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明实录》

初，命翰林学士胡广等重修。至是命太子少师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胡广，国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为总裁官。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士奇、金幼孜等为纂修官，皆賜敕勉励。

    至十六年五月始成书，以修录要指皆出成祖授意，夏原吉进实录表所谓“爰纂成书，实由圣断”，故书成后，成祖极为得意。《成祖实录》卷一一〇：

    十六年五月庚戌朔，监修实录官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总裁官行在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等上表进《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具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披阅良久，嘉奖再四曰：“庶几小副朕心！”

    时姚广孝已先卒于本年三月戍寅，故进实录时不及之。同书又记：

    五月辛亥，赐重修实录监修官户部尚书夏原吉钞二百锭、彩币三表里、纱衣一袭。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国子监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俨钞百六十锭、彩币二表里、纱衣一袭。纂修官金幼孜、胡广、曾棨、邹缉、王英、余鼎、罗汝敬、李时勉、陈敬宗等有差。壬子赐修实录监修总裁纂修等官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三十八人宴于礼部。

    此《明太祖实录》三次纂修之本末也。二修时即已革除建文年号，仍以洪武纪年，于靖难时记载尤多不实。尤以记方孝孺死难事，为明人所抨击最烈，郑晓《今言》卷六五：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乃云：“后来奸佞孺，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士奇）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

    又卷二一三：

    方逊志在翰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

    士奇于《太祖实录》之三次纂修，皆预执笔，故后来史家多攻其无史德，《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建文初集诸儒修《太祖实录》，士奇已用荐征授教授当行，王叔英复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

    郑晓《今言》卷九：

    《太祖实录》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总裁；靖难后再修，总裁解缙；缙得罪后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时，士奇亦秉笔。

    沈德符《野获编》卷一：

    初修、再修时，杨文贞俱为纂修官，则前后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颜！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洪武实录》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时，士奇皆秉笔，以一人而前后依违者甚多。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移明史馆帖子》二：

    《太祖实录》已为杨士奇芟改失实。至纂修《书传会选》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让帝难者，尽削去之。则后籍之不足凭如此！

    至太祖朝事迹，如明初沉韩林儿于水，洪武十三年以后之胡惟庸、蓝玉、李善长诸党案，杀数万人，破十数万家，开国功臣，芟夷略尽，文臣如宋濂亦不免谪死，当时曾刊有《大诰》《二诰》《大诰三编》《昭示奸党录》诸书颁示天下，实录几全隐而不书。钱谦益曾发其覆，著《太祖实录辨征》一书，收入其所著《初学集》中。潘柽章则著《国史考异》，有《功顺堂丛书》本，二书均为治明初史事者所必读之书，文烦不备录。

    六　掌故乙

    （二）建文帝

    成祖登极后，不为建文帝修实录，且削其年号，仅附其事迹于太祖录中。至明末始有请修《建文实录》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明史可议者，如建文嗣位，颇称贤明，乃以靖难之故，去其年号不存，实录之未辑。杨文懿守陈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当时政典，方、黄死事诸臣，皆阙落无传。及今搜采，犹可补葺也。”此伟议也。崇祯壬午（1642）都尉巩永固、给事沈胤培俱疏请未行。

    《明史》卷二七八《万元吉传》：

    福王立，元吉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从之。

    然明不旋踵亡，此议亦徒成空谈而已。

    （三）成祖，仁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成祖实录》一百三十卷、《宝训》十五卷，杨士奇等修。《仁宗实录》十卷、《宝训》六卷，蹇义等修。

    《仁宗实录》：

    洪熙元年（1425）五月癸酉，敕行在礼部及翰林院修《太宗实录》。命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兼吏部尚书蹇义，少傅兼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为监修官。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黄淮，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翰林学士杨溥等为总裁官。与纂修官曾棨、王英、王直、周述、陈循、李时勉、蒋骥、钱习礼、蔺从善、刘永清、邢宽、胡穜、蒋礼、周叙、孙曰恭、杨敬、王雄、杨翥、许彬、周贵、陈继、张理、沈寅、陈叔刚、邹循、朱诠、萧湘、王璜、翁选、余学夔等同纂修。

    《宣宗实录》卷五：

    洪熙元年闰七月乙巳，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敕礼部曰：“……自皇考仁宗昭皇帝留守南京，至嗣天位，二十余年圣德圣政，尔礼部悉恭依皇祖《太宗文皇帝实录》事例，通行中外采辑，送翰林院编纂实录。其以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山侯王通，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及夏原吉为监修官，杨士奇、黄淮、杨荣、金幼孜、杨溥为总裁。”

    卷一七：

    宣德元年（1426）五月己酉，以纂修实录，敕召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翰林院学士杨溥、侍读钱习礼、侍讲陈敬宗、陈循、检讨刘永清等。时幼孜、敬宗、永清以忧去，溥、习礼、循请告省亲故也。

    卷六一：

    宣德五年正月壬戌进两朝实录，太宗百三十卷，仁宗十卷。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三《两朝实录成史馆上表》：

    伏闻上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斯有典谟、训诰、誓命之纪，当时所录，万世攸师。自汉以来，暨于唐、宋，皆建史官，专职纪述。我国家奉天启运，圣圣相承，大经大法明于上，善政善教被于下，万方一统，海宇清宁。洪武以前，神功圣德，史氏所纪，具有成书。钦唯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刚健中正，广大钦明，体天之心，行天之道，励精为理，躬俭爱人，再奠邦家，中兴鸿业。文治光昭于日月，武烈弘靖于华夷，大略雄材，茂边伟绩，规模弘远，卓冠百王。钦唯仁宗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孝友英明，宽仁恭俭，敬天法祖，制治保邦，明目达聪，周询民隐，时使薄敛，博施济人。抚盈之上运，广文明之化，丕新政纪，覃敷德泽，期月之内，天下归仁。二圣升遐，云车益远，万姓哀慕，海宇同情。恭唯皇帝陛下，文武圣神，聪明睿知，缵登大宝，母育子民，益广至仁，继志述事。歌九功之唯叙，得万国之欢心，上念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载之大，宜宣昭于简册，垂仪范于帝王。宣德元年五月敕修两朝实录，命臣辅等监修，臣士奇等总裁，臣棨等纂修，发左右史臣之所纪，阅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参之见闻。编载事功，必备著其本末；纂述谟训，必致意于精微。关制度者虽细不遗，切机务者虽明必审，于纪述圣神之道德，如绘画造化之功能，儗诸形容，诚难仿佛。乃若附录臣下，必在究明是非。迄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实录》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实录》十卷，合百五十四册，谨缮写上进。伏念臣辅等智识浅陋，学术空疏，旷岁月而久稽，亦讨论之唯谨。方诸良史，深愧乏三长之称；监于先朝，庶少资万机之暇。

    《宣宗实录》卷六六：

    宣德五年五月乙卯，以两朝实录成，升纂修等官。

    （四）宣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宝训》十二卷，杨士奇等修。

    《英宗实录》卷四一：

    宣德十年（1435）七月丙子，敕礼部修实录，命太师英国公张辅为监修官。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翰林学士杨溥为总裁，侍讲学士王英侍读学士王直为副总裁，与纂修官李时勉、钱习礼、蔺从善、苗衷、曾鹤龄、马愉、高榖、胡穜、邢宽、周叙、尹凤岐、孙曰恭、习嘉言、陈叔刚、陈循、曹鼐、仪铭、王一宁、杜宁、储懋、杨翥、林文、钟复、董璘、杨寿夫、刘球、刘铉、洪玙、张益等同纂修。正统三年（1438）四月乙丑进《宣宗皇帝实录》，丙寅赐监修官张辅等彩币表里有差，庚午赐张辅等八十五人宴于行在礼部。辛未以《宣庙实录》成，升纂修官李时勉等官有差。

    （五）英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成化元年（1465）陈文等修。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于中，凡八十七卷。

