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明实录》

    余于明代史事有笃好，七年前于北平图书馆读《明实录》，札记盈数尺，于实录之掌故原委，尤所究心。三年前流徙南下，旧所手录，委弃无存。今年夏，乡居苦寂，复理旧学，丹黄之余，又事抄札，系《明实录》者又得数十百则。因发奋理董，辑为长编，作《记〈明实录〉》。不标考者，以求书不易，志阙疑也。实录价值，言人人殊，记评骘第一。采录纂修，史官之职，记史官第二。椒园焚稿，生宬尊藏，记仪制第三。高、光诸录，数经改修，记掌故第四。内廷录副，士夫争传，记传布第五。

    一　评骘

    明、清两代诸史家中，万季野最推崇《明实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记其尝语方苞曰：

    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

    季野所主修之《明史稿》，即以实录为指归。然前于季野之明代史家，则对实录多所指摘，其著者如王鏊则病其取材但凭吏牍，立传但纪迁擢，《震泽长语》记：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郑晓则病其支离琐碎，轻重失伦。《今言》卷一〇三：

    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每科京师乡试考官赐宴皆书。冢宰内阁大臣其先后相继，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郎瑛则直斥为虚应名目，为无史，《七修类稿》卷一三：

    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宫中又有起居注，善恶直书，故后世读之，如亲见者也。今史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宴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

    李建泰则斥其书法，以为文献不足征，其所撰何乔远《名山藏》序中有云：

    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不足征久矣！

    李清为刑科给事中时，见书手纂史书，叹其以去取托命于小吏，《三垣笔记》上记：

    予署篆后，见一书手把册而前请用印。予问何册，旁一书手答曰：“此名史书，盖汇刑部诸招疏送翰林院，为他日修实录地也。”予取阅，见中有去取，因问把册书手：“此谁为政？”其人瞪目张口，不知所答。旁一书手曰：“若聋耳。”予不得已，以口逼耳再三呼，方点额曰：“小人为政。”予叹曰：“彼何知，误收犹可，误遗奈何！”因命此后抄送皆听余手酌。未几，予以言谪，恐又书手为政矣。

    其总论明一代实录者，则有沈德符，以为实录难据，《野获编》卷二：

    本朝无国史，以历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录》凡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铲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千百之一二耳。景帝事虽附《英宗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至于兴献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实录，何为者哉！其时总裁费文宪公（宏）等苦无措手，至假借承奉长史等所撰实录为张本，后书成，俱被醲赏，至太监张佐辈滥受世锦衣，可哂亦可叹矣。今学士大夫有肯于秘阁中借录其册，一展其书者乎？止与无只字同。

    张岱《石匮书自序》极斥明代史籍之不足征，其言曰：

    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琅嬛文集》卷一）

    又于所著《征修明史檄》中泛论明历朝实录之弊：

    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晗按景濂所修为《元史》，此宗子误笔）。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濬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娇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五，不肯阙疑。（《琅嬛文集》卷三）

    清徐乾学于修《明史》时上《修史条议》论《明实录》云：

    明之实录，洪武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引》）

    夏燮《明通鉴义例》：

    野史易辨，而野史之原于正史，正史之本于实录，明人恩怨纠缠，往往籍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丘濬修郄于吴、陈（吴与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圮修郄于二王（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弇州（王世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于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

    俱对《明实录》无恕辞。其较能持平，灼见实录在史料上之价值者仅王世贞一人。世贞于《明实录》亦一意抨击，《史乘考误》卷一：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出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则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然又曰：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取国史之章典文献，参之以野史之是非，征之以家史之宗阀官绩，制度足凭，是非可信，人物足征，年月可考，四者具核而史乃可传，此凤洲之卓识，亦《明实录》在史料上价值之定评也。至百年后万季野出，其言乃若合符契。

    明、清易代之际，典章散佚，文献无征，钱谦益深致叹于作史之难。《有学集》卷一四《启祯野乘序》：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而今则何如也！自丝纶之簿，左右史之记，起居召对之籍，化为煨烬，学士大夫各以己意为记注，凭几之言，可以增损，造膝之语，可以窜易，死君亡父，瞒天谰人而国史伪。自史馆之实录，太常之谥议，琬琰献征之记载，委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为掌故，执简之辞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闻朝著，飞头借面，欺生诬死而家史伪。自贞元之朝士，天宝之父老，桑海之遗民，一一皆沉沦窜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为信史，于是国故乱于朱紫，俗语流为丹青，循蟪蛄以寻声，佣水母以寄目，党枯仇朽，杂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华之士，不自贵重，高文大篇，可以数缣邀取，鸿名伟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伪。

    此三百年前之情况也。近五十年来野史间出，明人文集之已见著录者且汗牛充栋，有明十三朝实录近复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旧抄本数种互勘，行且付之梨枣，绩学之士，人得而畜之。以野史征实录，以文集碑志征实录，以实录订野史文集碑志，然后以所得折衷于《明史》，勒为长编，传信一代，此其时矣。

    二　史官上

    宋人最重史事，历朝均凭起居注修日历或时政记，以为修实录张本。更以日历、时政记、实录为主，具纪志表传而成国史。《宋史·艺文志》所著录有王旦《国史》一二〇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一五五卷，邓洵武《神宗正史》一二〇卷，王珪《宋两朝国史》一二〇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一〇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三五〇卷是也。日历如《宋高宗日历》达一〇〇〇卷，时政记如《度宗时政记》七八册是也。他如记载典章，则每朝各有会要，法制则有历朝所修之敕令格式，如《建隆编敕》《嘉祐驿令》《开宝长定格》《三司式》之类是也。故宋代史料最为详备，而所重尤在日历。明初修《元史》时，天台徐一夔曾以史事遗书总裁王祎云：

    近世论史者莫过于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长寿中，史官姚璹奏请撰时政记，元和中韦执谊又奏撰日历。日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犹有《春秋》遗意。至于起居注之说，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往宋极重史事，日历之修，诸司必关白。如诏诰则三省必书，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百官之进退，刑赏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犹患其出于吏牍，或有讹失，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者，于岁终点检修撰官日所录事，有失职者罚之。如此则日历不至讹失，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实秦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

    元朝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椽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

    明承元后，典章亦多承元旧，洪武十三年革中书省，亦并元人所置之时政科而革之。国史翰林，唐、宋以来，划然为二，国史掌记注修史，翰林则备文学顾问，至明合而为一，以翰林院之编修修撰检讨为史官。陆容《菽园杂记》：

    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有编修官，阶九品而无定员，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修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编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棣翰林。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所兼预职事，不以书衔。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国初之制，书兼修国史。甚者编修已升为七品正员而仍书国史院编修官，亦有书经筵检讨官者，盖仍袭旧制故也。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翰林院：

    史官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无定员。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

