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篇第三

著姓也，身之偶未及举正耳。

    齐武帝永明八年，魏帝曰：“朕赖蒙慈训，常亲致敬。今昊天降罚，人神丧恃，赖宗庙之灵，亦辍歆祀。”

    注曰：“赖”蜀本作“想”，当从之。否则“赖”字衍。（一三七）

    此所谓对校法也。蜀本即《释文辨误》所称之费本，南宋初，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刻，于正文下附音释，俗称“龙爪通鉴”，《皕宋楼藏书志》所误为北宋本者也。身之重注《通鉴》时所用以校新本者，大抵皆此本。长洲章钰氏校记，谓“胡氏又有注明传写本者”，非也。《注》只言“《通鉴》传写有误”，非谓其所据者为“传写本”也。如本篇所举十三卷之罢卫将军一条是。

    齐东昏侯永元二年，萧懿遣裨将胡松李居士帅众万馀屯死虎。

    注曰：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寿州寿春县东四十馀里。”以此证之，足知宋明帝泰始三年，刘破刘顺于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误也。（一四三）

    以《通典》校《通鉴》，亦他校法。泰始三年，应作二年。

    梁武帝天监三年，上遣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仙琕兵势甚锐，元英结垒于上雅山。

    注曰：上雅山当作士雅山。据《水经注》，义阳之东有大木山，即晋祖逖将家避难所居也。逖字士雅，后人因以之名山。（一四五）

    此本理校，以《晋书》六二《祖逖传》字士稚，而证当作士稚山也。据丰城熊氏校记，则此条正文及注，备极纠纷，略言之，则元本正文误作“十雅”，故注谓当作“士稚”，今鄱阳胡氏覆刻元本正文误作“上雅”，《注》又误作“士雅”，所谓理丝而棼也。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高平镇人胡琛反，遣其大将萬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魏泾州。

    注曰：“萬”当作“万”，音莫北翻。俟，渠之翻。万俟虏複姓，《北史》曰：“万俟，其先匈奴之别也。”（一五〇）

    万俟之“万”，不当作“萬”，犹之党项之“党”，不当作“黨”。此为校勘常识，初学不可不知也。

    梁武帝大同元年，东魏太州刺史韩轨等攻潼关。

    注曰：按《韩轨传》为秦州刺史。又考魏收《志》，东魏置秦州于河东，领河东、北乡二郡。史盖误以“秦”为“泰”，缘“泰”之误，又以“泰”为“太”。（一五七）

    此亦校勘常识。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祖皓起兵广陵，杀董绍先。皓，暅之子。

    注曰：祖暅见一百四十七卷武帝天监十二年。诸本作“暅之之子”者，衍一“之”字。（一六三）

    此用本校法。以本书一百四十七卷之祖暅，证一百六十三卷之祖暅，不作“暅之”也。诸本指诸宋本。可见校书当蓄异本，不可囿于一书。然“诸本”二字，全注仅一见，此是身之重注《通鉴》时追忆所及，不能指定为何本也。今涵芬本亦衍一“之”字。天监十二年，应作十三年。

    梁元帝承圣三年，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

    注曰：按《北史·崔猷传》：“泰欲开梁汉旧路，乃命猷开通车路，凿山堙谷，五百馀里，至于梁州。”此特因旧路开而广之以通车耳。前史盖误以“通”字为“迥”，传写者又去其傍为“回”也。（一六五）

    此亦校勘常识。

    陈宣帝太建三年，齐琅邪王俨，欲杀和士开，令治书侍御史王子宜表弹士开罪，请禁推，侍中冯子琮杂佗文书奏之，帝主不审省而可之。

    注曰：“主”字衍。据《北齐书·琅邪王俨传》云“後主不审省而可之”。《通鉴》就旧史删润，以成一家言，本云“帝不审省而可之”，书吏缮写，因旧史之文，遂衍“主”字。杭本作“齐主”。（一七〇）

    《北齐书》作“後主”，《通鉴》误本作“帝主”，身之以为“主”字衍，此他校参用理校也。然《通鉴》杭本实作“齐主”，故注末复添入一句，盖注成後始得见杭本也。其实作“齐主”者长，他校费力而未必中，不如对校之省力而得其真，往往如此。然未得祖本以前，只可用他校。此条所谓杭本，《通鉴》祖本也，亦全注仅一见。颇疑身之所见之杭本为一残本，或非自有之书，故注中少及之。然今涵芬本亦作“齐主”也。

    太建九年，齐上皇度河入济州，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湝，又为湝诏：尊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

    注曰：齐氏于倾危之际，不应改国号为宋，“宋国”当作“宗国”。（一七三）

    此亦纯理校。为谈允厚《通鉴补后序》及赵绍祖《通鉴注商》所讥，曰：“《北齐书·帝纪》本作‘守国天王’，《通鉴》误‘守’为‘宋’，胡氏不考而妄为之说。”夫《北齐书》非僻书，且前条才用之，身之岂未之见！因其所误者为宋国，复有感于幼主，故曰“宋国当作宗国”，其志亦可哀已！顾千里序《通鉴刊误补正》，谓“梅虽熟乙部，间有望文生义，乃违本事”，即指此类。不谙身之身世，不能读身之书也。身之身世于《出处篇》详之。

    太建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周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

    注曰：宇文泰以诸将补九十九姓，见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圣三年。上书十二月庚辰，此书癸亥，自庚辰至癸亥，四十四日，庚辰必误。按长曆，周陈十二月皆壬子朔，恐是丙辰。（一七四）

    此亦理校。壬子朔不能有庚辰，然癸亥是十二日，丙辰是五日，庚申是九日，安知庚辰非庚申之误邪！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隋将帅败亡者相继，唯虎贲中郎将蒲城王辩数有功。

