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陵的发现及系统发掘

的原稿编辑增补的。(9)

    让我们先看看此墓的结构的基本特征。

    位置、规模和构造

    HPKM1004在墓地西区东部，确切位置在HPKM1001的西北，它的东墓道打破HPKM1001的北墓道；它的南墓道则被HPKM1002的北墓道打破。这种打破关系明显表明HPKM1004的建造比HPKM1001晚，而早于HPKM1002。

    至于其规模、各中线的量度见表5：

    表　5

    根据上面的测量，仅墓坑内就有近2000立方公尺的实土需在清理时挖出。发掘时很快就看出了所有大墓在现代盗墓者之前已遭到不止一次的盗掘。过去的盗掘是那样的彻底，最早的盗掘者明显已进入木椁，并掠走他们能看见的一切随葬珍品，但他们没有注意墓道里的随葬品。墓道中的那些随葬品被盗较晚，有些可能是最近才被盗的。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尝试，清理回填的大墓确实是件艰苦的工作，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第一，研究墓的结构本身就是重要的。第二，盗坑回填土中常有一些珍品，这是较早的无知盗墓者辨认不清的物品。一般说来，事实上无论现在和过去的盗墓者根本不考虑做彻底的清理工作，所以常有一些偏僻的角落被忽略。侯家庄的发掘再次说明了这个规律。

    HPKM1004墓坑的横剖面近似方形，但南北比东西略长一点。随着墓室深度的增加，墓坑逐渐收缩，在地表向下深12至12.2公尺的底部，其尺寸收缩到15.2 × 16.3公尺。若按比例绘出图，整个大坑看起来像中国用来量米和麦的方斗。墓坑的底部有一木椁。HPKM1004的木椁保存完好，可以复原。四条倾斜的墓道从四个不同方向通到墓室底部的木椁。这四条墓道有的有台阶，有的仅是斜坡形的。南墓道长31.4公尺，是四条墓道中最长的。它由地面直达墓室底部的南口，而东、西、北三条墓道都还不到南墓道的一半长，当然都比南墓道为陡。

    木椁

    木椁的地板仍有部分可见的痕迹，明显是由直径约20-30公分的长木材构成。四壁约3公尺高。木椁的顶端是否也用木料覆盖并不十分清楚，但毫无疑问木椁一定有顶，而且一定还有一朝南开的直通南墓道的门。有证据表明，木椁的内壁有彩绘、雕刻或镶嵌甚至粉刷等精心装饰，可能与宫殿的内壁一样华丽。墓室的四壁一般较光滑，而且涂有灰泥。木椁比墓室底部的尺寸小得多，墓室壁与木椁壁之间明显有一段距离，这空间用土层层夯实。

    高去寻教授绘了一个HPKM1004木椁的复原图（图10）。墓室底面为13.2 × 10公尺。复原的木椁底部最大面积9 × 8.5公尺（包括木椁的各边），因此墓室壁与木椁壁之间有平均1公尺多宽的距离。这空间在整个墓覆盖之前，除木椁的南门外，要用层层土夯实直到木椁的顶端。无疑夯土一定是在墓封闭很久之前就进行的。同时，也有理由确信这一部分填土工程可能是造墓的最后工程，也是木椁竣工后的最后工序。填土结束后，按照葬例把王棺运进木椁，然后埋葬，但这种方法还不能完全肯定。死者的运送可能用特制的马车或牛车。

    图10　HPKM1004大墓木椁图

    死者放进木椁后，杀牲仪式遂即开始，这大概是肯定无疑的。整个葬礼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从不寻常的随葬品数量和“人牲”的总数来判断，这一定是件很耗费时间的作业。此外，根据先秦的传说，后嗣服丧期为三年的习俗始于殷商，尽管不少史学家可能仍对此持怀疑态度。

