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近代的妇女生活

    ————民国五年到现在

    新潮的诞生时代

    新思潮的诞生，必要有他的时势，然后一经倡导，才能不知不觉地惊涛骇浪般的掀起了。那倡导者的才力，也正是时势养成的，时势不过借他的手作揭竿的运动罢了。世界上谈到中国近年新文化的，必归功于“五四”；谈到“五四”的，又必归功于《新青年杂志》；这是显然的事实，也不必————尤其是不能否认的。不过要晓得《新青年杂志》底倡导新文化，也正有他的时势，明白这个道理，便容易明白新潮之所以诞生了。

    自光绪二十年（民国前十七年）甲午之战以后，中国妇女生活，开始变动了。一直到民国四年，实算起来，足有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由“无才是德”的生活标准，改到“贤母良妻”的生活标准；由闺门之内的生活，改到学校读书的生活：进步不为不快。但妇女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实在是在《新青年》倡导之后。而“五四”是一个重大之关键。

    A 第一期————“五四”以前（理论时代）

    （一）初期的《新青年》

    陈独秀开始办《青年杂志》的时候，正是袁世凯想做大皇帝的时候。承认了日本底二十一条，筹安会把君主立宪的锣鼓打得震天价响。中国人一个个给这些事弄得昏头昏脑，更不必说到青年了。陈独秀觉得身肩革新中国底责任的，总还是一般青年，所以要来改造青年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上，有王庸工给他的一封信，希望他于国体问题著论警告国人，他答复道：“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难道他的思想，真与当时的黑暗政治无关系么？不然的。他正是黑暗政治的反动。他说：“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欲以邻国之志警告国民耶？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足见他是痛心于政治，痛心于国民思想，疾首蹙额，无计可施，才转而为青年思想之改造；他之创办《新青年》，能说不是受时势所激励么？

    《青年杂志》前四号，对于妇女生活，没有什么新贡献，一卷五号第一篇论文为《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才正式主张女子勿自居于被征服地位，勿为他人附属品。这篇论文发表在五年一月，作此文时，正是袁世凯将要做皇帝的时候（袁以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下令承认为帝），陈独秀恨极了当时的状况，所以希望民国五年时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你看他在《一九一六年》中沉痛的喊道：

    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划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

    这是《新青年》作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宣言，也就是中国近世新文化运动底第一篇文字了。你看他对于青年革新的希望是如何的强烈，然而：

    1916年之青年，其思想动作果何所适从乎？

    他说：

    第一，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被服征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浃髓沦肌之奇耻大辱。

    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妇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皆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颗炸弹，要炸毁奴隶道德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新民族。新妇女的诞生，也是这篇论文作始的。且不独妇女生活史，即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篇文也有极深的意义与价值。

    可是民国五年，终是中国倒运的一年，帝制的风涛才息，尊孔的云雾又起。国会议宪，欲尊孔子之道为国教，这种开倒车的思想，引起全国的纠纷，陈独秀在五年十一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三号上著《宪法与孔教》一篇诋斥此事。下一号上又载《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篇。三纲五常的学说，虽然不是孔子发明的，但孔子之被人利用，实由于此，所以要铲除奴隶道德，非打破孔子的偶像不可，怎么还能以孔教为国教？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他痛斥孔子之道不宜于现代生活，其与妇女生活有关的几处道：

    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

    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

    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友寡妇之子有戒，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论者犹以为女性温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经主人介绍，接席并舞，不以为非。孔子之道则曰：“男女不杂座。”曰：“叔嫂不通问。”曰：“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等礼法，非独与西洋社会生活状态绝殊，又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

    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则曰：“男女授受不亲。”“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妇人从人者也。”是盖以夫为妇纲，为妇者当然被养于夫，不必有独立生活也。

    妇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无义，西洋亲之与子，多不同居，其媳更无孝养翁姑之义务。而孔子之道则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妇顺者，顺于舅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此恶姑虐媳之悲剧，所以不绝于中国之社会也。

    在这一段中，你看他所主张的多少意义————妇人参政，寡妇再嫁，社交公开，经济独立和小家庭制度，————都是孔子之道所不许，而他所努力倡导的。他又在次一号答孔昭铭的信中述他打破孔教的根本宗旨道：

