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之钞法

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三十年二月甲辰中书省臣言：“今岁给饷上都大都及甘州西京，经费浩繁，自今赏赐悉宜姑止。”从之（《元史》卷一七《世祖纪》）。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世祖死，四月成宗即位。八月诏诸路交钞库所储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存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于京师（《元史》卷一八《成宗纪》）。盖以初即大位，赐赉诸王，国库不足供用，故至动用钞本也。大德二年（1298）二月丙子，帝谕中书省臣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右丞相完泽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当作锭），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三年正月壬辰，中书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坏。”帝嘉纳，仍谕宣徽使月赤察而等，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四年五月癸未，左丞相答剌罕遣使来言：“横费不节，府库渐虚。”诏自今诸位下事关钱谷者，毋辄入闻（《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七年正月丙午，定诸改补钞罪例，为首者杖一百有七，从者减二等，再犯从者杖与首同，为首者流（《元史》卷二一《成宗纪》）。改补谓以真钞一两改为二两，五钱改作一两，以真作伪，改钞实值也（《元典章》卷二〇《户部》六《钞法·挑钞挑补钞罪例》）。时钞法日坏，物愈重，钞愈轻，郑介夫因献议铸钱，与钞相权。其言曰：“今国家造钞虽广，而散之民间甚少，民得之者亦甚难。无他，轻重失相权之宜也。夫天下之物，重者为母，轻者为子，前出者为母，后出者为子，若前后倒置，轻重失常，则法不可行矣。汉以铜钱而权皮币之重，皮币为母，铜钱为子。宋以铜钱而权交会之重，交会为母，铜钱为子。国初以中统钞五十两为一锭者，盖则乎银锭也。以银为母，中统为子。既而银已不行，所用者唯钞而已，遂至大钞为母，小钞为子。今以至元一贯准中统五贯，是以子胜母，以轻加重，以后逾前，非止于大坏极弊，亦非吉兆美谶也。今请造铜钱以翼钞法。国之所出者钞，民之所出者货，钞以巨万计，国不可以得民货，货以畸零计，民不可以得国钞，若使畸零之货可易铜钱，则巨万之钞自然流通，此国与民两便之计也。（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一《唐宋钱币》）”盖至元钞虽有十一料，然小钞费重量多，总库吝于出给，所在官库关到料钞，大钞甚多，小钞极少，又为权势之家及库官库子人等结揽私倒，小民无从得小钞，贸易不便，致使民间以物易物。权豪巨商，至私刻木牌、茶帖、酒牌、竹牌、面帖等杂行民间，与交钞相权，小民因之受害，钞法亦益以阻滞。至元三十一年下诏禁断，并令多降零钞（《元典草》卷二〇《户部》六《杂例·禁治茶帖酒牌》，姚燧《牧庵集》卷四《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然法久弊生，民间仍以大钞为苦。郑介夫之建议以钱代零钞，因以通钞法，时虽不见用，至武宗朝遂据为改革之张本焉。