    按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起居注，以所记注付著作郎修日历。明自洪武后不设起居注（详后），翰林史官虽有宋著作郎之职而无所承，凡遇修史，只凭诸司奏牍，杂合编次（王鏊《震泽长语》），而诸司奏牍之编次，则又不设专司，但凭书手去取，名为史书（李清《三垣笔记》，按映碧虽明末人，其所言当可推及一代。见前。）。以是郑晓讥史官为虚设，《今言》一〇三：

    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

    张居正亦致叹于史文之阙略，《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

    国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纪录言动，实古者左史纪事，右史纪言之制。迨后详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是职名更定之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阙略。……即如迩者纂修世宗皇考实录，臣等只事总裁，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隐括成编。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与夫稗官野史之书，海内所流传者，欲事采录，又恐失真。是以两朝（世、穆）之大经大法，虽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实多所未备。凡此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

    据《宋史·职官志》，门下省有起居郎，中书省有起居舍人，均掌侍立修注。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方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损，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是则起居郎在名义上虽专记皇帝个人之起居，而实则内外一切政治动态之纪录，均其职责，以目睹之事实笔之于书，且日侍仗前，其闻见较任何人为亲切，其所纪录，自为第一等史料。明初亦曾设此官，但不久即废，《明史》卷七三《职官志》记：

    起居注，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置，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升从六品，九年定起居法二人，后革。十四年复置，秩从七品，寻罢。

    据《明史》及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明初宋濂、魏观（《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王直均曾居此官：

    明初犹设起居注，如洪武中宋濂为起居注，刘基答天象之问，命付史馆。永乐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记起居，后不知废于何时。（《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

    洪武中且曾修《日历》一〇〇卷，《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六年九月壬寅，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等言于太祖曰：“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记载而未成书，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于后世。”太祖从之。因命太子赞善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儒士朱右、赵埙、朱廉、徐一夔、孙祚、徐尊生等为纂修官，乡贡进士黄昶、国子生陈孟旸等誊写。至七年五月丙寅书成，总裁官宋濂为表以进。命藏于金匮，留其副于秘书监。

    据《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同与濂同为总裁官，书起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按实录所言在未修日历前，洪武六年以前之事迹已有记载，此记载自必为起居注所记，日历即据此而修，盖明初史职犹循宋制也。起居注之废虽不能的为何年，据《明史·职官志》翰林史官之设在洪武十四年，则疑起居注之废或即在是年（《梦余录》记王直兼修注，《明史·王直传》不载）。自后即不再设此官，直至万历元年（1573）张位始请复设修注官，《明史》卷二一九《张位传》：

    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独无，疏言：“臣备员纂修，窃见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诏令，形诸章疏，悉湮没无考，鸿猷茂烈，郁而未彰，徒使野史流传，用伪乱真。今史官充位，无以自效。宜日分数人入直，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待内阁裁定，为他年实录之助。”

    时张居正当国，力主其议，具疏请以日讲官兼记注，史官侍直注，《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九《议处史职疏》：

    一、议分管责成：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的，又每从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皆得告语之。合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管一曹，俱常川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敌告假等项，致妨职务。

    一、议史臣侍直注：按礼仪定式，凡遇常朝，纪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近上便于观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见臣下仪，以修撰、编修充侍班官，即古随使入直纪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御会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一记注言动；凡郊祀、耕藉、幸学、大阅诸典礼，亦令侍班随从纪录。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其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

    一、议纂辑章奏：照得时政所寄，全在各衙门章奏。今除内阁题稿并所藏圣谕、诏敕等项，该阁臣令两房官录送史馆外，其各衙门章奏，该科奉有旨意发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阁转发史馆。至于钦天监天文祥异，太常寺祭祀日期，各令按月开报，其抄本不必如题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纸，密行楷书，不论本数多寡，并作一封送入。

    一、议纪录体例：照得今次纪录，只以备异日考求，俟后人之删述，所贵详核，不尚文词，宜定著体式。凡有宣谕直书天语，圣谕、诏敕等项备录本文。若诸司奏报一应事体，除琐屑无用、文义难通者，稍加删削润色外，其余事有关系，不妨尽载原本，语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事由颠末日月先后，务使明白，无致混淆。其间事迹可垂劝戒者，但据事直书，美恶自见，不得别以己意及轻信传闻，妄为褒贬。

    一、议收藏处所：照得国史古称为金匮石室之书，盖欲收藏谨严，流传永久。今宜稍仿此意，月置一小柜，岁置一大柜，俱安放东阁左右房内。每月史官编完草稿，装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六册为六曹事迹，仍于册面各记年月、史官姓名，送内阁验讫，即投入小柜，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内阁会同各史官间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柜，用印封锁如前，永不开视。

    万历三年二月二十日奉圣旨：“都依拟行，礼部知道。”江陵综核为治，令出法行，起居之官自此得修其职。《梦余录》卷一三记一事可见新制行后之情形：

    一日神宗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于主德如此。

    然至神宗中年以后，深居倦勤，不与臣下接，记注侍直又成冗职，天启元年三月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云：

    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鼎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周忠毅公奏议》卷一）

    《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亦云：

    起居注，万历间命翰林院兼摄之，已复罢。

    则起居注虽暂设于明初，复置于万历，然为时均甚暂。明一代史官仅翰林院之修撰、编修、检讨十数人而已。

    太祖时曾修日历，已见上记。万历中且曾修国史，惜未成而辍。《明史》卷二一七《陈于陛传》：

    于陛少从父以勤习国家故实，为史官益究经世学。以前代皆修国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纪、表、志、传谓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间王旦等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仁宗天圣间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国史，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我朝史籍，止有列圣实录，正史阙焉未讲。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倘不及时网罗，岁月漫邈，卷帙散脱，耆旧渐凋，事迹罕据，欲成信史，将不可得。唯陛下立下明诏，设局编辑，使一代经制典章，犁然可考，鸿谟伟烈，光炳天壤，岂非万世不朽盛事哉。”诏从之。二十二年（1594）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以于陛及尚书沈一贯、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而阁臣总裁之。其年夏，首辅王锡爵谢政，遂命于陛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二十四年病卒于位，史亦竟罢。

    于陛所规画务于详备，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

    陈文端（于陛）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余言。未几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拟修列传，会三殿灾奏停，盖六月十九日也。时余入史馆方三日，又十日病发，凡三月仅得不死，而馆中无复有谈及者。

    谈迁《枣林杂俎·艺篑》门记修史事：

    南充陈文端相国修正史，列圣本纪，皇后本纪，建文景泰以实录附载，专纪有待。郊祀、庙祀、典礼、乐律、天文、历法、宗藩、学校、选举、职官、经籍、赋役、货币、漕运、河渠、盐法、军政、兵制、马政、刑法、郡国、九边凡二十二志。杨、徐、滁阳三王传，高祖之十七藩，成祖之二藩，仁宗、英宗各四藩，宪宗之三藩，外戚，洪武之功臣诸臣，建文诸臣，永乐之功臣诸臣，洪、宣诸臣，正统、天顺诸臣，景泰诸臣，成化诸臣，弘治诸臣，正德诸臣，嘉靖诸臣，隆庆诸臣，又理学、文苑、循吏、高逸、孝节、乱逆、权幸、方伎、四夷列传，类四十六。志初毕，丁酉拟列传，六月三殿灾辍业。又南充前卒，四明沈一贯殊不以为意，非其始议也。

