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商贾——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

    余英时教授要我为他这本新书作序，谊不容辞。我读了原稿，写信说“虽是大题，而有综合，有推论，有新证，可谓得意之笔”。换句话说，义理、考据、词章，都有出色之处。我们相知三十年，绝非“戏台里喝彩”。

    近二三十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已有不少收获，研究仍在逐步深入中。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曾引起不少讨论，现在尘埃已大致落定，急待新的构思指引。英时此书，贡献正得其时。

    写序的人，自己也该有点贡献。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我的漫谈主要集中在下篇的范围之内。上篇论新禅宗、新道教，我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条，“作”指何事，意义有无改变，实行至何程度，都值得探究。看元明留下的“百丈清规”，“作”可以是作务、工作、劳作，但也许不必限于体力。中篇论儒家“做事”和清教徒“工作”，都有社会分工的涵义，不专指体力劳动。禅宗的“作”可能也是一样。直岁之下有团头、磨头、庄主等职务轮担，此外如唱衣、焰口、施食等法，可得衬钱，大约也可算为“作”。第二点是英时根据陈援庵先生的研究，介绍了新道教的入世苦行，其中引了“无头陀缚律之苦”一句话，这使我想起金元时代有“糠禅”即头陀宗，很值得重视。我多年来留心搜集有关这一宗的记载，最近读到缪荃孙从《永乐大典》辑出的《顺天府志》（北大重印），其中有若干糠禅资料，准备将来写一短文。但是还希望能看到耶律楚材的老师万松老人行秀的《糠禅赋》。耶律楚材反对糠、邱，邱即长春真人。耶律斥邱，陈援庵先生论之已备，但糠禅则连他好像也未知其详。《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说：“毗卢、糠禅、混元等教，亦盛于金元，今皆无考。”我猜想糠禅与佛道二教关系都不简单。希望方家指教。

    本书下篇论中国商人精神，主要论16至18世纪商人的自觉与自负，论证新颖，发人所未发。也有不少地方，引及《史记·货殖列传》。我想从这里试为发挥。大体言之，英时的讨论，只回到宋代。我的漫谈感想多在上古，有些题目贯穿帝制时代，但只能点到为止。假定有人要写商人通史，也许可供参考。英时此书以思想史为中心，我的漫谈则回旋于社会经济史和思想史之间。如果允许我引艺术史上的佳话来作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比喻，这也许可以算是石涛画兰竹，而王原祁或王石谷补坡石吧。

    “原商”与“说儒”

    上古日中为市，交易而退。那时恐怕还没有专业的商人，有人推断商人或已存在于部族之间。看《春秋左传》的记载，如出名的郑商弦高退秦师，即自称为郑国代表。谈商人之起源，特别是商贾与殷商之商有无关系，有多少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日本前辈学人小岛祐（西京法学部教授，1881——1966年）有《原商》一文颇有名。刊在《东亚经济研究》廿周年纪念号（二○卷第三号，1936年，一三三——一四四页），后收入《古代中国研究》（1968年）。引用典籍“贸迁有物化居”与“肇牵车牛，远服贾”证殷人本有经商传统（联陞按：化居，化即货，居谓居积，注者已多。远服贾，闻一多先生连下文读，以贾用为一词，与《诗·氓》“贾用不雠”[1]之贾用同，解为价佣不售不酬，其说可喜）。遗民在周代续有发展，周初分与鲁、卫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看族名就可推定有技工专业者（联陞按：或如日本古代技工专业之“部”，小岛先生必已想到），遗民在商业上以经济之长，亦演了重要角色。《诗经》之氓，即亡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是其例（联陞按：王毓铨以布为货布）。蚩蚩似指愚蠢（恐不确）。周代有些故事，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都讥笑宋人，而宋国定为殷后，似乎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拿来取笑，“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出卖古国异地的文物，真是可悲而又亏本的生意（小岛文末以比犹太人艰苦奋斗）。