    四　至大银钞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死，五月武宗即位。九月己丑，中书省臣言：“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当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十一月丁卯阔儿伯牙里言更用银钞铜钱，命中书与枢密院御史台集贤翰林诸老臣集议以闻。十二月壬辰，中书省言：“今国用甚多，帑藏已乏，用及钞母，非宜。”至大元年（1308）二月乙未，中书省臣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豫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赐者不以何人，毋得蒙蔽奏请。”（《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二年秋七月乙未，乐实言钞法大坏，请更钞法，图新钞式以进。有姓江者画钞式，以为印钞库大使。八月癸酉立尚书省，以乐实为平章政事，更新庶政，变易钞法。九月庚辰，颁行至大银钞，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隳，亦既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循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或民间丝绵布帛赴库回易，依验时估给价。随处路府州县设立常平仓，以权物价，丰年收籴粟麦米谷，值青黄不接之时，比附时估，减价出粜，以遏沸涌。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平准行用库常平仓设官，皆于流官内铨注，以二年为满。中统交钞，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尽数赴库倒换，茶盐酒醋商税诸色课程，如收至大银钞以一当五。颁行至大银钞二两至一厘，定为一十三等，以便民用。”己亥尚书省臣言：“今国用需中统钞五百万锭，前者尝借支钞本至千六十万三千一百余锭。今乞罢中统钞，以至大银钞为母，至元钞为子，仍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给国用。”十月庚戌，以行铜钱法诏天下[78]。十月戊寅，御史台臣言至大银钞始行，品目繁碎，民犹未悟，而又兼行铜钱，虑有相妨。又言民间拘铜器甚急，勿便。命与省臣议之（《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三年正月丙申，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曰至大通宝者，面文以楷书，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面文以蒙古新字书，一文准至大通宝一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元史·食货志·钞法》，奥平昌洪《东亚泉志》卷一一）。二月丁卯，尚书省臣言：“昔至元钞初行，即以中统钞本供亿，及销其板。今既行至大银钞，乞以至元钞输万亿库，毁其板，止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为便。”从之。八月丙辰，复以行用铜钱诏谕中外。四年正月庚辰武宗死（《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仁宗继位。壬午罢尚书省，以平章乐实等变乱旧章，流毒百姓，命官参鞫。丙戌，乐实等伏诛（《元史》卷二四《仁宗纪》）。四月丁卯，罢至大银钞铜钱，仍用中统至元钞，诏曰：“我世祖皇帝参酌古今，立中统至元钞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兹矣。比者尚书省不究利病，辄意变更，既创至大银钞，又铸大元至大铜钱。钞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钱以鼓铸勿给，新旧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议，允协舆言，皆愿变通，以复旧制。其罢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应尚书省已发各处至大钞本，截日封贮。民间行使者赴行用库依例倒换。依旧印造中统钞与至元钞子母并行，凡官司出纳，一准中统钞数，新旧铜钱虽畸零使用，便于商民，然壅害钞法，深妨国计。其大元铜钱，诏到赴行用库依例倒换，历代旧钱，截日住罢不使。买卖铜器，听民自便。确禁金银，本以权衡钞法，条令虽设，其价益增，民实勿便。自今权宜开禁，听从买卖。其商舶收买下番者依例科断。”（《元典章》卷二〇《户部》六《钞法·住罢银钞铜钱使中统钞）初议罢银钞铜钱，礼部尚书杨朵儿只曰：“法有便否，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银钞固当废，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之，昔之道也。国无弃宝，民无失利，钱未可遽废也。”言虽不尽用，时论是之（《元史》卷一七九《杨朵儿只传》）。十月壬辰诏收至大银钞（《元史》卷二四《仁宗纪》），河南行省右丞王约度河南岁用钞七万锭，必致上供不给，乃下诸州凡至大至元钞相半，众以方诏命为言，约曰：“吾岂不知，第岁终诸事不集，责亦匪轻。”丞相卜怜吉台赞之曰善，遣使白中书省，省臣大悦，遂遍行天下（《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十一月辛丑，平章政事李孟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帝纳其言，凡营缮悉罢之。十二月辛卯，遣官监视焚至大钞（《元史》卷二四《仁宗纪》）。皇庆元年（1312）二月壬午，置德安府用库。二年二月丁亥，敕外任官应有公田而无者，皆以至元钞给之（同上）。文宗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庚午，监察御史言：“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令有司刻板印钞。今事既定，宜急收毁。”从之（《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二年二月甲寅，更铸钞板，仍毁其刓者（《元史》卷三三《文宗纪）。至顺元年（1330）十一月辛丑，征河南行省民间自实田土粮税，不通舟楫之处，得以钞代输（《元史》卷三四）。二年十一月辛卯，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五十两折钞二十五锭（《元史》卷三五《文宗纪》）。

    五　至正钞法

    顺帝至正十年（1350）丞相脱脱用贾鲁议，谋改钞法[79]。四月己丑，左司都事武祺建议更钞法，其言曰：“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传者少，致伪钞滋多。”诏凡合支名目，于总库转支。十月乙未吏部尚书偰哲笃建言立交钞用钱，命中书省御史台集贤翰林两院之臣集议之。其法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楮币为母，铜钱为子。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以为不可，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比之达达人乞养汉人为子，皆人类也，是终为汉人之子而已。岂有故纸为父，而以铜为过房儿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诚又曰：“钱钞用法，以虚换实，其致一也。今历代钱及至正钱、中统钞及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若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偰哲笃、武祺又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交钞若出，亦有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识之矣。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成宪，岂可轻改。”偰哲笃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诚曰：“汝辈更法，又欲上诬世皇，是汝又欲与世皇争高下也。且自世皇以来，诸帝皆谥曰孝，改其成宪，可谓孝乎！”偰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偰哲笃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诚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思诚归卧不出。遂定更钞之议而奏之。十一月己巳，下诏云：“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唯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爰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小平钱，折二钱，当三钱、当五钱、当十钱凡五品。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元史》卷四二《顺帝纪》，卷九七《食货志·钞法》，卷一八五《吕思诚传》；奥平昌洪《东亚泉志》卷一一）