    当时拟征王穉登等参史事，未上而史局罢，《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传》：

    万历中诏修国史，大学士赵志皋辈荐穉登及其同邑魏学礼、江都陆弼、黄冈黄一鸣，有诏征用，未上而史局罢。

    仅焦竑成《国史经籍志》一种，《明史》卷二八八《焦竑传》：

    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建议修国史，欲竑专领其事，竑逊谢，乃先撰《经籍志》，其他率无所撰，馆亦竟罢。

    至设馆所集之史料，则以三殿一炬，化为劫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万历年间，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遇天灾，化为煨烬，史事益属茫然矣。

    三　史官下

    明制，帝崩即设馆修实录，视为大典。以勋臣充监修，王世贞《凤洲杂编》四：

    《太祖实录》，永乐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监修，再命夏原吉及太子少师姚广孝监修。《太宗》、《仁宗实录》，英国公张辅、少师蹇义、少保夏原吉监修。《宣宗实录》，英国公张辅监修。《英宗实录》，会昌侯孙继宗监修。《宪宗实录》，英国公张懋监修。《孝宗实录》，仍懋监修。《武宗实录》，则定国公徐光祚监修。

    然宣德以前犹文武臣并用，或一武二文，或文武各二，至修《宣宗录》，始用勋臣一人，后为定制。沈德符《野获编》卷一：

    实录监修官，累朝俱以勋臣充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实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本年十月，始命重修。其时监修者为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瑺，虽文武各一人，皆勋臣也。永乐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此囯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实录》，以英国公张辅、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则武臣一人，文臣二人矣。闰七月又修《仁宗实录》，仍以英国公张辅，成山侯王通及蹇、夏共四人为监修，盖文武各二人。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实录》，始命以英国公张辅一人充监修官。自此累朝以来，遂为定制，无复文臣监修事矣。唯嘉靖间修《兴献录》，以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为监修官，盖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

    以阁臣任总裁，《今言》卷三四三：

    直文渊阁入内阁……凡修实录史志诸书充总裁官。

    《明史》卷七二：

    殿阁大学士……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

    以翰林院学士等官充副总裁，《大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凡修实录史志诸书，内阁官充总裁，本院学士等官充副总裁，皆出钦命。

    纂修诸官则由内阁于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经局诸官内具名题请，誊录催纂，制敕诰敕房皆预。其纂修程序，据王鍪言：

    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震泽长语》）

    谈迁《枣林杂俎·逸典》亦记：

    纂修实录，各分詹、翰、坊、局，稿具送阁臣总裁，又分岁月删定，汇而上之。

    笔削之职，则以副总裁为尤重。张居正《纂修事宜疏》：

    盖编撰之事，必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

    至实录之取材，在内则取于诸司部院呈缴之史书，在外则历朝均特遣官分赴各省采辑先朝事迹。宣宗即位后，修《仁宗实录》，即通令中外，采辑事迹，《明宣宗实录》卷五：

    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乙巳，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敕礼部曰：“……自皇考仁宗昭皇帝留守南京，至嗣天位，二十余年圣德圣政，尔礼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宴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送翰林院编纂实录。”

    又命进士陆俨等分往各地采辑，同书又记：

    壬子，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衙门，及遣进士陆俨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凭登载。

    至次年又命礼部移文催促，《明宣宗实录》卷一六：

    宣德元年四月庚辰，上御奉天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须记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

    修《英宗实录》时，何乔新纂刑部史书，《何文肃公集外集》蔡清《椒丘先生传》：

    修英庙实录，令各部采摭事当记载者为书上之。司寇以属先生。及书上史馆，少保南阳李文达公阅之曰：“纪实而饬以文，视诸司唯誊吏牍者大不侔矣。”

    修《孝宗实录》时除差进士外，并命地方长官领其事，田艺蘅《留青日札》：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钦奉敕谕，纂修《孝宗敬皇帝实录》，差进士顾可学、张文麟。浙江纂修官右布政使李瓒、杭州府知府李孟。

    修《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杨循吉主其事。其所纂《吴郡纂修实录志》，极为士林所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昔年纂修《武宗实录》时，苏州府聘杨仪部循吉主之。杨长于修书，其立例皆有法。其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

    《梦余录》卷一三亦云：

    嘉靖初纂修《武宗录》，差进士访求事实。苏州府聘杨循吉主之，其所修有《吴郡纂修实录册》，凡例可观。

    此地方自任之采摭也。礼部仍分遣进士莅其事，《四友斋丛说》：

    尝记得余小时，余年十六岁为正德辛巳（1521），武宗升遐。至次年世宗皇帝改元嘉靖。武宗好巡游，其政迹本少。又世宗以藩王入继统，犹差进士二员来南直隶纂修，二进士皆徐姓，余犹能记之。

    要隆庆初修《世宗实录》时，政府惜费，停差进士职官采访，即行提学官负责纂修。浙江提学委杭学廪生田艺蘅协同整理，艺蘅曾记当时文移条例于其所著《留青日札》中，录之以见原委：

    纂修实录事宜：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佥事林大椿为纂修实录事，案准本司关准，浙江布政使司照会，呈准礼部照会前事，该本部题，祠祭清吏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该，本部奏节该，钦奏敕谕：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一应合行事宜，悉照例举行，钦此云云。为照先朝纂修实录，例差办事进士往各处采取事迹。近因进士俱已选授，是以拟差职官，今职官又无应差人员役，当另行议处。臣查得各处提学官，职专文学之司，兼有地方之职，委之采取，事尤易集。合无本部将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咨都察院转行南、北直隶提学御史，一面照会十三布政司，转行按察司各提学官，将所属地方各项事迹，查照开去款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别事类，务要考核精明，收录公当，编类造册，俱限本年十二月以里纂完，径自差官具奏，册送史馆，以备采择。如有稽迟及草率者，听本部查出参究，庶几责任有归，事体简便，而纂修不致有误云，隆庆元年（1567）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县境内之人，曾授内外文武官职，有功迹显著及丘园之士、曾遇优奖者，今虽亡殁，应有行状、神道碑、墓志、圹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类，抄录类进，以凭去取。不许将庸常之人，徇情虚饰妄报。