    小岛此文最重要的是《左传》昭十六年子产替郑商说话的一段：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盟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此段确实重要。郑先公与商人共同开发，保障公平交易与商市存货的自由，见于盟誓。这在古代是不能再重的契约，因相信违约者必遭神谴。这一段极见商人之重要，也推原商人之自出。

    关于殷遗民，胡适先生的《说儒》与傅斯年先生的《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卷三期发表，时在1934年6月。据傅先生日记，此文大约写于1930年冬或1931年春，请胡先生看过。胡文证儒者多出于殷遗民，以治丧相礼为业。孔子家世由宋迁鲁，本是殷人。殷士转为儒，由老子之柔懦转为儒家之刚毅。

    傅文解《论语》“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是殷民先进。分析齐、鲁、宋、卫，都是殷遗民之国。引《左传》定四年，成王周公分鲁以殷民六族，卫以殷民七族。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解为“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旧来礼俗”，自是史家通说。胡、傅两先生的论题，各占地位。与小岛《原商》文，时间相去不远，都是讨论殷遗民，似非互相影响，重要者没有人说商贾都是殷人。

    英时细心提醒我《说儒》文中提起徐中舒先有商贾出于商人之假说，大意见于《国学论丛》二卷七号，又为我查出题目年月等（《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商民族》，1927年6月，一○九——一一二页）。徐引《左》昭十六年此段最早。近有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发挥徐说，除引《左传》、《尚书》外，还以殷墓发掘的自然贝、铜贝为贝货，又《周礼》郑玄注“贾人知官物贾者”、“贾人知物美恶也”为证，又有推阐。（未提胡文，未供徐目）

    《货殖列传》的三大贤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有Nancy Lee Swann孙念礼，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汉书食货志译注》，附，1950）以陶朱（范蠡）、子贡（端木赐）、白圭三人起首，可称为三大贤，值得讨论。

    货殖二字，见《论语》，孔子谈到子贡，先以颜回之安贫守道为比，然后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朱子说命是天命。钱宾四先生《论语新解》，分诸家之说为二：一是禄命，其中有贫富贵贱之天命，禄与爵可以相连，则《左传》昭七年所谓“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之命。《诗·小星》“实命不同”之命或亦同此（小星不必是侍妾）。另一解指出古代工商食官，子贡不代表官府而私自营业，是谓不受命。此说出于俞樾，刘宝楠《正义》引之。宾四先生赞同，我也附议。实则两说皆可通。官商下节再讨论。

    子贡在仲尼弟子列传有长传。说“少孔子三十一岁（比颜渊还小一岁），利口巧辞”，孔子似颇喜爱这位小朋友，说他是瑚琏之器。以后一大段，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结果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功绩不小！子贡方才：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

    子贡好废举（卖出或囤积）与时转货资，看记载他可能是贾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为鲁相。朱注引程子的话，说子贡受教于孔子之后，就不再货殖了。或即如此推定。也可见程朱对子贡是贤人而货殖，心有未安，只好解说是前科。结驷连骑骋享诸侯在何时，就不必问了。

    范蠡助越灭吴之后，变名易姓，之陶为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亲友，传业与子孙，遂至万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联陞按，至今商店门联仍多写“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口气大而有当，不知何时何人所作。

    钱宾四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对范蠡与白圭都有专论。先生对计然非人名而是范蠡著书，有长辨。对马总《意林》所谓《范子》十二卷，以十证明其为伪托，立场坚定。但我以为辑佚之书，重要看所辑内容，有无价值，包括思想史之价值。如危微精一之说，虽出于晚出《尚书》，岂可不论。

