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上的女主

    在太平天国时期，驻节中国的一位英国官方译员汤姆士·泰勒·迈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曾对中国妇女地位作了如下的评论：

    中国妇女仍较盎格鲁-萨克逊人更为男子的奴隶，但由于儒家孝顺父母的原则，缓和了这种奴隶性质。政府即使明知真正的理由在逃避一些公务上的困难，也不敢拒绝身为独子的官员，以照顾年迈寡居的母亲为由告假；另一方面，一个政府官员（就像我们所可能做的），却不敢因照顾病痛中的妻子，或拜访由于公务而长久分离的亲友而告假。外国官员对配偶的关心，多少影响公务和责任的情形，令中国官员们觉得比什么都更惊奇和有趣。中国人极少将极熟识的朋友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这并不是一种恭维的举动；而介绍给母亲却很常见。被介绍的人要向这位妇人叩头，也就是说跪在她的面前，并重复地以前额碰地。做儿子的并不阻止，只是以下跪和叩头向他的朋友答礼。就这样，在中国常可见到两个居高位，有着灰白胡子的男人，为尊敬一个和自己同一阶层的女子而叩头。一个做母亲的在县官面前控告自己儿子时，不必细究其子何以冒犯长上，就会受到黑奴在美国鞭笞室中相似的责罚。读者或会得到这样的结论：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和法律上的母权，会普遍地提高妇女的地位；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她们在自身婚姻上，都只是被动的工具而已。

    这段或可称为母权的有趣发现，见于迈多士于1856年刊行的《中国人及其叛变》（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一书（六三四——六三五页）。只要这本书稍迟五六年出版，作者也许会将母权和太后摄政，或中国的女主制度相提并论。

    整个中国从公元前221——1912年的历史，主要是一个男权和父系的社会，这已是普通知识。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时期由女主统治。不论是汉人或外族所建立的朝代，都曾有太后摄政，尤其是汉、北魏（鲜卑）、辽（契丹）、宋、元（蒙古）、清（满）的太后最有权势。唐朝唯一的女皇帝武曌，甚至建立了她自己的朝代（摄政期间：690——705年，逝于705年，享年八十）。总之，这些女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相当的影响力。

    女主虽很重要，但对她们的研究却很缺乏，并且常非批评性的。西文作品中，只有少数译自中国正史的传记：如前汉吕后（摄政期间：前188——前180年，逝于前180年）[1]，后汉邓后（摄政期间：105——121年，逝于121年，终年四十一岁）[2]，北魏冯后（摄政期间：465——471年、476——490年，逝于490年，终年四十九岁）[3]的传记，及对武曌[4]和慈禧太后（摄政期间：1861——1872年，1874——1889年，1898——1908年，逝于1908年，享年七十四岁）的研究[5]。魏复古（K.A.Wittfogel）和冯家异曾对辽朝皇后所享崇高地位仔细讨论过[6]，但对其他朝代就没有类似的研究。并且，由于其他朝代没有像辽耶律氏和萧氏的互婚，辽的例子并不是典型的。萧氏皇后们作为契丹统治者及统帅之重要性，在今天中国评剧中仍可看到。

    传统中国学者对太后摄政虽已有若干研究[7]，但常是简略的，并且带着浓重的传统伦理批判色彩。幸好有个近代的研究是相当简明、客观的，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起点，就是赵凤喈所著《中国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中“皇太后摄政”部分（一一一——一一四页）。此系赵教授获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大所设奖助金资助下所作的研究论文，并于1928年出版。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但大体说，这本书，尤其是这一部分，仍是极有用的。在此我引用一段赵文及其注释，并增添有关之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希望对其他学者有所启发，而对这些女主的临朝和个性从事更彻底而批评性的研究。

    赵凤喈文[8]

