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

测量表明地面高起约3——4公尺。最高处是在东边靠近洹河岸的一个地方。北边临洹河岸处，有一块比村子高出2——3公尺的台地，但一条凹地把它与东边的高地分开。这凹地可能是在雨季时把水泄入洹河的。北岗西面在1929年有条长长的深沟，此沟从花园庄几乎直通北面的洹河，而且它也像是小屯村麦棉田的边界线。村民称之为“水沟”。根据小屯村民的传说，此沟似也是甲骨珍品堆积的西部界线。据了解堆积地点的人说，所有的“字骨头”都是在水沟东部的地方发现的。测量以后我们发现，水沟最低处实际上并不比小屯村的地面低多少。

    比村子地面高约2——3公尺的两个土岗和村东北麦棉地西部边界的“水沟”是初访小屯村时大体的表面迹象。这初步的观察与测量有助于我制定1929年10月开始的第三次发掘计划。由深受旧的挖宝传统影响的河南省政府组织和支持的另一个发掘队，使我们第三次发掘中断了三个星期。虽然这场政治性干扰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包括保护遗址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措施，以及国家珍品出口规章和管理科学发掘的条例。此法的第一条，是我们提议而被采纳的：政府明确宣布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无权发掘。在广泛讨论了几年后，立法院在1930年6月终于通过了这个保护法。其中包括管理正式发掘的规则，这是过一段时间后补充的。需要提一下，内务部和教育部于1935年春联合向中央研究院发出批准允许发掘的第一号执照，而当时安阳发掘已进行到第十一次了。(9)

    这个保护法的内容与安阳田野工作的进步有密切关系，因在我们发掘期间，田野考古工作者除面临复杂技术问题外，还有某些非技术性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艰难障碍。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束缚的国家里，进行田野发掘经常会遇到这些障碍。

    通过行政磋商和建立友好关系，抚慰了省政府的竞争队，我们于1929年11月15日恢复发掘。这一季发掘开始时我的田野计划是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揭露，即用我称之为“卷地毯”的方法。由于省政府组织支持的发掘队的干扰，我只好采用便于情况允许时加以调整的方法。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制定了更系统的在小屯村东北麦棉田里开“探沟”的发掘计划。

    在这块地的西半部，我计划挖一条南北向的长纵沟和六条平行的东西向的横沟，进而探索农田下整个遗址的主要堆积的分布情况。至于村中的地下情况，在春季已进行了初步调查。

    尽管第三次田野工作被干扰了三个多星期，但出土物仍是较原预想的更鼓舞人心。结果充分证明，殷商文化遗迹重要的中心区在村东北麦棉地下某个地方，位于村西北沟与东、北部的洹河河谷边界之间。

    南北向的纵沟揭露了地下一般堆积的剖面，六个平行探沟相距各15公尺，通过纵沟向东，这些沟肯定开在中心地区。在沟H13和H13.5之间，靠近纵沟处，我们发现了一个未曾动过的堆积，事实证明这是殷商文化最重要的堆积。此处就是后来有名的“大连坑”。

    第一次发现和这次发掘范围逐步扩大的细节，已有专论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10)。在此，我总结一下这遗址的重要新发现及其与我们在这个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进程的关系。必须明确，第三次发掘的成就决不只限于发现“大连坑”。所以，下面的总结包括整个发掘时期的丰硕成果。

    对我们工作队来说似乎头等重要的是清楚地显示了地下的分层顺序。把一个隋墓之上的地层断面与“大连坑”的未触动的地层比较研究一下是有意义的。殷商文化堆积之上有一保护层，土色从褐到黑，质坚固，厚度1——2公尺不等，这层常常是没有任何文化遗物，甚至连陶片也没有。至于说在3公尺多深处发现的隋唐墓，其上的回填土常呈现与前面叙述的保护层完全不同的层次。

    具有更多意义的当然是这次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因我亲自指挥“大连坑”的发掘，所以我能以亲身感受来叙述这一重要的堆积依次揭露的各阶段的情况。

    “大连坑”位于洹河西岸高地的西南约50公尺处，它揭露的是横沟H13及其向北的扩展部分。表土一揭去，即表明此处的堆积未被扰过。以下列田野记录（从表层依次向下）为例阐述田野登记的方法：