    宾四先生说：“盖《史记》所谓‘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者，计然乃范蠡为越谋富强报吴复仇之书，故人之兵权谋。范蠡功成，又欲移其致富之术，试之私家，故《史记》摘其语于《货殖传》，后之造伪书者不辨，专以天时阴阳农事殖产为说，故入农家。”按计然七策，《汉书》作十策，七、十字近，此处以十为是[2]。蔡谟说范蠡用其半，五正是十之半。更重要者，十策可入兵权谋，其中若干应亦可用于商战、财经，如《管子》“轻重”所论。盖货币起源甚早，墨子已说“岁变粜则岁变刀（即刀币）”，子贡之废著，正以物价有升降，如今人买卖股票，必有涨落，只看是否“亿则屡中”。农产依赖天时，岁穰饥水旱，今人尚不能完全控制，古人已说“物之理也”。政策由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之发现，定为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国之利也”，“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都是可宝贵的经济思想。至于“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亦如今日买股票，有人专选买新起之小公司。如大发展，即如珠玉。此等话可能引起“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等可以多方使用的计策。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里有智慧、有精神、见解高、用途广，令人难及！无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宾四先生《考辨》之中，有“白圭考”，反对梁玉绳而主张白圭有两人之说。但前人对白圭行事，传说甚多，不易董理，信疑一时不易决定。如范蠡是否陶朱，宾四先生致疑，我则主张暂时保存，留为佳话（好故事，宋代“说话人”之“话”）。如“陶为天下之中”宾四先生以地理证其言不在范蠡时，似尚可疑。陶之地望，《货殖列传》：“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徐广云：“今之定陶。”范蠡时，此地发展如何，难以悬断。如是大都市，又在天下之中，可能发掘出有匋字之货币，或兼有刀币、布币、最好，至少这是一条取证的线索。

    如宾四先生所考，白圭似曾在魏为相，而且在孟子游梁（魏都）之前，他自称“丹（梁玉绳说：‘丹名，圭字。’宾四先生亦谓丹殆即白圭名）之行水也愈于禹”。《韩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无水难。”丹大言治水，似非空话。《史记》“六国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也。“梁玉绳以为名会乃于浍之讹，浍为魏地。其说可喜。但如改会为浍而解为畎浍，或由行水而得之地，“名”解为名有，即名田之名，似亦可通。

    白圭主张二十而取一（即百分之五）的税制，孟子骂他是貊道，即野蛮人的办法。太轻了。又提到大貊小貊，与大桀小桀，桀是暴君，取民太重。孟子赞成什一。税制是很复杂的问题，论赋役，没有兵役、力役，税有粟、米、布、帛等物资之征，有的以货币计，有的折算（役也可以折），还有附加税等。唐代租庸调制，计算已精，后来改为两税，才有杜佑《通典》那一篇细账，还是难算几分取几。若汉之算缗钱，及后来货物税等商税，计算分数则较为容易，也有不少资料。

    古人计算多用分数，“贪贾三之，良贾五之”。我想以“三之”是一年利润为本钱三分之一，“五之”则为五分之一。即是什二，最为通顺。作为周转次数之说，日本有宫崎市定先生，中国有石声汉先生（《齐民要术今释》第三分册，四四一页）。我想他们两位互不相知。不过要假定每次轮转所投之资为同一数量，不计复利，“五之”才能得到“岁息万二千”之利息或利润，稍嫌费解。刘奉世的解释最通，但他认为子贷取息，稍嫌固执。利息利润之率本可通论，西文所谓rates of returns是也。二十而取之，显然是轻税，鲁哀公对孔子说“二吾犹不足”是已有什二之税，相差甚多。法令计算度量衡，二十分之一往往是一大关，值得注意。如睡虎地秦简“效律”“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石是一二○斤一九二○两，即误差二十分之一以上。“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误差二十分之一；“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更说明是二十分之一了。

    《货殖列传》提到的论述，除计然有书之外，似多以口语相传，如引用的“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本土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注意奸与巧有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用贫求富等语，《齐民要术》“货殖第六十二”引作谚语。史公记“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俛有拾，仰有取”此家约简明，亦为《齐民要术》所引。又宣曲（在关内）任氏在秦败时，不争取金玉而独窖仓粟，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价），任氏独取贵善。（妙在不争）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此条公约，重自律，重公事，即事业之公事，甚可注意。当时已有影响。不争而能得时，不战而胜，自是高妙，白圭“趣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争取时机。时会有一纵即逝者，仍在人之把握。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此题包括：1.什么是商人的角色。2.商人除自己的角色之外，还演了些什么角色。3.什么人演商人的角色。问题复杂，只能略作分析，举几个实例，请读者自作评断或引伸。