    一、凡境内孝子顺孙，忠臣烈士，义夫节妇，曾经旌表及奉旨褒谕者，详悉开报。

    一、各处递年行过事件，有干系纂修，可为劝惩者，今开去条件，虽不尽载，皆须逐一点检见报。

    提学道札付本学廪生田艺蘅，学有家传，文长纪事。其谕本学合令前来协同整理，庶几有裨于大典，当无负厥初心也。右札付杭州府儒学。

    艺蘅对当时所颁采辑条例，甚为不满，《留青日札》云：

    因考（弘治十十二月所颁实录条例）一：文武官员不问职之大小云云，谨案今无大小二字，以致卑职下僚，虽有功绩，不得入录，深可惜也。况文非进士，武非开府，皆不得与，与《史》、《汉》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经奖谕。按今奉旨奖谕者，能几何哉！抱道丘园，遗名竹素者多矣。

    一、旧无圹志，盖有墓志，不须重出也。大率子孙不才，遗失志传，伪作诡名，假托显贵，甚可嗤鄙。又或摭入些微功绩，附会影响，以求合式，尤欺罔也。而纂者或节其繁文，且因无铭字之语，乃弃而不录，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于铭中见之。

    一、章奏有伤见在权贵者，亦不敢录。子孙贫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录。所著文集皆不进呈，亦不足以备史官采录，当详之。

    何良俊亦病其率略，《四友斋丛说》云：

    隆庆初政，独纂修实录一节，殊为率略，恐后日不能无遗憾也。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讲求典礼，故四十五年之中，大建置，大兴革，何所不有。况昔年海上如秦墦、王艮作耗，近年倭奴犯境，用兵两次，其有功与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钱粮、临阵败北者，何可枚举。倘一时军门奏报不实或史局传闻失真，专赖纂修官博采舆论，奏闻改正，庶为实录。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县，其分建之由，必有所为，初建议者何人？后废格不行者又何人？当建与否？博访民间舆论，一一修入，庶朝廷有所考据持循，何至建而废，废而复建，议论纷纭，漫无画一哉！是皆纂修率略之故也。如杨循吉《吴郡纂修实录志》一册，旧是刻本，后毁于回录，版不存矣。予闻世宗宾天，即多方购之，后得一本，甚喜，以为倘修实录，其凡例据此为式可也。后闻不差纂修官，亦不聘问郡中文学掌故，但发提学御史，御史行郡县，郡县行学，学官令做礼生秀才扭捻进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费几何，乃靳惜小费，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与夫郡县官师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写作甚么模样也。

    孙承泽则以为此举使史无所取材，《梦余录》卷一三：

    隆庆以后，改行提学行邑行学，学官令礼生秀才，抄录一二大臣墓志塞责，于是史无所取材。

    至天启时修《神宗实录》，始再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访，又辑《神庙留中奏疏》，收获最大。《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天启二年（1622）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修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宜付史馆。

    崇祯初钱龙锡在内阁，以为遣使采访，徒滋烦扰，奏停之，而明亦寻亡矣。《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故事纂修实录，分遣国学生采事迹于四方。龙锡言：“实录所需在邸报及诸司奏牍，遣使无益，徒滋扰，宜停罢。”从之。

    龙锡所谓邸报，在明代史料中最为重要。凡发抄各红本塘报，官吏之进退，以及刑赏大政，均见于邸报，崇祯以前仅有写本，至崇祯十一年（1638）始有活版印本。盖当时无报纸，无论外官远人，即都中人亦仅恃邸报以知国家政事之措施，边防之缓急也。顾亭林最为推重，《亭林文集》卷四《与次耕书》：

    自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至戊辰（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邸报皆曾寓目，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殊不相同。今之修史，大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之论定，斯得之矣。割补《两朝从信录》，不过邸报之二三耳。

    又《与公肃甥书》云：

    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

    实录取材于在内各部、院、司、寺之史书，在外各纂修官之采辑，益以留中之奏疏，抄传之邸报。至于对武臣边将之敕谕则用白话，修入实录时却改为文言，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云：

    永乐二年，一日进呈敕边将稿，上曰：“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

    今所传张《云南机务钞黄》、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所录之国初对武臣诏谕，均质朴一如口语，犹可考也。

    实录修纂之凡例，见《明宣宗实录》卷首，并录之以存掌银：

    一、宣宗皇帝即位后，礼仪及赏赉之类皆书。

    二、宣宗皇帝永乐八年留守北京事书，十二年侍从北征事书，十八年冬侍从北京事书，二十二年受册升储事书，洪熙元年南京谒陵事书。

    三、上皇太后尊号，册立皇后、皇妃、皇太子，及册封郡王、王妃、公主皆书，其仪注有新定者书，改诸王封国亦书。

    四、皇子生书，亲王之子生已赐名者书，诸王嫡长孙亦书。

    五、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神，郊祀、跻配及遣官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皆书。有新增祀典亦书。

    六、凡诏书悉录全文，若敕书及御制文录其关事体之重者。有特敕褒勉臣下、抚谕远人及恤刑宽贷之类悉录。

    七、凡宝玺、图书及诸王、郡王宝，诸将军印，并印符、印信皆书。

    八、大驾、卤簿及皇太后、皇妃、东宫、亲王、郡王、公主、仪仗，有新制及增损者书。

    九、诸王、公主冠婚皆书，其礼仪有新定者书。

    十、谒陵、巡边、亲征、留守事宜皆书，所命官亦书。

    十一、凡亲王之国及郡王受命往某地皆书。

    十二、文武大臣以事来朝者书，天下官三年一朝皆书。

    十三、文武官制衙门及土官衙门有新设改建革罢及复旧者皆书。

    十四、封公、侯、伯及命其子孙袭爵皆书，并书所受封号勋阶。

    十五、命驸马仪宾悉书。

    十六、除授三公、三少，南、北二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应天府、顺天府、亲军指挥使司、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及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并在外中都留守司、都指挥使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监，盐运使皆书。内有承袭者，守令或佐贰以下保留升禄秩者亦书。若中外文武官有功绩显著，及以事特升迁者，不限职之大小皆书。官大臣之子亦书。