    《明宪宗实录》：

    天顺八年（1464）八月丁酉，敕修《英宗实录》。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吏部尚书李贤、翰林学士陈文、彭时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李绍春、侍讲学士刘定之、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柯潜、万安，侍讲学士李泰、江朝宗、杨守陈，侍读学士周洪谟、孙贤、刘珝、丘濬，修撰刘濬、陈鉴、刘吉、谢一夔、彭教，编修徐琼、陈秉中、彭华、刘健、尹直、李永通、郑环、张元祯、汪谐、吴钺、罗景，检讨邢让、张颐、耿裕、周经，谕德黎淳、童缘、刘宣等同纂修。至成化三年八月丁巳书成，监修官孙继宗率纂修官等奉表进呈，赐宴于礼部，并赐钞帛有差。

    英宗朝土木之变，于谦功最大，复辟后以非罪死，至修录时是非犹未定，丘濬力主谦之有功社稷，众论遂定。易储之奏，人以为出江渊，亦以濬言辨正。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〇《文庄丘公墓志铭》：

    修英庙实录，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之迹。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执笔者谓王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史馆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

    录中记土木败耗至京师，廷臣聚议时，太监李永昌有内主决策功，王世贞则以为此乃永昌嗣子泰在史馆所杜撰，不可信也，《史乘考误》卷五：

    史言：“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众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尚书胡濙曰：‘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侍郎于谦曰：‘欲迁者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学士陈循曰：‘于侍郎言是。’众皆曰：‘是！’而禁中尚疑惧，皇太后以问太监李永昌，对曰：‘陵寝宫阙在兹，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监南宋乎？’因指陈靖康事，辞甚切，太后悟，由是中外始有固志。”按所谓胡濙、于谦、陈循之说有之。第考一时刘文安、叶文庄诸公所记，俱言侍讲徐珵召入，倡南迁之计，而太监金英斥之使出，学士江渊乃更为固守之说以对，遂得大用。当是时内微金英，外微谦，几摇动矣。而史皆不载。所载李永昌对太后语，稗官数十家俱不及也。按修史在成化初，李永昌柄司礼，方贵重用事，而嗣子泰以学士在史馆，溢美之谈，大抵未足信也。

    （六）景帝

    英宗南宫复辟后，杀景泰帝。成化时修《英宗实录》，仅附其事迹于《英录》中，凡八七卷。时有主革景泰帝号者，纂修官尹直执不可。《明史》卷一六八《尹直传》：

    成化初充经筵讲官，与修《英宗实录》。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后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既罢去而后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于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于卢忠、徐振之言，卒全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

    《梦余录》卷一三：

    景帝已正位号，《英宗实录》犹称郕戾王附。夫景帝与于忠肃再造乾坤，有功宗社，当时戾字之谥，已违公议。后宪宗追称景帝，乃不为之称宗改谥，而实录仍称郕戾王附。

    （七）宪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宝训》十卷，刘吉等修。

    《明孝宗实录》：

    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戊辰，诏修《宪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刘吉、礼部尚书徐溥、翰林院学士刘健为总裁官，礼部尚书丘濬、翰林院侍讲汪谐、吏部侍郎杨守陈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翰林院侍讲程敏政、侍读傅瀚、费訚、谢迁、陆简、曾彦、杨守阯、刘戬、王鏊、杨杰、梁储，修撰刘机、张芮、武卫，编修刘忠、邓焲，及儒臣李东阳、吴宽、董越、黄、张天瑞、刘春、余瑞、杨士畅、李东、杨廷和、张澜、李通、胡清等同纂修。至弘治四年八月丁卯书成，监修官张懋率纂修等官同奉表进呈，赐宴于礼部，并赐钞帛有差。

    总裁刘吉与刘珝、尹旻不睦，故记成化时事多曲笔。王世贞《史乘考误》卷六：

    史谓：“尚书项忠具奏草论汪直，令武选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尹旻请署名，旻辞不得已乃署，即遣人报韦英曰：‘本兵部所为，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数日都御史王越遇刘珝、刘吉于朝，极言直贤，语侵内阁，珝默然，吉折之，越遂与吉疏。”按内阁危言攻汪直者，独商文毅（辂）、刘文和（珝）耳，文和特疏言西厂非宜，至诘责之际，侃侃不屈。今言文和默然，又谓尹恭简（昊）密报韦英。盖实录为刘文穆（吉）所修，故引以归己，而恭简、文和又素与文穆不睦，似不无饰笔。

    于珝致仕时，在录中力攻其短，丑言肆詈。珝卒于弘治时，《孝宗录》为焦芳所修，珝于芳有恩，则又于《孝录》中力赞其美。同是一人，出于仇笔则盗跖，出于故旧则又成夷、惠矣。《史乘考误》卷六：

    史又谓：“二十一年（1487）大学士刘珝致仕。先是一日召大学士万安、刘吉赴西角门，命中人出御笔，有‘刘珝嗜酒贪财好色，与太监某认亲，继子奸宿乐府，纳王越银，谋与复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坏大事。’安与吉力解不从，乃请令珝以亲老辞，斡旋加恩放归。”按此则力救珝者万、刘也，然万、刘实合策逐珝者也。夫一刘珝也，《宪录》称其附中人得罪，以至疏辞不肯终养。《孝录》称其进讲以定国本，庐亲墓，乡党化之，号曰仁孝里。盖《宪》多刘吉所裁，《孝》则焦芳改笔，珝于人乃中人耳，吉有隙，芳有恩，故异辞也。

    纂修官张元祯则以与陈献章有学术门户之见，亦于录中力诋之。《史乘考误》卷六又记：

    《琐缀录》（按尹直著，今有传本）谓丘濬修宪庙实录，以陈献章作十绝句媚梁芳，自是为世所鄙，而《宪章录》（按薛应旗著，今有传本）因之，谓出张元祯笔。按实录谓“献章貌谨原，诗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学未究也，务自矜持以沽名。会试不偶，家居海南，不复仕进，一时好事，妄加推尊，目为道学，自是从而和之，极其赞颂，形诸荐奏，不知其几。虽其乡里前辈，以德行文章自负者亦疑之，以为不过如是耳，何标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称病不辞朝，而沿途拥驺从，列仗槊，扬扬得志而去。”其诋陈公亦甚矣。第不曾载十绝句媚梁芳事。而所谓乡里前辈以德行文章自负者，正丘文庄（濬）也。文庄，广人。实录既举之，则非文庄笔矣。元祯庶几为近。

    （八）孝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正德元年（1506）刘健、谢迁等修，未几，健、迁皆去位，焦芳等续修。

    《明武宗实录》：

    正德元年十二月敕修《孝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懋为监修官，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张元祯，詹事杨廷和，翰林院学士刘忠为副总裁官。未几，健、迁去位，再命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王鏊等为总裁，吏部尚书梁储副之，翰林院侍讲毛纪、傅珪、丰熙、沈焘、吴一鹏、侍读朱希周、编修汪俊，李廷相、李时、温仁和、滕霄、何堂、董玘、崔锐、修撰顾鼎臣、吕楠、检讨汪伟、王九思、湛若水、穆孔晖、翟銮、徐缙、景阳、殷昊、易舒浩、张邦奇、焦黄中、胡缵宗等为纂修官同纂修。至正德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书成表进。

    《孝宗实录》出于焦芳之手，芳佞臣，谄事刘瑾，好恶任情，是非倒置。《明史》卷三〇六《焦芳传》：

    其总裁《孝宗实录》，若何乔新、彭韶、谢迁皆肆诬诋，自喜曰：“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

    《梦余录》卷一三：

    朱阁学国祯云：正德四年，《孝宗敬皇帝实录》成，时焦芳操笔，褒贬任意，叶盛、何乔新、彭韶、谢迁天下所称正人，皆肆诋诬。嘉靖元年御史卢琼奏，《孝宗实录》多焦芳曲笔，乞改正。上曰：“焦芳任情，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

    《野获编补遗》卷一重修国史条：

    《太祖实录》，建文一修，永乐两修，盖以初本及续纂俱未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问矣。嗣后直至嘉靖元年，御史卢琼建议：“《孝宗实录》成于焦芳之手，贤否混淆，是非颠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实录》，并令儒臣改撰。”上曰：“《孝宗录》虽焦芳笔削任情，但当时大政大议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论，不必改修。其系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别白之。”盖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辙，复任私意，上虑远矣。

