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

从火作燉。这从绝大多数的文书乃至官印之中即可得证明。转录文书的学者如池田温教授，对燉煌均照原文。别的学者为简便通行，用敦字亦很好。汉简都作敦煌。斯一一三四西凉建初十三年籍同。左先生文第六页说“展此大宗文书，自元魏至赵宋，凡当地人称述，殆莫不作燉煌，其由来久矣”。幸而有“殆”（差不多）字，不然学人可能提出疑问：巴黎所藏敦煌文书目录第一卷伯二一一七及伯二二○五大业四年四月十五敦煌郡大黄府旅帅王海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云云，敦不从火（有图版），此两卷都是涅槃经。另有同年月日旅帅王帅（？）奉为亡妣敬造《涅槃》、《法华》、《方广》各一部，在伦敦，斯一一三《法华经》，可能是同一位王旅帅所作功德。

    景权先生文一二页论社司转帖社员姓名左右侧旁听所书知字。按：近世请客不发请贴而用知单周流时，被请者往往写知字或写敬陪末座、敬辞等。景权先生说文书中或名旁一点作什，是否以代知字，似尚有问题。似不必讥刺已故之那波利贞。转帖上之符记，有时颇为复杂。如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の研究》（京大人文所《东方学报》第三十五期）所引斯五五八八社司转帖，其社员姓名三行，十七人，绝大多数有知字，且姓名之上及右有ァ形，竺沙解为送物已了之记号。二人无此号，一有知字，一有△，竺沙疑为知之草书，但另有二人无ァ号而有△知字，我想或以△代某（常见）。末行一人全无符记，其下双行小字有三人“已上差副月直”，或正副月直共五人，包括发帖之杨让（即杨谦让，竺沙有讨论）。

    景权先生论文书用纸，甚精到。一良先生亦有讨论。二四页说牓子可用半张纸，令我想起俗语“秀才人情纸半张”，以前不大懂。又三六页说宋以后似已无璧回谦称过分的门状名刺之风。我猜想是减少了，尚未全无。近见吴大澂给友人的信，末有“敬请台安，藉璧谦版”八字，谦版抬头，可见清末还有此种风习。

    马世长君研究敦博第五八号卷子用纸（四一九至四二四页），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即敦煌文书所用纸张，其高度超过三○厘米的大纸，大约在吐蕃时期出现，至晚唐、五代时则使用得较为普遍。”（四二四页）此说甚有益。

    文书之纸，在正反两面使用，有一名词是反故（亦作反古），此辞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读书杂识》（《燕京学报》二十四期，1938年）早有讨论。引《南史》七六《隐逸传（下）》“反故抄写”，《南史》八十《侯景传》“何当离此反故纸耶”说“反故者犹言废纸，今东瀛尚用此语”，甚是。又按，《抱朴子·自叙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尠能读也”。或可作为旁证。

    既有反正，而写者又未必是一人用两面，则正背有时难定。若依书写先后，以先写者为正，则为刘俊文君论唐律及律疏文五八二所说“律疏乃正面，书写在先，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乃背面，本书在后”。以下细论因此之错误裁割等问题，此类问题，是左景权先生大文中所谓“变例”（一五页）。举一重要之例，如斯六一三号文书，一面是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内容十分重要。另一面是《华严经》，抄者用反故，把官文书剪断连贴，次序错乱，山本达郎教授得池田温等之助，整理研究，最先在《东洋学报》三十七卷连期发表（1954年），现在池田先生又汇集各家考校，把此卷收入他的大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年），功德无量！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著录此卷，以佛经为正，官文书为背。翟理斯（L.Giles）目录则说正面是Census（户籍），背是《华严经》。较好。池田《籍帐研究》一六五页仍作（BLS六一三背）。

    景权先生论书写纸，可参考之处甚多。现除官文书应早于私文书之外，再提一点，即先生所谓“道经背面，屡见佛文，反之则绝无仅有”（一六页），此点反映两教之消长，极为重要。道家重视书法，陈寅恪师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文中，早有讨论。佛教徒亦当仁不让，如藤枝晃教授《吐蕃支配时期の敦煌》（《东方学报》三十一期）引斯3071V（即背）付经历断片有“道士文书并无用处”一行大字，藤枝先生认为书法最佳（达笔），不知与另一面道经书法高下如何，正面反面可能都有用，不必固执，景权先生已经说了。