    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

    同号便有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说到文学革命，世人莫不归功于《新青年》，不知此事之倡议，尚较其于妇女问题为晚。下一号二卷六号出版于六年二月，有陈独秀之《文学革命论》，同时有吴虞底《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诸子看得明白，以为女子问题与家族制度与社会问题有密切关系，所以同时征求女子问题的讨论。

    （二）盛期的《新青年》

    陶孟和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七年一月出版）作了篇《女子问题》，用其社会学者的眼光，指出欧美社会现象促女子问题成为新社会问题之原因，是由于（一）经济之发达，（二）教育职业之发达，（三）思想之发达。他使国人对于女子问题的眼光改变一个方向，要以《欧美》为前车，要国人晓得这是世界潮流，不必抗也不能抗的。他明知中国的经济职业和思想，远逊于欧美，他也知中国社会制裁下的女子无奋发策励的机会，但他以为在今日交通频繁的社会，经济职业思想底发展，极易遍布，现于欧洲昨日之社会的，今日即将现于中国的社会：欧美女子问题之将见临于中国，是没有疑惑的。他的话很不错，在八年后之今日看来，已有不少证实了。

    过了四个月，《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周作人译的一篇与谢野晶子底《贞操论》，认贞操不是道德，这一种新的声音，是最能震惊时人之耳的。论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为贞操若只是女子应守的道德，便是人生的大破绽，这种失调的旧道德，我们是不能信赖的。她觉得道德应使人人能守，人人实践，如使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这决不是我们要求的新道德。但是社会现状怎样呢？她说：

    在男子一方面既没有贞操道德自发的要求，也没有社会的强制。若在女子一方面，既然做了人妻，即使夫妇间毫无交感的爱情，只要跟着这个丈夫，便是贞妇。社会上对于女子所强要的，也便只是这种贞妇。甚至于爱情性交都已断绝，因此受着极大的苦闷，但是几十年的仍同丈夫住在一处，管理家务，抚养小孩；这样妇人，也都被称赞是个贞妇。又或爱情已经转在别人身上，只是性交除丈夫外不肯许人；这样妇人，也都被称赞是个贞妇。世间上这样的例，实在很多。

    揭了旧道德的假面具，这在青年的心中，是极易燃烧发火的。然则新人的社会就绝对不要贞操么？与谢野晶子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因为他是趣味信仰或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底性质。人之能绝对爱他底贞操，并不是受什么道德制裁的，乃完全出于其自发，和他爱艺术爱学问一样。他又把贞操比之于财富，在自己有他时，原是极好，但是别人，或有或无都没甚关系。这种态度，实在打破了二千年的旧观，灌注到青年的心中，实发生莫大的影响。后来胡适之在五卷一号（七年七月出版）上发表一篇《贞操问题》。唐俟在五卷二号（七年八月出版）上发表只篇《我之节烈观》：根本的见解都和与谢野晶子的相同。都是从只要女子片面的守贞操这一点下手，作摧枯拉朽的工夫，中国贞操观念之荒谬，给他们指出了不少。后来曾引起蓝志先的讨论，发表在八年四月出版的《新青年》六卷四号。那时《新青年》，早已轰动海内；蓝志先主笔《国民日报》，他的文章，又先在报上发表，更引起北京人的注意：《新青年》的主张，算到成熟的时代了。不久“五四”运动发生了，新青年社所倡导的新思想，藉政治运动之助，遂不胫而走，传遍了国内。

    《新青年》上建设的主张，并不在其对贞操问题的讨论，而在其能具体的指出妇女生活之谬误，并指导妇女解放的趋向。胡适之善能以具体的方法指示问题，这是他无论在文字上讲演上得操胜利的原因。《新青年》四卷六号是“易卜生专号”，就是想借易卜生戏剧底具体方法，作指示问题之助的。胡适之说明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有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这都是中国家庭的写照。他更将易卜生戏剧里的主义，指出为中国当时底对症良药，这最容易灌入人心了。后来他自己又做一篇喜剧《终身大事》，写田亚梅要求婚姻自由未遂，便跟他的爱人逃了，实在更单纯而更有力。此稿发表时（八年三月），虽说女学生没有人敢扮田女士，所以未曾实演，然在“五四”以后，女学校演《终身大事》的倒丝毫不觉奇怪了。