    后王世贞于所著《史乘考误》中，纠其曲笔，世宗所谓“天下自有公论”也。如录谓何乔新逼父自裁，世贞纠之云：

    史于何文肃公乔新卒条下，谓：“景泰初易皇储草诏，大学士陈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时吏部尚书何文渊适在侧，即应声曰：‘父有天下传之子’。迨天顺改易，与谋者多斥罢。乔新时为刑部主事，因见黄竑、徐正处以极刑，恐祸及己，乃贻书劝其父引决，文渊果自尽，士论耻之。”此亦焦泌阳（芳）怼笔也。正德中柄史者力为辩其诬。然考之《天顺录》云：“致仕后，上复位，革宫保。文渊自以与议易太子，首发父有天下之言，虑有奇祸。时副都御史陈泰左迁广东按察副使，道经广昌，人有传来抄提文渊者，惧即自缢。后为人所奏，差官启椁验之果然。”则劝文渊引决之说诬，而自尽之说实也。野史以为出江渊，大概以文势考之，恐先有“父有天下传之子”，而借“天降下民作之君”以对之耳。又文渊以四月卒，而黄竑、徐正以五月诛，大抵未可信。

    又诋彭华为阴险无将，世贞以为芳与华有私怨，故丑诋之。《史乘考误》卷七：

    史谓：“彭文思华为人险谄用数，深机莫测。阿李贤，嗾御史劾李秉，排邢华、陈鉴，构尹龙之狱，附李孜省以进，人至今犹讲‘三千馆阁荐彭华’，大为耻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风瘫十二年而卒，人以为阴险无将之报。”盖出焦芳笔也。焦以尹龙事坐谪桂阳，云出华意，故怨之刻骨，而谤詈甚苦若此。华虽由李孜省荐，生平之与尹直，俱在是非间，不应至此。

    又以与官谢迁不相得，遂于录中力攻之。《史乘考误》卷六：

    弘治元年太监郭镛请预选女子于宫中，或诸生馆读书习礼，以待服阕之日，册封二妃，广衍储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读谢迁言：“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爱，岂容顿忘。今山陵之工未毕，谅闇之痛犹新，奈何遽有此事？”下礼部议止之。焦泌阳执史笔，以为谢公进此谀词献谄，以误孝庙，继嗣之不广，皆此邪谋启之。又云：“古者诸侯尚一娶三姓而备九女以广继嗣，孝庙以万乘天子，独不得立三宫可乎？小人图势利而不为国谋如此！”泌阳之忿笔，盖阴刺中宫之擅夕，而讥谢公之从谀也。殊不知上春秋甫十九，中宫仅逾年，何以有擅夕之声于外？而谢已逆知权之在中宫而从谀之？且谢以山陵未毕，谅闇尚新为词，其义甚正，胡可非也。小人哉泌阳！其无忌惮一至此！

    程敏政为李贤婿，芳则李门客，敏政坐累废，芳遂于录中力为敏政掩覆，而诋刘健、谢迁、傅瀚。《史乘考误》卷七：

    史谓：“傅瀚欲攘取内阁位，嗾监生江溶奏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事泄，乃嫁祸于程敏政，谓敏政实代瑢草疏，以触当道之怒，而敏政之祸自此始矣。后瀚果代敏政位，白昼见鬼入室，又数见怪异，因忧悸成疾，逾年死。时刘健当国，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俱有憾于敏政，尝发其事，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嘱珪及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不足道也。顾当时刘健，谢迁徒欲杀人灭口以避祸，曾不思亏损国体，沦丧元气云云。”按傅文穆（瀚）有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于家僮鬻题事已彰著，且与刘、谢不相关。盖焦芳，李南阳门客，程其婿也，故颇为掩覆。而刘与傅皆与芳有隙，故肆其丑诋如此。

    七　掌故丙

    （九）武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宝训》十卷，费宏等修。

    《明世宗实录》：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敕修《武宗实录》，命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等为总裁官。未几，廷和、冕、纪三人去位。再命定国公徐光祚为监修官，大学士费宏，石瑶、贾咏等为总裁，翰林院学士吴一鹏、侍读学士董玘等为副总裁，侍讲学士徐缙、翟銮、许成名、侍读学士穆孔晖、张碧、刘朴、张潮、尹襄、修撰唐皋、杨维聪、边宪，编修谢丕、刘栋、费寀、林文俊、孙绍、蔡昂、伦以训、崔桐、汪田、叶式、王三锡、陈沂、邝灏、余永勋、陆釴、刘世盛、费懋中、马汝骥、江晖、孙元、检讨金皋、张星、萧汝成、汤唯学、刘夔、林时、季芳、席春等为纂修官同纂修。至嘉靖四年（1525）六月庚子书成表进。

    《武录》中最舛者为王守仁平宸濠一事，执笔者前为杨廷和，后为费宏、董玘，廷和与王琼有隙，而守仁之平叛，则一归功于兵部，而不及内阁。宏以忤濠得罪，守仁不一申救。同时魏校以讲学负重名，忌守仁出其上。守仁又与时相桂萼相失。玘褊狭小人，受当道指，因于《武录》中曲诋之。王世贞《史乘考误》卷八：

    史于王文成洪都之功，所以翦抑之者，不遗余力。谓文成“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将届，趋道南昌贺之。至丰城，遇知县顾汝以变告，守仁大骇，弃舟取小艇遁还赣。（伍）文定以卒三百迓于峡江，至吉安留讨贼，守仁初不许，既而深然其言，乃下令各郡邑，谕以大义。宸濠既出南昌，守仁乃与文定等顺流而下，文定为前锋趋广润门，夜已三鼓，炮击，守门者骇散，遂入城。城中民闻守仁将至，皆喜，共登高望之。而守仁等不知，以为守备坚固，方惧勿克。兵既环城，阗无人声，相顾莫敢先登。无何，闻城中介马呼噪声，知文定已入，乃竞梯絙而上。诸兵皆乌合，素无纪律，而大帽、华林诸寨降贼号新民者亦在行，贪功纵杀，居民往往死于床箦，有阖门无噍类者。天晓，诸门洞开，守仁始按辔整队而入，死者已数万人。数日间积尸横路，鸡犬不鸣。栱樤等千余人已就缚，守仁复搜捕逆党，日僇数百人。军士因纵掠，郡王、将军、仪宾邸第以及富室，无不被害，濠府中畜积甚富，亦多已失。宫人闻兵入，惶惧纵火自焚，或相率盛服而缢，一室中至有数人者，臭达于外，所存唯羸病数十人而已。始南昌苦于宸壕之暴，至是复遭荼毒，皆归怨于守仁之不能禁戢云”。及叙樵舍之功，第言“郑献脱归告文定言状，文定径前薄其营不利，还至黄家渡，新民刘文永殪其骁将，乘胜邀之，遂捷。次日文定以火攻，复大破之”。而一字不及文成。至其传刘养正，则云“少有词藻，诡谈性理，以要名誉，士大夫多为所欺，王守仁尤重之，曰此吾道学友也。十年养正赴濠骋，一见许以可为汤武，又语及陈桥之变，意甚相得。然后自掩饰，有庠生康昭者语中其机，养正密致书于濠左右计杀之。守仁在南赣，尤为濠所慕，馈遗相及于道。尝贻书陆完，谓可任江西巡抚者唯守仁与梁宸耳。又尝遣其门生湖广举人季元亨者游说濠，时人莫知其故。是岁濠生日，守仁假公便先期约养正往贺，会于吉安舟次，剧谈至夜半，养正先去，遂从逆。濠自出南浦驿迎入府，拜为军师。日夜望守仁至，遣人于生来观候之，而守仁至丰城闻变即返，濠实不虞守仁之见图也。养正既擒后，犹冀守仁活之，守仁畏其口，逼令引决，传首至京，妻子没为奴。比守仁自，南昌还，其母丧暴露，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义，不得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书辨论君臣朋友，本无二理，守仁为之愧屈。元亨寻为太监张永捕获，械至京，亦死狱中。”据史所记言之，则王文成不特不当封，而且有大罪三。所谓不当封者，其战功皆出伍文定。所谓三大罪者：预通逆濠一也，纵杀平人二也，事后犹庇逆党刘养正三也。然逆濠与养正居平以文成在上流，拥精兵，建大勋，有才术，以甘言结纳或有之，而文成亦据抚臣往还之常礼为报耳，使预其谋，何以径归吉安？伍公虽进言，起义兵杀身灭族之事，亦须文成有以自决。前后进兵区画调度，顷刻百发，岂披坚执锐者比，而一字不及文成，岂理也夫！进兵攻南昌，不能无小杀掠，而军令下则已定矣。其后如徐少师（阶）、郑端简（晓）、薛应旂诸公皆履其地，得其详，故为之暴白，而未有摘抉一时握管之心事者。盖实录之始为总裁者杨文忠（廷和），继之者费文宪（宏），而以副总裁专任者董文简（玘）也。杨公与王恭襄（琼）郄甚著不解，恭襄虽阴谲，然能识王文成而独任之，以故于前后平贼及擒濠之疏，皆归德于兵部，以为发踪指示之力，而一字不及内阁，其为杨公辈切齿，非旦夕矣。江彬、许泰、张忠辈耻大功为文成所先，必肆加罗织之语，而忌功之辈从而附和之。文宪在文成抚绥之地，与逆濠忤被祸，中外之臣皆屡荐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费当亦不释然也。董公最名忮毒，于乡里如王鉴之辈巧诋不遗余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杨费，作此诬史，将谁欺乎？冀元亨非季元亨，其人长者，嘉靖初从昭雪。

