟召不得其人，把他免职（《后汉书》卷九六《陈蕃传》）。

    下狱的人，有汝南功曹范滂在内。入狱时，狱吏告诉他们入狱的都祭皋陶。滂不肯，说：“皋陶是直臣，要知道我无罪，必到天帝处为我洗刷。我若真有罪，祭也无用。”于是别人也都不祭。范滂为人非常义气，见同囚的多在害病，在狱吏拷打时，常请先受打。后来桓帝使宦官王甫审问他们为何结党。滂大概是因为官小，在后面，越次而对，说：“要使好人同好人在一起显得更好。联合起来一同把恶人除掉。”王甫问他们究竟为什么。滂说：“古人为善，自求多福。今人为善，身陷大戮。我死之后，请埋我在首阳山旁。我是清白的。上不负皇天，下不负夷齐。”王甫在宦官里要算好的，听了很是感动（《后汉书》卷九七《范滂传》）。

    清流之中有一派很谨慎的，看党祸不解，连累很多，只得出头。如颍川贾彪就到洛阳请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諝等上疏说情。窦武是外戚，比较有力。同时李膺等多攀引宦官子弟，说是同党。宦官们怕起来。也就请求桓帝，说天时宜赦。第二年，即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天下。党人都放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禁锢即是不许作官的意思。第一次党祸就这样结束。

    十一、豪族内争————第二次党锢

    第一次党锢不过是一个序幕，清流浊流的正面大冲突还在后面。

    就在永康元年，桓帝死了，没有子嗣。陈蕃、窦武等，定计迎立幼主灵帝，窦太后临朝。

    窦武是窦融的玄孙。窦氏这一族在窦宪被诛时虽曾受一大打击，余势仍旧存在。武的姊姊立为桓帝皇后。常受赏赐，窦武都把来散给太学生。太学生在党锢之前，最称誉李膺、陈蕃、王畅三人。后来最尊的天下名士，为三君，即窦武、刘淑、陈蕃。君是一世所宗的意思。三君的口号是：

    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袁山松《后汉书》，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六朝诗》卷五引）

    窦武这时封大将军，陈蕃为太傅。刘淑是宗室，桓帝时对策为天下第一，很得信用，名气极大，窦武、陈蕃等又起用李膺、王畅等，其他名士，有许多也都得着作官。

    太学生等所标榜的名士，三君之下，还有八俊，俊是人之英的意思。八俊的口号：

    天下模楷李元礼（长乐少府李膺）。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王畅）。天下良辅杜周甫（太仆杜密）。天下冰凌朱季陵（司隶校尉朱寓）。天下忠贞魏少英（尚书魏朗）。天下好交荀伯條（沛相荀昱）。天下稽古刘伯祖（大司农刘祐）。天下才英赵仲经（太常赵典）。（袁山松《后汉书》）

    其次有八顾，是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袁山松书没有范滂，有刘儒。每人也有一句赞，都是天下什么，与八俊相同。例如“天下和雍郭林宗”。顾是能以德行引人的意思。再次有八及，是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袁书没有翟超，有范滂。每人一句赞，是海内如何如何，例如“海内贵珍陈子麟”、“海内謇谔范孟博”。及是能导人追宗的意思。再次是八厨，即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袁书没有刘儒，有刘翊。每人一句海内什么，同八及一样。例如“海内珍奇胡毋季皮”。厨是能以财救人的意思。四八三十二加三君共三十五位。除去郭林宗一个“有道”，其余都是作官的。差不多越在前面的官越大。

    陈蕃、窦武等既为三十五位清流的领袖，得到太学生的拥护。又身居显位，自然该有所表现，努力铲除浊流。但这般清流，与浊流政见虽然不同，也是为争地位。现在已经大体得手，窦武尤其得意，兄弟父子，并封三侯，旬月之间，积财以亿计，办事就不免迟钝。陈蕃因同宦官结了深仇，屡次力劝窦武根本铲除宦官，告诉武“我以八十老年，还想替将军除害，你很可以下决心了”。武入宫奏知太后。太后也不主张全废掉宦官，所以事情久未发动。

    这时还是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决意要诛宦官，走漏了消息。宦官曹节、王甫等在夜里就先下手，逼着十二岁的灵帝升殿。劫了太后的玺绶，矫诏收捕窦武等。

    陈蕃闻变，率领属官诸生（是门生吧）八十余人，都拔刀突入承明门。同王甫等对骂一阵，蕃被围数十重，大打一阵，终于被捉下狱，即晚被害死。

    窦武没有接受伪诏书，骑马跑去召集一部分京师卫兵，有数千人。到天明，王甫也领一部分卫兵，约千余人与他相抗。王甫又利用方才回京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与他合兵，势力也很盛。就在宫前对垒。但窦武的卫兵向来怕宦官，这时王甫又告诉他们先降的有赏，就纷纷倒戈。窦武见势不好，要跑，被众兵围住，只好自杀。窦氏的宗族、宾客、姻属都定了罪。窦武及陈蕃的家属都被迁徙。门生故吏，都被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的开始，窦、陈两豪族先被牺牲。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接着有人奉承侯览的意思，告发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其中张俭是八俊的首领，次有八顾八及[1]。因为当时已经都知道太学生所称美的三十五人，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别相署号”。“图危社稷”同现在“危害民国”的意思相似，是当时宦官苦心想出来加给党人的罪名。灵帝问他们为何收捕党人的时候，他们也拿这四个字作答复的。