    “五四”以前的《新青年》，还有两篇与妇女解放极有影响的重要文字：

    一是刘半农的《南归杂感》（五卷二号七年八月。）文中藉着和他夫人闲谈的口气，数说中国妇女的痛苦道：

    世界最苦的人类，就是这班中国的女子。

    那一班穷苦人家的妇女，吃朝饭，愁晚饭，他的苦恼我不忍说。

    那一班富贵人家的妇女，穿短裤、穿丝袜，天天上杨庆和、老宝成办金饰，上大纶、天成剪衣料；他们自以为极乐，其实比街头的老乞妇还苦。然而我现在不愿意评论这些“描金寄生虫”！单就你们这班中等家庭的妇女说，不必愁吃，不必愁穿，每月有三五十元至一二百元的进款，可以酌量使用，也就不能算得很苦了。然而你们是人类，以人类应有的身分评判你们，你们却苦极了：

    第一，你们未嫁时，父母不教你们读书：到了十岁以后，却急急要替你们攀亲了。人类是应当有知识的；你们父母却不许你们有知识。人类对于本身有自由处分之权；你们父母却要代为处分，这是养小猪的办法：起初是随便养他；养大了便糊糊涂涂的把他捉出圈去。第二，到你们出嫁以后，因为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不得不以“无才”为“德”；因为不能自立，所以不得不讲“三从”；因为一失欢于男子，就要饿死，所以不得不讲“四德”；不得不“贤慧”，不得不做“良妻贤母”。其实所谓“无才是德”，就是“人彘”的招牌；所谓“三从”，就是前后换了三个豢主；所谓“四德”“贤慧”“良妻贤母”，不过是“长期卖淫”的优等考语，和那小报上所登的“房间清洁，应酬周到”，“谈吐伶俐，宾主咸欢”，骨底里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批评，深刻极了。再看他说女子终日的生活是怎样：

    我计算你们天天所做的事：————你们早上七点钟起身，自己要梳头，要煮早饭，要上门口买菜，要料理小孩子吃饭，年纪大一点的还要替他穿好衣服，预备好书包，然后送到学校里去；这么一来，已是九点钟了。九点钟以后，要洗早饭的碗筷锅子，要出灰拣菜，（往往五个钱的鸡毛菜，十个钱的绿豆芽，要拣上一两点钟，）洗鱼切肉；不知不觉已近十一点钟了。于是连忙煮饭烧菜，直忙到十二点。吃过饭，洗过脸，约一点左右，看看有什么衣服要洗的，就用热水泡起来洗。人工洗衣，最费时间；大约一双袜子要十分钟，一件短衫要二十分钟。三五件衣服一洗，天已夜了；即使没有夜，人也倦了，总得休息休息，到六点钟，又要预备晚饭，又要洗锅涤碗。晚上要替小孩做鞋子，要修补衣服；余下工夫来，至多只能翻翻《日用杂字》用那半别不别的字，记一两笔零用账。到十点以后，是呵欠催人，快点睡罢。

    中等家庭之妇女，实在这般生活的，不但那时，即今日已经解放的妇女，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经结婚生子，仍然要过这般生活；所好的，记账不至于写别字罢了，————实是苦极。但难道不曾雇有仆人吗？他说：

    即使家中有一个小丫头，一个老妈子帮着，自己至多只能减少三分之一的忙碌；若有了个吃奶的小孩缠着，还要加忙一倍。请问忙来忙去，忙出些什么成绩来？

    他觉得要改造中国的社会，拯救中国的妇女，非先打破了这个“中国妇女生活谱”不可。怎样打破呢？对于先所说的第一项弊病，应当一反其道而行之，父母对于儿女，只担负教育的责任，没有干涉婚嫁的权利和经营婚嫁的义务。对于第二项，却应当先把社会改组了才行。怎样改组呢？他说：

    今以我们所住的一条西横街为例：街上所住的人家，大约有五十户；以平均每户有成年妇女二人计算，总数就有一百人。这一百个有用的人，现在正在那里照“谱”行事，当然是过了一世也没有什么成绩的。若能把五十人家联合起来，————

    （1）开设公共教养所一处，抚育全街各户五岁（照中国习惯以虚岁计）以下的儿童，约需妇女十人，（至多十五人。）

    （2）开设幼儿园一处，教育全街各户五岁以上，七岁以下的儿童，约需妇女五人，（至多八人。）————七岁以上的儿童，当入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应当联合了三五条街开设一处，不能混入此项计算之内。