    沈德符《野获编》卷七桂见山霍渭厓条亦云：

    议礼初起，桂萼为首，而张璁次之。既而张以敏练得上眷，先入相。桂迟二年始继入，其信用俱不如张，意不能无望。时魏庄渠（校）以讲学负重名，久滞外僚，桂引入为祭酒，每奏对俱托之属草，上每称善。张自觉弗如，侦知其故，乃徙魏太常，罢其经筵入直，桂始绌矣。始王文成再起两广，实张、桂荐之，至是魏与王争名相轧，王位业已高，誉亦远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移怒于王，直至夺其世爵，且令董中峰（玘）于武庙实录中讥刺文成纵兵劫掠，南昌为之一空，皆怼笔也。

    陈继儒则对林时移书记迎立、诛彬二事，赞为得体。《眉公见闻录》卷一：

    汝阳林立山公讳时，在馆时阅武庙实录且成，唯迎立肃庙等二事未决，众议纷然。公奏记副总裁中峰董公曰：“昨闻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张永，或云由杨廷和，疑信之间，漫然无据。史万世是非之权衡，固不可以偏重。时窃意廷和以忤旨罢归，永坐罪废。今上方综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乙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摈，而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矧夫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史臣体也。二者既未尝亲与其事，可信可疑，宜严其有关于治忽者，庸讵私一廷和哉！幸执事裁择轻重之间，是非之权衡也。”董公以白总裁官鹅湖费公（宏），可之。书进，天子由是乃倾心任宰辅，而宦寺之权轻矣。前辈犹重史如此。今信耳信口信手信胸臆，尚安复有信史哉！

    （十）睿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

    《睿宗实录》五十卷、《宝训》十卷，嘉靖四年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言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取付史馆纂修。”从之。

    《明世宗实录》：

    嘉靖四年二月丙申，大学士费宏、贾咏、石瑶等以修《武宗毅皇帝实录》将成，上疏言献皇帝生平嘉言善行亦当备载，乞命当时藩府内外臣僚，备述献皇帝之国以来，一言一事，可为谟训者，以类开写，以便纂录。诏从之。三月甲戌敕修《献皇帝实录》，命定国公徐光祚、吏部尚书廖纪、礼部尚书席书等为监修官，谨身殿大学士费宏、文渊阁大学士石瑶、贾咏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温仁和、礼部侍郎李时等为副总裁官，侍讲学士董玘、翟銮等七人为纂修官同编纂。至嘉靖五年六月丙子书成表进。

    兴王始终为藩王，其事迹均与国家无关。大礼诸臣迎合世宗意，请修无事可纪之实录，书成后无重视之者。沈德符《野获编》卷二：

    兴献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实录，何为者哉？其时总裁费文宪（宏）等苦无措手，至假借承奉长史等所撰实录为张本。今学士大夫，有肯于秘阁中借录其册，一展其书者乎！止与无只字同。

    （十一）世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宝训二十四卷，隆庆中徐阶等修，未竣，万历五年张居正等续修成之。

    《明穆宗实录》：

    隆庆元年（1567）四月甲申，敕修《世宗实录》。命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陈以勤、吏部侍郎东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为总裁官，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高仪、吏部侍郎翰林院学士赵贞吉、林树声、翰林院学士潘晟、殷士儋等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姜金和、吕旻，修撰诸大绶、马自强、丁士美、编修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陶大临、祭酒林燫，谕德吕调阳等为纂修官。

    书未成，穆宗崩，神宗立，命官续修，《明神宗实录》记：

    命英国公张溶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等为总裁官，吏部侍郎汪镗、詹事王锡爵、礼部尚书马自强、礼部侍郎申时行等为副总裁官，赞善陈思育、沈鲤，中允戴洵，谕德陈经邦、何雒文，修撰赵志皋、田一?，徐显卿、韩世能、张一桂、朱赓、李长春、王家屏、陈于陛、沈懋学，编修高启愚、范谦、黄凤翔、沈一贯，检讨王弘诲，洗马许国，侍读学士张位、罗万化，侍讲学士于慎行等为纂修官同编纂。至万历五年（1577）八月甲戌书成表进。

    时《穆宗实录》亦开馆，二录同修，总裁官张居正因疏请分任责成，严立程限。《太岳文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

    隆庆元年六月初一日开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经今六载，尚未脱稿，虽屡廑先帝圣问，迄无成功。任总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司纂修者，以人众而相捱，竟成废阁。……揆厥所由，皆以未尝专任而责成之故也。盖编撰之事，必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顾掌部事，则有簿书综理之繁，直经帏，则有侍从讲读之责，精神不专，职业靡定，未免顾此失彼，倏作忽辍，是以岁月徒悠，而绩效鲜著也。今两朝并纂，二馆齐开，若不分定专任，严立限程，则因循推捱，其弊愈甚。臣等看得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诸大绶、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希烈，原系《世宗肃皇帝实录》副总裁官，今查各馆草稿，俱已纂完，但未经修饰，二臣虽任部堂，止是佐理，尚有余功。及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申时行、右春坊右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今行取王锡爵，职任宫坊，事务尤简，皆可以专心著作之事。合无责令诸大绶、王希烈专管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申时行、王锡爵专管纂修《穆宗庄皇帝实录》，每日俱在史馆供事，仍立为限程。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臣等即将纂完稿本，进呈一次，十月间又进呈一次。大约一月之终，可完一年之事，一季之终，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累积，然后成功可期。其余副总裁官陆树声等或理部休暇，相与讨论，或侍讲优闲，令其补凑，不必责以程限，不致两妨。……再照皇祖历世四纪，事迹浩繁，编纂之功，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其功德之实，昭然如日中天，皆诸臣耳目之所睹记，无烦搜索，不假阙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无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庄皇帝实录》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进呈，却令两馆各官，并力俱纂《世宗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

    奉旨：“这纂修事理，都依拟行。”江陵综核为治，故所纂实录，亦最称严核。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实录纪事条：

    世、穆两朝实录，皆江陵故相笔也，于诸史中最称严核。其纪新郑（高拱）将去，为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为皆迎合时情，而参高保徐（阶），尤属谄媚，况上未尝有意弃徐，纷纷保之何为？其言可谓至公。

    即纂修诸官亦多能阿，直笔无所忌，王家屏之记高捷，即其一例。《明史》卷二一七《王家屏传》：

    隆庆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高拱兄捷前为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遗赵文华家，家屏直书之。时拱方柄国，嘱稍讳，家屏执不可。

    唯记谢迁事，王世贞讥其舛于予夺，《史乘考误》卷八：

    致仕少傅大学士谢迁卒。史称其学术淳正，有大臣风节。而谓正德初年权奸擅政，迁以顾命大臣，不能艰贞济难，捐躯殉国。按谢公虽受顾命，其时第三相也，力岂能独掊八虎之首而击之，且正以与刘文靖公（健）同心持议，乞身之后，削官籍赐，祸机不测，而责其不能济难捐躯何也？唯八十再相，属时移事改，不克有所建白而归，略为蛇足耳。而史却讳之。何以予夺之舛若此！