    大致言之，商人除了自己营业，还可以为皇帝、贵族、官僚营业，或代办，或专任，办事即是服务。其中有官似难分之处。从皇帝下至臣僚，都可作为公，作为官。皇帝称为“官家”。理论上皇帝的财库（汉之少府，地方官也有少府）与政府的财库（大司农所管）有分别。日本加藤繁先生，中国经济史大家，有专文讨论。我在评孙念礼博士译注的书评中，也有讨论，引清代户部与内务府为例。（海关监督，西人称Hoppo，有人说是户部之译音，有人说是河泊所之河泊变来。海关主管与织造相似，都是主子的亲信。收入与没入，大致都归皇帝。）帝制时代，自然是从政府库向皇帝库拨款时多。贵族官僚与商人勾结，屡见不鲜。理论上在上者不可与下民争利，实情则反。商人可能由配角升为主角。出了问题，一个骂奸商，一个骂赃官，各有道理。平情而论，历史中颇有勤政爱民的循吏，也有公平买卖的安良商贾，尤其是义举、善举的贡献，突出传统伦理道德的作用。英时教授此书，着重近代商人精神，确有贡献！

    古代工商皆属官。齐“国”分（即都城与近郊）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工商可能在一处，或近处，便于营业。将来考古发掘，或可证明。《左》定公八年传：“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杜正胜《周代城邦》解为工商共赴国难（一三一——一三三页）是对的。日本竹添光鸿《左传会笺》也如此说。“工商食官”之食，可能指□食。管子说“贾而不为官贾，工而不为官工”，“与工而不与分”，大约是说记功而不予□食或衣食（《管子·乘马》）。古代工商属官，俞樾有大段发明：

    古者商贾皆官主之。故《吕氏春秋·上农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贷。以《周礼》考之，质剂掌于官，度量纯制掌于官，贷贿之玺节掌于官。下至春秋之世，晋则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郑则商人之一环必以告君大夫。盖犹皆受命于官也。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是谓不受命而货殖。《管子·乘马篇》曰：贾知贾之贵贱，日至于市，而不为官贾，此其滥觞与！盖不属于官即不得列于太宰之九职，故不曰商贾，而曰货殖。子贡以圣门高第，亦复为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货殖立传，而首列子贡，有开必先，在子贡固不得而辞也。（《群经平议》）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俞说，以为近理。但又说：“古者四民各习其业，未有兼为之者，凡有所业，以为命所受如此也。”汉有二业之禁，副业是否二业，尚可研究。

    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对于商之角色，《管子·小匡》有详细的说明（简单说是“通财鬻货为商”，见《汉书·食货志》）：“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监，视也）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价）。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商之子常为商。”父兄教育弟子，四民各传其世业，中外各有父子传业者，也有儿子嫌父亲太高明不可及，自己独立入他业者。常为商，常字不可拘泥。世业自然有之。这一段动词有“观、审、察、知、料、计”等字，都是观察、计算等知识信息方面的操作，不只是体力劳动，大可注意。商可列于四民之中，同为“石民”（《管子·小匡》），即柱石之民。正在于此。

    我加入信息二字，想到孟子讲垄断“以左右望（得了信息）而罔（网）市利”的贱丈夫，征商自他为始。后来刘晏主持财政，注重信息，政府大得其利。“既饶争时”是货殖家的高论。供求不全操纵在己之时，仍然要争。《淮南子》卷一说：“得在时，不在争。”还承认“时”（时机、时会）之重要。《管子》有“失时”一小段，说：“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时不是财货，不可藏而舍，即不可囤积。“富于春秋”，贵在善用。“今日不为，明日亡货”确解不详，望文生义，是今天不作事，明天不会有钱。上文有“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财，则民知得正矣”可证。也可解作今天不用（利用），明天未必有钱给你用（如通货膨胀之类，可减币值）。主张“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者，可能注意...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