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评介

    这是一本出色当行的好书。书的副题是“明代におけゐ商人おょひ商业资本”（明代的商人与商业资本），说明本书研究的时代断限，其中有若干处，也下及清朝，但着墨无多。例如煊赫一时的山西票商，大概因为已有卫聚贤、陈其田两位先生的专书（注中提及），就没有讲。（拙作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1952年初版，1971年再版，略有改正。八一——八四页，讲山西票号，或可备初学参考。）书有目次三页，本文四一三页，索引（倒数）十页，1972年京都出版。是京大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所印行的“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二十五”。

    寺田隆信先生，1931年生于兵库县姬路市。在京大史学科毕业之后，继续研究，期满，任文学部助手（即助教，但地位比中国、美国的大学助教为高）数年，1966年起，任东北大学文学部助教授（相当于中、美的副教授）分任东洋史学第二讲座。在日本研究明代社会经济的壮年学者中，是第一流的健者。

    这本书的特长是，广搜资料（方志文集等），仔细推敲。注重实证，不为空论。不过在理论方面，对中日两国近代学人对明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也有简明公正的评述。可谓见树而亦见林，实在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的作品。

    序言是“基本问题之考察”，以次第一章“北边军事消费地带之经济构造”，第二章“开中法之展开”，第三章“北边米谷市场之构造与商业利润之展开”，第四章“北边商业活动之诸侧面”（包括棉布、棉花之需要与布商，外商与土商————作为盐商之“山西商人”之一侧面，官僚、军人的商业活动），第五章“山西商人之系谱”（包括“山西商人”之故乡，营业种目与活动范围，作为两淮盐商之“山西商人”，“山西商人”之经营形态与商业观）。第六章“由商业书所见之商人与商业”，引及的商业书中，有《三台万用正宗》（1599刊行）第二一卷商旅门，其中包括“客商规鉴论”全文七九○字，作者分为六段讨论，其中有两处略有缺落，已从下列二书补足；《士商要览》三卷（大约是清代的作品）；《商贾便览》八卷，有乾隆五十七年著者吴中孚自序。末章“山西商人之历史的性格————由明代到清代”。以下有“补论：苏州踹布业之经营形态”。最末三页，是简短的自跋。全书各章内容都很充实，值得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中外学人参考。

    我同寺田先生初识，在1962年，我3月间在巴黎元老教授院（用陈祚龙先生译名，法文是Collige de France）讲了四堂“中华帝国时代土木兴建（或公共工程）之经济观”（我又称之为“兴建考”。是用法文讲的，有单行小书，1964年印行，英文本已附入我的《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1969）。之后，来到京都客讲，在史学部讲读《盐铁论》（是所谓集中讲义，共用不及两个月，另外在中国文学部讲《颜氏家训》，也是集中讲义，前者兼用中英日文，后者用中文）。来听讲的有十几位同学（内有励波护君，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吉川幸次郎教授的公子吉川忠夫，治史时期大约相同；梅原末治教授的公子梅原郁，则以宋史为主，也兼及前后），佐伯富教授同寺田助手，也是每次都来捧场。今年3月，收到佐伯教授代寺田教授寄赠此书二册（其中一册送给余英时教授了），非常感谢。连日起草这一篇评介，预备把副本寄请佐伯教授一阅，再转寄寺田教授，以代谢函。

    闲言少叙，现在把从《山西商人之研究》书里见到的若干小错误及可以稍作补充之处，列在下面，以供作者印勘误表，或再版时参考（因此也就不避琐屑了）：

    三三页，倒四行，“初”字应读断。

    三五页，倒四行，断句应作“令掌收粮官辨验，酌量市米上仓”。

    四三页，倒三行，“疆场”似应作“疆埸”（也许原文就错了）。

    一二九页，倒四行，“先年、大市中”应读断。

    一四一页注（3），及一五页注（3）以“粟米”为脱壳之黄米（即小米），甚是。按《山西通志》（觉罗石麟雍正十至十二年修辑，光绪十八年刊本）卷四七《物产》云“谷即五谷中之粱也。脱壳则为粟米，亦曰小米，今直名曰谷”。可证。