    （3）开设包饭所一处，供给全街各户的饭食，约需妇女七人，（至多十人。）

    （4）开设洗衣作一处，代替全街各户洗衣，约需妇女六人（至多八人。）

    （5）开设成衣铺（兼修补旧衣）一处，代替全街各户料理衣服，约需妇女十人，（至多十二人。）

    （6）设公共女仆四人至八人，专司全街各户的清洁卫生，兼送信购物诸琐事。

    照这样计算，对于五十家人家生活上需用的妇女，不过四十二人（至多也不过六十一人）；在总数一百人里扣算，就能移出五十八个（最少也有三十九个）空人来。这五十八个人倘能悉数到社会上去做事，中国的社会事业，断断不是现在的烟鬼面目。（所谓社会事业，是指小学教员，医院看护妇，商店售品人及书记等职业；我是绝对不赞成女子参政的，我连男子参政也不赞成。）便是那在本街上做事的四十二人，也已有了职业，也已对社会上尽了个应尽的责任，脱离了“长期卖淫”的耻辱了。

    他这主张，正和后来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组织仿佛，是一直到现在————八年后的今日，————仍然为一个理想的。理想虽未实现，种子总算已经种在青年的思想里了。

    另一篇重要的文字，便是五卷三号（七年九月出版）发表的胡适之的《美国的妇人》，是在北京女子师范讲演的稿子，起首使用具体的方法说出他的意见道：

    去年冬季，我的朋友陶孟和先生请我吃晚饭。席上的远客是一位美国女子，代表几家报馆去到俄国做特别调查员的。同席的是一对英国夫妇和两对中国夫妇，我在这个“中西男女合璧”的席上，心中发生一个比较的观察。那两位中国妇人和那位英国妇人，比了那位美国女士，学问上智识上不见得有什么大区别。但我总觉得那位美国女子和他们绝不相同。我便问我自己道，他和他们不相同之处在那一点呢？依我看来，这个不同之点，在于他们的“人生观”有根本的差别。那三位夫人的“人生观”，是一种“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位美国女子的，是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在席上，估量这位女子，大概不过三十岁上下，却带着一种苍老的状态，倔强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动，似乎都表示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似乎都会说道：“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这就是“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看这个女子单身走了几万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险，要想到大乱的俄国去调查俄国革命后内乱的实在情形：————这种精神，便是那“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一种表示；便是美国妇女精神的一种代表。

    所谓“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又解释道：

    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换言之，便是“自立”的观念。我并不说美国的妇女个个都不屑做良妻贤母，也并不说他们个个都想去俄国调查革命情形。我但说；依我所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发〔展〕一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中国古代传下来的心理，以为“妇人主中馈”“男子治外，女子主内”；妇人称丈夫为“外子”，丈夫称妻子为“内助”；这种区别是现代美国妇女所绝对不承认的。他们以为男女同是“人类”，都该努力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没有什么内外的区别的。

    以下他便举了许多美国妇女趋向这个目的的事实，也有几处拿中国妇女目的底错误作比例，说的极其详尽。最后他说出他对于中国妇女的希望道：

    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倚赖”性质，若能把那种“超于良妻贤母人生观”，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这种“自立”的精神，带有一种传染的性质。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带有传染的性质。将来这种“自立”的风气，像那传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传越远，渐渐的造成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有了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良善的社会决不是如今这些互相倚赖，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所以我说那种“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绝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微意了。

    可见他是在提倡这种“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这个“超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与后来章锡琛诸人所倡导的“弗弥涅士姆”（Feminism或译男女平权主义，或妇女主义）很有相同之处。以上两篇文章，算是《新青年》对于妇女问题建设的贡献，而胡适之这一篇，影响更大。

    B 第二期————“五四”以后（新生时代）

    （一）“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

    欧战时中国经济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国因战事之故，不能不暂行减少或停止东方贸易，中国的实业家，便藉此作兴业运动，中国各处在那几年内添设的纱厂工厂，也不知有多少。但是手工业的失败，并不起于那个时候，自从任外国自由贸易以后，中国手工业便已失败了，人民的经济生活便已窘迫了。坐而待毙的现象，已渐渐看出。然而工业发达可使社会改变的话，尚不能使一般人明白了解，因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虽已间接受到西洋工业发达的压迫，但他们亲身离社会工业的状况还远。到得欧战时候，资本家觉得办工厂是一件投机事业了，便办了很多工厂；穷人因为到工厂去可以免却饥寒了，亦遂投身工厂。社会状况，间接直接，发生了很大变化。举国上下，才都感到工业发达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也才都有心来接受西洋的近代文明，新文化运动就是站在这一个时势上的。

