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甲骨文：最初的发现及学术界的初步接触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7年（应为1928年————译者）在安阳开始科学发掘之前的近三十年间，商朝的甲骨文已为中国的知识界和少数欧美学者所知晓。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认识到对中国古文字学起了革命作用、并为在华夏大地上发展考古科学事业铺平了道路的这一新发现的重要性的呢？

    田野考古学者清楚地知道，至少早在隋朝，“殷墟”就被当作墓地使用了(1)。证据表明，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如果那时的一些学者像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发现了这埋藏的珍品，那末中国学者可能早在13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这个假定根据的事实是现代发掘出来的隋墓；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不止一次发现有许多刻字甲骨的碎片。我提及这一有趣的地层堆积，仅想表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遵循着某种次序前后相接的阶段。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思想准备的。认识清朝的学术思想史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条件促使学者们得以达到了解和承认甲骨文重要性的成熟阶段。

    清朝经学的两个学派，与这个智力阶段的成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想首先谈谈考据学的潜心研究。早在北宋时这种研究就开始了，但直到17世纪初才得以蓬勃发展。顾炎武（1613——1682）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位大师。追随他的有清初另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派，他们发扬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梁启超这位光绪变法运动领导人和近代中国文学改革的先驱者，把这种精神简要地总结为：“‘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2)除顾炎武外，梁还提到了这个运动的共同发起者阎若璩（1636——1704）。阎成功地证明，在一千多年里被人们视为像西方的旧约《圣经》一样神圣的《书经》，其中大部分是后来一些狂妄的经学家所伪造的。阎若璩的证明有力地促使考据学（或古典版本的校勘）成为经学的主流。以后戴震（1723——1777）是这个学派的领导人。追随他的是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如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吴大澂（1835——1902）。新运动的趋势主要是重新检验其他的经典。这种学术进取精神逐步扩大到对所有古代重要原著的审查。从乾隆到道光年间，这个运动发展到了高潮。

    与此同时，伴随这一发展的还有古文字学（金石学）。大家知道，早在北宋时这种研究就开始了。虽然它几乎完全被后来的元朝、明朝所忽略，但到17世纪初期，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这个学派又复生了。金石学是学习校勘学的必修课，即不仅要求熟悉全部古代的经典原著，而且要具有古代中国文字史的渊博知识。梁启超在上述书中谈到关于古文字学家的金文研究的意义时说：“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以前梁启超还说过中国的古文字和许慎的《说文》相始终。《说文》像古代的经典一样，所有受教育者都视其为对中国文字字义和起源的唯一权威性解释。金文的研究一出现，古文字学家即开始对《说文》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许多研究古代的学者发现金石学能给古代原著提供更正确的解释。

    据容庚说，1910年叶铭在其编辑的铭文研究目录中列举了492个标题(3)。尽管学者们认为目录中错误较多，但它表明了潜心于这个特殊知识领域的清朝学者的极大智慧。至于说这些学者对古文字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

    大家都熟悉吴大澂的名字，因为他对古物的研究早就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注意。在他的许多贡献中，对古玉的研究特别著名。伯索尔德·劳佛是北美研究中国学术的先驱者之一，在他1912年出版的著名的关于玉的专著的序言中说：“由于吴的材料的巨大考古价值，我几乎全部加以复述。”他接着说：“吴大澂没有被旧的桎梏所束缚，也未曾被他接受过的学术传统所阻碍；他用清晰开放的头脑，批判了注疏者对《周礼》、《古玉图谱》及许多其他著作的错误解释。他的常识指引他获得他的先辈预想不到的新的显著成果。……”(4)

    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在1889年第一次出版。在这之前五年吴还出版了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即《说文古籀补》；这部专著可以说是作为清朝一个经学家的中国学者，在研究金石文字的基础上所撰写的第一部系统指出《说文》错误的著作。一部附卷《字说》也和《说文古籀补》同时出版。《字说》主要研究在金文中发现的约36个字，作者的解释与《说文》论述完全不同，有的甚至是相反的。这些不同主要是针对对先秦文字字形的错误判断和解释。换句话说，金文提供的资料完全证明许慎的《说文》不是尽善尽美的权威性著作。这里不再详述其他实例，有兴趣者可读吴的原著。我想指出的是19世纪末期学术界的一般倾向。这个时期，在考据学和金石文字研究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在乾隆、嘉庆（1736——1820）学风的影响下，中国古文字学已发展到了一个急需寻找和研究新资料、新观点的阶段。此时，千余年来《说文》加于中国知识界的桎梏已完全松弛乃至解脱。

    所以，当在这种传统熏陶下的翰林院编修王懿荣（图1）偶然看到甲骨文时，其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他马上采取措施，收集这奇异的、从前无人知道的文字。王懿荣————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其发现刻字甲骨的真实情况仍不清楚，甚至他发现甲骨的确切年代也不能说准(5)。但无需争论的是，他的收集活动开始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前。广泛流传的关于王懿荣划时代发现的故事是从在他家发生的一场疟疾开始的。主治医师的药方中有味药是“陈龟版”，家庭的主人显然也是位医药行家，所以当药买回去时，他亲自查看药的全部成分。当他发现“龟版”上有古字，感到十分惊异。这些字他虽不认识，但立刻被吸引住，遂命仆人赴原药店，把所有的“龟版”买回。

    图1　福山王懿荣（文敏）先生像

    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至今无人能确定。但人们皆知王懿荣是第一个收集刻字甲骨的学者。

    我们见到的关于甲骨文最早发现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董作宾。关于后来他在安阳发掘中起的作用将在后几章中叙述。1928年当董作宾被派遣到可能作为考古遗址的安阳小屯调查时，他主要根据和小屯村民的谈话，记录了大量关于甲骨早期发现的史料。他在写给主持单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中，按年代顺序简要地把关于甲骨文发现、收集和研究的事件列成表，即后来于1930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一书。在随后的安阳发掘过程中，董作宾继续调查甲骨早期发现的情况，研究文字的记载，与早期的参与者座谈。在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修订本中，董把一些与原来不同或相反的新资料都补充进去了(6)。因列入董作宾的编年史表中的最早记载涉及甲骨学上后来发生的事件以及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拟简要概述董关于第一年即1899年的五次记事。下面的叙事依据董的编年表（1937年版）。

    （1）董写的1899年第一次记事：“先是，远在本年以前，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北地滨洹河之农田中，即常有甲骨发现，小屯村人以为药材，捡拾之，售于药店谓之‘龙骨’。村人有李成者，终其身，即以售‘龙骨’为业，今已老死。所谓‘龙骨’，多半皆为甲骨文字。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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