    中国虽无成文之沙烈律（Salic Law）；而女子不得为皇帝，（注一）乃历史共同默守之禁例。考之史乘，自夏禹传位子启，以后历代君主，莫不传位于子，而无一传位于其女者，可以知矣。即皇太后摄政一事，吾国经典上，既有警诫之文，（注二）历代亦无成文法可稽；且有禁止皇太后干政者，如明代即其显例。（注三）惟此种事例，起自西汉之吕后，迄于前清末季慈禧太后止，有二千余年之历史，决不可以偶然之事实目之；盖自汉代以后，凡有皇太后摄政之事发生，类多援引先代故事，以为成规。（注四）是太后摄政之事，在汉代创制，在后代为至少有习惯法之效力。降至清代，竟将太后“垂帘听政”[9]一项，列入《大清会典》（卷二九一）之中，视为一代之大典，其成为一代之政治制度，似毋庸疑。

    太后摄政虽为一代之制度，然非谓凡属太后，皆可摄政，盖必具备相当之条件而后可。所谓相当之条件者，亦无成文法为之明白规定；稽诸史策所载，约有下列三者：

    （1）皇帝年幼　如东汉窦太后临朝，和帝年十岁（《后汉书·和帝本纪》）；邓太后临朝，殇帝方诞育百余日（《后汉书·殇帝本纪》）；梁太后临朝，冲帝年仅二岁（《后汉书·冲帝本纪》）；皆此例也。唯西汉吕后临朝，惠帝年已十七（《汉书·惠帝本纪》），实由吕后贪权之过。

    （2）帝疾不能视事　如宋英宗感疾，请曹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曹皇后传》）；又神宗寝疾，宰相王硅奏请皇太后权同听政（《宋史·哲宗本纪》）；皆此例也。

    （3）先帝卒崩，或有遗诏　如汉安帝崩，阎皇太后先临朝，后策立少帝（《后汉书·安帝本纪》），即前例也。唐高宗崩，遗诏军国大事，听天后处分（《唐书·武后本纪》）；又宋真宗崩，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权同太后处分（《宋史·仁宗本纪》），即后例也。

    赵凤喈文注释

    （注一）在中国，女子为皇帝者有二：其一上古时，有女娲氏，相传系伏羲氏之妹（远藤隆吉著《支那思想发达史》一编五节）；究之年代远古，事不足征。其二中古时，唐代有武则天皇后，改国号曰周，自称神圣皇帝，在位十有五年（《旧唐书·武则天本纪》）；但当代及后世均认为篡位。

    （注二）《书经·牧誓篇》：“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

    （注三）禁止皇太后干政之事，不自明代始。魏黄初三年，诏：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与政[10]（《魏志·文帝本纪》）。唯至少帝时，明元皇太后，仍复专政（《魏志·少帝本纪》）。只明代自洪武元年，太祖有谕：“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终明之世，宫壶肃清，无太后干政之事（《明史·后妃传》）。

    （注四）《晋书·明穆庾皇后传》：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辞让数四，不得已，而临朝摄万机（汉和熹皇后即邓太后，于殇帝元兴元年临朝）。《宋史·礼志》：徽宗即位，皇太后权同听政；三省枢密院聚议故事。……曾布曰：今上长君，岂可垂帘听政，请如嘉祐故事施行。……蔡卞曰：天圣元丰与今日皆遗制处分，与嘉祐末英宗请听政不同。曾布曰：今日之事，虽载于遗制，实出自德音。

    讨　论

    这段文章给我们三点极为明显的结论，亦即在中国史上，太后摄政（1）是一个已建立的制度，虽然（2）偶尔被禁止并受到批评，但（3）却常作为紧急措施及权宜之计。这三点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但在讨论之前，我希望对太后作为摄政者的政治地位加以说明。

    摄政太后作为国家的领袖

    学政治的学者也许会问：摄政的太后是国家的领袖，抑仅系政府的首长？此二者在中国史上是否有所区别？我的尝试性答复是：二者间的区别是极为模糊的，但显然有好几位太后希望被承认为君主或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虽然她们的愿望有时不能实现。这种情势的微妙之处，可由官方对摄政不同的措辞来说明。