    欧战初停，中国人很以为这是一个自强的机会，满望和会上得着不劳而获的胜利，谁知消息传来，竟是不祥，推源祸始，都是宵小所误，因而发生“五四”运动。一种运动的成功，须赖继续不断的努力，“五四”运动虽然是临时爆发的，如何维持下去，叫他成为有实力有意义的运动，便靠着学理的帮助了。当时遂把这政治运动，看大开来，觉得单独的解决政治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中国的事，是各方面都生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种种问题都与政治有关，蛛丝罗网，不易解决，溯本求源，还是一个文化问题。觉得立足在现代世界，非接收现代文明不可，《新青年》的主张，实在很有道理，于是“五四”运动一班青年，便竭力推扬《新青年》上的主张，打破旧伦常，吸收新文化。假使当时没有那种吸收西洋文明的时势，徒然有《新青年》上的议论，当然也是不得成功的。

    “五四”运动的利器是“团体”与“宣传”，没有“团体”的少数人的叫喊，是再也引不起人家注意的，而“五四”时“团体”的结合，是以新的意思结合的。新的意义是没有男女界域的，所以“五四”是促成男女社交的一个好机会。“宣传”是要有内容的，没有内容的叫喊，谁听了也不入耳。“五四”运动既以打破旧伦常，吸收新文化为目的，他们的宣传，自然极力从这方面入手。“五四”时候的出版物，几乎“无地无之”，哪一省哪一县有一个学生会，哪一个学生会是都想出一个刊物的，————铅印也好，石印也好，油印也好。而各地刊物，打开来一看，除却运动消息以外，满是些“思想革命”，“社交公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教育平等”一般言论。至少在写这些言论的青年，他们的脑子，无论如何是受了这些思想的陶化了。他们在写稿时候，至少是得多看几本杂志的。《新青年》上的主张，遂不知不觉地走遍了全国。

    思想这件东西，一经灌入脑里，是会作怪的。虽然世间尽有要十年百年方可实现的思想，但那切身可行的思想，是最令人跃跃欲试的。“五四”时代所倡导的思想，都是救时良药，尤其是“妇女解放”这问题，人人都感觉急切，并且又是可以“坐而言、起而行”的，所以“五四”时候，妇女就开始解放了。

    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便是经济状况的变化。中国自营的实业，原来是堆在沙滩上的宝塔，丝毫没有基础的。欧战停后，外国的经济侵略，山崩海陷般的压到我们中国，我们的旧组织再也支持不住了，妇女们再不能安安稳稳地在家里度她那寄生生活了。经济是如此的窘迫，职业是如此的艰难，生活程度是如此的增涨，一个男子要好好地养活着他的妻室儿女，不啼不号，实在不容易，妇女便不得不入社会去求职业。眼光稍远的人，遂从速让女子读书，以作职业的预备。又因为寻谋职业的原故，男子们老守家园的观念，也打破了。经济既是困难，遗产往往不足维持生活，一家兄弟，各自谋生。宗法势力，到这时候，便不待攻击也倾倒下来了。不过交通底便利，也有很大的影响。宗法观念既破，妇女的背脊上便去了一块重大的压石；这是促成妇女解放的重要时势。

    （二） 教育上的解放与缺点

    “五四”后妇女解放的先声，便是教育上的解放。怎样可以提高女子的人格？非男女教育平等不可。要教育平等，便是不问男女，都受一种“人的教育”，不应把男女教育分开，男女共学的办法，宣统三年学部开中央教育会议，即订初等小学可男女同学。民国元年教部成立时，通电申明宗旨，中亦有初等小学可男女同学的话。民国四年更定高等小学男女同校者须各编学级。于此可见，“五四”以前所定小学校男女共学的办法，不过为的教育行政方面底便利，在小地方不能举办女子小学时，女生可入男校另编学级，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断不是想要男女受同样教育的。社会上也很觉这种办法不好，所以徒有此类的规定；而小学校之真正男女同学，还是“五四”以后的事。民国九年时，男子小学校之容纳女生，女子小学校之容纳男生，几乎全国都有了。