    灵帝下诏收捕张俭等，同时曹节授意有司奏捕前次已赦的党人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巴肃、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人下狱。诏书下来，有人劝李膺逃走，李膺不肯，竟拷死在狱中。膺的门生故吏都被禁锢。当时老师收门生都有名籍登记。侍御史景毅的儿子，师事李膺，但名籍上漏脱了。宦官是据名籍找人的，景毅因此未被罢免。但景毅因为佩服李膺，竟自己声明，免官而去。

    受命捕范滂的人到县，不肯下手，抱着诏书不公布，自己闭门哭泣。范滂听了说：“一定是为我。”就自己去投案。县令劝他逃走。他说不愿连累老母及县令，不肯。滂的母亲来同他诀别说：“你现与李膺、杜密齐名，死又何恨，既享令名，又想长寿，哪能够呢？”滂拜受教，回头同他的儿子说：“我要使你为恶，恶不可为。要使你为善，可我要没有作恶呀！”路人听了为之流涕。滂等百余人都死在狱中。

    张俭与李、范不同，亡命逃走。许多人都重他声名，破家相容。辗转北逃，走出塞外。宦官追捕。凡他所经历的人家，被诛杀的有数十，宗亲都灭绝。郡县为之残破。夏馥（八顾之一）不赞成他这样逃法，说是“一人逃死，祸及万家”，就是逃活了又有何意思？自己剪须改装，逃入山去。

    党祸的牵连，虽很利害，废禁的达到六七百人。但仍有谨慎的清流未曾被祸。如郭林宗听到党人死亡，只在暗地悲叹，并不发表言论，他平日就不肯得罪人，所以无人诬陷，虽然名列八顾，竟自漏网。也许因为他没有作官，用不到禁锢罢。

    现在清流的余党只有太学生了。太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已有很久的历史，至迟在西汉末已经有一次。

    鲍宣……哀帝时为司隶，坐拒使者下廷尉，博士弟子济南王咸等举幡太学下，“欲救鲍宣司隶者会此”。诸生会者千余人。（《前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鲍宣为官清正，据《列异传》，宣及子永、孙昱，三世都做司隶，只乘一匹骢马。京师人为他作歌说：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

    假如当时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分别，他一定是清流。

    东汉第一次太学生运动是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十三年。当时清流有冀州刺史朱穆，因为奏劾贪污，被宦官诬害，论输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辩理，并称愿替他作苦工。结果圆满，桓帝放了朱穆（《后汉书》卷七三《朱穆传》）。

    第二次是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即第一次党锢前六年[2]。平羌名将皇甫规入朝。规在边时曾奏免交通宦官的贪污官吏。入朝后宦官徐璜、左悺向他求财货，他不肯给。宦官也诬他以罪，输作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书为他申冤。恰巧遇赦。又算成了功。第一次党锢时因被害的都是天下名士，皇甫规耻于自己未得参与。上书称自己是党人，就以太学生曾营救他为证。但皇帝正需要他对付羌人，竟自放过不理（《后汉书》卷九五《皇甫规传》）。

    但这两度禁锢中太学生遭难的似乎不多，大概是太学生领袖郭太（林宗）、贾彪（伟节）为人都很谨慎，所以太学生没有大举起来做运动。也许是他们所追宗、所敬佩的人都遇了害，自己不敢出头。也许与陈蕃同入承明门死难的八十余人里有太学生，不过数目不算多。

    太学生虽然没有举动，心里总是不平。这情形宦官也知道。窦太后从陈、窦遇难，就被软禁。到此是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太后忧病而死。不久，有人在朱雀阙上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书》卷一○八《曹节传》）。诏书搜捕，结果太学生被系的千余人，这是太学生受了一次大牺牲，作了党祸的结尾。

    此后替党人说话的，都不得好结果。宦官等一派浊流，十分得意。宗亲宾客，布满州郡，宰杀天下。人究竟不是鱼，不能听人杀尽，黄巾的暴动于是起来。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有一位明白点的宦官吕强，劝灵帝开禁，以免党人与黄巾合伙。灵帝就下诏大赦党人。诛徙之家，都归故郡。这时黄巾已起事一年了。

    总看这前后二十余年的党争。情形虽很复杂，只是清流浊流两个豪族集团争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战。两方面都有宗亲宾客故吏门生。死难的人诚然可称忠义。但这忠义对君国的成分少，而对长官对老师的成分多。道德的涵义也随时代改变了。他们能够争斗，正表示他们能够团结，也正表示豪族的势力已很雄厚。豪族的团结，在东汉末到东晋初几番变乱中，更表现出力量。他们一面自保，一面乘机发展。如在汉末之乱：

    初平之元，董卓弑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与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都于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曹丕《典论·自序》）

    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州县，拥兵自守。太祖忧之，以（满）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座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三国志·魏志》卷二六《满宠传》）

    许褚，谯国人也。……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魏志》卷一八《许褚传》）

    西晋末，永嘉之乱，胡人横行中原，这时豪族结有庄坞，屯聚流民：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晋书》卷一○○《苏峻传》）

    永嘉之乱，（郭）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船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甚众。（《晋书》卷六三《郭默传》）

    曹魏时候，政府允许公卿有免疫的“客户”：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晋书》卷九三《王恂传》）

    西晋就详细规定了荫客的制度，到东晋数目更有增加。豪族的特权得到法律的承认，两晋南北朝的阀阅统治于是开始。

    （原载《清华学报》，11卷4期，1936年10月）

    【注释】

    [1]原文如此。————编者注

    [2]原文时间如此。————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