    一六三页，倒二、三行，引冯时可《太师徐文贞公传》（《皇明文海》卷一一）有“宣大米麦无所得，而戍卒月饷七环，仅易粟二斗，时畿（？）甸二麦熟，石止直四环，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环，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中金一两，而饱士卒一月，其地米价且渐平”。以下解释镮（环）为银一钱，中金为银，甚是。按，拙作《中国语文札记》（史语所《集刊》第三十九本，1969年）有一条“说货币单位镮”，就我所得的资料，唐宋以镮为铜钱一百文，明代文人用此字似乎有时指银一两，有时指银一钱，是一种文学的用法。此条是以银一钱为镮之佳例。

    一八四页，引《明实录》正统四年闰二月甲申条，有“请给造新钧线青甲，其旧者修之，以给屯军”。按此据梁鸿志影印本，史语所影印本“新钧线青甲”作“新钓线青甲”，校勘记未指出。按“钧线”、“钓线”，均甚费解，疑当作“钩线”。诸桥《汉和大辞典》引《礼·深衣》“续衽边”，解为将前后两幅之衽缝合，再于缝合处交互缝起。按“钩”为缝纫用语，今尚通行。《国语词典》（三）三一八页“（钩），缝衽法之一，以针粗缝之”是也。又“青甲”是用青色布（梭布）。作者之解释甚是。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吴辅宏纂辑《大同府志》卷一六《兵防》，步军用青梭花盔甲，马军多用白梭花盔甲，偶亦用青布。（花当指染花）