    “五四”以前，中国并没有自己办的女子高等学校。教会办的，北京有个协和女大，南京有个金陵女大，福州有个华南学校，转是中国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地方。民国六年，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教育专修科一班，次年又办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虽然有了改建高等师范的准备，究竟还没有完全成立。“五四”是民国八年上学期的事，那年秋天，有女生王兰、奚贞、邓春兰三人，要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那时考期已过，只能准许旁听，审查合格允许旁听的，便一共有了九位女生。蔡孑民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演说，说到北京大学开女禁的情形，最滑稽了，他说：

    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言行录》四四五，六）

    他这话看来滑稽，实则可以箝教育部之口，拒反对者之标的的。不久南京高等师范也就招收女生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次年也完全成立。到现在，除属专门的技能职业，如交通税务之类外，全国的大学算都是男女同学了；不过还有两个专门教女子的大学。（清华现尚无女生，听说不久要招女生了。）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民国十一年度全国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除教会学校的不计外，已有六百六十五人！这就是“五四”解放的成绩。这六百六十五人的分配是：

    这是十一年度的情形，现在当然更有增进了。

    中国女子有正式进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从“五四”开始的，前面说的很明白，可是为什么又于民国九年时把北京女子师范正式改为高等师范呢？把北京女师改为女子高师，立意原在“五四”之前，那时初级女子师范毕业的学生，无处升学，所以有办女子高师的必要，可是在现在看来，————就理论说，女子须同男子受一样的人的教育；就实际说，女子高师或女子大学的规订科目，亦并无和其他大学不同之处；————高等教育，似乎没有为女子专设的必要。但是现在国立的女子大学竟有两处，不独表示女子教育的缺点，只能作女生不能入其他大学时的收容所；且适足养成女子学校学生的惰性。三千年来的思想，认女子的能力较男子的薄弱，新潮诞生快十年了，尚不能矫正这种见解，这是妇女在教育上的解放还未完成的事。

    维新时代筹办的学，是以贤母良妻为目的的，所以先以女学归之家庭教育法，其后方归学部。其女子师范的宗旨，不过是“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助家计，有益家庭”。民国初年，对于这个目标，承认了一半，说是“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不说关于家庭的话了，是那时对于贤母良妻主义已有疑窦的原故。又创办女子中学，也是希望女子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好打破贤母良妻的范围。但终不能决然说女子中等教育就完全与男子的一样，所以比男子中等学校课程多家事缝纫等科。这中间便隐然留着一个很大的漏洞，把女子教育的宗旨，弄得“扑朔迷离”，不知所向了。教育女子的方针，究竟应和男子的一样呢？不一样呢？贤母良妻的呢？超于贤母良妻的呢？若说应和男子一样，为什么要多学家事缝纫等科？若说以贤母良妻为教育标准，只学了家事缝纫便可以做贤母良妻了么？中国的新教育，原就是科举式的，只顾经过学校阶级后，有什么资格，能混什么差事，（当教员也是一种差事。）完全不想到教育与学生生活应有什么关系。所以学校尽管办得热哄，效率依然是很小。女子教育，宗旨既然不明，便只得在旧生活的大海里，随着新潮，高一浪、低一浪的，度他飘摇无定的生涯。

    今日的女子学校，完全抛弃了他的责任，他的学生，将来应否和人结婚，结婚后应否负维持家政教养子女的责任，他是一概不管的，他只按照那带着漏洞的部章，把教科书尽量向学生脑里塞去。学生生活上发生了这种重大问题时，那只好听凭她的环境去解决，只好让她自己在那新旧冲突的潮流中挣扎，学校给予她的知识，是与她无丝毫裨益的。这是个多大的缺点！弄到现在，几乎全国的人都要承认教育对于女子不过是一种妆饰品了；受教育的女子，几乎全被斥于家庭之外了；（意思是说她们没有维持家政的能力）这是个什么结果！