    记陆炳事颇得实而未尽，而辨其扈从南幸之误。《史乘考误》卷八：

    史于陆武惠（炳）传称，己亥（1539，嘉靖十八年）上南幸承天，至卫辉行宫夜火，侍卫仓卒无在者，独炳身负上出于火，上识其姓名，即拜都指挥使，累升至今职。及考华亭公（徐阶）所撰墓志，于炳事甚详，却一字不之及，岂公于其时有所讳耶？纵讳之，何不略言从南狩时效勤劳与迁转，乃并扈从以俱略之也。《志》称炳以戊戌管卫事，冬转实授指挥使，加俸及服色一级。甲辰冬署卫印，获子杀母者升都指挥同知。则己亥之扈从与归而拜都指挥使，皆误也。史言“炳任豪恶吏为爪牙，多任耳目，铢两之奸悉知之。富民有过者，即榜掠文致成狱，没其资产，所夷灭不可胜道。累赀至巨万，豪侈自奉，营别宅十余所皆崇丽，分置姬妾，纨绮宝玩，所在充牣，供张不移而具，时游处其间，东西唯意。又置良田宅于四方，若扬州、嘉兴、南昌、承天等处，皆有庄店，声势震天下。”可谓实录。唯其阴操吏、兵二部权，每文武大选，岳牧进退，时时与之。而给事、御史、翰林、吏部，多有出其门下者。始与严氏石交，晚而移向，间隙已成，彼此各俟间而发，此皆未之及也。

    （十二）穆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穆宗实录》七十卷、《宝训》八卷，张居正等修。

    《明神宗实录》：

    隆庆六年（1572）十月，敕修《穆宗实录》。命成国公朱希忠为监修官，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为总裁官，侍读学士王希烈、丁士美、吏部侍郎汪镗、礼部侍郎申时行、詹事王锡爵等为副总裁官，谕德陈经邦、何雒文，修撰赵志皋、田一?、徐显卿、韩志能、张一桂、朱赓、李长春、王家屏、陈于陛，编修高启愚、范谦、沈一贯，侍读学士罗万化、范应期，侍讲学士于慎行等为纂修官。寻改命英国公张溶为监修官，总裁官仍为张居正、吕调阳、申时行、王锡爵、王希烈等，与纂修官罗万化、范应期等七十六人同纂修。至万历二年七月丙戌书成表进。

    《穆宗实录》出王锡爵手，锡爵与王世贞同里至好，世贞于《史乘考误》中曾记高拱入相事，据所亲见之邸报，驳锡爵所记实误，文曰：

    穆庙录载：“三年十二月庚申，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阁务，兼掌吏部事。”余是时亲睹邸报，高拱以原官管吏部事，并无所谓不妨阁务与掌字面，以故不遣行人，不赍敕，而吏部仅以咨移，兵部遣一指挥往，高拱颇不乐，至次年二月到任，朦胧与阁务，而与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俱免奏事承旨，始真为阁臣矣。录殊不实。盖王元驭所撰，尝与余争以为实兼，不自知其误也。

    至记李福达案，则沈德符斥其不载洗雪之词，讥张居正为恣横。《野获编》卷一八权臣党恶条：

    （李福达案）……至万历二年穆庙实录进呈时，张居正柄国，实录皆其评定，竟将穆宗洗雪大狱及庞尚鹏疏（为颜颐寿等洗刷）削去不书，反将高拱疏（主《钦明大狱录》狱词者）全载。盖张永嘉（孚敬）、桂安仁（萼）、高新郑（拱）之专愎，皆其所师法，每于世庙录中褒誉张、桂甚至，若新郑虽其所逐，而在先朝时二人同心，翦除前辈同列，又加协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狱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灭以泯其迹，恣横如此！

    八　掌故丁

    （十三）神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四卷、《宝训》二十六卷，温体仁等修。

    《明熹宗实录》：

    天启元年（1621）三月丁卯，敕修《神宗实录》。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刘一燝、韩爌、礼部尚书史继阶、何宗彦、沈?、朱国祚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孙慎行、侍读学士顾秉谦、盛以弘、周道登、郑以伟、李腾芳、钱象坤、孟时芳、周如磐、孙承宗，祭酒吴宗达等为副总裁官，侍读学士骆从宇等为纂修官。天启三年叶向高、史继阶等相继去位，改命中极殿大学士顾秉谦、文渊阁大学士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为总裁，翰林院学士孟时芳、侍读学士黄儒炳、李思诚、骆从宇、施凤来、丘士毅、李康先、钱龙锡、韩日缵等为副总裁，仍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天启五年正月，谕史官限按月送稿，务早修成。

    但至熹宗崩时犹未成书，崇祯初始续成。万历一朝最为多事，如三王并封，税珰矿使，朝鲜御倭，建州兴起，以及东林党议，门户之争，三案纠纷，清流白马，神、光二帝相继崩逝，主少国疑，是非莫定。天启元年（1621）周宗建上《请修实录疏》，极言应博采周咨，期于至当，严立程限，期于速成。《周忠毅公奏议》卷一：

    臣考世庙实录成于万历初年，其时参核颇详，所载事宜，斑斑具在。今当皇上御极之初，首允辅臣之请，纂修皇祖实录，计辅臣留心掌故，必有规画，授之史官。而臣乃侧闻朝家故事，湮废者多，史局条章，因循且久，阁中之私记，仅托笔于执事之人，圣明之举动，半销灭于禁庭之秘，起居之职徒悬，风影之传失实，凡如此类，阙略为多。而况四十八年之内，时移局换，议杂群分，若初政之励精，中年之独揽，晚年之幽深，政不一也，若册立妃封之缓急，妖书楚狱之阴阳，四明（沈一贯）淮上（李三才）之争执，论不一也。若大相、巨阉之威福，税珰、矿使之诛求，罪帅、囚臣之祸国，变不一也，若东朝之数有震惊，众谏之频干严谴，藩封外戚之屡有烦言，疑不一也。至于大警、大灾、大兵、大费，若两宫、三殿之灾灰，地北、江南之水旱，两芟虏落，一救东藩，北受鞑王之臣，中更建夷之叛，败扳铙声，勋书罪状，凡此数案，更仆难详。加以二十余年之静摄，公车之言，率归高阁，其所下六垣者不啻十中之一，今欲总集诸奏，櫽括成书，而廖廖若此，又何所据？矧所下之章，诸吏积偷，苟且抄塞，而西台之草，六尚书之牍，南北诸曹之陈列，往往寂寞无闻。积习若此，又安望其大璧小玑，左言右事，上为掞天揭日之文，而下有金版玉书之颂哉！今闻论者求其备而不得，则有为采访之说者，臣谓采访之役，必先择人。文学少年，一经使命，优游自喜，过家上冢，强半闲销，求其咨讨，正复不易。臣请于中行仪部中择其博雅端详者分地而往，务令幽遐之壤，孝子贞女，逸士高流，悉讨其实，纳之囊中，而又间询故老，核之名家，悉录其书，以备闻见，使五纪之内，凄岩欲暖，潜德为光，亦一快也。则又有为专官之说者，方今承明著作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专门，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借讲求，终难虚课，则有臣所知若邢云路之究心天文，李宗延之精研律吕，于仕廉、陶朗先之熟习河经，或就其人访其故实，或收其书以佐参核，使星躔再整，宫徵重谐，而水脉河源，按图可谱，又一快也。则又有言求野之宜公者，臣谓皇祖历年既久，中间事变传闻不一，岂无稗官小乘，自托名山，迁客畸人，私称不朽，及今不为考定，后将滋惑无穷，则请悉收其书，明为订辩，务令野之所信，合于朝之所征，墓谀无灵，齐谐息响，又一快也。则又有言邸牍之宜查者，嘉靖初修《武宗实录》，曾取正德中留中章奏，尽付纂修，臣以为皇祖末年所留诸疏，藏在禁中，定无散逸，与其求之腐牍，时有鲁鱼亥豕之讹，何如请诸封事，宣付史馆，使感时慨论者既得尽见，而任情附会者毋得轻淆，以今日之公是公非，达皇祖之不闻不见，又一快也。则又有言立传之有体者，考国制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传，臣谓史以褒贬人伦，岂论显晦，若令一遵官级，将高门者跖、蹻亦书，寒退者夷、鰌并屈，以此垂后，何益劝惩！则请大僚而下，倘有奇节特行，不妨并为序次，间有大谗大秽，亦复著其情形，蕙葹并列，衮钺平悬，又一快也。则又有言编次之有期者，间闻史馆诸臣，隐心于督催之取怨，习成于人众之相推，每致迁延，动经岁月，白首汗青，几何不为刘知几所叹乎！臣考万历初年纂修二庙实录，辅臣请立程限……一时诸臣，含毫吮笔，无敢乞私差而图自便者，今应仍持此格，即四年之内，神庙实录，刻限可成，又一快也。则又有言总裁之宜专者……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画一，其兼直诸臣，志在分藜，不妨稍减其帙，使有余闲，总统一专，程期易了，又一快也。