    十七、选法及荐举有新令书。

    十八、考课有新例及损益旧制书。

    十九、公、侯、伯并文武大臣老疾致仕，及特恩优闲皆书。后复起用亦书。

    二十、文官诰敕常例外有特赐者，或有损益事例亦书。

    二十一、每岁户口总数，每岁所收田土税粮、屯田子粒总数，及漕运总数，采纳金银等件税课、茶课等项，并减免税粮麦、米等项总数，并于岁终书之。

    二十二、转输漕运之法有新令者书。田赋徭役及农桑劝课有新令亦书。停罢岁办诸物皆书。

    二十三、屯种有新定之例及考较之法书。

    二十四、凡亲王、公主、郡王、郡主、镇国等将军、驸马仪宾、公、侯、伯岁录，官吏俸给，军士月粮，有新定折支全支条例并书。

    二十五、遇岁凶扎赈恤悉书。

    二十六、仓库、坑冶有新建革及新令者书。

    二十七、凡新开盐场，新定中纳盐粮，及定户口食盐则例皆书。钞法有新令亦书。

    二十八、凡礼仪有新制或损益书，新制乐器皆书。

    二十九、每岁圣节、正旦、令至、郊祀、庆成大宴皆书。遇节赐宴如新春上元之类亦书。有特旨赐节假亦书。

    三十、中外文武官有特恩皆书，命妇遇庆节有赐亦书。

    三十一、各处学校增设或罢革，并内外学生徒简退，及在外四十以上取至京考试皆书。公、侯、伯有年少特旨送监读书，及四夷遣子入学皆书。

    三十二、每科京府乡试、礼部会试、廷试皆书，所定各处科举额数亦书。廷试制策题悉录全文，进士选读书及暂故归，并下第举人除授官及选读书皆书。

    三十三、丧葬之礼及上尊谥之册备书，亲王、郡王、王妃、公主、郡主之丧葬皆书，其礼仪有新定或损益旧仪亦书。凡公、侯、驸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及侍臣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殁皆书卒，及概其行实善恶，务合公论。其有赠谥及赐祭、赙赐、命有司治葬皆书。若文武官有治行，功绩显著，不限职之大小皆书。

    三十四、文武臣僚有没于王事者皆书，有得褒赠亦书。

    三十五、凡旌表孝子、顺孙、义妇、节妇，悉著其乡里姓名行实。

    三十六、钦天监奏天象、气候、日月薄蚀、五星凌犯皆书，中外奏祥异及军民之家一产三子以上蒙恩赏者亦书。

    三十七、建言关涉国体者皆录，详略随宜，有所奉圣旨亦载。

    三十八、武官子孙优给有新例亦书。

    三十九、遣使抚谕四裔及封拜赐赉皆书，四裔来朝贡亦书，及有宴赉亦书。

    四十凡、纂修先朝实录及编辑书籍皆书。

    四十一、凡兵政有新令书，命将各处镇守防边及有备御规画皆书。

    四十二、车驾巡边讨叛皆书，命将征讨边夷亦书。征抚安南，备书始末。

    四十三、凡军民衙门官马孳生马、边境茶马买马之政悉书，其牧养之地有改迁者亦书。每岁有敕免所欠各项马匹，悉书总数。

    四十四、凡关津、巡徼、驿传、递运、烽堠有新设及改革者书。

    四十五、公、侯、驸马、伯、仪宾有罪削夺，及五府、北京行后府、六部、北京行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应天府、顺天府、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钦天监、太医院堂上官，近侍七品以上官，监察御史，宗人府经历，及在外中都留守司、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仆寺、苑马寺卿、盐运司，有罪系下狱黜谪诛戮皆书。有特旨罢黜，干系惩劝者，不限职之大小并书。其蒙特恩宽宥亦书。如犯奸恶叛逆之罪，不限官吏军民悉书。常律之外，别有断罪条例亦书。

    四十六、刑官有平反冤狱，详书本末。

    四十七、风宪官及文武臣僚弹劾大臣之罪皆书，并书所得旨意。其职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书。

    四十八、修理宫殿并天地、宗庙、社稷及一切神祇坛场皆书。

    四十九、营建山陵备书，建各王、王妃、公主坟皆书，其制度有损益亦书，郡主以下奉敕建者书。

    五十、修缮各处城池、屯堡及新建革者皆书。

    五十一、差官各处提督圩田水利及新开修治河渠、圩岸、桥道皆书，有奏请修筑坡塘等事亦书。

    五十二、工匠起取放免皆书。

    四　仪制

    明制，新帝登极后，即诏修实录，敕命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迹，遣进士或国学生分赴各布政司郡县搜访先朝遗事，札送史馆，并以布政使司正官及知府为纂修官。开馆前一日于礼部赐宴，张居正《太岳文集》卷三七《辞免筵宴疏》：

    先该礼部题本，本月二十六日开馆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查得累朝旧例，先于本部钦赐筵宴，次日入馆。

    入馆后，从皇史宬取前一朝实录，以为对勘之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

    实录纂修完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其底稿则于择日进呈前，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郑晓《今言》卷三四三：

    实录成，焚其草禁中。

    又卷一〇三：

    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

    《万历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其实录草稿，会同司礼监官，于内府烧毁。

    沈德符《野获编扑遗》卷一今上史学条：

    实录成时，史臣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

    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

    玉河桥东岸，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修实录成，于此焚草。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

    有坊二，一曰金鳌，一曰玉：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园也。凡实录成，焚草于此。

    卷一三：

    凡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

    卷三二：

    史成焚草，中贵传旨，犹传大学士为翰林学士。

    总裁官则呈进实录表，照例铺张先帝之功业，今帝之缵述，末则叙纂修经过。兹举丘濬《琼台会稿》所载《进宪宗实录表》为例：

    进呈宪宗纯皇帝实录表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丘濬

    伏以皇图有永，天开六叶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纪之治。功德之敷遗者既大，典册之纪述者宜详，上广先猷，下垂后训，成一人继述之孝，慰万姓爱戴之心。恭维宪宗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以上圣之资，居大宝之位，圣心仁孝，天表清明。广运而文武圣神，刚健而中正纯粹，承千年之大统，缵五圣之洪图。帝享四十一龄，虽寸阴而必竞；君临二十四载，无一日而不朝。遵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唯其旧辅。晓朝慈极，无间于暑雨祁寒；日御经筵，不辍于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极仁孝诚敬之心；奉天而天不违，有感召交孚之妙。介福于圣母，徽号荐加；锡类逮臣民，隆恩均布。顺而委曲以合礼，俪慈懿于山陵；孝以推广其因心，复康定之位号。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辑《文华大训》示元良而万邦以贞，成《纲目续编》明正统而百王不易。恢张治具，寤寐英贤。治分理于六卿，不恃己长而自用；法一循于三尺，靡因私怨以滥加。虽一颦一笑而必慎所施，恐匹妇匹夫之不获其所。民或干纪，寻即革心；虏敢犯边，俄闻捷报。民安吏职，时和岁丰，允为一代极盛之时，兼有列圣诸福之物。仁声广播，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哀诏远颁，具衰绖者如丧考妣。不有信史，曷彰圣功？纪载必有成书，显扬是为大孝。恭惟皇帝陛下道协重华，孝思罔极。严羹墙之如见，著存不忘；躬历数之攸归，负荷是惧。亟鉴观于成宪，思遹骏于先声。爰诏礼官，俾修实录。乃于弘治元年闰正月初三日敕臣懋监修，臣吉等总裁，臣濬等副总裁，臣敏政等纂修。别开史局，群集儒臣，发内府精微之秘藏，采银台出纳之章奏。内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陈，柄臣建请之事宜，谏辅论思之忠益，言无微而不录，事非要则弗书。凡治体之所关，或风化之攸系，著为令甲，播告司存。与夫礼法章程，功勋节义，人才进退，纲纪弛张，内自宫闱，外极边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其备其始终，贤否决于众论之同，是非公于天定之后，总国计于每岁之杪，述宝训为后世之谟。传其信不传其疑，过于文宁过于质，一存实事，尽削浮辞。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备矣；系年系月系日，一以贯之。永为不朽之传，大著无前之绩。臣某等寅奉纶音，愧无史学，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载笔之荣，仰体宸衷，俯殚管见。立典五志，稽众志以备书；作史三长，念一长之何有。况夫今制时政无编，不比前规起居有注：惧有孤于委任，幸得见其纂成。计日程功，阅岁深有惭于尸素；载言纪事，异时不无补于汗青。