    （1）表层，0——0.4公尺，混合土，内有一网硾。

    （2）第二层，0.4——0.87公尺，土黄黑色，仅出土一石刀。

    （3）第三层，0.87——1.4公尺，土呈褐色，无任何遗物。

    （4）第四层，1.4——1.85公尺，土色同上，但土质坚硬较难挖，有炼渣和贝一个。

    （5）第五层，1.85——2.1公尺，土色逐渐变黑，质坚硬；发现几块陶片、炼渣和一块雕刻花纹的砂石。

    （6）第六层，2.1——2.4公尺，土黑而硬，在东北角有夹有黄沙的淤土、许多红烧土块，并有炼渣。

    （7）第七层，2.4——2.65公尺，土色、质同上；但在东北角深2.65公尺以下处，土色变浅灰，质稍松软；开始发现较多的陶片和有字甲骨的碎片，还有人头盖骨碎片。

    （8）第八层，2.65——2.8公尺，灰黄色土，东北角的土呈深黄色；陶片种类有：红、黑色绳纹陶，黑、红色方格纹及其他类的陶片。许多陶片上刻有纹饰。其他遗物有：刻字甲骨、蚌片、石刀、砾石、鹿角、人骨碎片、陶范、石斧及碎石等。

    （9）第九层，2.8——2.95公尺，土为灰色，陶片同上；另外还有刻字甲骨、刻花骨、刻纹石器、象牙雕器等，出土物极多。

    （10）第十层，2.95——3.2公尺，土呈灰黄色，但在接近该层底部3.1公尺处出现黄土，黄土南边发现一堆黑炭，混有灰陶、红陶和黑陶等，陶片上有刻纹和绳纹等；另外还有人头盖骨、陶范、砾石、骨锥、石制工具、有字或无字的卜骨及绿松石等。

    （11）第十一层，3.2——3.3公尺，黑土与黄土混合在一起，出土物很少。3.3公尺深处以下，除东南角（《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第232页作西南角。————译者）有半圆形黑土遗迹外，其余部分似已到底。

    第十一层以下，即距现在地面3.3公尺以下，有一个层面被一层位于清晰的黄沙土上的黑土覆盖着，看来未被动过，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察结果。这显然是用作居住址或贮藏穴的地面。更加振奋人心的是在3.3公尺处下，还有一个地下堆积，即一个深陷的圆穴，从“大连坑”底部向下深陷3公尺多。在这直径近2公尺的圆穴底部，发现一堆甲骨，其中有些是全刻字甲，后来董作宾在一篇专论中阐明了它的重要性。(11)

    这个圆穴和另一靠近它西边的长方形窖，是“大连坑”下的一对地下窖穴，我们在此发现了这次发掘中最丰富的埋藏珍品。这些发现物中的多数过去无人知晓。“大连坑”的出土物及其下面两个窖穴中的堆积共同确凿地证明下列出土的遗物和有字甲骨显然是同一时代的：（1）无字骨和几乎完整的刻字龟版；（2）各类动物骨头；（3）多种类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红陶和灰陶；（4）雕刻的骨器和石器；（5）象牙雕刻；（6）距地面约10余公尺深的地下窖；（7）石工具和青铜工具共存；（8）铸青铜器的范；（9）其他出土物。

    地下情况一弄清，这些单件或成批的出土物的同时出现的重要性立即被广泛认识到。这对我们继续在安阳发掘是有益的。

    在这些新的出土物中，釉陶、白陶和铜范不仅使国际上广为注意，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特别是彩陶片的发现更是独一无二的，尔后的发掘从未见到与此相同的，这陶片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简言之，争论的焦点是在小屯堆积中揭露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青铜时代的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讨论持续多年，因它涉及到中国早期文化起源这个基本问题。(12)

    1930年，当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田野考古移向山东省时，安阳发掘停止了一年。在靠近山东省城济南的一个地方，吴金鼎发现了一个新的新石器文化————黑陶龙山文化。吴是我指导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考古组的田野工作人员到济南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一个季度的发掘。华北首次发现的黑陶文化，不仅打动了那些对古代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学者，而且鼓舞了新一代的田野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一直密切注视安阳出土物及发掘情况的人。

