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

    今年2月收到宿白教授寄赠这册研究论集，感谢之至！“论集”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成，有周一良教授1981年8月的序言，于1982年5月出版。大约因为内容各篇都是手写影印（石印？）的，省了排字校改的时间，出版相当快。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办法，尤其是在所研究的文字书体有问题之时。《论集》共收十七篇文章。第一篇《敦煌写本跋文（四篇）》是王重民遗稿。重民先生在30年代就深入研究敦煌文献，著述美富。这四篇跋文，是刘修业夫人检出提供的，足可纪念这位受人敬爱的先驱者。以下左景权《敦煌文书学（汉文篇）发凡》。景权先生在巴黎研究多年，除敦煌文书之外，精于中西古史，有法文大著《司马迁与中国史学》，友人柳存仁教授有长文评介，甚为推重。1981年他在北大历史系客讲，此文堪称发凡，精义甚多。我略有一点补充，下文再说。第三篇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一良先生是多年老朋友，只算在哈佛同学已有六年（1941——1946年）。史学之深（尤其是魏晋至唐），著文之多而且精（我不会梵文），我都是望尘莫及，敬为畏友。他的博士论文“Tantrism in China”即《唐代密宗三僧传译注》，1945年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简称HJAS）8，3——4发表。当时受伯希和学风的影响，以长注见功力。又为读者方便，把二十条？（A——T）长注改为附录（要各加题目更好）。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讲座教授富路特，是美国汉学元老，曾说此文full of meat，意即内容丰美，可快朵颐。治佛教史的朋友们，此文不可不读。一良先生这篇《书仪考》只是其一，其中由西晋讲到唐末，对程式风习，时代演变，讨论甚详。对投刺贺年一事，一直讲到近代。这样上勾下连的做法，最有启发性。历史是发展的，学人断不可以一代自限。《书仪考》之一，已可示范，以下必是源源而来。大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更盼早日出版。尝鼎一脔，已见宝刀不老！

    再下是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王、张两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为唐史研究生开设“敦煌文书研究”课，并有部分中国史专业三年级学生选修。以下的若干篇论文有注明年级的，都曾受两位先生的指导。两位先生都是专家，所写的三篇，都是力作，同行必须参考的。荣新江君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与广达先生师生合作，不但可为佳话，也希望可为佳例（在西洋理工科师生合作之例甚多，文法科偶然有之，值得提倡）。

    王永兴先生1957年对唐代差科簿的考释，早已拜读。特别记得他对市壁师的解释，因为这个名词反映商业及官司管理，颇为重要。现在这篇大文长逾百页，甚多精彩，对色役有更深入的研究。我在清华（1933——1937年）是经济系，永兴先生是历史系（可能略晚一两年），当时似未正式会见，但可能有同课之雅，陈寅恪先生的课，必然都听过。我的学士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是陈先生指导的，论文的一章————《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在《清华学报》印布，将来若收入论集，或可用以纪念先师。

    张广达先生今年好像方近五十，春秋正富。驿传文有中央民族学院陈庆英、端智嘉两位藏学学者相助，这种各学术机关协力同心的情况，令人欣慰！一八九页霍古达（Gustav Haloun）教授，汉名应为夏伦，他是剑桥大学教授，我在1951年拜访他亲自写给我的。他逝世之后，由蒲立本（E.G.Pulleyblank）继任，蒲回加拿大，又由杜希德（D.C.Twitchett）继任。杜治唐史（特别是制度史）甚有成就，最近要用几年功夫研究律令格式之格式。他主编《剑桥中国史》（已出数册），与欧美及日本学人广通声气。今已改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普大中国史尚有牟复礼（F.W.Mote）治元明史，刘子健治宋史，阵容甚强。

    下面再大略介绍其他各文：

    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常何是一位山东豪杰，曾附瓦岗，又从李密，归唐之后，叛服又有“变通”。《校释》指出若干细节可补史之阙文。至于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以其领北门宿卫之任，助李世民成功，则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历元年（766年）河西巡抚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这个判集很重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题为《河西节度使判集》。安君改为河西巡抚使判集，似应提出更强之证据。

    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煌第五八号卷子研究》之一、之二、之三。三文所据都是国内敦煌资料，研究深入。