    疏上，次年朝廷因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修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书成表进，宣付史馆。时议论犹纷纭，李希孔因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附《李希孔传》：

    （天启）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昔郑氏（国泰）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朱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扼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翦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议者，一也。其次，莫彰于张差闯宫之事。而秉笔者犹谓无罪也，且轻其事，而列王大臣、贯高事为辞，此其说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闯至乾清宫门也，冯保怨旧辅高拱，置刃其袖，挟使供之，非实事也。张差之梃，谁授之而谁使之乎？贯高身无完肤而词不及张敖，故汉高得释敖不问，可与张差之事，造谋主使口招历历者比乎？昔宽处之以全伦，今直笔之以存实，以戒后，自两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讳之？且讳之以为君父隐可也，为乱臣贼辈隐则何为？臣之所以折邪议者，二也。至封后遗诏，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过贵妃私人谋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状，故称遗诏以要必行。奈何犹称先志，重诬神祖，而阴为阿附传封者开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议者，三也。先帝之令德考终，自不宜谓因药致崩，被不美之名。而当时在内视病者，乌可于积劳积虚之后，投攻克之剂。群议汹汹，方蓄疑虑变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适有下药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顿足而深望之，乃讨奸者愤激而甚其词，庇奸者借题以佚其罚。君父何人，臣子可以侥幸而尝试乎？臣所以折邪议者，四也。先帝之继神庙弃群臣也，两月之内，鼎湖再号。陛下孑然一身，怙恃无托，宫禁深閟，狐鼠实繁，其于杜渐防微，自不得不倍加严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俨然避正殿，让一先朝宫嫔，万世而下谓如何国体，此杨涟等诸臣所以权衡轻重，亟以移宫请也。宫已移矣，涟等之心事毕矣，本未尝居以为功，何至反以为罪而禁锢之，摈逐之，是诚何心！即选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诸臣未必不力请于陛下加之恩礼，今陛下既安，选侍又未尝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为无病之沉吟。臣所以折邪议者，五也。抑尤有未尽者，神祖与先帝所以处父子骨肉之际，仁义孝慈，本无可以置喙。即当年母爱子抱，外议喧哗，然虽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训立长之序，则愈足见神祖之明圣与先帝之大孝。何足讳，何必讳，又何可讳？若谓言及郑氏之过，便伤神祖之明，则我朝仁庙监国危疑，何尝为成祖之累？而当时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闻有嫌疑之避也！何独至今而立此一说，巧为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书，何可训也！今史局开，公道明，而坐视奸辈阴谋，辨言乱义，将令三纲紊，九法灭，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诸臣，据事直书，无疑无隐，则继述大孝过于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赖之矣。”诏付史馆参酌，然其后卒不能改也。

    （十四）光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原本并贮皇史宬。

    《明熹宗实录》：

    与《神宗显皇帝实录》同修，仍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韩爌、礼部尚书史继偕、何宗彦、朱国祚、侍读学士顾秉谦、朱延禧等为总裁官，侍读学士林尧俞、郑以伟、周如磐、钱象坤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张鼐、周炳谟、董其昌、来宗道等同纂修。至天启三年六月乙亥书成表进。

    天启末，魏忠贤柄国，给事中黄承昊题请改修《光宗实录》，于是命霍维华等领其事，大肆涂抹，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二月始将新本进呈，阁臣施凤来请焚叶向高所修本，司礼监太监王体乾以前所修本亦系奉旨事理，国朝无焚实录例，请并贮皇史宬中。其后词臣文震孟、许士柔等疏请修改，奉旨不必烦议，原本卒以不焚，得并行于后。再修本纂修官：

    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黄立极、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李国等为总裁官，侍读学士李康先、盂绍虞、曾楚卿，礼部侍郎杨景辰等为副总裁官，修撰余煌、编修朱继祚、陈仁锡、吴孔嘉、检讨陈盟、张士范等为纂修官。崇祯元年二月书成表进。

    《光录》初修本出于周炳谟、张鼐手，而由叶向高裁定。《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卼，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

    《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明《光庙实录》成于初者，大约出侍郎张鼐之手，而叶少师向高取裁焉。

    叶向高曾自述编纂时之苦心，《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叶文忠向高曰：“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余思移宫事原未叙及，其叙进药亦甚平。唯张差事则因王之寀疏侵张太宰（问达），余偕同官往问张曰：‘此事之发，生辈皆里居，不及知其详，公亲谳此狱，虚实云何？’张曰：‘谋逆事千真万真，之寀所发觉事情，无一不实。某当时谳奏皆与之寀同，何以罪我！’余又问：‘当时疯癫之说云何？’张曰：‘此饰辞也。安有持梃入宫门而可称疯癫者。’此余与同官共闻，朝绅议论亦皆如是，故实录中稍采其说而词亦委婉。乃当时之言疯癫者遂耽耽矣。问官如岳骏声遂上疏力驳，时局已变，无敢出片辞，言官从风而靡，皆附会骏声，而之寀被重谴矣。余念事关宫闱，似属暧昧，但罪疑唯轻，施于他事则可，东宫重地而持梃突入，当时赖有中官格之耳，万一进而不止，则跬步间便成大难，而宗社有不测之忧矣。在礼齿君之路马有诛，而《春秋》于许世子、赵盾皆书弑君，凡以绝干纪之萌，为万世立此大防也。今无论疯癫之真假，即使真癫，而持梃入宫几危储贰，可但以疯癫蔽罪而遂已乎？况禁中千门万户，他处不入而独闯于东宫乎？当王日乾告变已云刘成、庞保二奄有谋，今张差所供复与之同，似又不出于癫者之口，而神祖毙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亦圣意渊微可以默谕者。唯是事体重大，难以深穷，当日圣断处分，原自妥当，至欲并此一段情形而尽没之，窃恐千秋万世而下，终无以厌人心也。”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七月杀万燝，叶向高罢，时局大变，清流去位，奄党弹冠，东林党人率被禁锢。奄党因请重修实录，并作《三朝要典》，朱国桢《大政纪》云：

    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群奸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首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明史》卷三〇六《霍维华传》：

    （天启）四年冬，朝事大变，维华得刑科，诸为赵南星斥者，竟起用事。维华益锐意攻东林……请改《光宗实录》，宣其疏史馆，忠贤立传旨……实录更撰。

    《春明梦余录》卷一三：

    以黄承昊之言，魏广微辈复嗾魏忠贤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则崇祯改元之岁矣。众正未登，书仍进呈颁赍，送至皇史宬。阁臣有欲焚旧本者，赖大珰王体乾不可而止。而存宬中。

    崇祯六年（1633）少詹事文震孟疏请再修《光录》，《明史》卷二一六《许士柔传》：

    先是魏忠贤既辑《三朝要典》，以《光宗实录》所载与《要典》左，乃言叶向高等所修非实，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祯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实录》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实录为魏党曲笔，当改正从原录。”时温体仁当国，与王应熊等阴沮之，事遂寝。

    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忠贤使其党重修（《光宗实录》），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谬者数条，疏请改正。帝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卒为温体仁、王应熊所沮。