    同时，1930年也发生了另一些影响田野工作的组织和小屯遗址发掘计划进程的事件。特别与我有关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弗利尔艺术馆未能就在华北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问题达成协议。当这停止合作的不幸事件发生时，很明显我的工作很难维持。所以，在完成了分派给我的一切田野工作后，我辞去了弗利尔艺术馆的工作。从1925至1930年，按前面讲的协议我连续工作了五年，并希望通过中国研究机构和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协议，促进考古科学的发展和增强中美在学术研究中的友谊。这失败当然使我非常沮丧。

    一些欣赏我的田野工作的朋友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积极请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给予经费资助安阳发掘，这不久就实现了。1930年初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任我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教授，这是一个特意捐赠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讲座。另外，三年里每年拨1万银元作为研究所的田野工作费用。

    于是，1931年春开始第四次安阳发掘。考古组从1929年冬停止在小屯发掘到这时已一年多了。第四次田野发掘队是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包括更多的考古工作者。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遗址性质更多的了解，我又走向田野。在队员中我有许多经过较好训练的新助手。

    第四次发掘一开始，我们就在1929年测量的遗址上分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指导进行发掘，每人有几名年轻的助手和受过训练的发掘工人协助。大多数队员在参加城子崖发掘中都收益很大，那里出土的遗物包括重要的卜骨标本，这些卜骨是用肩胛骨做的但没刻字。城子崖遗址周围有一圈已坍塌的墙，此墙是用夯土建的。仔细审查夯土使人们回忆起前三次在小屯发掘中出现的地层与此惊人地相似；当时董作宾和张蔚然解释这为洪水沉淀层。

    所以，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重新解释过去我们在安阳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观念，这对安阳田野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我个人而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聘任和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使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因我在发掘中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田野工作中获得的新经验使我开始设想，用肩胛骨占卜不仅存在于华北的史前时期，其范围更为广泛。在古代传说中关于商朝早期历史的记载，确实提到商朝建立后曾五次迁都，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至少用肩胛骨占卜明显地说明了商文明与早于它的华北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了这些新的认识，又有了加强的队伍，使我更有信心地安排组织扩大的安阳第四次田野发掘。我与考古组的成员及所长认真商议后，决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我确信已找到了关键所在，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可以追寻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

    田野工作人员有老队员（前三次发掘参加者）————董作宾、郭宝钧、王湘和李济，还有新队员————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刘屿霞。石璋如和刘燿作为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发掘。

    这次找遗址（特别是寻找没扰动过的夯土地区）的方法之一，石璋如已在他1952年出版的《考古年表》中作了介绍(13)。

    这次发掘将遗址分为五个区，即A、B、C、D、E。五个区的具体位置如下（参看图6）：

    图6　小屯发掘的各区（据日译本）

    A区，在1929年（第三次发掘时）挖的纵沟的西面。

    B区，在纵沟东面，横沟11与14之间。

    C区，位于横沟11的南面。

    D区，在“大连坑”的东面。

    E区，位于横沟14的北面。

    这次发掘结束时，发现A区大部分被动过，H13与H14之间的地区过去多次被挖掘。相比起来，B区却保存了大量夯土面，这种情况在A区没有发现。这一区的发掘使所有田野工作者相信我们早期把夯土解释为洪水沉积是错误的。C区是过去村民从不注意挖掘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发现有明显的大量夯土，与B区发现的相同；D区也是如此。

    E区有所不同，在此我们发现了两个未扰动过的地下贮藏窖，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E16和E10。E16中填满了青铜武器和有字卜骨。E10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头，包括一个鲸的肩胛骨和脊椎骨，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批遗物中发现一个象的下颚骨。石璋如在总结这次发掘时写道：

    占地约一千四百余平方公尺。……有版筑土多处，长方窖、圆窖、大灰坑等25处；墓葬等18处。窖壁不但整齐光滑，而且有相对之脚窝。E16圆井为本次的重要发现。遗物有戈、矛、铜范、花骨、白陶……及有字甲骨781片。