    早期盗掘

    在HPKM1004墓打开时，考古学家发现早在现代挖宝者对这群王墓垂涎三尺之前很久，墓已不止一次被盗掘。至于HPKM1004，肯定两次被盗。早期的盗墓，其挖掘很明显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早期盗掘的痕迹往下达12公尺深，比现在的水平线低得多。盗墓者清楚地知道埋葬珍品的确切位置，他们把盗坑几乎正好挖在木椁的顶端，在HPKM1004上挖的盗坑稍偏北。所以第一次盗掘（以HPKM1004为例），随葬珍品就有近90％被掠走，剩下的是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填回土的盗坑对现代考古学家的探寻也是有益的。认真考查早期盗掘和回填的盗坑的痕迹，可以了解盗墓者的盗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获得一些判断盗掘约发生于何时的资料。由于某些原因，HPKM1004上盗掘者挖的盗坑稍偏北，故靠墓坑南壁有一小块地方未被扰动。结果有两件大型青铜方鼎留下来了，直到1934年我们考古队重新发掘此墓时才被发现。（图11）

    图11　HPKM1004大墓发现的两个方形大鼎

    祭品和“人牲”

    在东、西区所有大墓被回填的墓道中，我们发现了不少重要遗物。但因它们不是在原处，所以不能肯定它们原来是否属于被发现处的那个墓。如上所述，所幸在一些早期盗掘者忽视的偏僻的未被扰动的地方，偶尔有少量遗留物，像HPKM1004中两件青铜方鼎一样，仍在原处被发现。

    据HPKM1004原始报告介绍，这两件青铜方鼎的准确位置是在此墓墓室南侧，靠近南墓道的入口处，距现在地面8.1公尺，在木椁上方近2公尺处。这两件青铜方鼎是在这未扰动过的包含有随葬品的土层内的第四层。在其下一层，我们的考古学家在9.6——9.85公尺深处发现一捆青铜矛头，有360件（图12）；此层下的第二层内出土青铜盔，据后来统计是141个，此层内还有矛头和戟；底层，即第一层，距现在地面近12公尺深处，这一层中发现由易朽材料做成的物品，不过发掘时它们几乎完全消失了。但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仍清理出四件器物。从留在土里的花纹痕迹，即颜料和铜锈在土上留下的深深的印记来判断，它们显然是一辆马车的零件。

    图12　HPKM1004大墓发现的大量矛头

    上面谈的发现物是较稀少的，但在东、西区的每座大墓中几乎常有发现。至于小的埋“牺牲”的墓，当我们考古队开始有组织发掘时，许多墓依然未动过。

    小墓（主要分布在西北岗墓地东区）中有439个未被早期盗墓者染指，419个被部分破坏，其余的全被盗墓者扰乱。全部小墓中仅有104个在西区，绝大多数（1117个）在东区。

    在揭开的1046个小墓中有643个可以据其内容和其他特征分类，即(10)：

    对上列项目的初步考查，充分说明这些小墓实际上是牺牲坑。在已发掘出的400多座墓中的死者葬前肯定已被砍头（上列分类的I类c、d、e项）。这明确证实了殷商王朝时已使用“人牲”。正如我们的考古家所做的那样，可以推论这些小墓都是牺牲墓。

    1935年我们在清理HPKM1001时，于木椁地板下即深陷坑的底部发现了九个未被扰动的人牲坑，这是残暴野蛮习俗的铁证之一。木地板保存得很好，这足以说明早期的盗掘者没有触动地板下面的地方。地板下的九个坑分别位于中间和四个角，田野考古学家推论这是埋在那里保护死去的主人以防地下魔鬼的卫士的骨架。对考古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九个坑的具体情况：（1）特定的位置————一个坑位于木椁地板下的中央，四角的每个角上有两个坑；（2）所有躯体或屈肢，或俯身，或侧身；（3）每具躯体旁有一狗骨架；（4）每个坑里有一戟形武器————戈，这是标准的中国武器。最值得注意的是，四角的坑里发现的都是青铜戈，唯独中央的坑是石戈。(11)

    特别使人惊异的发现是，在所有大墓的木椁上面的墓室内和墓道中，有一组组、一层层砍掉头的骨架和头骨埋葬在一层一层的夯土中。弄清每座王陵中被屠杀的牺牲数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清理前，这些墓已遭不止一次的盗掘，不少牺牲者的骨架已被毁坏。