    至正新法行，议者多不以为长计。王祎云：“顷岁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京师复铸至正新钱，使配异代旧钱，与二钞兼用。其意殆将合古而达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统本轻，至元本重，二钞并行，则民必取重而弃轻。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唯钱之是用。而又京师鼓铸寻废，所铸钱流布不甚广，于是民间所用者悉异代之旧钱矣。二钞者国家之所用，而民则以为弃物而弗之用，旧钱者国家未尝专以为用，而民争相宝爱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国家之柄，而国家之命已下制于民，泉货之弊，莫此时为甚矣。”（《王忠文公集》卷一二《泉货议》）时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元史》卷九七《食货志·钞法》）。壬辰癸巳间（1252-1253）钞法艰涩，乙未（1355）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熝不烂之说：观音钞者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熝不烂者如碎絮筋査也（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十六年三月辛巳，命中书平章政事帖里帖木儿、参知政事成遵等议钞法（《元史》卷四四《顺帝纪》）。时民间已绝不以钞交易（《至正直记》卷一），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元史》卷九七《食货志·钞法》）。十七年四月丙辰，京师立便民六库，倒易昏钞（《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库立而无有以昏钞来易者。又铸至正之宝大钱以权钞，背书权钞五分，权钞一钱、权钞一钱五分、权钞二钱五分、权钞五钱，凡五品。五分者为至元钞十文，一钱者二十文，一钱五分者三十文，二钱者四十文，二钱五分者五十文，五钱者一百文。而钱钞皆不行（奥平昌洪《东亚泉志》卷一一）。又罢宝泉提举司（权衡《庚申外交》）。民皆以变钞法咎丞相脱脱，为《醉太平小令》一阕云：“堂堂大元，奸佞擅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作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辍耕录》卷二三）。

    叶子奇论至正钞法云：“元世祖中统至元间立钞法，行之四五十年。中统以费工本多，寻不印行。独至元钞通行，用以权百货轻重，民甚便之。至正间丞相脱脱当承平无事，入邪臣贾鲁之说，欲有所建立以求名于后世，别立至正交钞，料既寙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呜呼！盖尝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后世变通不得其术也，元之钞法，即周汉之质剂，唐之钱引，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当其盛时皆用钞以权钱。及当衰败，钱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涩而不行，职此之由也。必也，欲定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茶盐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使钞法如此，乌有不行之患哉！当今变法，宜于府县各立钱库，贮钱若干，置钞准钱引之制，如张咏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动荡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沟虽通，所出之沟既塞，则水死而不动，唯有涨漏浸淫而有滥觞之患矣。此其理也。当时不知，徒知严刑驱穷民以必行，所以刑愈严而钞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无术而亡也。”（《草木子》卷三）

    六　释锭

    元代钞法，贯以外别有锭、两、分、文等单位，银之数多者亦为锭。

    钞有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元宝钞、至元通行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中统交钞之别。

    历朝钞之发行额可考者如下表，根据栏无说明者皆出《元史·食货志》。

    1王恽《玉堂嘉话》卷四：“至元六年行用元宝钞止七十余万锭，予时为御史，曾刷提举司文案，故知。”

    除英宗一朝颁钞以贯计外（《食货志》亦纽合作锭），历朝皆以锭计。

    《元史·食货志·钞法》门言交钞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是银一两当丝钞二十两，丝钞一两为银五分。元宝钞则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贯为银五钱。二者显有矛盾。盖据上文则交钞一两为银五分，据下文则元宝钞一贯为银五钱，二者价格相去十倍也。如以元宝钞一贯同交钞一两，则交钞一两亦当直银五钱，是上文“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应作“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百两”，始合。然据《食货志·岁赐》门，世祖次子平远王阔阔出位，西平王奥鲁赤位，爱牙赤大王位，镇南王脱欢位，云南王忽哥赤位，五王岁赐银五十锭，折钞一千锭。银一锭为钞之二十倍，恰与钞法条合。据此则银一两合交钞二十两，下文之元宝钞一贯即不能为交钞一两，盖以元宝钞一贯值银五钱，而交钞一两则仅直银五分也。如以上文为是，则下文元宝钞一贯同交钞一两，应为元宝钞一贯同交钞十两之误。总之，《食货志》所记交钞元宝钞与银之比率，二者必有一误。