    惟解缙《进太祖实录表》特异，以高皇帝、高皇后并列，先述高皇帝功业，继述高皇后内助之功，此盖别有用意，说详本文掌故篇甲。

    进实录时，典仪极为隆重，明代进实录仪记载之存留者，有《明宣宗实录》卷六一。及《正德会典》《明史·礼志》诸书。兹举《明史》卷五六《礼志》一〇所载永乐元年进《太祖实录》仪及万历五年进《世宗实录》仪为例：

    进书仪惟实录最重。皇帝具衮冕，百官朝服，进表称贺。建文时，《太祖实录》成，其进仪无考。永乐元年，重修《太祖实录》成，设香案于奉天殿丹陛正中，表案于丹陛之东，设宝舆于奉天门，设卤簿大乐如仪。史官捧实录置舆中，帝御殿如大朝仪。百官诣丹墀左右立，鸿胪官引宝舆至丹陛上，史官举实录置于案，遂入班。鸿胪官奏进实录，序班举实录案，以次由殿中门入，班首由左门入。帝兴，序班以实录案置于殿中，班首跪于案前，赞史官皆跪。序班并内侍官举实录案入谨身殿，置于中。帝复座。赞俯伏，班首俯伏，兴复班，赞四拜。赞进表，序班举表案由左门入，置于殿中。赞宣表，赞从官皆跪。宣讫，俯伏，兴四拜，进实录，退于东班，百官入班。鸿胪官奏庆贺，各官四拜兴。赞有制，史官入班。赞跪，宣制云：“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功德光华，纂述详实。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俯伏兴，三舞蹈，又四拜，礼毕。万历五年，《世祖实录》成，续定进仪。设宝舆、香亭、表亭于史馆前，帝衮冕御中极殿，百官朝服侍班。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朝服至馆前。监修官捧表至表亭中，纂修官捧实录置宝舆中，鸿胪官导迎。用鼓乐伞盖，由会极门下阶，至桥南，由中道行。监修、总裁等官随表亭后，由二桥行至皇极门。实录舆由中门入，表亭由左门入，至丹墀案前。监修官捧表置于案，纂修官捧实录置于案，俱侍立于石墀东内殿，百官行礼讫，帝出御皇极殿。监修、总裁等官入，进实录、进表俱如永乐仪。次日，司礼监官自内殿送实录下殿，仍置宝舆中，用伞盖，与监修、总裁官同送皇史宬尊藏。

    礼成，赐宴于礼部，监修以下官各赐白金彩币表里，转官各有差。

    实录有正、副二本，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库，《明成祖实录》卷一一〇：

    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监修实录官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总裁官行在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小副朕心！”又顾原吉等曰：“此本朝文，以资览阅，仍别录一本，藏古今通集库。”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

    印绶监掌印太监一员，职掌古今通集库。

    卷一七：

    香库稍北，有库一连，坐东向西，有石牌曰古今通集库，系印绶监所掌，古今君臣画像、符券、典簿贮此。

    后改贮内阁。彭时《彭文宪公笔记》：

    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覆以黄瓦。西五间中揭文渊阁三大字牌扁，扁下置红柜，藏三朝实录副本。

    丘濬《琼台会稿》卷一弘治壬子五月十二《请访求遗书奏》：

    今内阁所藏者，《太祖高皇帝实录》一部二〇五册，《宝训》一五册。《太宗文皇帝实录》一部一二四册，《宝训》一五册。《仁宗昭皇帝实录》一部二一册，《宝训》六册。《宣宗章皇帝实录》一部一一六册，《宝训》一〇册。《英宗睿皇帝实录》一部三六一册，《宝训》一二册。《宪宗纯皇帝实录》一部二九三册，《宝训》一〇册。与藏在内府，每帝又各有一部而已，此外别无他本。

    郑晓《今言》卷三四三：

    直文渊阁……凡累朝御文、实录、宝训、玉牒之副，古今书，皆藉而藏之。

    陈继儒《眉公见闻录》卷三：

    累朝纂修实录事例，凡纂修实录、宝训已完，正本于皇极殿恭进，次日送皇史宬恭藏，副本留贮内阁。

    至庋藏之责则有典籍司之。《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

    凡内阁收贮御制文字、实录、玉牒副本，古今书籍，及纸札、笔墨等项，典籍等官收掌。

    正本则嘉靖以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建皇史宬，金匮石室，最为严密。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

    永泰门再南街则皇史宬，珍藏太祖以来御笔实录要紧典籍，石室金匮之书，此其处也。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皇史宬在重华殿西。建于嘉靖十三年。门额以史为?，以成为宬。左右小门曰历，以龙为，皆上自制字而手书也。中贮列朝实录及宝训。每一帝山陵，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实录中诸可传诵宣布者曰宝训。斑中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台，永陵、定陵各占二台。

    又勅命重录祖宗实录、宝训，送皇史宬尊藏，《明世宗实录》记：

    嘉靖十三年七月甲戌，上谕内阁：祖宗御像、实录、宝训，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加以坚楮书一編，作石匮藏之。内阁因议于南内建阁尊藏。其重写训、录，书帙大小，依《通鉴纲目》例规，不拘每月一册，异日收藏，每朝自为一柜，议定如篆修例，诏从之。因命武定侯郭勋为监录官，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詹事顾鼎臣等为总视经理官。太常寺卿谢丕，侍读学士张璧，侍讲学士蔡昂等为副管录官。侍读张衮，侍讲江汝璧、杨维杰、唐顺之、欧阳衢，赞善张治，谕德姚涞，修撰王用宾，编修杨瀹、陈节之、胡经等为校录官，率誊录官生等同录。至嘉靖十五年八月乙酉书成。

    以司礼监官一员提督之（《酌中志》一六）。以每年六月六日晒曝实录，《野获编》卷二四风俗：

    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晒曝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也。

    《酌中志》卷一七：

    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晒晾，司礼监第一员监官董其事而稽核之，看守则监工也。

    世宗中年好道，日事斋醮，取宫中旧本安置于西城万寿宫，后被火灾。万历十六年神宗欲取读实录，阁臣因请另誊一小型本，以便观览。总明代实录正本贮皇史宬，自洪武至正德，均嘉靖重录本。副本藏内阁，宫中又别有洪武至隆庆小型本，书型较小，卷数亦有并省。详具本文传布篇。