    陈英英《敦煌写本讽谏今上破鲜于叔明令狐峘等请试僧尼及不许交易书考释》。考出讽谏者是无名和尚，文书当在大历十四年五月至十二月之间，德宗准奏，李叔明等兼排佛道二教未遂。但《宋高僧传·无名传》说，李、令狐二人因奏言料简僧尼流为南海百姓，不可信。文中五一一页“放其率地”应即“放其率土”之义。五九八页有率土歌尧舜之年。五一二页“灼然”应属下读，是副词。五三三页“灼然不济”，用法相同，中古多见。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发现唐写本律及律疏残卷研究》。又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共论十三个残卷，对各卷收藏经过，多有讨论。文后所列参考书目有中日俄文，考校精勘，文字亦简洁可喜。五五二页之“即因市场乘利”此处乘字或代剩字，中日古文书多如此作，但他处有剩字，姑妄言之，不敢必。

    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此是宝应元年（762年）窦昊所撰，题目之上似应加窦昊二字。唐蕃会盟有一长注（11），长三页余，似可分为附录，用较大字体，比较醒目。唐与吐蕃的关系，李方桂先生有好几篇论文，最长的是《唐蕃会盟碑研究》，在《通报》（“T’ong Pao”44，1955）长达几百页，非常重要（六○二页参考）。又有《钵掣逋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二十三本下册，1952年），《马重英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七期，1956年），更近的一篇，《吐蕃大相禄东赞考》（《“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以大相译blon che（《新唐书》之论茞），为首相，以大论译blon po chen jro，一般的宰相。此点颇为重要。敦煌史料大相只一人相继（唐蕃会盟碑吐蕃同时有九个大论）。

    薄小莹、马小红《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判集（敦煌文书伯二九七九号）研究————兼论唐代句征制》。对判集本文，研讨审慎，改正池田温教授籍帐研究处可取。注二七防丁（丁防），与注四七妖人刘志诚的讨论，都相当重要。句征的解释明确，引用的材料也很充分，可称佳作。

    蔡治淮《敦煌写本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车驾还京师赦诏校释》。作者将此诏与《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德宗兴元三年赦与类似之大赦德音相比较，甚是。如六五三页“应车驾经过处，于今年夏秋税，三分之中，量议咸（校改为减，是）放”，三分之义，不甚明白。看同卷至德二载大赦，可知应是三分放一，或如同载收复京师诏，应陈首钱物，拾分放三分，亦是相差无多。校正大谷录文，解释“十军军容”（注47），论田令孜护驾者为左神策军（注49），及僖宗出幸时取道骆谷（注51）都是贡献。

    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文书时代是唐高宗总章二年，看录文应是原来的官文书，照理应书写在先，不应在背面（正背下面再讨论），当考。研究很细密，对公文的特别用语很注意。如“连□□白”（六六一页及以下）之连字，六七三页说是把同类（即有关）的文书粘联在一起，甚是。郿县县尉判集文六三一页“连顺白”未注，亦应依此解释。六八○页引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检）中所获汉文文书》有一段：“元疋（应作是）不病之马，送使岂得称俎，只应马子奔驰，所以得兹死损。下县追马子，并勒赔马。”漏了赔马下之送辩（原字为巧言上下结构的辩，汉简要送辩时说“解何”）。我在HJAS18（1955）有马伯乐此书评论。改正此点。并补说后世之辩状与服辩文状。这是中国司法程序上的一个优点。传马坊管传马传驴，马以匹计，驴以头计。头匹连用，大抵指驴马。一良先生文三四页说头匹指牲畜，可能稍泛。斛斗、端匹亦作匹段，为谷物布帛之代称，则是学人都该记忆的。

    到此想作一小结：看上面简略的评介，各位长老及准长老，自不待言。各位研究生与本科生，都是当作出色，各有贡献。他们诸位大作的水平，与同级的外国第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大学生比起来，我觉得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这不止是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之光，更是我国学术前途光明之象！

    以下再就没详细讨论的各篇，选出些可以增补的话，细大不捐。借用禅宗的话，也许是老婆心切，蛇足或许难免：

    左景权先生大文，主张敦煌文书学之敦，应从火作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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