    震孟《孝思无穷疏》，《春明梦余录》曾引全文。疏云：

    臣猥以菲材，备员史局，顷因纂修《熹宗皇帝实录》，从阁中恭请《光宗皇帝实录》副本校对，见其间舛误甚多，而悖谬之大者，如先帝之册立，与梃击、红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盖天启三年七月十六日实录进呈，则礼臣周炳谟等、史官庄际昌等所纂修，而阁臣叶向高、韩爌等所总裁者也。至天启六年逆党崔呈秀等谓实录非实，请旨重修，则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进，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时皇上初登大宝，《要典》未毁，逆案未成，阁臣黄立极等不行奏明，含糊从事，后来诸臣亦无复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者，《要典》虽焚，邪说未殄，先帝二十年青宫之忧患，与夫一月天子，万年圣人等事，俱隐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臣念皇上追念先帝，册封敬妃、慎嫔以寄永思，皇衷纯孝，孺慕弥殷，薄海臣民，咸为感动，乃先帝记载尚未清明，使今日编修将何所据，流传后世，又安取衷，国是所关，良非细故。若谓已入史宬，不可复出，则逆珰之矫旨，且能行于当年，圣明之独断，岂不易于反手，视为缓图，置不上闻，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谨摘其甚者，上渎睿览。一云：“当命哲之日，诏浩恩赍，俨然负震器之重，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云云。”臣谨按先帝册立一事，自万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国本，有贬谪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国，九死不移，诸臣亦何利于己而为之，纵皇心有主，未忍言夹日之功，而精忠自盟，岂可没回天之力。乃谓浮议外滋，无端蔓引，一语抹杀，谓皆好事者之过，此以《三朝要典》所称奸党构衅，希图定策，与三案诸奸一脉相贯者，同一邪说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张差持梃入东宫殿檐下，击伤门者，中官共执之，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回奏张差话不情实，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谋危东宫之说，词连二珰，科臣何士晋、行人陆天受、主事张廷等附和其说，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梃击一案也，即据刘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疯癲”二字草草结局，不容王之寀奏张差口词，指为捏谋何也？且张差有口，举朝岂应默然，而一有言者，辄曰附和，曰激聒，则必使东宫无一护卫之人而后快乎！正与《要典》同一邪说，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给事中惠世扬疏论刘廷元，遂谓初张差狂闯蓟道，阑入宫门，廷元巡视皇城，按状风魔，皇祖是其奏，谳决平允，自王之寀突揭构畔，徒党因以为利，借他事诬蔑廷元，未几果显攻疯癲之案，一时邪说世扬实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寀摘发张差之逆，至于察处，至于削夺，后逮死诏狱，莫敢议恤，即惠世扬身被五毒，体无完肤，所以不即死者，逆珰欲借为戎首，遍杀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圣明御宇，仅免一死，尚稽启事，乃云徒党因以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疯癫之案，忠臣义士所共明目张胆而攻者，何俟世扬为倡始显攻之？《要典》邪说宜改者三。一云：“张差闯入东宫，言者纷纷，御史刘光复言致辟行刑，一狱吏任，似不必言官诧为奇货，居为元功，以此二语为异议者刺骨”云云。臣按刘光复之得罪也，实以奏对越次，然据其语，但言皇上极慈爱、太子极仁孝两言，亦未见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货元功之语，不可谓非抹杀忠义矣。大抵闯宫一事，梃及殿檐，近侍俱踣，亦天下奇变也。必欲视为平常，不当根究，以为仅一狱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说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渐，召李可灼，并趣和药，悉出圣意，一时臣工所共闻共见。其后有造为许世子不尝药之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亡何正论大明，邪说渐灭。且云李可灼往来思善门，中使以闻，其敷奏姓名，莫可得而问”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红丸一案也，昔唐宪宗殁，杖杀方士柳泌，泌盖为宪宗制长生药者，彼岂不愿其主之长生，而饵药不效，则杀之而不为过，后世亦不以为冤。今可灼进药而先帝宾天，纵谓之误，庸医杀人，律有明罪，况误伤天子乎！此即肆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与顾命大臣同赐金帛，比屡经论劾，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后世！且宫闱之中传奏姓名，岂遂不可穷诘，稍欲穷诘，即曰群小，曰污蔑，曰晦瞑，此皆《要典》邪说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条，仅摘其尤悖谬者，伏乞圣裁，即敕史馆逐一改正，或取天启三年所进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几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衮钺可凭，而于皇上之达孝亦有光矣。

    震孟议被沮，谕德许士柔又上《帝王世系二疏》，力言二修录之宜改，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八《石门许公墓志铭》：

    甲戌（崇祯七年，1634）官宫谕，上《帝王世系二疏》。先是群奸嗾逆贤定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庙实彔，铲削其与《要典》牴牾者。会稽（倪元璐）请焚《要典》，天下韪之。久之改录如故，《要典》犹勿焚也。于是茂苑（文震孟）及公相继论改录之谬，茂苑请刊定改录所笔者，而公则摘抉改录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备员纂修，恭阅皇考实录总记，于世系独略，皇上娠教之年，圣诞之日不书，命名之典，潜邸之号不书，圣母出何氏族，受何封号不书，凡此皆原录备载而改录故削者也。原录之成在皇上潜邸之日，而详慎如此，改录之进在皇上御极之初，而草略如彼。此大经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谓累朝旧例，不必滋烦。乌程（温体仁）复令中书官捧穆庙总记以诋公，公具揭争曰：“皇考实录与列圣条例不同，列圣在位多历年所，登极后事皆用编年排纂，则总记可以不书。皇考在位一月，登选三后，诞育圣嗣，皆在未登极之先，不书之总记而谁书也。穆庙大婚之礼，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总记不载。母后之姓氏封号，皇子之出震承乾，宝册金书，辉映天地，编年未尝不具载也。皇考一月易代，载册熹庙仪注，而皇上之册立阙焉可乎？”乌程怒，攘臂揭参，同官柅之而止。公复抗疏言：“累朝实录无以不书世系为成例者，臣所以擿抉改录，政谓与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显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录具书保护之功，而改录削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圣，国本几危于震虩，天心幸托诸坤宁，当日调护之苦心，真千古孝慈之极则，宗庙赖燕翼之庆，诞发于本支，而史臣抑顾复之劳，抹杀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终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报闻。

    《春明梦余录》引《西垣笔记》引叶向高原录四事，一国本，二妖书，三梃击，四红丸。文长不具录。

    （十五）熹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熹宗实录》八十四卷，温体仁等修。

    崇祯元年敕修：

    命成国公朱纯臣为监修官，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等为总裁官，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姜逢元、侍读学士刘宇亮、傅冠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等同编纂。

    时纲纪废弛，史官旷职，至崇祯末始成书。谈迁《枣林杂俎》逸典：

    纂修实录，各分翰詹坊局，稿具送阁臣总裁，又分岁月删定，汇而上之。熹宗御历七年，论实录终岁事耳。史官虽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闻，阁臣亦不以为意。嘉定钱相国（士升）尝总裁二十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肯往覆也。至崇祯十□年始竣。

    按《明史·宰辅年表》，士升以崇祯六年九月入阁，至九年四月免，孺木所云总裁二十年误，然据所记，则当时淹滞之情形可知也。总裁官中有朱继祚，以尝与修《三朝要典》，被论求罢去。《明史》卷二七六《朱继祚传》：

    崇祯初复官，累迁礼部右侍郎，充实录总裁。给事中葛枢言：“继祚尝纂修《要典》，得罪清议，不可总裁国史。”不听。继祚旋谢病去。

    清军入北京后，实录仍在皇史宬（夏燮《明通鉴义例》）。清顺治二年（1645）诏修《明史》，明降臣冯铨任总裁，以其事奄丑行备载于天启四年实录，遂私窃去毁灭。朱彝尊《曝书亭集·书两朝从信录》后：

    《熹宗实录》成，藏皇史宬。相传顺治初大学士涿州冯铨复入阁，见天启四年纪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无完书。

    全祖望《鲒埼亭集·移明史馆帖子》二：

    冯涿州再相，奋笔改熹庙实录。而刘若愚《酌中志》，或云其黑头爰立伎俩一卷，以为之讳。

    杨椿《松邻堂集·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亦云：

    《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大学士冯铨为总裁，仿通鉴体仅成数帙，而天启四年实录遂为窃去，后下诏求之，终不可得。