    欲决此疑，请先释钞锭。

    交钞之单位为两为钱。《食货志·额外课》门云：“历日总三百一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计中统钞四万五千九百八十锭三十二两五钱。”“内大历二百二十万二千二百三本，每本钞一两，计四万四千四十四锭三两。小历九十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五本，每本钞一钱，计一千八百三十一锭三十二两五钱。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钞一两，计一百五锭七两。”“契本总三十万三千八百道，每道钞一两五钱，计中统钞九千一百一十四锭。”又《茶法》门：“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是锭为钞五十两。

    元宝钞之单位为贯为文。《岁赐》门云：“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时科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至成宗复加至二贯。”此据字面言，上文中统钞五钱为交钞，下文二贯则为元宝钞。如据《钞法》门之比例，丝钞五钱为银二分五厘，元宝钞二贯则为银一两。由世祖至成宗十数年间之增加额为四十倍。今试就户钞之实例计之，如太祖叔答里真官人位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拨南丰州一万一千户，计钞四百四十锭。丝钞户五钱，万一千户为五千五百两，锭五十两，计为锭一百十。元宝钞户二贯，万一千户为二万二千贯，为锭四百四十。则一锭为五十贯。又如太祖弟搠只哈撒儿大王淄川王位江南户钞，至元十三年分拨信州路三万户，计钞一千二百锭。三万户为六万贯，以锭五十贯计，恰为一千二百锭。由上二例知钞锭为五十贯，知《岁赐》门所列户钞均为成宗时之中统元宝钞二贯。如以丝钞计之，则全部不合。再检《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中书省臣言：‘陛下新即大位，……江南分土之赋，初止验其版籍，令户出钞五百文，今亦当有所加，然不宜增赋于民。请因五百文加至二贯，从今岁官给之。’从之。”据此则《岁赐》门之中统钞五钱，《纪》作钞五百文，一钱即一百文。又如《俸秩》门内外官俸数，太师府长史俸三十四贯六钱六分，以贯与钱合用。《元典章》卷二一《户部》七《钱粮数目以零就整》条，中统宝钞以贯为两，以十文为分。由此知《元史》记载钞数，两与贯常互用。所记中统钞若干两或贯，实通指交钞（丝钞）与元宝钞（银钞）而言。

    交钞之两与元宝钞之贯互用，以事理言，必须一两与一贯之实值相等始可。今试以常时之物价探求两与贯之实值。太宗庚寅年（1230）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其价银一十两。世祖中统二年（1261）减银为七两。至元十三年（1276）既取宋，而江南之盐所入尤广，每引改为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两淮之盐，至元十三年每引三百斤，其价为中统钞八两。两浙之盐，至元十四年，每引分作两袋，每袋折中统钞九两。太宗时境土未广，产盐不多，盐至银十两一引。平宋后得江南盐而盐价下跌，引为中统钞九贯或九两，八贯。由此知第一，贯两实值应相等；第二，贯两之实值与银一两之实值相去亦不甚远。又如《酒醋》课，至元十年（1273）御史台言：酒户见纳课程，每石卖钞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葡萄酒每一千斤卖钞一百两，内纳官课六两。钞四两可买酒一石（《新元史·食货志》）。又如市籴，至元三年（1266）每石六钱，四年每石四钱五分（王恽《乌台笔补》）。京师赈籴之制，至元二十二年，发海运之粮，减其市直以赈籴。凡白米减钞五两，南粳米减钞三两，岁以为常。成宗元贞元年（1295）发粮七万石粜之，白粳米每石中统钞一十五两，白米每石一十二两，糙米每石六两五钱（《元史》卷九六《食货志·赈恤》）。大德七年（1303）始加给内外官俸米，无米则按其时值给价，虽贵，每石不过二十两。上都大同隆兴甘肃等处素非产米之地，每石权给中统钞二十五两（《食货志·俸秩》）。约计成宗时米价石约二十两，则以钞值低落，较初制钞时贬值故也。