    王永兴先生研究色役，说有二十余种（一二七页），提出文武散官四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别于吏部兵部当番服役。很重要。所引《旧唐书·职官志》“朝议郎以下”云云一段，更为重要，因为虽然“承使及亲驱使，甚为猥贱”，而“两番以上，则随番许简，通时务者，始令参选，一登职事已后，虽官有代满，即不复番上”。这些小散官的番上是有条件的。是否应计为色役，很难说。鞠清远有《唐代财政史》一书，抗战时长沙商务馆（1930年）印行，大约流布不广。此书内容充实，在特种收支章内论色役与资课，值得参考。困难之点，是色役之色只是种类之意，唐人使用色役一词，好像不甚确定，后人更难分别了。

    安家瑶君研究的判集，有几点小事可提，二三四页至二三五页“沙州地税，耆寿诉称不济，军州诸加税四升”两判不同，先谁后驳，颇可注意。二三七页第一行张卿以下，似应另题为别条。下一条“强索进马”，与一良先生文中讨论之进马（三一至三三页）有关，可合观。诸判中回易、兴生、运为等字，意义大略相似，运为亦作云为，辽代有云为户，即营运户。二四○页“奴婢量事发遣，奏傔不可东西”，读者可参考王永兴先生文，不但有一大段论傔（一○七页至一一一页），一○八页引《唐六典》“所补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奏与傔是一事是两事，待考。附言：到宋代还有随身傔人，政府有规定，颇似近代的勤务兵。

    论唐以前之防阁、执衣等，永兴先生文已有讨论。防阁、虞候俱见于斯六一三号文书，永兴先生有一特别重要之贡献，是一五五页引《魏书》的“亲恤”、“禄恤”，《南齐书》的“僮恤”及“举恤为禄”。恤应是特别照顾之意，亦即是照顾之法（似以诸王为重，故曰亲恤）。僮当是指定以供役使之人：“举恤为禄”，永兴先生说“恤”，又是俸禄的一部分（即俸禄混同）。这样特提“恤”之重要性，似为前人所未注意。

    永兴先生文一一二页引《白氏六帖》中之充夫式：“（户部式）诸正充夫四十日免（调），七十日并免祖，百日已上，课役俱免。”四十日免之下补“调”字，或是笔误。宫崎市定先生《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东洋史研究》第十四卷第四卷）在此处补“役”字，而且籍此算出充夫（即杂徭）以二日折正役一日，似可从。一良先生引《唐律疏议》“之官限满”（三三页），刘俊文君文五九一页律疏残卷有“限满不得”。此词不全是宫崎先生自造。但亦可说先生渊博，读书所得，自然熔化，推广此词的用法，甚为可贵。

    刘俊文君文五五二页，提出巴黎所藏伯三六○八、三二五二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中之朱涂改，有如下一行：

    诸盗耕种公私田者，若以上籍同贸易

    有朱点把小字“若以上籍，同贸易”七字涂掉，小注所谓同贸易，似谓若已上籍（登记），则不以为盗了，颇可注意。又三五三至三五四页，论原文与涂改稿之异同，特别是有关奴婢部曲之放良又还压为贱及“各还正之”等处，作者亦自认为是唐代社会不容忽视之重要史料，应请读者注意。

    敦博第五八号卷子非常重要。马世长君在敦煌工作十年余，三文俱见功力深厚。此卷当得国内外学人特赏。从社会经济史看，“地志中的‘本’和唐代公厩本钱”最可贵。文中资料显示唐代南部（岭南、安南）诸多州县以银为公厩本钱，虽有“南州市用银”之言，不如此详细。四七五页注4，引《通典》十“其银两别，常以二百两为估”，又参考吐鲁番银钱、铜钱比价计算，暂以一两银折三百文计算。希望不久有新资料补充这方面的知识。至于政府利用商人及金融业者投资，则前后代多有（异族统治用者特多。元魏辽金元清皆有，宋有公使钱公用钱。已有人考）。地志残卷文二七六页安西贡有水磑三，很奇怪，水磑应是水磨，作贡物似太重。若是小型的手磑，则运送较易。看来应是特产，或值得科技史家留意。

    文书中有数处谈到升斗易误，确是事实。他处则要看上下文。又为斗门是渠水关口，不当误为升门，今误者已少。又贺昌群先生有《升斗辨》（《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从篆隶升斗之别讲起，直到唐代，甚具参考价值。他主张曹操收田租亩粟四升，当作四斗；晋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租税米三升，应作三斗。我译注《晋书·食货志》时未及采用，现在认为值得考虑。

    我现在该结束这篇读后了。这本“论集”可比一桌席，佳肴满案，未得一一仔细品尝，愧对作者。文字潦草，不成章法，愧对读者。

    1982年4月15日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杨联陞先生学术年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