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的学术工作条件及安阳发现物的研究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直接结果是使中国人民普遍感到从重压下获得解救。但在政治上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变化，它带来了种种使政府极难处理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

    至于安阳的出土物，我们已把它从四川安全运回到日本军事占领期间曾被辟成展室的南京所址。战争初期尚未竣工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大楼，也曾为侵略军占据，成为他们在南京的指挥中心。日本投降后我们返回了南京，发现这个都城完全成了陌生的城市。

    除早期离开研究所的人外，战争期间那些在李庄工作过的人，几乎都回到了南京。战后几年形势变化很快，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员也经历了不少变换。董作宾应邀赴芝加哥访问。我本人也被任命在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视察战后的形势。但我是那些最后决定集中精力研究安阳出土物的人之一；总的来说它们或多或少仍保存完好。其他同事都依个人的需要作出了决定。正是在此时，我着手拟定一系列详细研究古代中国青铜器的计划，当然以安阳出土物作为我研究的起点。为了珍视时机，我拒绝了外部所有的聘用，包括我任职近十年（应为14年。————译者）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的职务。

    自从李庄染病后一直未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战后没回南京；由于各种原因，他要求回北平休息。北方的气候较干燥，朋友们认为这适合他养病。他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北平和天津度过的，这就使朋友们赞成他回北平养病。

    董作宾赴美国，梁思永回北平，在南京的高年资成员中只有我了，于是我下决心继续研究安阳出土物。幸运的是有几位年轻人协助我工作，包括石璋如、高去寻和战时在李庄参加研究所的夏鼐。

    我编辑出版了三期《中国考古学报》，其中两期在南京出版。继续出版了《中国考古报告集》；《小屯·殷墟文字乙编》开始出版。(1)

    日本投降后，南京百废待兴。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恢复得像战前的状况，适于进行一些研究工作。我们从战时未携带到西南的收集品中找到了很多动物骨骼和丰富的陶片，以及不少其他复品。从侯家庄王陵收集的“花土块”仍保存完好。日本考古学家珍藏并详细研究了这些收集物。战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京都时，梅原末治教授赠给我这些“花土块”的彩色图片。

    对安阳出土物的研究又继续了两年。1948年冬，我受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委托，协助徐森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具有古物和文献目录学多方面知识的老学者）；政府令他负责把故宫的珍品运往台湾妥藏。为了同样的目的，傅斯年所长让我作徐的副手，负责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收集物运到台湾。为此给我们派了海军舰船运输。我的前辈徐森玉送我先走，并告诉我他与其他船只随后走。然而，这个许诺他永未实现，虽然好几艘运载珍品的船只都接着来了。

    1948——1949年冬，我们首次抵达台湾，研究所被安置于台北和新竹之间的杨梅镇。在省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所借用了靠近杨梅车站的几座仓库。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里建了临时所址，所里的研究人员和职员也向当地居民租赁了住处。随研究所来的人员在这里工作了五年（1949——1954年）。

    这时，傅斯年接受任命，担任台湾大学校长要职，他对台大进行了全面改组。不幸的是，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的傅校长，在参加台湾省议会的一次会议时与世长辞了。这发生于1950年12月，约在他被任命为校长一年半后。他任校长期间，聘用了不少研究员担任日本教员离开后的课程。由于他的推荐，我被聘担任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新工作对我好像很合适，我当然也很愿意协助我的老同事工作。在日本人占领时，人类学系负责人是移川子之藏教授，他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受过训练。他在台湾大学筹建此系，完全以我熟悉的哈佛为楷模。他曾是狄克森（Roland B. Dixon）教授的学生，而狄也是指导我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老师。

    我花去好几年的时间组建这个系。与此同时，董作宾接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在台湾的头几年，我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大楼里继续研究安阳收集物。在继傅斯年后的新校长钱思亮的具体领导下，台湾大学循序而稳步前进。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许多研究员接受大学聘请，在文学院的几个系任教中文、历史、人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课程。所以，台大的学术标准与国家级研究所是同一水平的。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的《文史哲学报》的第一期的论文，几乎都是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教员提供的。

    1954年，由于经济压力，董作宾决定离开研究所所长岗位，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他去香港时，没有找后继人，事实上也未辞职。董作宾突然离去后，研究院的院长朱家骅派一些朋友与我协商关于继任董的职务问题。情况既困难又微妙；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研究院经费拮据，微妙的是董离走时并未辞职。

    不管董的后继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即尽快完成安阳的报告。我不揣冒昧地认为，我是唯一能完成它的人。于是在无任何人保证协助的情况下，我鼓起勇气接受了挑战。我接受这个任务主要是认为这是我的学术责任————为完成曾在我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项科学事业而“战斗到底”。

    不久事情就清楚了，董离台赴香港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一直可以得到一切能得到的支持。住在纽约的胡适博士首先伸出援助之手。早在1951年，为了替这个在当时为止搬到台湾的唯一的研究所建一座保管安阳收集珍品的库房和图书馆，他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动联系；经过一段时间，洛氏基金会答应给一些经济援助，条件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要这样做。于是胡适又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官员商谈，在适当的时候达到了目的。董作宾突然去香港时，用两个基金会援助的资金在南港已建成一幢贮藏楼，实际上所址已搬至新楼。新楼成为执行贮藏、研究和管理三套职能的所在地。

    1955年8月，我被正式任命。在我的聘请下研究院邀请沈刚伯、李宗侗、刘崇纮、姚从吾教授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他们都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在重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时，我也作了一些变动。因为陈寅恪没有来台湾，而建立民族学研究所的计划已考虑成熟，所以我就请陈槃暂任历史组的代理主任，芮逸夫为人类学组主任，说服赵元任照旧负责领导语言组。