    又天启七年实录亦缺，《东华录》：

    顺治五年（1648）九月谕内三院：“今纂修《明史》，阙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着在内六部都察院衙门，在外督抚镇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阙年分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

    至顺治八年又下诏搜访，《东华录》：

    闰二月大学士刚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査天启四年及七年六月实录并崇桢一朝事迹俱缺。宜敕内外各官广示晓谕，重悬赏格，凡钞有天启崇祯实录，或有汇集邸报者，多方购求，期于必得。或有野史、外传、集记等书，皆可备纂辑。务须博访，汇送礼部，庶事实有据，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

    终无所得，《天启实录》至今遂无完本。

    （十六）思宗

    明北都覆没后，福王建国南京。辅臣高弘图请修《思宗实录》，礼部右侍郎管绍宁因上《修国史实录玉牒疏》，《赐诚堂集》卷三：

    题为中兴有象，文献无征，请修正史以存本朝完书事：仪制清吏司案呈该臣部据礼科抄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弘图题前事等因。奉圣旨：“北畿史宬沦没，今日开馆修史，国之大务，阁中即议纂史官等毕备，务搜罗群籍，犁然成一代典册，该衙门知道，钦此！”又一本为请修先帝实录，以集遗徽事：奉圣旨：“先帝十七年苦心仁政，臣民素有见闻，邸报章奏，海内必多流布，实录自当及时纂修，其间开局设馆搜罗等事宜，卿等酌议来行。”罗万象等即令询访故实，事竣各付史馆，以资采择，该衙门知道！

    绍宁因具上纂修事理，崇祯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国史、玉牒皆系大典，这所奏俱依拟行。”时绍宁并举陈子龙、余飏、夏允彝、张采、吴国龙、陈震生、宋徵璧、杨廷枢、徐孚远、张以谦等任史官。谈迁《枣林杂俎·逸典》亦记：

    高相国请修国史实录，许之，遽去位，未开局。钱尚书谦益多藏书，意任史，竟变作。礼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绍宁覆修史疏，请门下士某任史馆，报可准贡。前相国疏荐予中书，予力辞至泣下，乃荐宣城唐祖命、歙县方世鸣等。至是又欲荐予史馆，如管例，辞之。或问其故，曰：“国初布衣预史馆时，略势分，广采集。今进贤冠载笔，尚论崇卑，一措大厮间仰望鼻息，不过呈翰吮墨，等于门下牛马走，宁藏身瓮牖，同腐草木耳。”

    南都逾年倾覆，国史、《崇祯实录》俱未成。至清初修《明史》，四明万言始搜辑遗史，辑为《崇祯长编》，当时颇有传本。王源《居业堂集·与吴商志书》：

    实录止于天启，并未有《崇祯实录》。近修《明史》，始将十七年朝报搜出，摘辑长编，以备纪传，唯一二总裁家有副本。

    长编今存者有《痛史》本二卷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抄本六六卷，俱残阙不完。

    南明诸希实录今存者有《痛史》本《福王登极实录》《弘光实录抄》《思文大纪》及王夫之《船山遗书》本《永历实录》，俱出私撰，不具录。

    九　传布

    实录正本嘉靖十三年（1534）以前藏内府，十三年始建皇史宬贮之，金匮石室，外人不可得见。唯副本藏内阁，掌于翰林院典籍，每一帝山陵，修实录时，必取前朝实录副本为参校。以故阁臣史官均得私抄，流布于外。如郑晓、王世贞等均家有实录，即其著例也。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重录实录、玉牒置皇史宬，前后历时二年，计抄传者当难仆数。至万历十六年又重录实录为小型本，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卷一今上史学条：

    （万历）十六年，阁臣进太祖御札在内阁者凡七十余通，上命留内恭藏，因索累朝实录进览，阁臣对以实录成时，史臣倶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人间并无底稿。唯皇祖世宗特建皇史宬以藏列圣实录、宝训，但册样稍广，宜减为书册，庶便展阅，容令中书官誊进，陆续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匮石室之藏，俱登乙览矣。

    陈继儒纪此役经过更详尽，《眉公见闻录》三：

    万历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阁臣申时行等恭进圣祖御笔。奉圣旨：“圣祖御笔留览，还着查取累朝实录、宝训稿来进，钦此。”又该文书官宋坤口传圣谕：“装潢宝训、实录尚冠恭看一遍，请去皇史宬安，如再请来，不尚冠不敢恭看。查有累朝宝训、实录稿，着进来以便观览。”时行等题云：“査得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宝训、实录已完，正本于皇极殿恭进，次日送皇史宬恭藏，副本留贮内阁，其原稿则阁臣会同司礼监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隙地内焚毁，盖崇重秘书，恐防泄漏故也。今奉旨查取原稿，臣等无凭查进。臣等査得嘉靖年间曾将累朝实录、宝训重录一遍，见今藏奉皇史宬。其原先旧本，则隆庆年间曾闻先任阁臣云皇考尝一取视，收藏道心阁，后又送入皇史宬。如皇上留心继述，时欲览观，乞命该管人员査取恭进。至于阁中副本，节年以来，屡因开馆纂修，各官考究翻阅，时有污损，一时未能整顿。如皇上欲朝夕披阅，除武宗以前，见有皇史宬原先旧本可以取进外，其世宗、穆宗两朝训录，或容臣等查取誊录各官，督令誊写便览书册，陆续进呈，以备御览。臣等未敢擅便，伏乞圣裁，令臣等遵命施行。”三月初一日，文书官宋坤又口传圣谕：“前日说累朝宝训、实录，皇史宬打点不曾有。恐世宗请去西城万寿宫被灾。今自太祖起及累朝训录，都誊写装潢进览，有几部就进几部来。”时行等又题云：“查得嘉靖十三年重书宝训、实录，降敕开馆，及用校对誊录等官生数多，盖皇祖世宗欲以祖宗谟烈，閟之金柜玉函，以传万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皇上特命誊写，是欲以累朝典故，置之法宫秘殿，以备乙夜之观，所重在于便览。故臣等窃谓训录旧本式样宽阔，今宜稍敛，改从书册。旧本简帙繁多，今宜并省，不拘卷数。其誊录官员，除两房并玉牒馆见在供事外，不敷之数，相应查取先次会典馆誊录后回原衙门各官，前来供事。合用纸札，于司礼监陆续关取。笔、墨、桌、凳等项，例于各该衙门支用。校对官于翰林院差委，圈书监生于国子监收管，吏役于吏部各取拨。一应事宜，容臣等查照节年事例题请施行。”夫皇上因御笔欲看宝训，实录，因宝训、实录，又云尚冠恭看，不尚冠不看。其法祖式训之意，诚有不敢愆忘，不敢怠荒者，谨书之以备史缺。

    因实录之重抄，诸校对誊录官遂乘机传抄，传布至广。朱国桢《涌幢小品》二：

    实录之名起于唐，国朝平元都，即辇十三朝实录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实录》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乐，并历朝所修者，藏之金柜石室，最为秘密。申文定（时行）当国，命诸学士校雠，始于馆中誊出，携归私第，转相钞录，遍及台省，若部属之有力，盖不啻家藏户守矣。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书潘吴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间所传止有《太祖实录》。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以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是以野史日盛，而悠谬之谈，遍于海内。

    康熙中又诏《明史》修成之日，应将《明实录》并存。《东华录》：

    康熙二十六年（1687）上谕大学士等曰：“史事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他书或以文笔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岂可空言文饰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过逼，以致要务多漏，且议论偏颇，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据。”

    然至今日，数经变乱，皇史宬正本与内阁副本均荡然不可问。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实录残帙数十纸，坚楮朱丝，纸色洁白，缮写工整，行格宽大，断句用朱圈，系内阁大库旧物，或即《明实录》副本之仅存者。至海内外公私藏家所庋实录，现存者约十数部，大抵多为传抄本，鲁鱼亥豕，脱文断简，触自皆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汇校本正在整理中，倘校本能早日传世，使绩学之士，能人手一编，概以研究明代史事，亦一快也。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六日脱稿于昆明西郊落索坡（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期，一九四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