    重要发现物

    在侯家庄墓地遗址发现的大量各式各样遗物中，奇特而引人注目的是一组既有现实主义型的，又有神话想象型的石刻，诸如龟、蛙、人像、虎头、鹰头和两面兽等。比较大的石刻多出自HPKM1001，但遗憾的是都出在盗坑的填土中，所以不能准确地说出它们在墓中的原位置，甚至难以判断这些精巧的石刻是不是原墓中的遗物。因为有理由相信，许多墓是在同一时间内被盗，各墓的土混在一起后，又回填于墓中。这些墓的专题报告中的许多实例表明，一件物品的碎片，可分布于几个不同墓中的回填堆积里。(12)

    HPKM1001等墓中出土的一系列石刻中，对职业考古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一例是从HPKM1004的盗坑回填土中发现的一个跪坐着的人体残部，酷似一个现代日本人坐在家中“榻榻米”上的习惯姿势（图13）。

    图13　出土的跪坐姿势的人体残部复原图

    几年后我亲自对这特殊的人形进行了专门研究，发现这石人残体的姿势在日语中历史上称为“正（サムき）”，但它原先的汉字是“正坐”，特别在中国的礼仪场合，如帝王接见官员时出现的。在中国古代这正坐的姿势一直持续到汉末，而日本的“正”是通过朝鲜的影响，仅能追溯到公元14世纪中期。

    另一重要的遗物是一组用鲜红色和别的颜色印在土上的，有时被色石和贝壳嵌入的痕迹，这些都是由易腐的材料组成的，像麻与丝的织物，竹、木框架，特别是漆过的木器等。这些物品大概是用鲜艳的矿物颜料彩绘的，所以在墓葬土里比原器物的本体物质保存得还好。田野考古工作者把这痕迹称为“花土”。HPKM1001中这种花土很多，其他大墓中也有。田野工作人员小心地切下这些土块，并将其装在特制的木箱里运回研究所去研究。一些印在土里的图案仍清晰、鲜艳，为研究这时期装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此还应提一下在HPKM1217的西墓道中发现的完整无损的在原处的一面鼓和一块石磬的原始痕迹（参看本书第十四章中的图56、57）(13)。腐朽和碎裂了的鼓连同蛇皮纹的鼓面仍保留着原形。石磐虽然制作得不太完美，但保存得很好。

    总的说来，许多青铜容器和武器保存得很好，当然原来制造得也精致。众所周知，这些发现物只是在过去有组织和彻底的盗掘后留下的部分幸存物。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精心设计的埋葬是多么奢侈、豪华，且不提为营建这些壮观的陵墓所耗费的大批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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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尼·巴尔姆格伦：《甘肃随葬陶器：半山组和马厂组》，载《古生物志》，丁种第三号第一册（1934年）。

    (2) 石兴邦等：《西安半坡》，载《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四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又见安志敏：《庙底沟与三里桥》，载《考古学专刊》，丁种第九号。

    (3)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岗的殷墓》，载《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年），第21-28页。

    (4) 参看《博古图录》1：25，邺郡（彰德）出土之饕餮鼎。

    (5) 参看《伦敦图画新闻》1930年6月21日和1931年8月8日，各附有全版图片。

    (6) 水野清一编：《根津艺术博物馆藏品图录》第六卷《中国青铜器》，东京根津艺术博物馆1942年版，图版1至8。

    (7) 高去寻：《安阳殷代王陵》，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1959年11月），第1-9页（英文）。

    (8) 李济：《〈侯家庄·第二本·一〇〇一号大墓〉序》（1962年）。

    (9) 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第一〇〇四号大墓》，即《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五本（1970年）。

    (10) 参看高去寻：《安阳殷代王陵》，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十三、十四期合刊（1959年11月），第6页（英文）。

    (11) 参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第一〇〇一号大墓》，即《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二本下册（1962年）图版16。

    (12) 参看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第一〇〇一号大墓》。此文中所示雕像系由若干断片拼成，其中一些断片在一二一七号大墓发现，另一些在一〇〇四号大墓发现。

    (13) 鼓的复原图见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第一二一七号大墓》，即《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第六本，（1968年）图9（第26页）。该书图版14至16显示鼓的碎片在发掘时的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