    第四次发掘的新方法证明不仅可行而且是成功的；从发现物和“卷地毯”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都证明了两个月艰苦工作的良好成绩。这次发掘结束时，我与同事们下了决心：无论经费上会有什么困难，探寻殷商王朝建筑基础的新观念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能为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朝代的建筑复原取得坚实的基础。对已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区进行全面研究和继续探寻其扩展部分这一基本方针，证明是正确的。要知道，探寻夯土的新过程是耗费时间的，这不仅需要耐心和一定的技术经验，而且也要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认识这长期计划的意义，即经长期工作之后证明它的永久价值。

    这次除在小屯村遗址发掘外，同时，还派人去考察洹河河谷其他预定的发掘遗址，梁思永、吴金鼎和刘燿共同在后岗发掘。后岗是非常靠近铁路的一个土丘。吴和李光宇还负责小屯以西四盘磨的田野发掘。在梁思永领导下，后岗持续了几个发掘季，并证明是很重要的；它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阳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在以后几次发掘中，曾到西边的同乐寨进行试掘，在那里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更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九个发掘季（1934年）在侯家庄发现与小屯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堆积，这里是洹河北岸。在安阳发掘的过程中，这里是小屯村以外第一次发现刻字甲骨的地方。

    第五至九次发掘主要集中于小屯，发掘的宗旨仍是探寻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这五次连续发掘是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3月底，田野工作队的成员和领导人经常变动（见表4）。

    表　4

    第五次发掘时在B区和E区发现了更明显的夯土区。E区发现的一个夯土区是由纯黄土做成的台基。这个台基横断面呈方形，方位向北，但下方遭到后来的破坏。当时我认为这很重要，所以随后的第六次发掘由我负责。这次发掘中又一个重要发现是有关建筑工程的，即发现几排未加工的大小适度的砾石沿夯土边缘规则地排列着。这些明显是用作支撑柱子的基石。这种遗迹常被发现。(14)

    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前几次发掘中常遇到类似的大小不同的砾石可能也是建筑上用的。这样看来，探寻工作自然越做越富有意义。

    从第七至第九次，董作宾与郭宝钧两人轮流领导田野发掘，主要目的仍是继续探寻建筑基础，当然也考察其他地下建筑。这几次发掘季更集中努力深入研究“版筑法”（即夯土筑法）发展的不同阶段。很明显，掌握这技术对殷商时期土木工程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研究中，我们的田野工作人员学到了许多在中国已应用了三千余年的土木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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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里引用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其第一本于1928年10月在广州出版，刊载了八篇论文和傅斯年所长写的前言，他详细阐述了创办研究所的理由。本刊为季刊，每年刊出四分为一本，已连续出刊46年，现为第46本和第47本。

    (2) 董作宾和考古队于10月7日抵达安阳，13日开始发掘。据董自述，发掘时间从13日至30日，共18天。

    (3) 《安阳发掘报告》有计划地刊载安阳田野发掘及其材料研究的情况。1929年在北平创刊，只发行了四期，第四期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史语所所址正向南京搬迁。这个刊物后来先后以《田野考古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的名称刊行。

    (4) 当时中国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新郑青铜器的报导。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所写的《新郑铜器》一文（载《中国科学艺术杂志》1925年第3期）对此重要发现作了一个很好的简介。

    (5) 据我所知，毕士博与我之间的全部公事信件完整保存在弗利尔艺术馆的专门档案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专函索阅。

    (6)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载《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后曾回到国内对这一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进行研究，梁后来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他的硕士论文。

    (7)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第37——48页。

    (8) 小屯发掘出的隋唐墓总数为148座。其中三座有方形石制或砖制墓志铭，或刻或用红笔或墨笔书写。全部墓志铭上都注明为隋唐年代————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另一块注有开皇字样（公元581——600年期间），但年份已漫漶无存，无法辨认。总之，从小屯十二次发掘（1928——1937年）中出土的148座墓中的俑像、瓷器、偶见的墓碑以及其他金属等遗物上判断，墓葬时代为隋或隋唐之际。

    (9) 发给正式的许可发掘证是在立法院通过古物保存法大约五年之后，这主要是由于经营出口古玩的古董商人施加政治影响之故。

    (10)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第37——48页。

    (11) 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2) 考古家和史学家都参加了这场讨论。一些文章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和《史语所集刊》上，可以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3) 石璋如：《考古年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年版。

    (14) 这组重要遗存的最早发现是1932年6月在E区，有照片显示当时一些考古人员站在一排础石前边指点础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