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篇第三

    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吾昔撰《元典章校补释例》，曾借《元典章》言校勘学，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胡身之精校勘学，其注《通鉴》，名《音注》，实校注也。其自序言：“咸淳庚午，延平廖公礼致诸家，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今其例不传，然由注中钩稽，尚可窥其所用之方法，以理校为多，他校次之，用本校、对校者较少。然其所谓理校，非只凭空想，而多由追忆，故以现存宋本勘之，往往奇中，与对校无异。其他校之详者，则几于考证学范围矣。兹以次述之，皆校勘学常识也。

    周显王十七年，秦大良造伐魏。

    注曰：《索隐》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谓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记·秦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国年表》，秦孝公之十年、显王之十七年所谓“大良造伐魏”，即卫鞅将兵也。但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意谓传写《通鉴》者逸之。（卷二）

    校勘当先用对校法，然对校贵有佳本。身之释《通鉴》二十年，初稿丁乱散失，乱定复购新本注之，又十年而成。据《舒阆风集》一，言：“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则身之所藏各本《通鉴》，恐已随注稿俱毁。故今见于注中者，只有蜀本，其称杭本者仅一见，馀俱云“某字当作某”，而不明著为何本，盖从乱后追忆，非持本相对也。如此条云：“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现存涵芬楼影宋本，正有此二字。然身之此条所用是理校兼他校，而非对校也。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

    注曰：以上下文观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卷六）

    此条是纯理校。今本《荀子·议兵篇》，与《通鉴》所引者不殊，《通鉴》“殷”作“商”避宋讳耳。而身之以为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意别有在也。荀子言“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谓待新服之民，无异周人也。身之欲易为“无异商人”，则谓无异其在故国时，盖深感变于夷，不若仍为夏也。其说甚美，然无所据，故谓之纯理校。同时谢叠山与留梦炎书有曰：“殷之亡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旧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气，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视之。太平君相待亡国臣民，何如此其厚也！”此即身之之意，盖宁为亡国遗民，亦不愿为异国新民也。

    秦二世元年，陈守尉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不胜，守丞死，陈胜乃入据陈。

    注曰：师古曰：“守丞，谓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陈为郡，何庸有守，守谓非正官，权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为郡县，郡置守、尉、监，县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为权守之守，良是。《迁、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盖《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鉴》“尉”上缺“令”字也。（卷七）

    此以《迁、固二史》校《通鉴》，所谓他校法也。

    汉文帝二年，罢卫将军。

    注曰：按《班·纪》，诏曰：“朕既不能远德，故悯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通鉴》传写，逸一“军”字耳。（卷一三）

    以《班·纪》校《通鉴》，亦他校法。

    汉成帝绥和元年，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

    注曰：此下依《汉书》，有“皆惊”二字，文意乃足。他本皆有此二字。（卷三二）

    此先用他校，而後用对校。身之乱後重注《通鉴》成，曾至鄞留袁氏塾，当为借观藏书。“他本皆有此二字”云云，盖注成后得见他本，续行添入者也。他本指诸宋本，今涵芬楼影宋本即有此二字，可证身之所据以为重注者，是元燕京兴文署新刊本。此本不知刻于何年，卷首有王磐序。据《元名臣事略》，王磐以至元二十一年致仕，时年八十三矣。《铁琴铜剑楼书目》、《仪顾堂题跋》，均谓“至元二十七年正月，立兴文署，刻《通鉴》”，非也。《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後立兴文署。”今略去一“復”字，殊乖史实。据《元秘书监志》：“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兴文署併入翰林院。”其刻《通鉴》，必在至元十三年以前。是年为丙子，即临安陷没之年。身之乱後所得者，当为此本，故即据以为注，取其通行而易得，犹吾人今日之用苏、鄂两局本也。元末刻《胡注》时，亦用此本正文，故今本《胡注》，仍冠以兴文署王磐序。此事《观堂集林》曾辨之。

    《通鉴》自宋元祐初在杭州镂板後，覆刻者不止一本。若不论其支派，而论其单传，则元祐杭州本为祖本；绍兴初馀姚覆刻元祐本，为第一传；元至元初燕京兴文署覆刻绍兴本，为第二传；元末临海刻《胡注》，即用兴文署本正文，为第三传；清嘉庆末鄱阳胡氏重雕《胡注》，为第四传。因此本王磐序称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遂认《胡注》为兴文署本，是误以第三传为第二传也。光绪间长沙胡元常《刻通鉴全书序》，谓“元初兴文署用胡身之注刊行”，其误即由于此。应作“元末胡身之注用兴文署本正文刊行”，方得其实也。

    汉淮阳王更始元年，初，茂陵公孙述为清水长，有能名，迁导江卒正，治临邛。汉兵起，南阳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汉中，以应汉。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召郡中豪杰谓曰：“天下同苦新室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係获，此寇贼，非义兵也。”乃选精兵西击成等，杀之。

    注曰：按临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临邛迎击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误。（卷三九）

    此亦理校，而兼正《范史》之讹。

    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表郭嘉为司空祭酒。

    注曰：陈寿《三国志》作“司空军祭酒”，此逸“军”字。《晋志》曰：“当塗得志，尅平诸夏，初置军师祭酒，参掌戎律。”（卷六二）

    建安二年，司空曹操东征袁術，術闻操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等于蕲阳以拒操。

    注曰：贤曰：“蕲水出江夏蕲春县北山。《水经注》云：‘即蕲山也，西南流逕蕲山，又南对蕲阳，注于大江，亦谓之蕲阳口。’”余据《三国志》：“術时侵陈，操东征之，術留蕤等拒操，蕤等败死，術乃走渡淮。”则盖战于淮外也，安得至江夏之蕲阳哉！此盖沛国之蕲县，《范史》衍“阳”字，而《通鉴》因之耳。（卷六二）