    五　掌故甲

    （一）太祖

    《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记：

    《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03）解缙等重修。九年（1411）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首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

    沈德符《野获编》卷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开局修《太祖实录》。时总裁为礼部侍郎董伦、王景彰，副总裁为太常卿廖升、侍讲学士高逊志，纂修官为国子博士王绅、汉中府教授胡子昭、齐府副理审杨士奇、崇仁县训导罗恢、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监修者则未之闻。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实建文四年也，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时监修者为曹国公李景隆、忠诚伯茹瑺，虽文武各一人，皆勋臣也。永乐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改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其纂修则属之胡广等，又命杨士奇、金幼孜佐之，而总裁则属祭酒胡俨，学士黄淮、杨荣。

    此以初修本指斥靖难为叛逆，故命再修，又以再修之监修官李景隆、茹瑺心术不正，编辑不精，故命三修。二修时焚初修本，至三修时又毁二修本，前二本俱不可得见，《野获编》卷一又记：

    本朝《太祖实录》修于建文中，王景等为总裁。后文皇帝靖难，再命曹国公李景隆监修，而总裁则解缙，尽焚旧草。其后永乐九年复以为未善，更命姚广孝监修，总裁则杨士奇，今所传本是也。然前两书所修，则不及见矣。

    顾亭林亦指出二修、三修本之不同，要点在靖难一事，并揭出实录之特殊书法，《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今史宬及士大夫之家讳实录之名而改为《圣政记》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如弃大宁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边事书之甚略是也。至于颍、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终，则初修必已讳之矣。闻之先人曰：实录中附传于卒之下者正也，不系卒而别见者变也、当日史臣之微意也。今观卒后恩典之有无隆杀，则举一隅而三可反矣。

    徐健庵则以为成祖为亲讳过举，故三修本极失实，其所上《修史条议》云：

    《太祖实录》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乐之初，今所传者，永乐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书不可得见，大要据实直书，中多过举，成祖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其实太祖御制文集诰命，未尝讳也。今观此书疏漏舛误，不可枚举，当一一据他书驳正，不得执为定论。

    夏燮最后出，其持论乃最精。燮以为再修、三修之用意，只在证明成祖确为高皇后所出，故懿文、秦、晋三兄死后，伦序当立。《明通鉴》卷首义例：

    明成祖于建文所修之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适出一事。盖懿文太子薨，则其伦序犹在秦、晋，若洪武之末，则秦、晋二王己薨，自谓伦序当立，籍以文其篡逆之名也，并引周王为五人同母者，盖燕、周本同母也。《明史·黄子澄传》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此初修本之仅存者。解缙奉诏再修，尽焚原草，而独存此数语者，盖缙等欲取媚成祖，遂谓懿文太子，秦、晋二王皆诸妃出，唯燕、周二王同为高后生，以证立嫡立长，礼之所宜。是则缙之所谓同母，乃母高后，与子澄传中同母之语，词同而意异矣。缙之得罪在永乐九年，时必有谮之于成祖者，谓“懿文庶出之语，骇人听闻，修实录者留此罅漏，以滋天下后世口实”。于是成祖并疑李景隆、茹瑺心术不正（语见沈氏《野获编》），乃于九年复命姚广孝、夏原吉等为三修之役，而杨士奇等主之，因自懿文太子以下五人悉系之高后所出，遂为定本。而忘却子澄“同母”一语，自相矛盾，未及追改，又入之《永乐实录》中，而燕、周二王之为庶出，反成铁证，是目论不自见其睫者也。

    燮又据《永乐实录》，证明《太祖实录》三修本，凡于成祖后来帝业有关处，都为二修、三修时所伪撰窜入，以为成祖之篡夺，乃出高祖之遗意之张本。其言曰：

    家藏《永乐实录》，系京师所购之钞本全帙，撰《通鉴》时详加校阅。成祖自受封燕王以及防边之命，靖难之由，无不与所改之《太祖实录》先后同符。《永乐实录》中有“皇考本欲立联”语，则预改《太祖实录》东阁门召谕群臣，增入“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又增入刘三吾对“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语；以肃清沙漠为一人之功，则预于《太祖实录》中窜入“晋王无功”及“欲构陷成祖”之语；三十一年防边，与辽王并命，成祖欲以节制之师为易储之券，则于《太祖实录》中增入“五月帝命杨文、郭英从辽王备御开平，俱听燕王节制”之语（原文“命杨文听燕王节制，郭英听辽王节制”。不谓辽王亦同在燕王节制中也）。“太祖不豫，遣中使召王，至淮而返”，语具《永乐实录》，复又于《太祖实录》中窜入“敕符召燕王还京师，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还”，及“帝临崩，犹问燕王来未？”之语。种种伪撰，无非欲以《太祖实录》为之张本，此再修、三修之所由来也。

    综上所述，自沈景倩以下，对于《太祖实录》再修、三修之用意，各为一面之阐究。合而论之，盖重修之故，固一以建文遗臣之指斥，一以欲隐太祖生前之过举，一以歌颂靖难之举之为应天顺人。而其最重最要者，实为“适出”及伪撰太祖本欲立燕王之故事，以自解于天下后世也。二修实录之着重“适出”一事，解缙于《进实录表》中明明道出，详具后文。

    《太祖实录》之第一次纂修，姜清《姜氏秘史》卷二记：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敕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景彰为总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读学士高逊志为副总裁官，翰林院修撰国子监博士王绅、陕西汉中府学教授胡子昭、齐府审理副杨士奇、江西崇仁县训导罗恢、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等为纂修官。给大官馔，宠眷有加。

    据《秘史·程本立传》，时同纂修者又有礼部郎中夏正善，史官钱塘高让、庐陵吴勤、赵友士、端孝思、张秉彝、唐耕，修撰李贯，编修吴溥、杨溥、杨子荣、刘嵚，侍书刘彦铭等。据《明史》卷一四三《程通传》，又有叶仲惠，以直书靖难事为成祖所族诛，传言：

    叶仲惠，临海人，与兄夷仲并有文名，以知县征修《太祖实录》，迁知南昌府。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

    沈景倩记“文皇帝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知永乐元年以初修案被诛籍没者除叶仲惠外，尚有多人，然以史文缺乏，其姓名已不可考矣。

    成祖即位后，即诏重修《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卷一三：

    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月己未，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敕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曰：“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朕鉴之诚有歉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务在详备，庶几圣德昭明，垂裕万世。尔景隆，国之懿戚，自少暨壮，服事皇考，庙谟睿略，多所闻知，今特命尔监修。瑺，祗事先帝，多历年载，信任弥笃，当时圣政，亦所悉焉，其为之副。当端乃心，悉乃力，用著成一代之盛典，岂不唯仰答先朝宠遇之厚，亦以副予惓惓之孝。钦哉！”