    《史记·吕后本纪》中，最早有“临朝称制”之语，亦见于《前汉书》的“吕后本纪”，德效骞教授译为“于朝廷出现，并颁诏令”，于此德效骞附注：“此后，每当太后取得皇帝的权力时，就以此词称述其行动，乃成一惯用语……皇后可以下诏，但称制却是皇帝的特权。”（第一册，一九二页）当吕后于前183年立少帝时，她不准皇帝宣告第二年是其统治的元年，以此强调称制的是吕后，而非皇帝。她在前汉的统治似乎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她被称为女主，并且统治时代在《史记》中可见于“本纪”；只有后汉初年，光武帝下令将其神位自高庙移去，以示不承认其政权。

    3世纪以后，试图阻止太后摄政的力量逐渐加强。这股力量最少包括六朝的皇帝、宗室及许多贵族家庭，和唐、宋与以后的士大夫。宋代的士大夫，于宣告太后摄政时用“同”字，以强调即使皇帝年幼或病弱，仍是国家领袖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和英国习惯法一个有趣的观点比较：

    依法判断，身为国王，是无所谓年幼的；因为皇室有天赋的能力于一人，皇室有其身份，这是更要紧、更有价值的，所以无年幼问题。[11]

    另一个有关的有趣名词是“训政”，当1886年，光绪帝达到亲政年龄时，慈禧就用这个措辞来辩护她的继续摄政[12]。这措辞以后依照孙中山先生遗教，用于中华民国逐步实现宪政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中的一个。

    太后摄政的制度化

    太后摄政之制度化始于东汉。2世纪时，学者蔡邕的《独断》中，有对太后摄政仪式的记载：“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奉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13]文中并无垂帘之语，这似乎是到武后时才有的改革[14]。

    到了宋朝，也曾有好几位太后摄政，规矩变得更精密，并且从两种先例间，可以找出微妙的区别。其一是刘太后（摄政期间：1022——1033年，逝于1033年，享年六十四岁），她偕同年幼的皇帝仁宗到承明殿（一个主要的宫殿），并在帘后主持决策。高太后（摄政期间：1085——1093年，逝于1093年，享年六十二岁）仿效她，每隔五年之单日和哲宗来到迎阳门：同坐于帘后。另一先例是曹太后（摄政期间：1063——1064年，逝于1079年，享年六十二岁）所建立的，她只在一个小殿中垂帘听政，不立生辰节名，也不以己名遣使契丹；然而刘太后和高大后却僭取这些皇帝特权。1100年，朝中曾讨论向太后（摄政期间：1100——1101年，逝于1101年）听政应援何种先例，结果决定以曹太后之例为佳[15]。

    刘太后无疑是北宋最野心勃勃的太后。1032年，她行亲耕籍田礼，并谒太庙，行此二礼都是皇帝的特权。1032年于其遗诏中，她希望杨淑妃以太后名义继续摄政，然而当其遗诏向全国宣告时，这部分却被省略了[16]。

    清朝对太后摄政的规定最为详尽。自然，这些规定只见于光绪朝编的《大清会典》，而不见于清代较早的辑本中；因为清初依循明制，是禁止太后摄政的。按照这些规定，太后面前需垂帘，而皇帝则不必；某些主要的祭祀遣王公代，某些典礼，包括亲耕籍田礼，则暂停举行[17]。

    太后摄政的批评和禁止

    对女子摄政的批评，早在后汉时就有了。107年，大臣杜根和其同僚批评邓太后之摄政，并请将政权归还皇帝。此举激怒了太后，她下令将这班人置于缣囊，于殿中扑杀。杜根被弃于城外后苏醒过来，幸免于难，他佯装已死，过了三天，逃到一偏僻处所，隐姓埋名，在酒馆中当侍者。过了十五年，于121年，太后去世，邓氏家族失去影响力，皇帝因其忠诚而欲表扬杜家时，他才出面[18]。直到晚清，对士大夫而言，杜根仍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这在1898年维新运动死难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于行刑前所做的一首四行诗可以看出来[19]。

    范晔于《后汉书·邓后纪》中，虽然称赞其统治的能力和成就，但却批评她之称制终身，在“皇后纪”序文中，范哗也强烈反对这样的摄政，尤其是太后们企图以自己的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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