    南港的新所址是一处僻静的地方，适于搞学术研究。在靠近铁路喧闹的杨梅镇工作过几年的人，都认为新所址有一个较安静和适宜的学术环境。

    同时，为原住在杨梅镇的人建了住宅区。但一些在台湾大学任教又被照顾住在学校生活区的高年资研究员，仍住在那里。

    我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后，许多直接或间接有利于促进研究工作的条件接踵而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及中华民国科学基金会，都先后向研究所捐赠经费以资助它的研究项目。尤其出乎预料的是胡适决定离开他长期居住的纽约回台北。他不顾在纽约的不少密友的劝阻接受了接替朱家骅为研究院院长的任命。胡的任职，不管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人看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从史语所建所以来，他就一直是它的通信研究员。

    如前所述，我接受研究所所长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为完成安阳发掘的报告。因此，我必须以最大的努力给那些在这一学科中合格的有能力的适当的研究人员重新分工。最大的问题当然是董作宾的离去和此后他对任何有理论价值的科研项目兴趣的逐渐丧失。在香港，他不管资料来源的性质而利用一切能到手的资料，花时间去作重建中国古代历法的工作。这时他的精力似已衰退，综合能力也差了。1958年他从香港回到研究所，尔后提出在所内增设一个以甲骨文为主要资料专门研究古文字的机构。“中央研究院”立即于11月批准了他的这一申请。

    但董的健康急剧恶化。1963年11月23日，这位天才的研究工作者、安阳田野工作的开拓者，在台湾大学医院里逝世，后被安葬于南港大院的正前方。

    董作宾在世时，研究所的高年资成员同意分工整理安阳发掘报告的定稿。他死后，南港研究所严格执行了这一计划。下面我简单叙述一下大体分工、工作的进展及出版情况。

    考古组成员的具体分工是：董作宾、屈万里、张秉权和李孝定研究甲骨文。石璋如审核小屯田野记录，还有一批年轻的助手协助他总结小屯田野发掘的资料。高去寻将承担梁思永关于侯家庄王陵的初稿的编纂，并最终定稿。李济除个人研究外，还任《中国考古报告集》的总编辑并审核最后报告的定稿和出版。

    人类学组的杨希枚先生接受了对人骨资料进行研究的工作。自吴定良放弃此项工作后，这些资料还未进行专门审查。吴离走后，这些收集物从四川辗转迁徙，漂洋过海运到台湾。

    研究所的甲骨藏品自然仍是比其他更吸引公众注意的一项。我先介绍一下拓片的出版和其他有关出版物。战前，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考古报告集》的总编辑已同意出版一卷在前九次发掘中出土的所有登记的有字甲骨的拓本，随后出版考证和释文。指导思想是尽快地将已编号的新资料公之于世，以便各地的古文字学家能充分利用。

    但这计划被日本侵略中断，第一卷（即《殷墟文字甲编（图版）》。————译者）未能出版。这卷拓本直到1948年才出版。当时董作宾在芝加哥，为它写了序言(2)。如前所言，这卷仅包括前九次发掘中出土的有字甲骨的拓片，只是研究所收藏总数的一小部分。

    董作宾自然急于在甲编之后继续出版战争结束前完成的其余的拓片。但战后南京、上海等地形势恶化得如此迅速，以致出版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又过了五年，此时研究所已迁到台湾，甲骨文拓本的乙编才出齐。(3)

    出版有字甲骨拓本仅是原计划的第一步，随后将出版《甲编》的考释。迁移的动乱，使许多专家分散各处，但到台湾的一些古文字学者中不少人坚决主张按原计划搞下去。幸运的是，我说服屈万里教授承担了《甲编》的考释。到1961年，这卷考释出版了。(4)

    在张秉权继任甲骨文研究室领导人之前很久，我很容易地说服他从事甲骨缀合的系统工作。到这时，古文字研究者的先驱已用两种方法进行这种非常专门的研究。其一是遵循解剖学的指导；如研究者有机会处理原标本，从解剖学的角度很容易识别有字碎片是属于龟壳的哪一部分，除非它太小，很难辨认。其二是很早以前王国维教授指出的，即确切地考释文字内容。张秉权自掌握了小屯出土的全部原标本后，较易而又不间断地进行缀合工作。从1954年开始，他一直进行了十余年。研究所决定出版《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译者按：应作“之二”第二本：《殷墟文字丙编》），刊载缀合的龟甲。下面几卷已出版（见表10）：

    表　10

    到现在已缀合349版，这就使每一块版上的内容更完整了，使原来在一起的可利用的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重圆”了。这些缀合后的记载，比未缀合前的甲骨更有价值，为研究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供了可靠资料。其实在同一版有字甲骨上，可能有不少互相联系或不相关而独立的卜问和答案。这些记述的事实发现在同一版上，至少表明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即有关提出卜问的时间关系。

    张秉权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通过研究缀合的甲骨，他发现多次卜问一事的文例，有时多到10次(5)。例如，卜问某一月天气的预测，而验辞是“雨”；这同一事可能记录10次。利用断片记述为资料来研究天气变化的人，可能会推断这是殷商时期某月降10次雨的确凿证据。但张的发现说明他们可能被误导了。大家知道，这些甲骨缀合前许多学者企图根据甲骨记录的资料研究天气情况。张亲自写了《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他很注意同一件事的反复记述。(6)

    关于缀合工作还有许多问题可讲，但上面的情况足以说明这一耗费时间的工作之重要，它的成果将惠及未来的古文字学者。

    在结束关于甲骨文研究的出版物介绍前，我还必须谈谈1965年出版的另一著作。这就是已被广为利用，并深受欢迎的著作：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这部《说文》式的甲骨文字典是研究所根据普遍要求很快再版的几本书之一。在这本书的编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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