    次日又敕谕修实录官，同书记：

    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谕修实录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记载。……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今已命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为副监修。尔等皆茂简才识，俾职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详必公，适昭我皇考创业垂统、武功文治之盛，与乾坤相为无穷，斯汝为无忝厥职矣。钦哉！”

    两日内谆谆指斥初录，而勉纂修诸巨以端心悉力，必详必公，此其意自有在也。至实录将成时，又贿以重利，縻以好官，《明成祖实录》一九下：

    永乐元年（1403）五月丙申，上以《太祖皇帝实录》将成，命礼部预定赏格。……遂亲定监修官、总裁官、纂修官、催纂兼誊写官等白金彩币有差。

    卷二〇：

    六月辛酉，监修国史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等、总裁官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是日如所定赏格赐景隆等八十六人。

    复升擢诸纂修官中外职任：

    六月丙寅，以实录成，升纂修官吏部郎中徐旭为国子祭酒。太常博士钱仲益，知县杨觏、梁潜、王褒为翰林修撰。国子助教王达，给事中朱纮为编修。行人蒋骥为检讨。国子博士金玉铉为翰林五经博士。晋府伴读苏伯厚为翰林侍书。教谕解荣、刘宗平为待诏。教授张显为国子学正。训导傅贵清、罗师程为国子学录。知府刘辰为江西布政使司左参政。礼部郎中胡远为左参议。广东按察司佥事李烨为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知县赵季通例应升而以疾乞教职，授国子博士。佥事叶砥改吏部考功郎中，知县唐广云改监察御史，楚府教授吴勤改开封府学教授。升誊写官主事陆颙为礼部员外郎，端孝思为兵部员外郎。擢监生钟子成、陈彝训、刘谦、沈文为中书舍人。梁逢吉、叶蕃、沈绍先、华嵩、乔岳、卫浩、郑中、余从善、陈俊良为监察御史。生员金寔为翰林典藉。汪锜等十人为知县。

    实录重修表，解缙撰：

    进实录表

    解缙

    伏以圣人受命，启万世之鸿基；史氏纂书，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尧、舜之事，载于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燿丹青，俾文献之足征，实古今之通义。矧创业垂统，皆在于贻谋；而继志述事，敢忘于记载。鼎彝有勒，圣哲相承，铺张极盛之宏休，扬厉无穷之伟绩，历述前闻之作，允为达孝之规。钦唯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应千年之景运，集群圣之大成。天命眷顾之隆，起徒步不阶于尺土；人心悦服之固，未三年已定于京都。龙飞云从而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日临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宁。有过化存神之妙，有绥来动和之应。英杰不期而会，遐迩不令而从，尽收当世之贤才，大拯生民于水火。群臣归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礼遣其嗣。四方幅员之广，亘古所无；中囯先王之典，悉复其旧。传圣贤道学之统，守帝王心法之言，罢黜百氏，弥纶六经，范围化工，曲成万物。天休滋至而兢业贯乎始终，诸福毕臻而谦抑统乎表里。在位之久，三十余年，升遐之日，万方哀悼，比于近古，邈焉罕俦。汉高年不登于中寿，光武运仅绍于中兴，唐高祖因隋之资，宋太祖乘周之业，元世祖席累代之威，皆未有若此之盛者也。钦唯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天生圣善，克相肇基，侧微德迈于嫔虞，开创功超于胥宇，永协坤元之吉，夙开文定之祥。鸣鸠均众子之恩，螽斯衍百男之应，保合承天之庆，简能造化之仁。历考古之后妃，盖莫盛乎周室，然挚任诞圣，而无辅运之绩；邑姜辅运，而无诞圣之祥。矧皆起于邦君，或克承其世绪，降及近世，皆非等伦。若夫同起布衣，化家为国，调元翊运，参机赞谋，正位中宫，十有五年，慈训昭明，文德通理，邦家承式，天下归仁，万世永赖，自古以来，未之有也。钦唯皇帝陛下，体和乾坤，重华日月，上天申命，卓然中兴，焕帝尧之文章，缵武王之继述，孝事太祖，有见而知。发兰台记注之书，而征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于世家之藏。爰当嗣位之初，首颁修史之诏。臣缙总裁臣某等纂修，慎选多士，宴锡便蕃，即开馆于禁中，屡翻阅于几暇，以百人之众，历期年之久，唯务校雠之事，实无黼黻之能。巍巍道冠于百王，荡荡功超于千古，是知礼乐征伐所自，必有训诰之文；云霞华卉之生，何劳绘画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纬，尚奚罄于名臣；开玉府而见璠玙，唯自庆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辞之赞扬；据事直书，永示万年之大训。谨撰述太祖实录一百八十三卷，缮写成一百六十五册，谨伏阙上进。臣缙等无任瞻天仰圣，惭惧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解文毅公集》卷一）

    此表以高祖、高后并列并颂，“诞育圣躬，万世永赖”云云，特著成祖为高后所生，二修之微意在此，解缙之得罪亦以此。明人何孟春于此表亦特加注意，《余冬序录外篇》：

    国朝《太祖高皇帝实录》，永乐初命曹国公李景隆暨翰林学士解缙等，后命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凡经修进二次。解缙表内开一百八十三卷，计一百六十五册，以元年六月十五日进。夏元吉表内开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十册，又宝训十五卷，计十五册，以十六年五月一日进。解表今载《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按夏元吉有《夏忠靖公遗集》，表见集卷一）。夏表乃是约解表语为之者，其云“颁修史之诏，在嗣位之初，爰纂成书，实由圣断，谓事贵直而文贵简，理必明而义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编劘于岁月”。所以见再修者此数语耳。实录既出再修，而编《明文衡》之人，乃载其初进之表，殆有深意。

    二修实录之纂修官中刘辰特可注意，辰为太祖初起时之幕僚，多知国初事，所著《国初事迹》今有传本。再修时李景隆即荐其入史馆，史成被殊擢，晚年又赐文币，盖辰于三朝事多亲历，再修多曲笔，非罗致之不足以灭其口也。《明成祖实录》卷一三〇有辰小传：

    永乐十年七月丙午，刑部致仕左侍郎刘辰卒。辰字伯静，金华人。慷慨负气，好辨论。初李文忠镇浙东，辟辰掌簿书。后以亲老辞归。建文初用湖广道监察御史升镇江府知府。上初即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李景隆言辰涉知国初事，召至数被顾问。升江西布政司左参政，辰居官勤，未几坐累免，逾年复起为北京刑部右侍郎，而留南京者三年。至是念其老，赐敕及钞文绮，俾致仕。时已疾作，遣医送归，出京数日卒，年七十有八。辰志于有为，然疏略少实云。

    至永乐九年十月，又敕命重修《太祖实录》。《成祖实录》卷一二〇：

    九年十月乙巳，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即位之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等监修，而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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