    高等教育，不必把女子和男子分开，却有两个大学使她和男子分开；中等教育，原是把女子和男子分开的。实际上却又没有分开的教材与教旨！不是矛盾么？

    我的意思，高等教育是造就专门人才的；专门人才有什么男女的分别？所向的目的既相同，所用的教材又相同，即不说男女同校还有别种利益，已经应当同校了。

    至于受中等教育的女子，我的意思，无论她将来是升学是谋职业，都应在与学制衔接的功课外，授以一种女性特需的教育，以别于男子。“女子治内”的思想，自然完全不适于现在社会了；但断没有谁主张把女子天赋的才能，精神的特质，和其兴味、感情、美丽一笔抹杀，而使之以男子为人生极则的。妇女主义者也绝不要求免除母性之责任、光荣和困苦的。所以女子除受人的教育外，还应有她自己应受的教育。新时代的女子，如果以为家政一类东西可以不学，似乎和从前纯以贤母良妻为目的有一样的错误罢。爱伦凯把母性的教育分为三种课程：

    第一种课程，是国家经济学，及处理家政之本的卫生上和审美上的原理，这课程虽没有包含种种实际的练习，但把家庭科学的第一原理，教示青年女子了。

    第二种课程，是卫生学，心理学，及关于教育一般具有康健状态及带病的性质的小孩的学理。

    第三种课程，是青年妇女们在为母之前或为母以后生理学上及心理学上的应知的学理及人种改良学的根本原理。（《妇女十讲》页一四六）

    新妇女虽然都是具“超于贤母良妻”的人生观的，但贤母良妻的知识，似乎应当知道。失却母性的女子，或不知怎样做女子的女子，说她便是能尽“超于贤母良妻”之责任的人，这一定是欺人的话，信不得的。教育家————尤其是女教育者，应当仔细想想这问题，求一个解决的办法；爱伦凯的主张，或者就有参考的价值了。

    （三） 职业上的解放与其痛苦

    女子之投身工厂，初不由“五四”开始，但男子学校之容纳女教师，到是“五四”以后才有的事，现在当教师这件事，已变成女子最普遍的职业。除此之外，从事商业的也有，如京、津、沪、粤以及诸大都会，往往有令女子营业的商店。女子在职业上，算已得了解放，只要有可做的事，便可被人延用，不致因“性别”不同而见外于男子了。

    可是今日从事职业的女子，并不是因为她没有了从前那种在家里做主妇的责任，也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小孩子要等她们去教养，而她们不能不舍身到社会来谋职业，什么原故呢？经济的压迫呀！西洋因为工业生产品价廉的原故，家庭的经济愈益缩小，家庭的劳动异常减少，从前需要妇女在家做的事，如磨谷、制麻、纺纱、织布、洗衣、漂布、酿酒、煮调肥皂、制造蜡烛、制造各种果汁，及为健康目的用的药草饮料、浸渍果实、保存食品，又制衣服、烤面包、运水、饲猪、养鸡等工作，因为工作合作的扩张，已不必妇女去做了。西洋现在家主妇所须做的，只有煮饭、打扫、教育儿童，况且即是这些职务，也因为有自来水管、煤气炉、电灯及煤气灯、中央暖气管等类，又因设立有学校、幼稚园等，家主妇的责任也大减轻。即以教养儿童论，除幼稚园等减轻她们担子外，又甚行“两儿制度”。她们现在已不必忙个不休了；有才干的，遂不愿跼蹐于家庭小范围之内，因而要从事职业。至于那因经济压迫必得自谋生活的，自然更不用说，但她无论如何，比中国今日寻谋职业的女子，总还要幸福得多。

    中国今日从事职业的女子怎样呢？

    女教员们，一周担任二三十小时功课，回家还要带小孩子，烧饭，洗衣，晚上还要改卷子，预备功课，一有闲暇，还想打毛绳衣，做小孩鞋袜，即使雇有女仆，有许多事还是要亲自做的：这生活该有多苦！但这是平时的现象，如果又怀了孕，便不得不为生育着急了。差不多的时候，便得暂停职业，一个孩子出了世，精神衰颓了一大半，对于职业，就要发生厌倦了。所以那结过婚的女子，从事职业总是站不长久的。因为这样，便发生两种现象：（一）从事职业底未婚女子，认结婚是一件可怕的事，为衣食的原故，不得不牺牲那可爱的青春。晚之又晚，到头来往往失却了结婚的机会，感受晚婚——甚至不婚底痛苦的女子，现在中国智识阶级里多极了。（二）晚婚既痛苦，一般未婚的女子，遂不能不认职业为不愉快的事情了，于是还恢复她们的旧观念，以为只有作家主妇是她们自然的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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