    此二条均以《三国志》校《通鉴》，亦他校法。

    魏文帝黄初二年，温公《正闰论》曰：“晋氏失驭，五胡雲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注曰：索虏者，以北人辫髮，谓之索头也。（卷六九）

    丰城熊氏校记谓：“元本‘索虏’字空缺，元人为国讳故然。”余谓此特偶然耳。他处“虏”字及“鞑靼”等字，并不空缺，足证元末刊《胡注》时，未尝通勘全书，一一剜避，偶见之认为有碍，遂去之，如《本朝篇》所举二百八十卷之空缺一行，即其例也，因言《胡注》校勘，附识于此。

    晋惠帝永熙元年，散骑常侍石崇。

    注曰：前书侍中石崇，此作散骑常侍，必有一误，盖因旧史成文也。（卷八二）

    此以本书前後互校，所谓本校法也。吴缜《新唐书纠谬》，即用此法。

    晋怀帝永嘉五年，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

    注曰：言洛都游宴，多在河滨，而新亭临江渚也。（卷八七）

    此条赵绍祖《通鉴注商》曾有所校勘，曰：“《晋书·王导传》，本作‘有江山之异’，此大概言神州陆沉，非复一统之旧，故诸名士闻之伤心，相视流涕。《通鉴》偶易作‘江河’，注遂为之傅会，乃使情味索然。”又云：“按《世说新语》作‘山河之异’，《世说》是当时人书，愈足见此是大概说也。”

    “江河”《世说新语》作“山河”，《太平御览》一九四所引同。《晋书·王导传》，宋本作“江河”，明监本及汲古阁本、清殿本均作“江山”。赵君读误本《晋书》，先入为主，故以“江山”为是，以“江河”为情味索然。不知温公、身之所据之《晋书》，自作“江河”，何得谓《通鉴》偶易！又何得谓《胡注》傅会！校书当蓄异本，岂可轻诬古人！假定《世说》原文果作“山河”，改易之者亦是《晋书》而非《通鉴》。赵君既诬《通鉴》，又诬《胡注》，皆株守一书，不讲求异本之过也。至谓《世说》是当时人书，亦有语病。《世说》是当时人书，吾人所见之《世说》不是当时人本，盖不知几经传写矣，特辨之以为轻于立言者戒。

    晋成帝咸和三年，监军部将李根，请筑白石垒。

    注曰：是时同盟诸将，无监军事者，窃意李根盖郗鉴军部将也。前史既逸“郗”字，后人遂改“鉴”为“监”。（卷九四）

    晋安帝义熙二年，秃髪傉檀求好于西凉，西凉公暠许之。沮渠蒙逊袭酒泉，至安珍。

    注曰：安珍，即汉酒泉郡安彌县也。后人从省书之，以“彌”为“弥”，传写之讹，又以“弥”为“珍”。（一一四）

    右二条均理校，其说甚精。

    晋恭帝元熙元年，刺刘道怜司空出镇京口。

    注曰：刺者，“敕”字之误也。“司空”之上，又当逸“以”字。（一一八）

    此条亦理校，然涵芬楼影宋本，“刺”字正作“敕”字，是与对校无异。严衍《通鉴补》乃讥之曰：“按《宋书·道怜传》：‘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怜还为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守尚书令，徐、兖二州刺史。元熙元年，解尚书令，进位司空，出镇京口。’则《通鉴》于‘刺’字之上，逸‘以徐兖二州’五字，‘刺’字之下逸‘史’字，‘道怜’之下逸‘为’字，遂使读者疑而不解。此特传写之误，非温公之意也。而胡身之立意不改《通鉴》原文，每每将错就错以解之，其误人不浅矣。今特从本传改正”云。按严氏所用者是他校法，身之所用者是理校法，各有攸当。谓身之“将错就错”，身之不任也。惟身之不改原文之例甚严，可于严氏之讥评证之。夫严氏之所讥，即吾人之所善，此则两家治学方法不同耳。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安定胡叟有俊才，魏主以为虎威将军，赐爵始後男。

    注曰：按地名无始復。《汉书·地理志》，越巂郡有姑復县，或者“始”字其“姑”字之误乎。（一二三）

    此理校与他校并用。《魏书》五二称：“胡叟善为典雅之词，又工鄙俗之句。”叟固白话文学家也，故曰“有俊才”。李越缦盛称之，曰：“胡叟箕颍风流，去人不远，密雲岩邑，有此寓公，宜入《隐逸传》，虽赐散勋散爵，未尝一日仕。魏收以其与赵逸等俱来自他国，遂以同传，然叟未尝受姚氏及沮渠氏官也。”语见《越缦堂日记》卅七。叟盖北人之不肯仕于夷者。

    元嘉二十九年，鲁爽至长社，魏戍主秃髠幡弃城走。

    注曰：秃髠，恐当作秃髮。鲁爽父子兄弟先居长社，以南兵来，声势既盛，秃髮幡恐其有内应，故不能守而走。（一二六）

    此虽理校，然《宋书》七四《鲁爽传》，正作秃髮，则兼用他校也。

    宋明帝泰始二年，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参军葛僧韶，请征孝祖入朝。

    注曰：据《南史》，“司法参军”当作“司徒参军”，“请”下当有“徵”字。（一三一）

    此据《南史》三九《孝祖传》。以为“请”下当有“徵”字，他校法也。然今本正文已有“徵”字，则刻板时照注添入者耳。葛僧韶《南史》作荀僧韶，《通鉴》据《宋书》八六《孝祖传》作葛僧韶。僧韶是颍川人，恐当作荀，荀固颍川著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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