    由上文所申述，已知者为钞每锭为五十两，或五十贯。两贯钱文互用。钞一两或一贯之购买力低于银一两。今再就当时之交钞与银之比例论之。至大四年（1311）户部言：“盐课价钱，中统至元年间每引一十四两，至元二十年每引二十两，以后递添。至元贞二年，一引至中统钞六十五两。此时中统钞一两可买盐四斤上下。至大二年尚书省奏准每盐一引改作至大银钞四两，该至元钞二十两，折中统钞一百两，较原价斗添三分之一。”按中统两贯同白银一两，一贯同交钞一两，则中统二年减为七两者，白银七两也，户部所云每引十四两者，交钞十四两也（《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新元史·食货志·钞法》）。则白银一两为交钞二两甚明。再核以明人国史，洪熙元年（1425）范济言：“中统交钞以丝为本，银五十两易丝钞一百两。”（《明宣宗实录》卷六）济生于至正初年（1342年顷），上距中统制钞约八十年。以二事互证，则银一两为交钞二两之说当可置信。

    白银一两为交钞二两之说成立，《食货志·钞法》门之记载便可贯通而无牴牾。试据以改丝钞千两为百两，即可通读为交钞以银五十两易丝钞一百两，元宝钞一贯同交钞一两，二贯同白银一两，至元钞亦然。通有元一代三种通行之钞，均与银为二比一之比例，即银一两直钞二两或二贯，银一锭值钞二锭。于此又有一问题发生，《草木子》记至元钞凡十等：“一十文为半钱，二十文为一钱，三十文为一钱半，五十文为二钱半，一百文为五钱，二百文为一贯，三百文为一贯五钱，五百文为二贯五钱，一贯为五两，二贯为十两，五个一贯为半锭，五个二贯为锭。”以十贯为锭，五贯为两，二十文为钱，不与上文所申述者恰相违戾乎？于此，有一答案，即元代行钞以中统钞为准，以物价承中统钞之旧故也。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一锭当中统钞五锭，故其锭之计算两钱，亦准中统钞折而五之，所谓十文为半钱者，即中统钞五十文为五分也，十贯为锭者，即中统钞五十贯为锭也。至《元典章》记皇庆元年（1312）定在先一锭银折二十锭钞来，如今添五锭，每一锭银做中统钞二十五锭。延祐七年（1320）科征包银，每一户额纳包银二两，折至元钞一十贯（《元典章》卷二一《户部》七）。银一两折至元钞五贯，中统钞二十五贯，则以法坏贬值，不能维持初制；且此犹属政府定价；实际之贬值，当犹不止此也。

    元钞锭之制仿于金之银锭，金制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金史》卷四八《食货志·钱币》、《古今治平略》卷三《唐宋钱币》）。元之银锭始铸于至元三年（1266），锭重五十两。时杨湜任诸路交钞都提举，上钞法便宜事，谓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有偷滥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用之便（《元史》卷一七〇《杨湜传》）。银锭之铸，盖从其所请也。其后有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元兵平宋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铤，重五十两，归朝献纳。次年复铸元宝重四十九两。十五年所铸者重四十八两。至辽阳元宝则至元二十三四年以征辽东所得银而铸者（《辍耕录》卷三〇）。据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课银一锭，宝钞二锭，发卖宝钞一百二贯五百文。”内二贯五百文为宝钞工费，是则银一锭为钞二锭，知当时通用之银锭为锭五十两者。至元钞一锭合银二十五两。至中统钞原直锭为银二十五两者，至至元钞发行时改以五锭合银一锭，表面为贬值五倍，实则据王恽所记，在至元钞发行以前，中统钞盖已十不值一，则实际上反而提高五倍也。由此可证《食货志·岁赐》门所记世祖五王岁赐银五十锭折钞一千锭者，当为至元钞发行以后之实际折合率。事实本不误。明修《元史》，即据此以述中统元宝交钞与银之折合率，入之《钞法》门中[80]。以中统交钞发行后二十余年之贬值实值，引为初发行之实值，先后倒置，遂使读者寻绎不通，盖无足异矣。

    后三百年，清孙承泽记元钞法，谓：“元世祖造中统交钞，以银为率，名曰银钞，一贯文省准钱一千文，值银一两，故五十贯为一锭，盖是银五十两也。（《春明梦余录》卷三八）”至不辨丝钞与银钞之别。以交钞为银钞误一，以银钞一两值银一两误二，以钞锭一锭值银五十两误三。原孙氏之所以致误，盖以至正中统交钞与至大银钞，牵就以为世祖初制，初不知元钞制虽以贯为文，初未与钱相权，武宗顺帝二朝虽曾铸钱，俱旋踵即废，与颁钞初制固不相涉也。

    一九四三年三月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二期，一九四六年七月，原名“《元史·食货志·钞法》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