    注曰：按隋官制，无中郎将。《王辩传》：“自鹰扬郎将迁虎贲郎将。”中字衍。（一八三）

    隋讳中，可以理校知其误，更以《王辩传》证明之，则兼用他校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褒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萧铣鄀州，拔之。

    注曰：褒州当作襄州，详见《辨误》。（一八九）

    此亦理校。据此则《通鉴释文辨误》似撰在《音注》之前，然《辨误序》在《注序》後二年，盖撰《注》时即预备撰《辨误》，非《辨误》撰在《注》前也。赵绍祖《通鉴注商》于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条，谓“《释文辨误》撰在《音注》之前”，非是。

    武德九年，命长孙無忌、李靖伏兵于幽州以待之。

    注曰：幽州当作豳州。自渭北北归，归路正经豳州，此史书传写误耳。开元十三年，以“豳”字类“幽”，改曰邠州，则当时亦病此矣。（一九一）

    此亦理校。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

    注曰：榆关在胜州界，与突厥接，非所以备契丹也。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关守捉城，所谓临渝之险也。“榆”当作“渝”。史于此以后多以“渝”作“榆”，读者宜详考。（二〇五）

    榆关在北，以备突厥；渝关在东，以备契丹。史家传写，往往混淆无别。此校勘也，而几于考证学范围矣。

    唐中宗景龙三年，三月戊寅，以太常卿郑愔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注曰：案下书“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愔。”又考《新书·本纪》，是年是月是日，书“太常少卿郑愔守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知传写《通鉴》者误以侍郎为尚书也。（二〇九）

    此条本校与他校兼用。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太子嗣谦更名鸿；徙郯王嗣直为庆王，更名潭；陕王嗣昇为忠王，更名浚；鄫王嗣真为棣王，更名洽。

    注曰：读《通鉴》至此，可以知前此“嗣直”之误为“嗣真”矣。（二一二）

    嗣直帝之长子，嗣真帝之第四子。而前卷云“嗣真上之长子”，读至此知其误矣。此所谓本校法。

    唐玄宗天宝十载，户部郎中吉温，见禄山有宠，附之，约为兄弟。说禄山曰：“李右丞相虽以时事亲三兄，不必肯以兄为相。”

    注曰：天宝元年，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李林甫时为右相，中书令之职也，“丞”字衍。安禄山第三。（二一六）

    此理校法。

    天宝十一载，秋八月乙丑，上复幸左藏，赐群臣帛。

    注曰：蜀本作己丑，当从之。八载已尝幸左藏，赐群臣帛矣，故此书“复”。（二一六）

    此对校法。是年八月乙亥朔，无乙丑。己丑是十五日，今涵芬本亦作“己丑”。

    唐代宗大曆四年，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

    注曰：《水经注》：“涪州之西，有黄葛峡，山高险绝，无人居。”意即此峡也。按杜甫诗有“黄草峡西舡不归”之句，注云：“黄草峡在涪州之西。”（二二四）

    以唐人诗句，证《水经注》传本之误字，亦他校法也。

    唐德宗建中三年，二月癸卯，李纳遣其判官房说，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见。

    注曰：《通鉴》本文作癸卯，然自上文二月戊午，推至下文三月乙未，其间不容有癸卯，当作己卵。（二二七）

    此亦理校。然可知其误，不易知其为何误。本年二月甲寅朔，戊午五日；三月癸未朔，乙未十三日。然从二月戊午，推至三月声癸未朔，中间有癸亥十日、丁卯十四日、癸酉二十日、己卯二十六日。曰“当作己卯”，安知非癸亥、丁卯、癸酉乎！非更有他证，不能信为己卯也。

    唐德宗贞元元年，马燧谓李怀光守将曰：“汝曹自禄山已来，徇国立功，四十馀年。”

    注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郭子仪、李光弼皆以朔方军讨贼，立大功。其後回纥、吐蕃，深入京畿，诸镇叛乱，外禦内讨，亦倚朔方军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曰“四十馀年”，“四”字误也，当作“三”。（二三二）

    此理校也，亦几于考证学矣。

    唐懿宗咸通三年，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

    注曰：各三万人，则八道之兵为二十四万，不既多乎！疑“各”字误，否则“万”字误。蜀本作“合三万人”，良是。（二五〇）

    此对校法。

    唐昭宗天复元年，给事中韩偓言：“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注曰：呜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二六二）

    据此注是身之有憾于韩偓，此鄱阳胡氏覆刻元本臆改注文之误也。王深宁晚岁自撰铭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图。”图者司空图，偓即韩偓。吾始疑深宁与身之同境遇，深宁以偓自况，而身之对促独有微词，苦思不得其旨，固不疑注之被妄改也。偶阅丰城熊氏校记，云：“元本‘而不能’作‘而不行’，‘行’字句绝，校者误连下读，故臆改‘行’字为‘能’，而不知其义大反矣。胡注岂詈偓，偓岂有可詈哉！如此校书，真是粗心浮气”云云。乃恍然注之被改，而非身之果有憾于偓也。鄱阳胡氏覆刻《通鉴》，主其事者为顾千里，著名之校勘学者也，而纰谬若此。夫无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则有心校改，以不误为误，而与原旨大相背驰，熊氏诋之，不亦宜乎！且陈仁锡评本不误，而覆刻元本乃误，不睹元刻，岂不以陈本为误耶！顾氏讥身之望文生义，不知身之望文生义，只著其说于注中，未尝妄改原文也。顾君覆刻古籍，乃任意将原文臆改，以误後学，何耶！事关尚论古人，不第校勘而已，故不惜详为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