    又同页，倒三行，引《涌幢小品》，有数句标点微误。应作“麤（粗）线逐行，相横直缝紧，（此即是‘钩’）入水浸透，取起，铺地”。

    一九六页，注（8），引《六部成语注解》，小袄、胖袄、夹袄，三袄字均是襖字之误，今日旧戏中饰演净角者，多着胖襖于内，以显其体格魁伟。

    二○七页，三、四行“一、积钱粮”应读断。（他处不误）又此节引至“商本既折”为止，语气欠完整。

    二二六页，说明山陕盐商在淮安、扬州两府定居者，其子弟可于所在地考入府学为生员，其制定于万历时，名曰“商籍”，并于民籍之外，另增学额。二三二页注（1）说明此是山陕商人特权，至于徽商子弟，只能附民籍收考（即争取民籍学额）。引用康熙《两淮盐法志》卷二七《艺文》明末雷士俊的《增建两淮运学议》，说“崇祯五年（1632年），巡按御史史公代摄盐政，具书请建运学，天子可其奏，降旨。盖运学建，则凡商之业盐者，其子皆得入运学，非我国家柔远之初意矣。山西陕西人以为不便，喧哗于有司，时史公已去，而扬州知府张公，晋人也，力主其议，斯事遂寝”。寺田教授只引到此，但下文还有“然山西陕西远矣，而由徽至淮扬，亦千余里，其未入学也，自县而达于府以升提学焉，未必一学而尽当其选也。其既入学，则三年之中，有岁考，有科考，其子隋厥文以游于兹土，每试辄归，道途往返，非人情之所堪。且天下固多学矣，余陕西人也，即以陕西论，宁夏则有商学矣，平凉则有苑学矣，其尝厕两学者，即陕西人也。山西陕西盐商之子许入淮扬府学也，竈（灶）户之子亦与，而灶户皆淮扬所属之州县人也，以州县之氓，得考乎州县而历于府矣，以署载灶版，又得考乎州县而隶于运司矣，何独于徽州而疑之。然则徽商之子不与西商之子同考淮扬者，当时创议之臣之疏，而谓徽州淮安扬州，俱属南直隶，既考于彼不得考于此者，未之思也。十六年（1643年），徽商援曩旨请，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然其说有二、为进取之重者，惧他人之侵其利也，则称旧制以屈之，曰，祖宗之法不可变更；为省费之算者，则曰，商今重困，朝廷盐课大亏，尚可以作无益害有益乎。徽商之子，义应得考，旧制不必拘者，余既言之矣。今所难者财用耳……徽商之子，不能不寄学于外，而建学之费，商又不能支持。则亦加商子入学之额，凡业盐者，其子同得考淮扬，另编册籍，灶亦附焉。而运司在扬州府治，则使扬州府学兼领其职而已。昔者商灶之子之附淮扬两学也，入学之后，不殊其为商灶，今虽兼领于扬州府学，犹存商灶之号，为之定制，科学几名，廪饩几石，几年而贡，虽并聚一学而实与两学无异也。……若年建学，但稍增广而领其职于扬州府学，生徒廪饩之外无所加，其费数百。以数百之费，俵散于商，大商不过数两，则易辨也。今财用匮竭，岂可舍商之所易辨而就鞭挞之所不能足。且旨到之日，割拨商灶，列之册籍，后有入者，循次以附，可朝为而夕就也。（下略）”联陞按：此议结果虽不详，但内容甚重要，可知商籍本起于运学，运籍。此议又提及宁夏之商学，平凉之苑学，都是陕西人入学。又说运学之费，乃至增广盐商生员额数的廪给等费，都应由商人分担，这好像是一个原则，很可注意。又按雍正《两浙盐法志》卷一五《商籍》说“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两浙网商蒋恩等为商人子弟有志上进，比照河东事例，具呈巡盐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学道议允，行运司录送附民籍收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巡盐御史叶永盛题，为广开商籍以弘乐育事疏称……臣谨查淮扬长芦等盐场行盐商人子弟俱附籍应试，取有额例，惟两浙商籍子弟，岁科所取不过一二人而止，浙地濒海最迩，煮贩十倍他所，取数若少，则遗珠可惜，回籍应试，则阻隔为忧。伏乞圣慈，广作人之化，悯旅寄之劳，敕令在浙行盐商人子弟，凡岁科提学使者，按临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钱塘三学之数，另占籍贯，立额存例。庶商籍广而士无迁业赋有常经矣。奉旨该部议覆，允，札行提学道，碑行运使编立商籍录送考取入学，节该，遵行。（下略）”按：何炳棣教授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何教授自译书名为《明清社会史论》）讨论明清科举，有详细的统计，是一本权威性的著作，其中论及“商籍”说1600年（即万历二十八年）浙江初有商籍，即据《两浙盐法志》，只是没有提到商籍与运学运籍的关系。又何教授似未见康熙《两淮盐法志》，因而未注意山陕商人在明代已有在淮扬的商籍。因此他计算的明代商籍进士，只有一人。按寺田教授根据康熙乾隆的《两淮盐法志》，又以同治《两淮盐法志》补充。山陕进士，共三十七名，其中陕西二十九名（三原县十七名，泾阳县八名，是特多的两县），山西人八名（大同县五名）；未成进士的举人，陕西三十八名（三原二十二名，泾阳十四名），山西只有五名（寺田说六名，也许把“陕西”的一位作为山西人了）。二二八页又附记两淮新安商人在明代成进士的，在歙县有七十名，休宁县一名，计七十一名。二三二页注（3）说，这些新安商人是所谓“附籍”中式，我想是对的。二三一页注（1）请读者参照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东洋学报》三六の四）国家及び官僚との关系（一一九页以下）。但是我想也应该提一提藤井宏更早的一篇长文《明代盐商の一考察》（《史学杂志》五十四编五至七号）六号八二页，根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科第表，计算的是陕西盐商在两淮登第的进士三十名，举人四十二名，贡生三名（合计七十五名），山西商进士六名，举人九名，贡生一名（合计十六名），而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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